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20字的有哪些

苏轼的诗20字的有哪些

　　苏轼作为中国⽂学史上最具影响⼒的⽂学家之⼀，以其⾼超的艺术⽔平和渊博的学识积累，加之以⽂⼈⾃觉的创新意识，形成了⾃⾝独特的诗歌特点，开创了⼀派诗风。苏轼的诗20字的有哪些呢？⼀起来看看吧。

　　【苏轼的诗20字】　　1、过安乐⼭

　　真⼈已不死，外慕堕空虚。　　犹余好名意，满树写天书。　　2、北亭

　　谁⼈筑短墙，横绝拥吾堂。　　不作新亭槛，幽花为谁⾹。　　3、横池

　　明⽉⼊我池，皎皎铺紵缟。　　何⽇变成缁，《太⽞》吾懒草。　　4、短墙

　　谁能铺⽩簟，永⽇卧朱桥。　　树影栏边转，波光版底摇。　　5、轩窗

　　东邻多⽩杨，夜作⾬声急。　　窗下独⽆眠，秋⾍见灯⼊。　　6、曲槛

　　流⽔照朱栏，浮萍乱明鉴。　　谁见槛上⼈，⽆⾔观物泛。　　【苏轼诗歌特点】　　⼀、率真清新，风⾏⽔上

　　因家庭背景、乡风习俗、⼈⽣阅历等⽅⾯的复合影响，形成了苏轼⼈格中“真率”之品性，使苏轼的诗歌创作也呈现出鲜明的“真率”之品格——率真清新，风⾏⽔上。

　　“真率”之念深烙苏轼⼼中，因此，⽣活中的真、善、美，他热情歌颂；现实中的假、恶、丑，他⽆情贬斥。苏轼坚决不做⽕热⽣活的冷漠旁观者，勇为时代潮流的弄潮⼉，他积极投⾝⽣活。苏轼⾃道其作诗的体会：“好诗冲⼝谁能择，俗予疑⼈未遣闻。”“率真”是苏诗所特有的，它表现为种种新颖独特的

感受、巧妙妥帖的⽐喻、出⼈意料的联想等等。譬如《和⼦由渑池怀旧》以“雪泥鸿⽖”⽐喻⼈⽣，《和饯安道寄惠建茶》⽤若⼲历史⼈物的性格⽐似茶的滋味，《寓寄定惠院之东杂花满⼭有海棠⼀株⼠⼈不知贵也》以“朱唇得酒晕⽣脸，翠袖卷纱红映⾁”形容海棠的⾊彩与质感，《饮湖上初晴后⾬》以“若把西湖⽐西⼦，淡妆浓抹总相宜”表现对西湖美景的感受，以及《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中“忽闻河东狮⼦吼，拄杖落⼿⼼茫然州”之化⽤佛典，《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中的“⾈中贾客莫漫狂，⼩姑前年嫁彭郎”之化⽤民间故事，⽆不妙想成趣，触处⽣春。苏轼在诗歌创作中，能凭借⽣花妙笔，描绘出清新脱俗的意境。如《赠刘景⽂》：“荷尽已⽆擎⾬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橙黄桔绿”四字把寒冷的冬季写得充满⽣机，不同凡俗。

　　⼀⽅⾯，苏轼的诗歌创作能挥洒⾃如，如风⾏⽔上⼀般，“常⾏于所当⾏，常⽌于不可不⽌”，形成以率真清新为基调的多样化风格，但另⼀⽅⾯，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苏轼诗⽂成就的进⼀步提⾼。苏轼诗很喜欢发议论，如《题西林壁》纯是从⾃然景物得到某种悟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低各不同。不识庐⼭真⾯⽬，只缘⾝在此⼭中。”这诗中的哲理，既可以理解为世事因⼈成相，⽽⼈⼈各据⼀端，所见不同，欲见真相，需要脱出⾃⾝的处境，从⾼远处观照；也可以理解为⼈⽣陷落在世俗的事物之中，乍惊乍喜，忽忧忽乐，为⽣⽼病死、荣辱贵贱所困，如果上升到⽆限的时空观反观这⼀切，不过都是瞬间的变化。

　　⼆、纵笔好骂，豪放飘逸

　　熙、丰党争激发了苏轼强烈的参政意识，参政意识导致了其纵笔“好骂”的创作风格：因“好骂”遭致乌台之勘，乌台之勘后的黄州之贬，则使他悲哀“此⾝⾮我有”，转⽽祈取⾃我⽣命的实在性，寓物任真，寓悲哀于旷达，呈现出崭新的艺术境界，即所谓“少年下笔已如神，⽂到黄州更绝尘”；“在闰黄州正坐诗，诗因迁谪更瑰琦”。

　　苏轼的“好骂”风格，始于熙宁初，主要是“骂”王安⽯和新法。如其《送刘道原归觐南康》表现了苏轼在王安⽯变法期间诸多“怒邻骂坐”，“以快⼀朝之忿，”的作品之⼀。所以纪昀在⾸肯该诗“风⼒⾃健，波澜亦阔”的同时，认为“惟激讦处太多，⾮诗品⽿”。不过，苏轼“怒邻骂坐”，并⾮出于个⼈的恩怨，是其真率健朗性格在从政领域的反映，也是志在当世、批评时政的⼀种表现形式。熙宁四年⼗⼀⽉后，苏轼出典杭、密徐诸州，“缘诗⼈之义，托事以讽，庶⼏有补于国”，故多任性⽽发，纵笔，“好骂”之作。如七律《和刘道原见寄》，以“群乌”⽐新党：“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 ，七古《送杭州杜、威、陈三掾罢官归乡》，以“⽉啖虾蟆⾏复皎”⽐喻新法像⽉蚀那样不会长久，与前引《送刘道原归觐南康》相同，虽“风⼒⾃健”，却“⾮诗品”，《寄刘孝叔》虽属“骂格”⽽难免党派之见，但绝少使⽓激讦之词，全是诗“灏⽓旋转，伸缩⾃如，托讽处亦不甚急”，与通判杭州所作的讥刺新党新法的七古《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元韵答之》《戏⼦由》《吴中⽥妇叹》等等，均典型地体现纵笔好骂的创作风格。　　苏轼是宋型⽂化中孕育⽽成的⽂官政治之代表。理学思想之砥砺、儒圣情怀之陶冶、⼠⼤夫的承担精神和宋儒的忧患意识是贯穿苏轼⼀⽣的。尽管其不同的⼈⽣阶段，忧患意识亦随政治境遇⽽变化。当忧患精神上升时，超越意识便下降（青年期、在朝期便如此）；反之，在野贬谪之际，超越意识上升，忧患意识便退⽽降其次。这样，苏轼的⼀⽣便在承担和超脱的相激相荡、双重挤压下⽣活。　　三、针砭时事，匿时济世

　　苏轼论诗深受其⽗苏洵的影响，强调“有为⽽作”，针砭时弊，以达到“济世”“救时”的`⽬的。苏轼曾写过⼀⾸《戏⾜柳公权联旬》诗，其诗云：“宋⽟对楚王：‘故⾜以成其篇云。”其诗⽈：“⼈皆苦炎热，我爱夏⽈长（唐⽂宗）。薰风⾃南来，殿阁⽣微凉（柳公权）。⼀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均为此施，清明分四⽅（苏轼补句）。”苏轼的意图⼗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他不能⼀味地粉饰现实，阿谀奉承。苏轼在向哲宗皇帝申述⾃⼰因诗获罪的原因时说：“昔先帝召⾂上殿，访问古今，敕⾂今后遇事即⾔。其后⾂屡论事，未蒙旅⾏，仍复作诗⽂，寓物

托讽，庶⼉流传上达，感吾圣意。”这说明苏轼确实有意继承风、骚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倡充分发挥⽂学的社会功能，以揭发流弊，拯时救世。他的《⾬中游天竺感观⾳院》《吴中⽥妇叹》等诗作，正是在这种⽂学思想指导下创造的现实主义名篇。苏轼在《答乔舍⼈启》中写道：“某闻⼈才以智术为后⽽以识度为⽮，⽂章以华采为末⽽以体⽤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弃其先。⽤舍之间，安危攸寄。”苏轼把⽂章重“体⽤”还是重“华采”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强调“以体⽤为本”。“以体⽤为本”与“有为⽽作”的精神完全⼀致，都是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在苏轼⽂艺观中的反映。在《答俞括书》中还说：“今览所⽰议论，⾃东汉以下⼗篇，皆酌古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此正平⽣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也。“有为⽽作”，也就是“有意乎济世之实⽤”，把发挥诗⽂的社会作⽤，作为写作的宗旨，这是苏轼⼀贯遵循和倡导的写作原则。这种思想并⾮苏轼⾸创，⽽是继承和发挥诗⽂*新的传统，因此他对韩愈和欧阳修推崇备⾄。苏轼所作《潮州韩⽂公庙碑》称颂韩愈：“⽂起⼋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此岂⾮参天地、关盛衰，浩然⽽独存者乎！”对韩愈的历史作⽤和⼈格作了过⾼的评价。

　　然⽽，⼠⼤夫“以先天下为⼰任”的崇道承担精神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却遇到极⼤的挫折。宋代变法运动发展⾄后期，党同伐异，⽂诛笔法。初出茅庐时“喜怒好骂”的苏轼，⾯临⽇益⾼压的政治空⽓和贬谪处荒之穷迫处境，不仅噤若寒蝉，其⼼态迅速转向惴惴不安之中。政治⾏为亦由“兼济”退为“独善”。苏轼不是“仁者在苦难中的追求”，⽽是“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他以顺处逆、以理化情。⽆论多么沉重之打击，他都能以“亦⽆风⾬亦⽆晴”的道佛智慧化解之。超脱、健朗、真率加崇道既成就了苏轼诗⽂“率真清新，好骂豪放，针砭时事，匡时济世”的⽂学成就和美学品格，也限制了苏轼⽂学成就的进⼀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