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传统法律历代主要法典是刑法典，在民法方面的规定少之又少。 中国奴隶制社会，经历夏商周三个朝代，，据史书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典，当以《法经》为发轫，《法经》较之以“刑”为名的三代之法，从结构上看刑罚的色彩已经减弱，但就内容而言，不过是春秋中叶依赖各国刑法之大成。 2．“以刑为主，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中国传统法律处律作为最正式最权威的法律形式以外，各代其他法律形式，诸如令，科，比，格，式，典，例等，不仅无悖于以刑为主的主旨，有些就是单行的刑法。日本著名法学家滋贺秀三在论及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特点时，指出：“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来。” 3．行政、民事法律责任，往往是以刑事制裁。
《唐律疏议》规定：官署编制过限，超过一人，要对主管官吏仗一百，超过三人则加一等，十人徒三年。凡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仗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偿”。 4．民事诉讼制度没有的到应有的发展。
尽管早在西周时，诉讼已经有民刑之分，但受实体法“重刑轻民”的影响，民事诉讼制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譬如，民事案件由基层审理、判决，而无须逐级审转，甚至不进入司法程序，而由相邻、亲族“调处息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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