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发展与争论

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发展与争论

作者：于宾 陶江 史欣禾

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13年第03期

摘 要：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由信贷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而非中央银行控制下的外生变量。根据对货币内生程度的认识不同，又可以分为适应性内生与结构内生两种观点。内生货币理论的发展符合金融发展的现实，弥补了现有货币供给理论的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关键词：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适应主义；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3-0064-08 货币供给的性质是货币经济理论中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特别是它关系到中央银行对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货币供给可以由货币当局进行外生调节，一种观点认为货币供给内生于市场力量。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曾为这种争论埋下伏笔。凯恩斯在1930年的《货币论》中采用的是内生货币观点，但在其1936年的《通论》中采用的却是外生货币观点。由于外生货币观点能够极大地简化理论分析，所以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多数货币分析都未能摆脱这种对外生货币观点的“路径依赖”，尤其以货币学派为外生货币观点的代表。占据正统地位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在给定的货币乘数下中央银行能够通过控制基础货币的供给来“外生”调节货币供给量，进而调节通货膨胀和名义产出。

虽然外生货币假设有助于简化分析，但也忽视了真实的货币创造和货币供给过程的复杂性。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了与这种外生货币观点的决裂。1959年的兰德克里夫报告（Radcliffe Report）①认为，英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放贷内生决定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紧缩经常引起增加放贷和提高货币流通速度的金融创新。同时在理论界，美国的明斯基（Minsky，1957）和罗西斯（Rousseas，1960），以及英国的卡尔多（Kaldor，1960），提出了正式的内生货币供给模型，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归因于透支便利、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和金融创新等制度因素。但长期以来，这些内生货币研究并未被吸收到正统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在随后的时间里，货币理论的研究依然集中在货币需求和速度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形式、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金融市场预期的作用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等方面。与此同时，部分经济学家如卡尔多（Kaldor，1970）、戴维森（Davidson，1972）、温特劳布（Weintraub，1973，1978）等，继续提供货币供给内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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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形势有所变化，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货币需求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这极大地降低了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政策有效性。现实中，许多发达国家都放弃了货币供应量目标，转而采用利率等价格型政策工具。随着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在解释七八十年代货币和现实经济关系方面的失败，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发展。通过解读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货币创造和货币供给的性质以及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从而帮助政策制定当局找到恰当的政策工具，以更好地达成政策效果。对于我国来说，由于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联系程度越来越弱，也同样需要以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来理解货币供给过程。有学者认为，从1996年起我国正式确定货币供应量这个中介目标以来，该目标几乎从未实现过。[1]

一、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新发展

在众多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中，以莫尔（Moore）对内生货币进行的论述最多。莫尔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在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多数发表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上。此后关于内生货币方法的众多争论和思辨也是围绕莫尔的研究展开的。 （一）莫尔的内生货币观

莫尔（Moore，1983）指出，虽然在基础货币与货币存量、货币存量与名义收入间有稳定的关系，但因果关系的方向与正统观点恰好相反。正统观点认为因果关系的方向为从基础货币到货币供给，从货币供给到名义产出。相反方向的因果关系意味着基础货币和货币存量都是内生的，即在真实世界中银行先扩张信用，在该过程中创造了存款，再去寻找准备金。[2] 1.货币供给内生的证据

莫尔提出的反向因果关系的证据有：

首先，一些中央银行家自己承认央行能够在短期内决定货币存量的观点是不准确的，而认为短期内的货币创造是居民、企业、金融机构、财政部、央行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央行认为自己在实践上没能够决定短期货币存量的变化，则在长期内它也没有决定货币变动，因为长期只是短期的相加。中央银行的从业者认为，如果将货币存量的增长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首要短期目标，就会造成利率的大幅波动，从而破坏金融市场的稳定。高度专业化的金融机构都是以现金和资产资本的低比率运行的，其前提是存在有序的金融市场。如果准备金的增长被控制得过严，私人主体必将承担利率大幅波动带来的风险。而如果没有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私人主体就不能通过持有更多的缓冲现金存货来保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通过提供弹性的通货供给来缓解各种干扰、避免利率的混乱波动和金融危机，是影响美联储理事演化的主要决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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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对银行准备金与银行存款间的关系进行正式的因果关系检验，费格和麦基（Feige & McGee，1977）证明货币存量外生于准备金；[3]莫尔和斯图曼（Moore &

Stuttman，1982）同样发现在1973—1981年期间存在从四种货币量到基础货币，以及从商业银行信贷到货币总量间的单向因果关系。[4]

复次，现代银行企业的微观模型认为银行是两种投入、两种产出的企业。两种投入是零售和批发存款，两种产出是零售和批发贷款。零售的存款和贷款通过银行分支机构进行集散，在这两种零售市场上不能进行讨价还价，银行是价格的决定者和数量的接受者。批发型的存款和贷款从广义上说是相同的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的，如存单、银行本票和商业票据，银行是批发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和数量决定者，所以贷款和存款都是由银行决定的。

最后，基础货币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经济变量（特别是名义工资的变化）加以解释，这说明了货币供给的被动性和内生性。莫尔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名义工资的滞后变化能够合理地解释基础货币存量的变化，说明央行一方存在适应性行为。同时货币存量的滞后变化并不能解释名义工资的变化。总之，因为央行被迫适应工资上涨的压力，名义货币存量具有顺周期的内生性。

2.信贷市场和流动性的提供

货币适应的过程并非货币主义者认为的是中央银行主动政策干预的结果，因为货币主义的观点忽视了成立中央银行的关键原因和央行最重要的职能，那就是提供弹性的通货供给。为了保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和金融系统的有效运行，中央银行必须时刻准备着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否则就会出现商业银行被挤兑破产的严重后果，这是中央银行不愿意看到的。到今天，所有国家中央银行最基本的义务都是支持和维护金融市场的整体有序运行，特别是其中的商业银行系统。商业银行系统是流动性创造过程中的核心部分。

在现代经济中，生产成本发生在取得销售收入之前。生产成本代表了企业对运营资本的投资，企业必须为此投资进行融资。所以当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提高生产成本时，既定的产量需要更多的运行资本。如果不能立即将成本转嫁到价格上，企业就必须从银行增加借款或减少自己的流动资产，来为增加了的运营资本融资。在这种情况下，在支付成本与取得销售收入的时间间隔之中，为存货和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融资，就需要增加银行信贷。名义工资率和原材料成本的提高直接引起了信贷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银行存款和货币存量的增加。如果成本不变，产量的提高同样会引起银行贷款的增加，以为生产过程中更大的产品价值提供资金支持，直到更高的销售收入弥补了额外的运营成本。如果成本和产出稳定在某个更高的水平上，则银行借款也会稳定在新的更高水平上。莫尔认为，货币工资的变化是决定内生货币供给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在名义工资上升时，中央银行难以控制货币供给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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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银行没有足够的存款来满足法定准备金要求，它们就必须从其他银行或中央银行借入准备金。如果商业银行要满足其准备金要求，中央银行就必须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或贴现窗口向银行系统提供相应的准备金总量。中央银行可以确定它愿意供给流动性的短期利率，但不能控制货币存量本身。 3.制度变迁的作用

在银行信贷如何引起货币供给的问题上，莫尔（1986）分析了制度变迁特别是信用货币的作用。他认为货币数量论的核心是外生货币，其只适用于商品货币和法定货币的情况。在商品货币经济下，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自然成立的，如在金本位下货币供给取决于黄金的生产和供应。但信用货币与商品货币有根本的区别，信用货币是金融机构的负债，其数量随着金融媒介的总量的变化而变化。信用货币的供给，自动对赤字单位的信贷需求变化做出反应。借款者对银行信贷需求的增加将使得贷款和存款增加。贷款创造存款，这些存款在银行取得实绩和金融资产的过程中被花掉。而资产的出售者总是愿意接受银行存款，只要存款有货币性，就会有需求。相对于物物交换来说，所有在买卖过程中接受信用货币的经济主体都是在以信用出售产品。[5]

商业银行往往存在强烈的动机来满足客户的贷款需求。美国和加拿大的大企业预期银行有事先约好的信用便利额度，英国的银行广泛依赖事先约好的透支额度。银行确定贷款利率后，试图满足所有的贷款需求，只要这些贷款申请满足了最低的抵押和风险标准。所以贷款的数量几乎完全取决于需求。同时，流动性管理技术使得银行可以通过发行存款凭证（CDs）来为贷款需求融资，而不受中央银行的限制。流动性管理指的是为满足贷款需求而主动调节银行负债，与流动性管理相关的金融工具包括存款凭证、联邦基金、欧洲美元以及回购协议等。 莫尔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即使基础货币与货币间存在稳定的关系，也不能认为联储能够控制货币存量，而应该认为联储被动地让需求条件决定货币供给。由于银行放贷是货币存量变化的主要原因，银行对商业贷款的控制程度是有限的，这使得银行放贷在很大程度上完全由需求决定。银行确定利率并满足相应的贷款需求，即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莫尔认为，因为货币数量由需求决定，所以永远不会有超额货币供给。 （二）对莫尔观点的评论与补充

莫尔对内生货币理论进行了大量的阐释和发展，也引起了此后许多学者的关注。有些学者对莫尔的个别观点提出了质疑，莫尔对这些质疑也做出了回应。

在莫尔的框架下难以区分需求引起的货币存量增加和供给引起的货币存量增加，凡德（Fand，1988）对此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如果货币量的增加伴随着利率下降，则可以认为货币量的增加是由供给增加引起的；如果货币量的增加伴随着利率上升，则是由需求的增加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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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利率不变，则应区分短期与长期，如果利率经过一段时期后上升，则可以认为短期供给曲线弹性高，长期供给曲线弹性低，货币量的上升与需求增加相联系。[6]

在央行对准备金的控制程度问题上，麦伦迪克（Meulendyke，1988）对莫尔的文章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评论。在联储如何运作和如何影响准备金及货币的行为上，麦伦迪克认为联储能够在某些限度内控制货币增长。尽管麦伦迪克认同莫尔的短期内货币供给内生的观点，但认为不能完全否定联储通过控制准备金来控制货币增长的能力。在货币增长的信用驱动假说方面，麦伦迪克认为，虽然贷款与存款创造间有联系，但其联系很弱。他认为联储能够影响联储信贷，其因果关系检验表明，银行信贷对M1的决定来说，不起主要作用。[7]

关于货币供给曲线是否水平，罗西斯（Rousseas，1989）否定了莫尔的货币供给曲线水平的观点，认为在给定的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但并非完全内生。货币供给曲线斜率为正的程度，取决于联储的相机决策政策。[8]莫尔（1989）对罗西斯的批评做了回应，重新阐释了银行体系的行为和存款创造的过程，强调银行是零售市场上的价格决定者和数量接受者，银行存款和银行信用的供给，都是由需求决定的。货币的内生性指的是，货币量的变化由对银行信用的需求决定，而非由对银行货币的需求决定。[9]莫尔与罗西斯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体现了适应主义（Accommodationism）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之间在货币供给内生程度问题上的分歧。

关于是否存在均衡的货币需求量，古德哈特（Goodhart，1989）对莫尔提出了质疑。他认同莫尔“对正统的决定法定货币存量的基础货币—乘数方法”的否定，并承认自己赞同莫尔的大部分观点，但在具体问题上提出了质疑。首先，他认为莫尔夸大了银行对借款者贷款需求的被动反应的程度。其次，他认为莫尔过于强调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性。最后，他认为莫尔未能区分交换中对货币的普遍接受和对货币的需求。古德哈特认为，莫尔完全压制了货币需求，他认同货币的实际供给由信用市场决定的观点，但否认这种实际货币存量是均衡意义上的货币需求量。古德哈特认为，信用扩张创造的货币存量与均衡条件下对货币的需求量之间的差额，引起了产品、服务和资产买卖在内的资产组合调整，直到实现完全的均衡，这种缓冲存货方法有助于消除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之间的鸿沟。[10]

莫尔（1991）对古德哈特的批评做了回应，他认为个体银行虽然不会对借款者的要求被动反应，但从整个银行业的角度看，总的信贷市场的供给量，应看作是内生地由需求决定的。莫尔同古德哈特一样，主张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对货币供给过程进行理论考察。但莫尔不认同古德哈特的核心批评，即对货币在交易中的接受不能替代潜在的货币需求关系。莫尔认为，其原因在于古德哈特依然将货币视为一般商品，所以人们在“最终均衡状态”下，才有需求将总财富的一部分以货币余额持有。他认为，古德哈特通过“最终均衡”进行的是瓦尔拉斯式的思想实验，但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经济所趋向的“一般均衡状态”。而且对于信用货币经济来说，这种“一般均衡状态”也无助于分析。莫尔认为，对信用货币经济来说，甚至不能想象一个一般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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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因为货币在交易中被普遍接受，代表着对财富的一般索取权，所以不存在有限的“最优”的货币需求量。[11] （三）其他学者的贡献

帕利（Palley，1987）将内生货币机制引入到了正式的金融市场的宏观模型中。其对银行业和联邦基金市场的局部均衡分析表明：（1）银行贷款利率是资金批发成本的加成；（2）联邦基金利率代表从贴现窗口借款的机会成本，从贴现窗口借款的成本是贴现率和借入准备金的水平的函数；（3）借入准备金的水平由对银行信贷的需求、非借入准备金的可获得性、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市场上借款成本所内生决定。其实证结果表明：①贴现率是决定对银行的资金批发成本的核心因素；②贷款利率由联邦基金利率决定；③借入准备金随信贷市场状况内生变化。[12]其模型结果表明货币供给随信贷市场条件内生变化，银行根据贷款需求确定借入准备金的水平。

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存在对内生货币的一致认识，但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数学模型。阿瑞提斯和艾希纳（Aretis & Eichner，1988）认为，在货币和信用领域，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制度主义经济学非常相似，并将其称为“后凯恩斯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货币与信用理论”，他们强调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易媒介，而且与企业部门和整体经济的行为紧密相关。“生产的货币理论”构成了后凯恩斯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货币与信用理论的核心。其研究可以视为对货币供给内生性观点的支持，而且给出了数学模型，以回击对内生性观点未发展出数学模型的批评。[13]在最近的十年中，Godley和Lavoie（2007）采用社会账户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所做的工作最为复杂。[14]在此基础上，Keen（2011）发展了一种货币账户矩阵（Monetary Accounting Matrix），将内生货币的生成过程加以模型化。[15]总体上看，在内生货币的模型化方向上的进展依然不足。

尼格尔（Niggle，1991）认为，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程度是由一系列制度因素决定的，并将影响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因素分为货币形态、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三个类别。他将美国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并分析了不同阶段的制度内涵与货币的内生或外生性。其结论认为，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即部分存款准备金制度、银行支票成为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出现，以及货币当局执行最后贷款人作用，使得货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内生于金融体系。[16]

在最新的理论分析中，安得森（2010）分析了巴塞尔协议下的银行制度对内生货币的影响。他认为巴塞尔协议的合理性在于防止银行破产，但其负面效应在于产生了内生的信贷货币增长，而且这种内生货币的增长速度与所要求的资本/资产比率成反比。[17]

在最新的实证检验中，库伯斯和道甘（Cuberes & Dougan，2010）用1983—2006年间美国25476家企业的货币需求和物质资本投资的微观数据，估计货币供给变化对企业流动性需求变化的内生反应程度。在其模型中，企业的货币需求取决于当期交易、当期投资、计划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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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利率以及政策预期。其结果表明，只有小部分的货币存量变化是对企业投资需求变化的内生反应，而大部分的货币存量变化是外生的。[18] 二、适应性内生与结构内生之争

在后凯恩斯主义的传统中，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内生货币理论。两种理论都认为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和信用的可获得性，从根本上说取决于金融市场的需求量。具体来说，两种理论都接受“在现实世界中，银行先扩大信贷，该过程中创造了存款，然后再去寻找准备金”的说法。但它们的分歧在于“然后才去寻找准备金”的含义上，即银行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取得所需要的额外的准备金。

（一）适应主义与结构主义

适应主义的观点认为，当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持有的准备金不足时，中央银行必须满足其需要，否则就会威胁到金融系统和整体经济的稳定。中央银行用来满足对准备金的需求的方式，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窗口，央行对利率的选择，会影响银行取得所需准备金的成本。但因为中央银行有义务通过贴现窗口满足对准备金的需求，从而不存在对银行的准备金需求的有效数量限制。这种观点被称为适应主义或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Accomodative Money Supply Endogeneity）理论，其主要支持者有卡尔多、温特劳布和莫尔，其中以莫尔的论述最为全面。 结构主义观点认为，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努力控制非借入准备金的增长，从而对准备金的可获得性施加了明显的数量限制。该观点认为贴现窗口借贷并非对公开市场操作的相近替代。强调中央银行限制非借入准备金的增长时，额外的准备金通过负债管理方法内生于金融结构本身。这种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称为结构主义或结构内生（Structural Endogeneity）。其主要倡导者有明斯基、罗西斯、俄利和伊万斯，但与适应性内生相比，该方法的发展尚不够充分。

珀林（Pollin，1991）将适应性内生与结构内生间的差异归结为以下三个核心命题：1.贷款与准备金之间是否存在比例关系？适应主义认为贷款与准备金成比例，因为借入与非借入准备金是完全替代品，而准备金的供给是完全弹性的，贷款需求的增加将伴随者准备金的增加；而结构主义认为贷款与准备金之间不成比例，贷款增长快于准备金增长。2.借入与非借入准备金之间的替代程度。适应主义认为中央银行所提供的借入与非借入准备金是相近的替代品；而结构主义认为借入准备金不能完全替代有限的非借入准备金。3.在利率因果关系的性质与方向上，适应性内生观点认为利率因果关系的方向为从中央银行到金融市场；而结构内生观点认为市场行为会在联储政策之外影响利率，央行控制的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是双向因果关系。[19] 帕利（Palley，1991）评论了珀林的三种区分方法，并将适应性内生与结构内生的差异归结为贷款供给曲线的斜率问题。从贷款供给曲线来看，适应主义认为资金的短期成本由中央银行锁定。所以，理论上看贷款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其放贷多少取决于贷款需求规模。其补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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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中央银行必须满足银行的准备金需求，否则将危及金融系统的存在。结构主义命题认为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为正，银行放贷的规模和条件同时反映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斜率特别受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贷款的供给和需求是相互依赖的，因为银行发放的贷款又会作为存款回到银行系统中。此外，适应主义认为货币当局唯一能运用的政策是控制利率，而结构主义认为它能控制准备金的供给。[20]

在“中央银行必须满足银行的准备金需求以避免金融系统受到破坏”这个适应主义的补充命题上，帕利采取了折中态度，认为在正常条件下贷款需求的变动较小，央行能够拒绝满足准备金需求的增加；但在流动性短缺的“非常”条件下，中央银行就必须满足该需求。但什么是“非常条件”难以界定，且受货币制度的影响。

帕利认为适应主义模型未能解决政策当局与银行行为间的相互作用的问题，所以未能抓住金融市场与货币政策间的反馈效应。适应主义只是结构主义的特例，其中央银行通过增加准备金的供给完全满足贷款需求的增加。虽然帕利同珀林一样持结构主义立场，但他认为珀林对结构主义的支持证据是不足的。帕利认为难以从实证上区分两种命题，因为如果央行能够在合理时间内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迅速改变政策工具，则适应主义与结构主义将是相同的。[21] （二）对适应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实证检验

珀林（1991）用美国的数据，对关于适应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三个区别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果表明：（1）贷款与准备金随时间增长的不成比例；（2）不成比例的原因在于，负债管理行为使贷款的增加超过了准备金的增加；（3）借入准备金对非借入准备金的替代程度低，而且随着负债管理的重要程度上升而下降；（4）市场利率并非由联储干预所控制，而是由联储与金融市场间复杂的系列互动来决定。[19]（366-396）这些结果总体上支持了结构内生观点。

莫尔（1991）对珀林的研究做了回应，认为适应性内生与结构内生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货币当局自由决定短期利率水平的程度。莫尔认为，只有对第三个命题的检验才能区分结构内生与适应性内生。莫尔对珀林第三种检验的结果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短期利率是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政策工具，而市场利率又取决于经济主体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所以他认为珀林的检验实际上是支持适应性内生观点的。[11]（125-133）

伯南克和布林德（Bernanke & Blinder，1992）用VAR方法，得出了水平的准备金供给曲线，支持适应主义的观点。[22]但斯特朗因（Strongin，1995）用VAR方法进行的研究，支持结构主义的向上倾斜的准备金供给曲线和信贷供给曲线。[23]这些研究分别支持适应主义和结构主义，但都证明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三） 适应主义与结构主义间的共识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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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同的内生货币理论在分析的时期、内生性程度、决定内生性的因素、因果关系的性质与方向等方面存在分歧，但后凯恩斯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也形成了共识：（1）至少在短期内，银行一般会满足客户的信贷需求；（2）中央银行一般会满足银行系统对准备金的要求；（3）负债管理和资产管理在内的银行技术创新，使得即使准备金受到限制，银行也能够扩张信贷；（4）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决定了银行信贷、准备金和货币的规模与增长率；（5）信贷需求是经济活动水平、平均工资率和价格水平的外生变化、预期以及投机交易水平的函数；（6）除适应主义者外，一般认为货币供给是部分内生的，信贷和货币的利率弹性，既不是无穷大也不为零，货币供给关于利率的斜率为正；（7）现代金融体系下，信用安排和透支是短期内造成内生性的最重要因素，长期内金融创新最重要。

冯塔纳（Fontana，2003）、冯塔纳与本图里诺（Fontana & Venturino，2003）认为，适应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争论的核心，在于准备金和信用货币的供给曲线的斜率。他们考察了适应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差异，并用货币供给过程的图形，分析表明了适应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主要争论点。其分析表明，信用货币和准备金的供给曲线斜率不同的原因，在于对银行和中央银行的预期状态的假设不同。在理论框架中，这些假设界定了货币供给过程中经济主体行为的时间框架。适应主义的分析依赖于单期框架，假设经济主体的预期是不变的，结构主义依赖于连续分析中不断变化的预期。结构主义和适应主义共同提供了内生货币假说的一致的和令人满意的解释。[24][25] 三、评论与展望

内生货币理论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其根本观点在于货币存量由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决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生货币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流理论中货币供给外生的观点。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理论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对现代经济中货币的复杂性质的重新思考。

货币供给过程的性质是后凯恩斯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但也造成了内生货币政策方面研究的不足。长期以来，后凯恩斯主义者对政策言之甚少。Aretis和Sawyer（2008）曾分析过内生货币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性质和作用，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26]从分析意义上说，货币政策分析的目的是找到一种促进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货币手段。从内生货币的角度看，其政策任务是设计一种对经济波动作出充分反映的反周期政策，但后凯恩斯主义者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依然不足。

内生货币理论由来已久，却始终未能纳入到主流理论的框架体系之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讲授的依然是外生货币供给的“基础货币—乘数”方法。内生货币理论的边缘地位，可以部分地由其与主流范式之间的差别和实证困难来解释。此外，过于学术化和哲学化，适应主义与结构主义间的分歧，以及没有建立以其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框架，也是限制其扩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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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其能否与主流经济学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与融合。Fontana和Gerrand（2012）指出，不完全竞争的宏观经济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理论，以及路径依赖理论，都是可能在主流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实现融合的领域。[27]此外，对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说，仅仅指出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证明它。只有提供可检验假说的理论模型才具有说服力，后凯恩斯主义应在学术包容、理论与实证研究具体进展的基础上，从批评转向与主流经济学及其政策建议的建设性融合。

在将来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内生货币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详细分析造成货币供给内生的制度因素和当代货币银行体系的特征。开放条件下的内生货币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在全球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一国的货币供给特征与国际金融市场，以及与其他国家之货币供给间的关系，也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重要命题。 注释：

①20世纪50年代，由于运用货币政策治理通胀的效果不理想，英国人普遍认为货币调节方式出了问题，需要对金融机构的运行方式和英格兰银行的调节方式进行全面调查。在1957年5月，以Radcliffe勋爵为主席的委员会成立，调查货币和信贷体系的运行并提出对策。该委员会存续了两年，询问了200多位证人，收到了150份左右的特别备忘录，最后发布了一份约340页的全体一致同意的报告，该报告中的观点与正统货币理论大相径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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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eulendke Ann-Marie. Can the Federal Reserve Influence Whether the Money Supply is Endogenous？ A Comment on Moore[J].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1988， 10（3）：393-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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