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倩女离魂》主人公张倩女形象浅析

⼤凡中国古代传奇、戏曲中涉及男⼥情爱主题者，必不离“落难才⼦中状元，私定终⾝后花园”的常规套路。郑光祖之《迷青琐倩⼥离魂》亦难脱其旨为读者塑造出了痴男怨⼥——王⽂举、张倩⼥的感⼈形象。尤其是⼥主⼈公张倩⼥，为爱离魂，追夫千⾥，实属痴情难得，然其⾏其⾔实则可歌可泣，引⽆数后⼈之效法也？⾮也。

在我看来，张倩⼥的形象性格主要有两⼤特点。其⼀，追求爱情，义⽆反顾。其⼆，盲⽬⾃卑，对爱情信任感的缺乏，或者说对“婚姻”这种外在形式的过分注重，。当然，在那个男尊⼥卑的时代⾥，这样的特点⾃然不会是张倩⼥个⼈特有的。“⽗母之命，媒妁之⾔”，⼀纸薄脆的婚书许未来的封建制度下，这其实是整个社会⼥性的通性，她们的命运都是注定的，嫁⼈，⽣⼦，三从四德，从⼤家闺秀，到⼩家碧⽟，与相夫教⼦⼀类的⼈⽣坐标⽐起来，“琴棋书画诗酒茶”这样⼩资⽽毫⽆实际物质效⽤的艺术熏陶实在是微不⾜道。那时的⼥性原本就是⽭盾的，⼥⼦⽆才便是德的思想禁锢着她们的灵魂，同时，青楼教坊的⼥⼦⼜⽤⾃⼰的精神家园留住了良家⼥⼦的夫婿，独守空房，太寻常了。于是，张倩⼥就从这万千的⼥性群体中跳了出来，鹤⽴鸡群，离魂锁夫，⽽这样离奇的故事与其说是张倩⼥敢爱敢恨，倒不如看作是闺中⼥⼦⼼事毫⽆防备的完全揭露。因此，作者设计出“⼈魂相分”这样⼤胆离奇的情节，意料之外，⼜在情理之中，也多是为了塑造倩⼥端正贤淑的传统⼥性形象，灵魂代替⾝体的私奔，也让当时社会对这样的⼤逆不道有了合法合理的同情。所以，张倩⼥和刘兰芝，和卓⽂君⼀类烈⽕如歌的⼥性有所同，⼜有所不同。

⾸先，全曲开篇就提出，“花有重开⽇，⼈⽆再少年。休道黄⾦贵，安乐最值钱……⼩字倩⼥，年长⼀⼗七岁，孩⼉针指⼥⼯，饮⾷茶书，⽆所不会。”这样的张倩⼥贤良淑德，与“⼗三能织素，⼗四学裁⾐，⼗五弹箜篌，⼗六诵诗书”的刘兰芝相似得紧，都可看成是上的厅堂，⼊得厨房的典范。显然，倩⼥与兰芝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除却家中恶婆婆的阻挠，⼆⼈性格和所求之物相异则是造成⼆⼈命运差异的主要因素。兰芝需要的是⼀种纯粹，⼀种“君当作磐⽯，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转移”的忠贞爱情。倩⼥则不然，王⽂举与是倩⼥的关系也仅仅停留在未婚夫妻，这样的两个⼈，婚前交往，云中鸿信锦书地谈情说爱也未尝不可，即便不能如此，凭借着倩⼥的⼿艺，绣⼏个荷包，缝两件⾐服总归是可以的。养在深闺⼈未识的少⼥们在婚前其实是相当的枯燥和难耐的，尤其是情窦初开的倩⼥，此时此刻，她⾮常需要⼀个情感突破⼝——少年才俊指腹为婚的王⽂举⾃然就成为这个少⼥情感沙漠中的⼀⽚绿洲，抚慰了倩⼥少⼥的春⼼荡漾。对于这样的倩⼥⽽⾔，她并不需要母亲⼝中⼀个关怀备⾄的异姓兄长。家庭的温情同缠绵悱恻的婚姻对象相⽐，是⽆法带给这个空虚的⼥⼦精神家园的充实的。所以，她从母亲让她叫王郎“哥哥”的⼀点暧昧不明的态度中寻找⾃⼰以为的端倪，或许哥哥与取消婚约⽆关吧，少⼥的内⼼此时此刻都会变得异常敏感。从⽽，随王⽂举私奔赶考，似乎成了她的不⼆选择。⽽这种灵魂出窍的⽅式，⼜不会减损其⼤家闺秀形象。与其说，这是她对爱情的孜孜不倦，倒不妨看作是对婚姻的极度渴望。

再者，同为私奔的倩⼥和卓⽂君，理由和形式⼜都有⾃⼰的特点。卓⽂君倾慕司马相如，凤求凰⼀曲，⽩头如新，倾盖如故。两情相悦的⼆⼈只是在逃遁⽗亲卓王孙的威严和抗拒。为了爱情，卓⽂君可以毅然离家，当垆卖酒，也可以为了爱情，在“愿得⼀⼼⼈，⽩头不相离”的理想破灭后，⽂君只道是“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果断勇敢。倩⼥却不是，她是孝⼥，她嫁为⼈妻的筹码就是贤良淑德。她不可以不孝，更不能抛开家中的⽗母明⽬张胆地私奔，唯⼀的选择，便是⼀病不起，灵魂的出⾛或多或少会逃脱⼀点道德的谴责。⽽她的理由，也是可笑得很，“王秀才，赶你不为别，我只防你⼀件。你若是赴宴琼林罢，媒⼈每拦住马，⾼挑起渲染佳⼈丹青画，卖弄他⽣长在王侯宰相家。你恋着那奢华，你敢新婚燕尔在他门下。”倒不是怕王⽣不爱她了，⽽是担⼼⾃⼰的家世背景不若京都的官家⼩姐。可怜见地，倩⼥的私奔并不是单纯贪图爱情享乐的⽆理取闹，⽽是具有了⼀种王宝钏等候薛仁贵的深明⼤义，她的私奔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反之，便是⼆⼈的婚约，都没有成为倩⼥这样⼀位芳华正好，丽质天⽣⼩姐的定⼼丸，张倩⼥对婚姻的眷恋、对爱情安全感的缺失⾃⼰不⾃信的⼼理，由此可见⼀斑，都是盲⽬病态的。

因此，郑光祖虽极⼒塑造出倩⼥的痴情难寻，毫⽆功利和杂念的样⼦，但倩⼥最终还是难脱感情脆弱，盲⽬⾃卑，被封建礼教禁锢⽽只有婚姻不思爱情，缺乏独⽴意识的传统⼥性弱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