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内在不重要,因为这个人确实没有内在,反正长成这个样子就pass,什么样子?皇帝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一朝一换,童叟无欺。整个国家存在的意义只是哄皇帝开心,想当官先得当好奴才,奴隶制的社会残存也是满清优秀传统文化,长期的自我愚弄已经令他们真正失去了判断的能力。那为什么还是有人要当官,没办法,他已经把人种简单改造了一下,这跟三国时没能奈就被杀,或是隋唐交界乱贼四起,点背被杀而引起的人口大减员完全不同,这次他是专挑好的杀,哪里抵抗,就杀掉哪里。哪里人比我强,但没我壮,就屠了那里。就这样,当时时代的有识之士都没了,剩下的就都跟着满清好好,为日后汉奸大业做准备而已,所以不要渴望在几亿人的清朝突然出现一千五百年前三国时一千万人所出现群星闪耀的光景了,这太不现实!一个不敢承认历史,只知随意篡改历史,在不会说话的历史以及会说话却无办法的民众中窝里横,靠欺负家中的弱势群体来赢回在外面失去的所有面子,这就是心理变态,可他是王,一个只知拿不会说话的历史与会说话却没有办法的民众来说事的王。不要太天真,相信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出现腐朽黑暗、残酷剥削的清,这是三百年!他们有预谋地用武力上、经济上、政治上的优势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来化解真正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存在着的巨大优势,以致日本人都不再认识,这怎么会是中国人,不懂,唐朝人曾向他们示好赏封,明军曾在朝鲜之海教过如何作战,他们认识中国人。而之后,改变了的中国人他们怎么能够认得出?老师说,至少明朝时,中国人的卫生是十分讲究,长揖之礼、风度翩翩也许吧,总之不会是抗日一副求荣不要钱的嘴脸。“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先生的想法是好的,仅此一条,即解除掉套在中国人脖上几百年的枷锁,也只有这样,民族的,国家的复兴才变得有话可谈,梁启超的少年,即从最年轻的时候改变一代人,留着一代种子,种出一个古老的民族。可这不现实,一代人是无法与业已形成的文化、价值观与无可奈何的历史脱节的,因此到了1949,也只是“在东方海岸,一支大炮就能殖民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反。”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底线? “屹立东方之巅兮,单骑劫北庭。”所以,不要怪,一个性格的改变,满清用尽了吃奶的力量用了三百年,改变自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我容忍,容忍日本占领土野,光复却是全国模范省,我容忍,容忍日本侵占极寒东北,收复却是全国重工业中心,得东北者得天下,我容忍,容忍八达岭长城登上顶峰的十之五六是远道而来的高丽,而同胞在山下合影、软弱…我容忍这一切,因为我希望改变!不去怪,怪不得,怪不得国家,怪不得中国人,罪人给我们造就了畸形的历史、破烂的文化、粗糙的民俗,这一切都无所怪,因为没看到满族,
或是爱新觉罗本身一样的可怜,自欺欺人,怎么会有好的下场?一个文化、一段历史,是一个民族、国家、个人无法逃脱的宿命,所以在国际上处处费力不讨好,外交上无所适从,说着无聊的话,一切弃权。做起事来畏首畏脚,南海、藏南说是不能打谈不得,还真就不管不问。不去争最真实的利益,不懂得壮士之怒,习惯阿Q法来调解,调解心理,抚慰民众,对外崇洋始终能成为一个话题,官与官话成了标准用语,却有空洞无物。学位最多,成果最少。动静最大,结果必然失败。这一切的一切不是所能改变,这是整个民族的殇,如果改变,难见其微,因为这个国家真实的情感已经被掩盖,不是真实,不真实,很多就会变得困难。李约瑟博士的难题也许到这里就变得有解了,中国是有它患病的原因的,因此就一定有治疗的方子,如果古罗马到近代欧洲,他们用了十几个世纪才发现黑暗中的曙光,中国还不算晚,毕竟,肉体上的枷锁已经用鲜血替下,只是习惯上的改变,用一种类似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的运动,改变一个民族的看法与思维,让他找到自己的尊严,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人生的美好,找到历史交与人最大的馈赠,中国迟早能够发现它!并用行动一点点,滚滚向前地改造!蜗牛,一步一步往上爬,去晒金字塔上的沁人阳光。历史能够改变,因为它就是用来改变的,曲曲折折,这是上天对中华民族的考验,更是对中华民族的厚爱,我们靠它,体验重新造就人类最伟大文化所带来的满足与真正无上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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