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文核心期刊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Ｊ．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ｏ．３．２０ｌ２ 语言文化生态研究综述 江承凤 ，朱晶晶 ，谢贵平 （１．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阿拉尔８４３３００；２．塔里木大学学报编辑部，阿拉尔８４３３００； ３．塔里木大学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中心，阿拉尔８４３３００） ［摘要］语言文化生态学是语言学领域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分支，与语言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等理论都有一定渊源， 是对语言、文化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语言文化生态学是将语言、社会与自然生态三者结合交叉研究 的结果。对国内外关于语言文化生态研究的历史演变作一综述，分析其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对于推动与深化语言文化 生态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语言生态；文化生态；语言文化生态；综述 ［中图分类号】Ｈ２１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１４０（２０１２）０３一Ｏ１１９—０７ 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而言，语言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载体，渗透了一定民族、一定时代的文化精神，折 射着人类的创造思维，浸透着民族文化的血脉精华。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语言凝聚着民族文 化的精神和灵魂，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影响着特定地域人们的学习和生活 方式。而另一方面，时代精神、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地域环境、个体心灵等，又会集中地通过语言折射出 来。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其实就是在研究这个民族，就是在研究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宗教、习俗等。正 是因为语言与文化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文化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所以，对国内外关 于语言文化生态研究的历史演变作一综述，分析其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对于推动与深化语言文化 生态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语言生态学研究综述 （一）语言生态学研究的历史演变 早在１９１２年，萨丕尔对“语言与环境”进行反思时，就指出：语言的词汇才能最清楚地反映讲话者的自 然和社会环境。一种语言的整套词汇确实可以被看作一个社会所关注的观点、职业、兴趣的复合性创造， 从人们随意使用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特征和社区文化特点。从中得出３种结论： （１）萨丕尔是第一位建立起语言与自然的关系的学者，他并不是第一位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 喻类比的学者，但他却是最早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超越对语言结构、语法、词义、发音等的研究；（２）提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一Ｏ１—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语言文化生态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研究”（编号： ０９ＣＹＹ０１２）；生产建设兵团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成效跟踪调查研究”（编号：１１ＢＴＹＢ０３） 【作者简介］江承凤（１９７４一），女，ｌ￣ＩＪＩＩ广安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语言和区域民族文化研究；朱晶晶 （１９７９一），女，库尔勒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学报编辑工作和研究。 一ｌ１９～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拓宽，通过对“文化语法相互作用的广泛多样性”以及各个领域的“实物概 念”“方式计算”和“性别语言中不同的社会态度和语言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更进一步地拓宽了语言与文 化之间的内涵，时至今日，语言生态学的基本概念还是“相互作用和多样性”；（３）萨丕尔关注的焦点不止 一种语言，而是多种语言、文化与它们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使萨丕尔当时没有明确提出语言生 态学或生态语言学的隐喻或学科理论，他还是被看成语言生态研究的开拓者。 其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豪根（Ｅ．Ｈａｎｇｅｎ）１９７０年在他的《语言生态学》一文中首次提出并定义了“语 言生态”这一概念。他认为“生态”首先是个比喻，而“语言生态”就是指特定的语言与所处的族群、社会、文 化及地理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这一研究成果也将人们从过去纯粹语言研究的范式 引向只是将语言作为索引来参照世界。自此，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者也开始广泛地接受隐喻的“语 言生态”这一术语。这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认识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以豪根的语言生态隐喻理论的主流研究范式为基础，出现了一批以“语言生态学” 或“生态语言学”为题的著述和学者，如德国的比勒费尔德大学的一些学者将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语 言研究；Ｐ．Ｆｉｎｋｅ根据生态系统观提出了“语言世界系统”的概念；ｗ．Ｔｒａｍｐｅ提出，语言、语言使用以及所处 环境构成语言的生态系统（Ｆｉｌｌ，２００１）。这为语言生态学的学科理论框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１］。 １９９０年召开的“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Ｍ．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在他宣读的论文《新的定义方式对应用语言学的 挑战》中分别论述了生长、性别和物种在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中的自我表现形式，认为语言学研究应重 视语言生态进程中的作用，而生态考察也应包括语言学的研究，从而提出了语言生态学的另一研究模式。 在这次会议上，生态语言学（ｅｃ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也成为语言生态研究的另一个等同术语。 丹麦学者Ｊｏｒｇｅｎ ｃｈｒ．Ｂａｎｇ和Ｊｏｒｇｅｎ ＤＯＯｒ（１９９３，２ＯＯ０）提出了辨证生态语言学说，即语言不能脱离环境而 存在，语言环境包括３个层面的社会实践：生物一逻辑环境、意识一逻辑环境、社会一逻辑环境，分别对应 生物层面、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环境复杂体。而按照中国学者李国正对语言生态的理解，语言生态由外 生态环境系统和内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组成，外生态环境系统包括自然、社会、文化及人群系统，而内 生态环境系统则指任何特定语言单位与其他单位的关系。 目前，有关语言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濒危语言与环境恶化、污染、物种灭绝等问题之间 相互关系展开的研究。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已经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甚至部门及普通人群的关注。在欧 美各国及日本尤其备受学术界和官方的重视。其研究的代表人物美国语言学家Ｄａｖ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ＦｒａｎｃｅＣ．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日本语言学家宫冈伯人；丹麦欧登赛大学的语言学家Ｊｏｒｇｅｎ ｃｈｒ．Ｂａｎｇ和Ｊｏｒｇｅｎ Ｄｏｏｒ；奥地利语言 学家Ｒ．Ｊ．Ａｌｅｘａｎｄａｒ）３￣格拉茨大学的Ａｌｗｉｎ Ｆｉｌｌ等。他们在借鉴前人语言生态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 新的语言学生态学理论及研究方向，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生态语言学研究体系，使之日趋成熟。 国内语言生态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现有的研究更多的是借鉴国外语言生态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成 果。如国内语言生态理论应用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范俊军博士，在他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评述》《我国 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和《关于濒危语言的几点思考》等论文中在详细归纳和评述国外各种生态语言 学理论实践的基础上，详细地描述了我国境内部分濒危语言的使用和分布情况，深刻地透析了我国语言 生态危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另外一些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研究了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如宏观角度较多研究的是语言 通用与文化多元问题、英语全球化与语言多样化的矛盾统一问题；从微观角度更多涉及的是对少数民族 语言和方言的保护研究，如语言教育、濒危语言保护、双语教学的生态环境等。其次还有一些学者对汉语 语言系统的生态观和语言的自然选择规律与协同进化过程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和探讨。这些著述与论文足 以证明语言生态学研究正成为我国语言文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总体来讲，国内外语言生态研究是将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依存关系作为基本理论依据，并将 语言及环境看成一个开放性的生态系统，重点关注语言内外的生态结构。 （二）语言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及其思考 在世界各国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语言生态学研究已由原来简单的隐喻意义衍化成更为宽泛的语 言生态观，本质就是将语言现象看成一个开放型的生态系统并将其置于生态文化背景中，以语言符号系 统和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作为主要研究内容，重视研究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密切关系，以及其结 果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等实证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宽泛的研究领域也使语言生态学的基础理论 体系与应用理论体系得到不断的完善。 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内容涉及语言的多样性、濒危语言及保护、语言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语言的演化、 语言习得、语言、语言等方面。虽然不同学者在语言生态具体研究实践中，也存在对其概念的理 解和研究旨趣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不外乎豪根和韩李德奠定的两大范式和研究领域。一是用“生态”作为 “环境中的语言”的隐喻，运用生态学原理，调查研究所有可能增强或削弱语言功能的环境因素，并通过考 察语言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对各种语言的活力和生存状况做出评估，其研究领域涉及语言的多样性、 语言的活力、濒危语言、语言的进化等问题，又被称为“语言的生态学”。二是从生物学上解释“生态”的内 涵，以此来研究语言在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影响和作用。具体来讲，就是对话语或语篇作微观研究，分析语 言系统和语言使用的非生态特征，又被称为“环境语言学”，研究课题涉及语言系统的生态学分析、环境语 篇的分析批评、语言对生态环境的作用、生态语法等研究领域，是将语言、语言使用、语言研究作为当代生 态问题的组成部分加以考察，具有应用学科的特性。 从历史上看，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作为新的方支配着普遍的社会思维方式。目 前，生态科学正是这样一门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学科。作为生态科学下设的新兴学科——生态语言学， 其产生与发展也因源于生态科学的感召和当代生态问题的突显而备受关注。正如豪根所说，语言生态研 究范围不但涉及了语言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也包括了普通人对语言生存和发展关注的 研究内容，因此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科学，已经不仅仅是单纯地对语言的描述性研究，而更多的是前瞻性的 研究。本质上以研究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目标的生态语言学也决定了本学科的 内容、方法和特性。同时，生态语言学又是一门应用学科，本质是将语言学与社会、自然学科三者相结合形 成的跨学科交叉性的研究，属于边缘学科，是语言学理论及应用领域不断完善和不断拓展的结果。 二、文化生态学研究综述 （一）文化生态学研究的历史演变 从理论上，不同领域的学者似乎都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方向和实践很轻松地对某种文化类型进行分 类和描述，但文化究竟如何确切地定义，不同特征的文化是如何生成的，又是如何发展的？这些急待解决 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众多的文化研究者，也正是在这些困扰的驱使下，不同文化研究视角应运而生。１９５５ 年，由美国文化人类学新进化学派学者斯图尔德（Ｓｔｅｗａｒｄ，Ｊ．Ｈ）在其理论著作《文化变迁理论》中首先提出 的“文化生态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相对于１８６６年德国博物学家Ｅ．Ｈａｅｃｋｅｌ首先提出主要局限于对 动植物的而不是对于人的生活与环境之间的互惠或敌对关系的研究范围的生态学概念，斯图尔德提出文 化生态学是一门主要研究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和由这种适应性所导致的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的 学科。他将文化视为人们适应环境的工具，关心特定环境下特定社会的适应和变迁过程。因此在文化生态 学中，文化与环境虽然是相互作用的，但是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生态人类学一词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拉伯波特（Ｒｏｙ Ａ Ｒａｐｐａｐｏｒｔ）和维达（Ａｎｄｒｅｗ Ｐ． Ｖａｙｄａ）于１９６８年最早使用的。拉伯波特等人认为社会、文化和环境都是生态圈的一部分，因此在研究中应 该更多地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强调生态系统内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和彼此协调。拉 伯波特等人的观点使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更趋于完善。但生态人类学的真正开创者，是新进化论的代表人 物斯图尔德，这也是他的文化生态学又常常被称为生态人类学的主要原因。 美国学者罗伯特．Ｆ．墨菲在其《文化与人类学引论》中则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 （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２ 米尔顿也将文化生态学归于环境决定论之下，认为文化生态学是一种更为精微细致的环境决定论， 注重研究特定的环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 ３。 与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的个性相应，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指出在不同环境下的文化可能有着多 种的进化路径。这种“多线进化论”与怀特（Ｌ．Ｗｈｉｔｅ）提出的“单线进化论”是相对而言的。二战后，美国人类 学家萨林斯（Ｍ．Ｓａｌｉｎｓ）和塞维斯（Ｅ．Ｓｅｒｖｉｃｅ）综合上述两种进化论，提出“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的概念， 对农业和国家起源等文化特定方面的进化进行了研究，这便是２０世纪６Ｏ年代美国颇具影响的新进化论学 派。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在斯图尔德的学生萨林斯等人的推动下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文化人类学中颇 为引人注目的流派。 文化生态的研究者也从美国人类学家的狭小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和多学科领域。目前，除人类学家和 生态学家外，一些来自工程学、社会学、教育学、信息和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也纷纷加入了文 化生态学研究者的行列，以１９９９年在吉隆坡召开的“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为代表的对文化生态学的研 讨，在美国、１３本、印度等许多国家开展，呈现出一派多国家和地区、多学科合作的景象。 目前，中国国内学术界对文化生态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建构显得较为薄弱，相比之下，文化生态学的 应用研究却得到一定关注，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主要集中在３个方面：（１）“地方性知识”的生态智慧和技能 救治生态灾变；（２）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生态移民研究；（３）生态适应与文化变迁研究。 （二）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及其思考 国内外文化生态学研究主要对文化、文化生态以及文化与生态关系进行研究，其核心观点主要有以 下几种。 第一，文化是人类对环境适应过程所形成的一种机制。如何定义文化是文化研究目前面临的重要困 境，历史上对文化的各种定义既为各种新派文化学说的产生提供了原动力，又为其具有合理性奠定了基 础，因此对文化生态学主要观点的概括也需要从各种纷繁芜杂的文化定义开始。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斯 图尔德本人并没有具体定义文化的概念，但他却是第一位持文化和“适应”是相等同的观点的学者，他认 为“在过去的数千年内，在不同环境之中的各文化都有极为剧烈的变迁，而这些变迁基本上可归因于技术 与生产处置的变化引发的新适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斯图尔德实际上是把文化和适应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即文化是源于人类在超出本能的水平上对周围环境适应所产生的一种智慧，将文化视为人们适应 的适应方式。他因此在文化生态学方面认为，文化与环境虽然是相互作用的，但是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 环境的工具，关心特定环境下特定社会的适应和变迁过程。因此文化的最核心内涵是一种超出本能水平 用，并以文化与环境的这种关系确立了研究地域集团生产方式和生息环境的相互关系的模式，这是文化 生态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对文化定义的这种解读在后来的文化人类学家萨顿（Ｓｕｔｔｏｎ Ｍ）和安德森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那里也得到更为清晰的认可：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主要机制，也是人类可以选择的最有潜力 的适应方式［ 。 第二，生态不仅是具有多重含义的环境，同时也是诠释文化生态学的一个重要依据。文化人类学新进 化学派学者斯图尔德认为，生态的主要意义是“对环境的适应”，而环境则被理解为“在一特定地域单位内 所有动物与植物彼此互动并与自然界的诸特质彼此互动所构成的生命之网”…６。从中也可以看出，斯图尔 德对文化环境的概念主要局限于自然环境，而把其他意义上的环境统统作为文化自身的一部分。但随着 文化生态学进一步的发展，不同学者对环境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后来的大部分学者认为决定文化生态的 环境即条件有许多因素，但最为关键的是：人的主体需要、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地域、文化、经济水平 以及科技教育程度等。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作为文化成果的经济、社会等领域也应是构成了新文化特质 生发的环境的一部分，例如：当代中国学者冯天瑜界定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 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 他将文化生态划分为３个层次，即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指出“文化生态三层次彼此之 间不断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进行物质及能量的交换，构成一个浑然的整体，同时，它们 又分别通过复杂的渠道，经由种种介质对观念世界施加影响”［ｓ－。因此，冯天瑜先生认为文化环境应该包 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冯先生的这种划分是欠全面的，除了３个层次 ・－－－——１２２－—・－—— 不能离开人之外，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文化生态的一个层次［ 。总之，文化生态学认为只要是能对文化生成 产生影响的一切外部因素就是文化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对生态环境的理解相比较而言是宽泛和开放的。 第三，文化是在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过程中生成的，环境是文化生成和发展赖以生存的基础并影响着 文化的发展。同时，这也是文化生态学之所以能构成研究领域的根本理论前提。实际上，文化生态学 的研究者们早已把这种理论渗透于他们对文化及生态概念的理解中。作为一种适应机制的文化本身就表 明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就面临着环境的影响，而生态就是对这种影响环境的概括。文化生态学的这个根本 共识是对环境影响有机体这一基本命题的复制，而复制的合理性在于：人是一种有机体，文化是人类创造 的成果，环境对人的影响因此也会反映在文化之上 ０。 文化生态学的这些基本观点也为语言、文化及生态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本思路，同时， 也引导我们通过不断对语言文化的生态的内涵及语言文化的生态背景与现代社会中生态环境之间存在 差异的思考与探索，去重新定位语言文化生态及研究视角，从而为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寻找到解 决的途径。 中国学术界对文化生态的研究，总体而言，研究内容主要还是集中在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这当然是 必要的。但在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及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性大环境下，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现代化进程 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现代化正在向社会各个领域中不断渗透。我们也应该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回应 现实的需要，把研究视野拓展至中国社会的各个基本层面。所以需要大力拓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领域、进 一步规范学科体系建设、发展和培育我国的文化生态学相关研究。在今后的文化生态学相关研究中，注重 反思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本土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与当地民族主体性地位忽略的结果，摒 弃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陈腐观念，虑及我国多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特点，充 分关注我国民族文化与其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文化适应性，从而以当地民族主体性为出发点，探讨经济、 生态与文化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应是今后我国生态人类学发展的趋势。 三、语言文化生态综合研究的现状及其思考 （一）语言文化生态综合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综上所述，语言文化生态研究肇始于国内外语言生态学与文化生态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 而产生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研究。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中国由于特殊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掀起了一 场文化热，就是在这股至今有增无减的文化热潮中，文化语言学这种语言学的新思潮产生了。之后，文化 语言学将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把语言放在文化生态系统中进行研究，这在很大程 度上弥补了以往语言学的不足，完善了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在文化生态的学科性质以及有关研究理论和 研究方法的启发下，把民族语言放在特定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并结合特定地区的民族心理进行研究，不 仅丰富了文化生态学及文化语言学的有关理论，而且还进一步拓宽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当前，作为一门 新兴与交叉学科，语言文化生态系统综合研究虽然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其研究成果仍 较为单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从生态学视角研究尊重与保护多元语言文化，维护语言文化生态平衡的价值意义 一些学者认为，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类同于自然生态学，即语言也有生存的环境问题，自然的生态平衡 的准则：最多样的生态系，是最强的生态系。同样，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的语言也需要 一种多样化的连接和支持。如西方学者Ｐｏｓｏｎ（１９９８）认为：人类需要语言多样性，像需要基因库一样，没有 多样性，人类就不能够繁荣地发展，甚至不能够继续生存。 ’ 美国学者Ｐ．Ｋ．博克认为“一种语言即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一种将延续的、多变的现象分解为相互独 立、稳定的类型的方式 “］，一个民族的语言往往折射出该民族适应独特的环境的历史、文化与心理，它既 是同一民族赖以相互交流的基本工具，又是把个体与其所属民族的文化连接起来的纽带，每个人都能够 在一种文化和一种语言里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总是通过他们的语言取得认同，世界上不存在不具有自 ・－－——１２３・－－—— 己的语言、文化与历史的人群。一定的环境下，语言表达文化，同时又影响着文化的发展、支配着人们的思 维，并形成独特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 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杨光先生在２００４年国际世界语言大会上曾指出：主张语言文化 的单一化，追求语言文化的片面强权是不切实际和有害的。语言的平等、多样化与和谐共处应当成为基于 人类良知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目标。多语言才能多视角，多文化才能多色彩，多包容才能多理解。 普忠良认为：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语言使用、人口以及通讯技术等因素是致使濒危语言现象产生 的因素，并对如何保护和抢救我国民族濒危语言提出了对策性建 ］。张公瑾教授认为：语言作为人类文 化的一部分，不能仅以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作为惟一的评判标准。语言间的互补和共生构成了语言赖以 生存的生态环境。濒危语言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实践中推行和发展双语教育是改善语言生态环境 的一个必要步骤［１３］。谭志满认为，文化生态系统是有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的。首先，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 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民族语言一方面相互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也存在相互竞 争，任何一个或几个民族语言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的变 迁。其次，包括语言在内的各民族文化自成一个系统，文化系统中任何一个层面的变化，都会不自觉地引 起其他层面的变化，进而引起民族文化的变迁＿１ 。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是探讨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语言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从生态学视角探讨 了维持和保护多元语言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２．语言文化生态与其他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语言调查基础上，运用文化语言学的语言生态观等新的 研究理论，将语言文化生态作为环境与少数民族地区语言状况、双语教育类型相结合，并对少数民族地区 聚居村落的语言状况作历时和共时的分析，总结并界定了语言文化生态的概念。滕星的专著《文化变迁与 双语教育》、付东明的论文《试论语言文化生态环境差异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影响》、黄筱瀛的硕士 论文《双语教育态度与民族文化认同——贵州镇宁县民族师范学校苗族学生个案研究》等分别探讨了文 化变迁、语言文化生态环境、民族认同等与双语教育之间的关系，并对语言文化生态概念进行了不同的界 定，其范围涉及国家的民族语言文字法规与、语言文字生态环境与未来趋势、语言人口数量质量与分 布类型、双语教育、社会与文化环境等诸多内容。 （二）对语言文化生态综合研究的几点思考 总体而言，中国学术界关于语言文化生态的研究，借鉴自然科学，受国外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生态 学研究方法启示的影响，同时结合中国多元民族语言文化的国情与区情，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研究，也取得 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依然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１．在理论研究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与构筑语言文化生态理论研究体系 首先，就语言文化生态概念而言，一般来说，所有新兴的交叉学科，其概念名称都有一定的模糊性，如 语言生态和生态语言学，文化生态和生态人类学都同属一个名称，语言文化生态学虽与语言生态学、文化 生态学等理论有一定渊源，也是将语言学与社会自然学科结合形成边缘学科或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结果， 但目前学术界对其概念有不同的表述，所以，我们在借鉴西方学术界概念的同时，一定要结合中国语言文 化生态的国情、区情，结合自己研究的需要，给予明确的概念界定。 其次，就语言文化生态理论研究来说，尚处于初始阶段。由于对文化概念的界定，国内外学术界是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一而同，导致对语言文化生态内容与内涵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困难。国内有关语言文 化生态学研究成果大都是从狭义的语言文化环境，即指和语言、语言学习、教学有关的文化和自然环境， 且更多地是与教育、少数民族双语教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语言文化生态内涵丰富，语言表达文化，同 时又影响着文化的发展、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并形成独特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语言文化生态研究如何结 合各地区情、社情，如何构筑丰富的理论体系，尚需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不断探究。 再次，就语言文化生态与其他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来说，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语言文化生态与其他 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较少，主要集中表现为双语教育、濒危语言保护、少数民族文字改革和制定等， 且多集中于个案研究与区域性研究，系统综合研究成果很少。今后我们还需要深化与拓展语言文化生态 与其他学科如民族学、民族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 ２．在现实意义研究层面，要加强多元语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 首先，要加强多元语言文化生态保护研究。“语言是人类创造、习得、传承的一种非物质文化现象，它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非物质文化的构成部分”［１５］，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如此。然 而，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在当今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不同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面临的冲击程度不一样，语言的多样性受到威胁。如何找到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衔接面以及如何进行 传统文化的心理调适，加强多元语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 其次，要加强多元语言文化生态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的关系研究。文化是人类在自然 界生存、享受和发展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人活动的产物，是“人化”的结果，同时又是“化人”的工具和手段。 人既创造了文化，又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１ 。语言、文化、生态、民族心理互为因果协调发展构成统一 体，美国学者亨廷顿说：“文化既是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１ ］所以 通过研究、探讨、发挥多元语 言文化的积极社会功能，避免、去除其消极社会功能，使各民族通过文化认同达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途径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次，要加强多元语言文化生态与和谐文化及文化安全等关系研究。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团 结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人们通过文化表达来交流经验，协调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涉及政治、 经济和私人事务的事件和冲突”【ｌ８］。“２１世纪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发展”ｆ】９１，文化在２１世纪社会发展与 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将更加突显。建设和谐文化，维护文化安全，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也是保障、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通过研究，深入挖掘多元语言文化的积极因素， 积极推动和谐文化建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也是我们学术界一个重要责任。 参考文献： ［１］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评述［Ｊ］．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５，（２）：１１０—１１５． ［２］［美］罗伯特．Ｆ．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Ｍ］．王卓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７９． ［３］Ａｒｔｕｒｏ Ｅｓｅｏｂａｒ．Ａｆｔ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ａｎ Ａｎｔｉ－ｅｓｓｅｎｔｉｌａ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ｙｇ，１９９９．４０（１）．２９７． ［４］［５］Ｓｕ￣ｏｎ Ｍ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ｌｔａｍｍｉｒ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９１，９１． ［６］［美］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Ｍ］．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９．３７． ［７］［８］冯天瑜，何晓踞．中华文化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８，ｌ５． ［９］严俊杰，黄正泉．“两型社会”的文化生态学思考［Ｊ］．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６３—６６． ［１Ｏ］余清臣．现代学校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一种文化生态学的视角［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７）：１０８—１１４． ［１１］［美］Ｐ．Ｋ．博克．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Ｍ］．余兴安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２７． ［１２］普忠良．从全球的濒危语言现象看我国民族语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问题［Ｊ］．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０１，（４）：１２７—１３４． ［１３］张公瑾．语言的生态环境［Ｊ］．民族语文，２００１，（２）：１－５． ［１４］谭志满．文化变迁与语言传承——土家语个案调查研究［Ｄ］．博士学位论文，民族大学，２００５． ［１５］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７３． ［１６］王丛霞，陈黔珍．生态文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Ｊ 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１０）：３７． ［１７］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Ｍ］．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７． ［１ ８］Ｐｒｅｂｅｎ Ｋａａｒｓｈｏｌｍ，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ｍ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０ｒｌｄ：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ｐａｐｅ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ｓｌｏ，Ｊｕｎｅ １９９０． ［１９］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Ｍａｌｒａｕｘ 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ｗａｓ．＂Ｌｅｖｉｎ 一ｅｔ—ｕｎｉｅｍｅ ｓｉｅｃｌｅｓｅｒａ ｒｄｉ￣ｅｕｘ ｏｕｉｌ ｎｅｓｅｒａ ｐａｓ （责任编辑贺卫光 责任校对李晓丽） ・・－——１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