论禅宗美学思想对中国文人审美观念的影响

文化学刊CultureJournal

March.2009No.2

【学术论坛】

论禅宗美学思想对中国文人审美观念的影响

吕向文（中国刑警学院，辽宁沈阳

110035）

摘要堪称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是我国流传最久、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佛教宗派。禅

宗以其一个关于“梵我合一”的精致周密的世界观理论，—套“自心觉悟”的解脱方式，一种“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法，对中国文学产生全方位辐射，渗透和影响到审美及其他各个文化领域，直接推动了审美情感、审美想象、审美理解、审美情趣等审美心理诸因素的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收稿日期究。

禅宗；审美；艺术欣赏；美学理论

文章编号1673－7725(2009)02－0157－03

2008-11-14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吕向文（1966－），女，辽宁营口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公安教育研

唐宋以来，注重自我本心，摆脱外在束缚的禅宗盛行，禅宗在士大夫那里留下了追求自我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自然淡泊、清净高雅的生活情趣。禅宗那种以神秘的直觉主义为特征的非理性思维方式，使士大夫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审美想巨大变化。这些都直接推动了审美情感、象、审美理解、审美情趣等审美心理诸因素的发展和完善，也直接铸就了与以伦理为中心的“诗言志”审美心理传统相区别，甚至是相对立的另一种审美心理构建的最终完成。

的。归根到底，在早期佛教和庄玄哲学影响的基础上，禅宗对士大夫最大的影响还是—种逃避现实、远离社会、躲开人世间斗争的出世人生哲学。尽管有些消极，却与士大夫—直追求的“人生贵在适意”的生活情趣一拍即合，在士大夫那里留下了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自然淡泊、清净高雅的生活情趣。总之，从早期佛教影响，到佛教与庄玄的联合影响，到禅宗的再度影响，到最后的禅儒携手，禅宗虽不占主传统的“独善其身”导地位却有独特作用。从此，

与禅宗的“自我解脱”嫁接，传统的“克己复礼”与佛教的乌龟式人生哲学杂交，老庄的“无为”、“自然”与士大夫的淡泊自然的生活情趣混合，逐渐熔铸了中国士大夫极端内向、封闭的心理习惯与克制、忍让、和谐的性格特征。审美情趣趋向于清幽寒静，追求的是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

一、禅宗对古代文人审美情趣的影响

生活情趣、人生哲学与审美情趣往往是相连的。早期佛教也罢，老庄哲学也罢，玄学也罢，禅宗也罢，禁欲也罢，适意也罢，在保持淡泊清净、提倡与世无争、主张躲避退让这—点上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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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成、平淡幽远的艺术境界，“幽深清远自有林下一种风流”。［1］

禅宗讲究从细微小事中得到启示，从大自然的陶冶中获得超悟，无迷狂式的冲动和激情，有幽深、玄远的清雅乐趣和一份宁静、纯的是细微、

净的喜悦。士大夫接受这些，粗豪转为细腻，疏放转为敏感，借以调节心理平衡的外在活动转为自我内心活动。因此，士大夫审美情趣也潜移默化，超然脱俗、忘却物我的内心细腻向着静淡幽远、

感受的精致方向发展。艺术家们开始求静寂旷达《鹿柴》、柳宗元的《江雪》、韦应的情趣，王维的物的《滁州西涧》等等，无不是借禅请僧以增其幽静的气氛。据说宋人宋迪创造过八种山水画的主题：平沙落雁、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山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西、烟市晚钟、渔村落照。这里尽是一种宁静、幽远、朦胧和甜美，给人以静谧闲驰骋疆场的适的感受，全然没有那种浴血扬名、抗争、悲叹和崇高。而这恰恰是禅宗影响下的士恬大夫审美情趣的外化形式：宁静的无人之境、淡的清新色彩、含蓄的感情，是与崇高相异的另一种优美。

也许被斥为荒诞，在哲学家那儿也许被视为无理，但在艺术家这里则是备受欢迎的。谁都知道任何审美活动都不能没有联想和想象，离开了想象，诗歌就变成了语言文字的无目的堆积，音乐就变成冲击耳膜的噪音，书法也只不过是几行浓淡不一的墨迹，绘画更不过是几堆不同颜料的组人的感觉才能超越具体的物象合。而有了想象，

和情感。领悟到平时难以领悟到的某种情感和哲理，艺术作品的意蕴便可以大大地丰富和深化。因此，禅宗的静默观照、沉思冥想，包含有大跨跳跃式想象的思维方式，对于艺术审美来说度、

不啻于一支催化剂，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然，艺术联想和想象必须是直觉的，非功利的，有情感的，以此区别于带有直接功利目的“直观外推”与的科学想象。但以伦理为中心的

“内向反思”，往往造就了一种过于简单直接、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的想象，降低了艺术的魅力，削弱了真正的艺术意蕴。而禅宗的大跨度跳跃联以全身心从事物中想，它的抛弃—切功利世俗、体验人的清净本性的沉思冥想，恰恰吻合了文艺心理学上的直觉、移情及联想等审美心理活动，从而促进了审美想象的个性发展及完形。

二、禅宗对古代文人审美想象的影响

想象，在审美心理活动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说审美感知的作用是为进入审美世界开辟道路的话，那么与情感相伴的审打开大门、

美想象则为进入这个世界插上了翅膀。在此可以说，道玄以及禅宗在带给士大夫思想情感解脱的同时，也为审美想象区别于科学想象提供了氛围和依据。尤其是禅宗那种静思观照中的大跨度跳跃式想象，尤为艺术审美所青睐。

禅宗审物过程中的沉思冥想处处皆在。比如：著名的黄龙“三关”第二问“我手何佛手”，引起的联想和想象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手何似佛手，随分拈花折柳，忽然撞着蛇头，未免遭它一（圆悟勤禅师）；“我手佛手，谁人不有，直下口”

分明，何须狂走”（海印信禅师）；“月下弄琵琶”（隆庆闲禅师）；“我手何似佛手，不用思前想后，世间多少痴人，只是随人背走”（万庵禅师）。［2］这些与“我手何似佛手”似乎不着边际的话，正是各个禅师静心观照、直觉体验“我手何似佛手”时沉思冥想的产物。这种联想在逻辑家那里

三、禅宗对古代文人审美理解的影响

审美心理活动中的理解是包含有不尽相同的层次的，要想真正认识审美理解，首先应把科学的理解与审美理解区分开来。审美理解是一种渗透着情感、意志的心理活动。科学认知中的理解是一种理性色彩很浓的理解，理解者与被理解“合二为一”。而真正的审美理解则者之间不能

像禅宗的“顿悟”，是一种“天人合一、梵我一体”之中的当下意识。

任何成功的艺术作品，无不传达着艺术家的心灵，倾注着艺术家的思想情感。艺术审美之中而是在的审美理解不应是—种简单的逻辑推理，物审美过程中融注情感，调动想象，在情景交融、我合一的艺术境界中的瞬间体悟。在禅宗看来，我心即佛，佛心即我，只有在“梵我合一”的境界里以心传心，靠人内心神秘的体验，从总体上直觉地去领会，才能够自解自悟，一旦有了语言文字的执著，就有了“滞累”。这就像审美理解，一旦有逻辑推理、概念等束缚，人之情性、想象将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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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无存。人们欣赏郑板桥的竹，如果用一种客观的理性态度去理解，人们看到的也许只是竹之形、竹之质，而难以见到竹之性情，竹之韵味。只有与竹相融，以情体味其中蕴涵的寓意，调动想象的因素，才能感受到竹之气节如人，从而得到美感享受。

先秦两汉留给人们的审美理解尽管不是一种纯逻辑推理式的科学认知，但仍旧是一种以伦理为中心的理解。在审美创造过程中，人们习惯的是把审美对象与伦理道德、社会现实及政治形想象等审美心理因势相联系，审美主体的情感、素常常被忽视。这种功利式的理解全然不是一种真正的审美理解。道家、玄学直至禅宗带来士大夫思想情感上的一次又一次解脱，才使与审美情审美想象相伴的审美理解趋于成熟。在庄玄感、

的影响下，尤其是在禅宗的直接渗透之下，士大夫开始了那种在“天人合一”中当下意识的真正审美理解，从而也开始了文学的真正自觉。王维是因花悟道、物的看似无情却有性的《辛夷坞》

我两忘的结晶就不难想象了。这正是王维在观照辛夷花时投入情感和想象，与花相融进行审美理解的产物。而王维在此所运用的正是禅宗在观照自然中求得净心这样—种认识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从而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脱束缚后的思想情感在旷达适意中的自然流露，“发乎情”不再“止乎礼”。受此影响，审美情感以的主现性特点，即审美中的以“情”取舍，“情”评价，艺术创作中的以“情”而作，都得到了一定发挥。

中国古代哲学美学和艺术审美实践中自我的重视和突出，主要来自道家的影响。只有我之突出，方能摆脱上古实用功能的束缚，从而抒我性、缘我情，画为自画，书为自书。佛教禅宗的出将现，则因佛性在心、于自心求佛中强调自性，“我”之独立推向了顶峰。受这种师心论的影响，士大夫文人的艺术审美活动中的重我常常将心物二者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审美情感不再是由功利欲念及现实政治引发开去，而是由外在景物自然而然地引发开去，情景交融，审美情感自然地从胸中泻出，化为诗画。这些诗画凝聚着一刹那间心灵的全部情感和眼、耳、身的全部感觉，生成—种包含了自然、恬淡的情感和静谧、空灵的物象的艺术境界，成为士大夫们所认可的无上艺术品。如王维的诗作《竹里馆》，诗中主人的意兴心灵澄净与竹林、明月本身具有的清幽澄清幽、

净悠然相会，生成了—种我与物合、情与景合的艺术境界，此时无情胜有情。

禅宗重视的是现世的内心自我解脱，它尤为注意的是日常生活小事中的启示和大自然的陶欣赏中的感悟，因而它不大有迷狂式的激情冶、

和冲动，受此影响的士大夫面对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自然而然地抒发内心淡淡的情思。这些融入艺术作品当中，就化作自然适意、浑然天成、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王维《鸟鸣涧》的“鸟中的静谧意境，孟浩然《春晓》的平易鸣山更幽”

自然的韵致，柳宗元的《江雪》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优雅、恬静之情，无不是禅宗影响下的士大夫审美情感的自然流露。

参考文献

［1］［2］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24.152.

［3］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坛经［J］.文艺研究，2005，（1）：46.

四、禅宗对古代文人审美情感的影响

情感是审美活动的中心链条，是审美活动的重要心理特征。战国至明代中期，士大夫的思想情感先后有过三次解脱：一是道家老庄哲学的出现；二是玄学的产生；三是禅宗的盛行。而每一

［3］

次解脱则都因情感摆脱束缚而带来文艺审美创造的发展和繁荣。

如果说道家思想由出世到入世导致两汉的“根情”、“本心”之论，伴随着玄学的出现带来了门阀士族、士大夫情感的抒发，那么禅宗则以其非理、非圣、非经的对传统观念的破坏，以它思路的便捷，带来了士大夫情感的又一次解脱，人“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悟即至们只要

佛地”，从而为士大夫提供了摆脱矛盾、解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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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大好方式，也进—步突出了“我”之独立，使士大夫开始追求自我解脱，注重自我性情的不受压抑，不再是“火神求火”般地忘却自我，而是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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