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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献版本论文4600字(一)：古典文献整理思想及方法论述论文
摘要：自孔子整理“六经”以来的2000多年，无数学者孜孜以求，从事古籍文献整理，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人做好古典文献整理提供借鉴和参考。本文论述了古典文献整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及思想发展特点，提出了几种古典文献校勘方法和信息技术在古典文献整理中的应用，为准确理解古典文献整理思想，把握文献整理方法，并将其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古典文献；整理思想；整理方法；内容
概述
“文献”一词最早出在中国古代孔子。《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这是孔子语录中首次出现“文献”一词。何宴《论语集解》中引郑玄注：“献，犹贤也”，朱熹则将郑玄之注进一步明确“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孔子“文献”即“典籍与贤才”之意。
孔子文献整理思想早期萌芽于文献整理最初实践，通过编订“六经”表现其文献整理思想。“六经”作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文献整理，《尚书》则成为首部典型档案汇编。自孔子整理“六经”以来的2000多年，无数学者孜孜以求，从事古籍文献整理，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人做好古典文献整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古典文献整理典型代表
若缺少正确的古典文献整理理论及方法，古典文献传承、流转过程中势必会任其错乱散佚，日渐亡佚，或乱加整理，妄加窜改，贻误后人。纵观我国文献整理源远流长，有着优良的文献整理传统，也取得了丰硕的文献整理成果，形成了不同时期文献整理思想及方法，具有鲜明时代特点。
1.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文献整理思想主要包括：“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即，对古典文献整理时有不确定的事情或者问题，不宜过早下结论；“信而足徵”，反对主观臆断、固执己见和绝对肯定的整理思想；“述而不作”，即针对古典文献整理应只陈述，不宜对其进行创作，要相信并尊重古代文化遗产；“知人论世”，即古典文献整理要将古典文献放到各个学科发展史中讨论。脱离古典文献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文献整理不免失之客观。“以意逆志”，即古典文献整理要立足语境把握文献全篇。与其他思想相比，“以意逆志”体现了我国首个具有自觉理
论意识、深刻理论内涵研究方法。先秦时期的古典文献整理体现了辨伪学、校勘学和注释学方法，推动了古典文献整理事业的发展。
2.汉代
汉代文献整理思想丰富，在继承先秦古典文献整理思想上，创新了古典文献发展思想内容。“求真的文獻整理态度”，如王充提出的“事有证验，以效实然”，体现出了理性批判和怀疑主义精神。“博通的文献观”，如班固编撰《汉书》，创立志体，“艺文志”著录了汉代所收藏的13000余卷（篇）古典文献，以达到“以备篇籍”目的，体现出汉代文献著述及收藏的盛况，显示汉代对古典文献的高度重视。“系统的文献考辨思想”，即，利用不同方法进行文献真伪、价值考辨，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文献考辨思想。司马迁提出古典文献考辨原则：考之以他文、验之以事实、分析综合。“成型的文献解释模式”，在先秦文献注释基础上，在经学传授、解释方面提出了博通式文献注释模式。汉代文献整理方法主要有辨伪、版本、校勘、注释、标点、翻译、目录、辑佚，具有浓郁的实践品格。
3.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文献编纂数量众多、形成“四部兼备”文献结构、“学在四夷”的文献流通，文献流通范围扩大，书籍初步具有商品性。这一时期的古典文献整理突出的思想表现：“文献价值的重新定位”，推崇古典文献的功利性质，为统治阶级掌控和复兴文化事业，稳定统治提供支持，且这个时期读书、
著述、典藏具有私人性质，社会逐渐形成“以书为贵”文献观。“文献学思想和方法更加体系化”，随着古典文献数量的不断增加，目录、注释、校勘等都渗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思想和方法，成为体系化研究特点。“求真务实的目录学探索”，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典文献整理提出了“四分法”归类古典文献，逐步形成后世“经史子集”传统古典四分法。“自觉版本学意识”，开始版本考证工作，反映出当时版本学的思想，即，读书治学要讲究各个版本，版本的考证对古典文献研究十分重要，认为“误本、错本”会给读书治学、古典文献整理产生较大危害。
二、古典文献整理思想内容
2000多年的古典文献编纂以来，为世人留下了一笔无价的文献瑰宝。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古典文献整理过程中分析编纂思想，成为研究古典文献整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古为今用的重要参考，值得深入思考和分析。
1.忠于文献原文
忠于原文是古典文献整理的本质特点，也是历朝历代文人学者进行古典文献整理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如，孔子编纂“六经”提出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多闻阙疑”；司马迁编纂《史记》提出的“以训访代本字”；刘向、刘歆编纂《别录》《七略》提出的“备众本、订脱误、定篇章、谨编次”；刘知几编纂《起居注》《史通》所提出的“不掩恶”“不虚美”。这些要求和观点的共同点便是古典文献的整理要实事求是，忠于文献原文，不依个人喜好杜撰。
2.注重资料收集
广泛的资料占有是古典文献整理成果的重要保证。从古代诸多文学家、史学家的古典文献整理可以看出，他们都十分注重古典文献整理材料的收集。司马迁编纂《史记》提出的“跃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殊语”；刘知几编纂《实录》中提出的“广征博采”；章学诚编纂《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提出的“兼收并录”，以及魏源《清经世文编》所提出的“他书别见”“搜罗宜广”等等，无不包含着古典文献的整理素材社涉略要广泛，通过不同素材的收集丰富编纂成果。
3.做好资料考证
在占有大量繁杂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文献资料的摘取选编、编纂，使整理成果符合预期效果，其中的资料考证和选择至关重要。如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中提出“择善而从”；刘知几编纂《起居注》时提出要“善择慎取”，要区别对待“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等等，资料考证，既要辨别真伪，更要注重资料间的互相印证，实现编纂成果的客观、真实。
此外，古典文献整理思想还包括重细节、重注释、重标记，以及协同分工等。
三、古典文献整理思想特点
我国古典文献整理工作历时悠久，各个时期都有一批典型人物的积极推动，使得我国古典文献整理不断发展，为后人留下丰富的参考资源。从古典文献整理内容来看，我国古典文献整理思想呈现出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1.更加关注整理方法
从古典文献整理的发展过程来看，早期的整理思想中注重文献整理原则、理念的阐述，整理的方法和整理的步骤研究涉及较少。自汉代刘向、刘歆提出“彼此互参，取其重复”“校出脱简，订证伪文”开创校雠学先河的编修目录始，至清章学诚提出“比次之书”系统整理方法等，各个时期的古典文献整理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整理方法，推动了古典文献整理编纂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2.整理体例日益完善
从古典文献整理以来，文献整理编纂的体例日趋完善。从刘向、刘歆父子编修目录始，古代档案文献的编纂体例被正式纳入文献编纂研究的范畴。如，刘向、刘歆提出在整理成果中增加“目录”；又如刘知几创建的“书”体，为古典文献整理提供新的编纂形式，有效解决“叙事”与“议论”间矛盾。宋绶、宋敏求提出要“合理设置类目与层次”；赵汝愚提出的增加“附录”“附注”，丰富了古典文献整理的体例与形式。
3.注重史料差异对待
刘知几提出史料、史学著作表述为“当时之简”“后来之笔”，首次提出要区分史料与史学。自刘知几始，史料、史学材料的差异对待进一步巩固了古典文献整理对于文献材料真伪考证的思想基础。章学诚提出应将史籍划分为“著述”与“比次之书”，注重将古典文献整理中细化为不同类型文献利用。古典文献著
作与文献史料区别对待，有效保障了文献的真实，也使得文献史料的原始和客观得以保证。古典文献整理始终将文献来源的考证作为整理工作的首要原则内容，重视文献的真伪考证。
四、古典文献校勘主要方法
1.对校法
对校法是一种最基本的校勘法。“对校者，即以同书之祖本与别本对读”。对校法，主旨在于“校异同，不校是非”。因此，对校法又叫版本校。因此，对校法在整理古典文献中的应用时，要对所校古典文献曾有或现有不同版本进行调查。重点明确编者或者著者生平、编纂过程，不同版本间联系等。
2.本校法
本校法是一种以本书校本书的校勘方法。“本校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以本书前后互证，分析异同处，得出最终的错误之处。即，所谓“一人读数，校其上下，得谬误”。
3.他校法
他校法作为古典文献校对方法之一。“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书中采取前人书籍为参考的，以前人之书校之；凡书中被后人引用的，以后人之书
校之；被同时之书载录者，以同时之书校之”。他校法所用之书应为“善本”，否则会以误校误。
4.理校法。理校法是校勘者根据义理推断改正古籍文字訛误的校勘方法。据理推断，以定其正误的校勘方法。理校法中的“理”包括事理、文理、义理；文理则包括文字、训诂、文法、文体、文例和音频。
五、信息技术助力古典文献整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古典文献整理的技术和方法也在不断改进，如，将古典文献整理排成缩微胶片进行保存，利用影印技术，将古典文献整理复印后再出版；此外，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将古典文献进行扫描、排版、刻盘，以及翻译软件等，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古典文献校勘、标点、翻译都将逐步成为现实。、
1.古典文献整理与信息技术关系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于各个领域。古典文献整理作为一门拥有2000多年的传统学科，从传统的纸质研究为主，从搜集古典文献资料、古典文献资料归类，再到文献资料的标点注释等整理方法，计算机技术推动了古典文献整理的信息化水平，使古典文献整理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使古典文献整理的质量和效率更高。
2.古典文献整理中信息技术应用
现代信息技术在古典文献整理中的应用日趋广泛，也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如：大理州顺应数字化时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结合地方文化实现大理州碑刻文献数字化采集，并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碑刻样本的数字化还原，基于碑刻文献的内容实施数字化归档、推动文献数字化传播，实现文献资料的信息共享，发挥出文献资料的重要价值。又如，敦煌莫高窟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文献长卷的正反面扫描上网，省去文献图版编号、拼合；此外，敦煌文献库（又叫敦煌文献数字图书馆）的建立，全景式展示敦煌写本全貌，涵盖了文献目录、录文、校勘，以及单篇研究成果和缀合关系等等。
结语
2000多年来，自孔子整理“六经”始，无数学者孜孜以求，从事古籍文献整理，形成了大量文献整理成果，丰富和拓展了古典文献整理思想和方法，并积累了丰富的古典文献整理经验，为后人做好古典文献整理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无论是古典文献整理思想、整理模式、整理方法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发展时代背景下，要将传统古典文献整理及校勘方法与信息技术在古典文献整理中的应用结合起来，准确理解古典文献整理思想，把握古典文献整理方法，并将其应用到时实际工作中去，不断丰富古典文献编纂的成果表现和现实应用，发挥古典文献的功能价值等，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古典文献版本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古典文献数字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论文
【摘要】本文在区分古典文献与古籍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古典文献数字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分析了古典文献数字化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各机构应坚持高质量、独特性、效用型、多样性等选题原则；在技术实现过程中，要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度挖掘；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体系；法律、技术、意识三方面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机构间合作。
【关键词】古典文献；数字化；古籍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改变了人们认识感知世界的方式，为传统行业带来了方法革新。文字识别、全文检索、数据库等技術则为古典文献数字化提供了技术条件，使得古典文献保护和国学研究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引言
1、古典文献与古籍
古典文献与古籍是两个极为类似但实质有所区别的概念，应对此加以区分。
古典文献，即加以历史限定的文献。《文献著录总则》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吴枫先生将古典文献定义为“五四运动前雕版、活字版和手抄的古籍文献，同时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1]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古籍指“古代典籍。泛指古书”，文献指“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由此可见，古籍专指古书，文献指一切资料，古籍是文献的组成部分。
古典文献与古籍的区别体现在载体形态与内容性质上。[2]从载体形态来说，文献从甲骨、金石、简牍、缣帛到纸张，形态多样，而古籍的载体多为纸张；从内容性质来说，甲骨卜辞、金石刻文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与多为册籍的古籍不同，同时，信札、契约、家谱等也不属于古籍的范畴。
由此应明确，古典文献的内涵大于古籍，古典文献数字化应在古籍数字化的范围上加以拓展。
2、古典文献数字化
当前，对于古籍数字化的概念界定已达成共识，是指以利用和保护古籍为目的，采用计算机技术将文字或图形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文献数据库的一项系统工作。[3]由此可将古典文献数字化定义为：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各种载体形态、内容类型的古典文献进行处理，将其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的数字符号并加以描述组织，最终形成数据库、网页等形式的数字产品，通过光盘、网络等介质进行保存传播，并提供浏览、检索、下载等服务的过程。
中文古典文献是中华文明的灿烂成果，古典文献数字化是现代技术发展背景下的必然趋势，更是古典文献形制演变的必然。[4]其在资源共享与利用，国学研究，文化保存、交流与传播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二、古典文献数字化的现状
1988年，曹书杰在其文章中首次以论文形式探讨了将计算机应用到古籍整理的可能性与有效性。[5]自此，我国学者开始了古典文献数字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并取得了进展。
1、古典文献数字化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包含基础理论、数字化技术、回顾与综述、应用研究四个主题方向。
在基础理论方面，1999年，史睿在其文章中指出“古籍数字化的理论问题比技术问题更重要”，[6]由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理论问题研究，如毛建军在总结彭江岸等的研究基础上，[7]重新界定了古籍数字化的概念，并对古籍数字化的性质、要素、目的和原则进行阐释。顾梦婷则论述了古典文献数字化的意义，[8]指出其有利于推动文献信息的共享和利用，有利于古典文献的使用和保存，有利于古典文献的校勘、笺注等。
也有学者对数字化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技术展开研究，包括汉字识别、元数据、本体、GIS技术等。如李璐结合《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开发过程，[9]分析了图文结合方式建立古籍全文数据库的系统流程与原理；吴茗通过案例分析总结了在古籍数字化过程中引入GIS的技术实现路径；[10]张军亮等设计应用二值图像水印技术实现古籍数字化图像版权保护的实现方案，[11]并通过实验证明该方法的有效性；肖怀志等以《三国志》历史年代知识元的抽取、存储和表示为例，将语义网技术应用到古典文献数字化之中。[12]
一些学者梳理了我国古典文献数字化的研究成果，包括理论综述和实践总结。如徐清对2001-2005年间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13]将这一时期的研究分为基础理论研究、现有数字资源、数字化资源的选择等七个方面；杨朝霞介绍了香港、台湾、大陆三地的数字资源成果；[14]毛建军则从汉字字符集、系统功能、古籍元数据、理论基础四方面进行了回顾与思考。[15]
应用研究是指对古典文献数字化应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包括文献选题、知识产权、标准体系、出版、保护等。胡德华、[16]沈洋、[17]李小平[18]等研究了医药古籍文献数字化中的知识产权和标准体系构建问题；张文亮等[19]利用实地走访和网络调查的方法，分析我国古籍数字化标准体系现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策略；[20]吴小君等[21]探讨了大数据时代下数字化古典文献出版的新趋势：数据化出版、交互式出版、构建大数据出版平台，创新古典文献出版产业链。
2、古典文献数字化实践探索
数据库、多媒体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古典文献数字化创造了条件与契机，而中文字符集、汉字光学识别等具体问题的解决使得我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实践正式拉开序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开始尝试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至今已近40年，取得了极大的成果。
依据所应用计算机技术的类型及数字化成品的形式，可将我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实践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电子图片浏览阶段、全文检索阶段和古典文献自动标
引与整理阶段。古典文献数字化的成果以索引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两种形式存在，多以光盘或网络作为载体。其中颇具代表性的项目有：广西大学《古今图书集成》索引数据库、《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四部丛刊》电子版、上海图书馆古籍知识库、华东师范大学数字方志项目、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国际敦煌项目等。
三、古典文献数字化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古典文献数字化研究与实践已经取得了多项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选题类型单一、数字化水平较低、标准规范不一、产权保护不足、专业人才缺失、机构合作缺乏等。
选题类型单一主要表现在载体类型单一和选题大量重复两方面。在理论研究上，我国学者多集中于“古籍数字化”研究，忽视了与册籍形态古籍不同的甲骨卜辞、金石刻文等其他重要古典文献。在实践探索上，大都着眼于纸质形态的著名古代文献，如《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这不利于文献保存与传播的完整性、多样性。近年随着技术发展，特殊形态古典文献数字化项目出现，如国际敦煌项目在其网站上提供了数万册件绘画、艺术品、纺织品、历史照片与地图，[22]上海圖书馆建立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等。但这类项目数量较少，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与实践。此外，古典文献数字化选题呈现追逐热门现象，如数字化的《四库全书》不少于4种，电子版的《二十五史》也有四种以上。[23]选题重复问题造成了资源浪费和小众文献的流失。
数字化水平较低表现在数字化程度浅和准确度低两方面。我国的古典文献数字化工作历经图片扫描、汉字识别、标题索引等发展阶段，已基本实现全文检索功能，但这仍处于浅层外部特征层面，未实现语义内容层面的描述与组织，不利于古典文献的深度挖掘和高效利用。此外，在文字转换、检索功能等方面，我们做的也并不完善，错字漏字、查准率低等问题依旧存在。
在标准规范方面，尽管已有《古籍描述元数据著录规范》等规范性文件出现，但由于早期标准不一，古典文献数字化工作在著录规则、数据格式、文字编码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从版权的角度来说，开发方为了保护版权，避免经济损失，通常会开发自己的专有数据库系统，由此导致文件格式各异，不利于资源的共享、集成和交换。[24]
产权保护问题出现在数字化过程和用户使用过程中，包括原古典文献版权保护、自建数据库使用权保护、恶意下载、非法传播等。自古典文献数字化建设始，产权纠纷就时有发生。产权保护不足一方面侵犯了他人利益，违反了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古典文献数字化工作的进行。
在专业人才缺失方面，古典文献数字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参与者既拥有古典文献知识，又掌握计算机技术。二者在学科设置和知识内容上差别甚大，专业人才的缺失会影响数字化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在机构合作方面，各机构或出于利益的诉求，或出于文献的珍贵性，大都独立开发或与技术公司合作，这不利于资源的共享共建。尽管已有中华古籍善本国
际联合书目、CALIS古籍联机目录等联合系统出现，但用户在不拥有访问权限的情况下难以使用全文数据。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服务速度较慢，也无法及时满足用户需求。
四、古典文献数字化的对策
针对现存的问题，提出对策如下：
1、各机构应坚持高质量、独特性、效用型、多样性等选题原则。不拘泥于古典文献的载体形态，不盲目追求热度，选择符合社会需求和学术研究需要的高质量文献，并避免过度重复。同时，国家应立足全局，统筹规划，使得全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工作朝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
2、在技术实现过程中，一方面要关注保存、浏览、下载、检索等基础功能的质量，如完善和优化检索功能等；另一方面要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度挖掘，以展现文献内部的隐含知识信息，帮助用户更好的理解和利用文献。
3、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体系，包括选题标准、资源发布标准、资源生产标准、资源保存标准等。同时建立标准保障机制，确保标准规范的施行。[25]
4、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可以从法律、技术、意识三方面去努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数字化过程中可采取访问控制、数字水印等技术保护措施；通过宣传、讲座等途径培养社会公众的著作权保护意识等。
5、培养复合型人才，包括专业教育、专题培训等；此外还应加强不同领域专业人才的合作与交流，建立综合性团队。
6、加强机构间合作，建设全国统一合作平台，促进古典文献数字化资源的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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