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学概说 - 社科网-社科网

西夏学 第1辑 2006年10月 Xixia Studies, Oct. 2006, Vol.1 西夏学概说

史金波

西夏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对西夏的研究虽然可以追溯到很早，但它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其形成、发展只有大约百年的历史。20世纪伴随着社会的飞速进步，人文科学有令人瞩目的长足发展。一些学科拓宽领域，钩深致远，一些新的学科悄然兴起，发展成熟。在新兴的学科中除人们已经熟知的甲骨学、敦煌学等学科外，还有过去鲜为人知、近来又渐受关注的西夏学。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王朝，自称白高大夏国，简称大夏国。党项羌是其主体民族。早期的党项族主要分布在今青海省东南部、四川省西北部的广袤草原上。唐初，党项族拓跋部首领不断扩张。党项族受到吐蕃强大势力的挤迫，不得不向唐朝请求往内地迁徙。中唐以后，大部分党项人逐渐内徙到今甘肃东部、宁夏和陕西北部一带，在新的地区繁衍生息。9世纪末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管领以夏州（今属陕西省靖边县）为中心的五州，开始了事实上的地方割据。五代时期，夏州党项政权先后依附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各王朝，并在与邻近藩镇纵横捭阖的斗争中，势力不断壮大。宋初，党项族首领臣属宋朝，被赐姓赵。后党项族的首领李继迁（赵保吉）公开抗宋自立。他依附辽朝，被辽封为夏国王，经过15年反复拉锯式的角逐，终迫使宋朝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仍管领五州之地。后又攻占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并改为西平府，作为党项族政权新的统治中心。李继迁死后，子李德明继承王位，与宋朝大体上保持了友好往来。宋朝每年赐给大量银、绢、茶。宋天禧四年（1020年）李德明将其统治中心移往贺兰山麓的怀远镇，改称兴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并逐渐将其发展成西北地区的一大都会，其势力更加壮大。宋天圣六年（1028年）李德明派他的儿子元昊率兵向西攻占甘州（今甘肃省张掖）。不久，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沙州（今甘肃省敦煌）也来降服。宋明道元年（1032年）元昊又夺取凉州（今甘肃省武威）。这样，李德明的党项政权又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奠定了建立西夏王国的版图基础。

景宗元昊时期实力更加雄厚，他采取一系列政治、军事、文化措施，进行正式建国的准备活动。他改姓嵬名氏，自称“兀卒”（西夏语，皇帝意），下秃法令，令大臣野利仁荣创制文字，建立官制，升兴州为兴庆府，在境内分设监军司。他还接连对北宋、吐蕃、回鹘用兵，进一步扩大了版图，辖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成为当时能与宋、辽周旋、抗衡的第三大势力。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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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元年（103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宋朝开始不承认元昊的地位，不断对西夏用兵，宋、夏双方发生几次大战，都以宋朝惨败告终。此后宋朝无力征服西夏，西夏也财困民穷。后双方达成妥协，西夏向宋称臣，宋朝承认西夏的实际地位，每年赐给西夏大量银、绢、茶。后元昊在官廷内乱中被刺身亡。

元昊死后子毅宗谅祚在襁褓中即位，母后没藏氏和母舅没藏讹庞当政，与宋朝有战有和，谅祚14岁时在朝臣的支持下擒杀企图篡权的没藏讹庞，开始亲政。谅祚死后儿子惠宗秉常也是孩提即位，母后梁氏和母舅梁乙埋执掌朝政。秉常16岁亲政，因想与宋请合，与太后政见相左，被囚禁兴庆府。宋朝乘机起五路大军攻夏，最终因指挥失当而溃败。秉常死后子崇宗乾顺3岁即位，母后梁氏（秉常母梁氏侄女）和母舅梁乙逋（梁乙埋之子）专权。乾顺亲政后，与辽结好。金灭辽国，西夏改事金朝，并扩充了领土。乾顺发展文化，创建国学；以法治军，颁行军法。这一阶段三朝母党专权，西夏皇族和后族的矛盾高潮迭起，并伴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之争多次发生“蕃礼”和“汉礼”的严重斗争。西夏经济又有新的发展，宋、夏之间互通有无，贸易往来频繁。与吐蕃的关系由对抗逐步趋于和好。

乾顺子仁宗仁孝在位前期境内发生原投诚的契丹人萧合达的叛乱，又由于严重饥荒爆发了以哆讹为首的大规模人民起义。外戚任得敬在平定叛乱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渐握朝柄，最后欲分国自立。仁孝在金朝的支持下诛杀了任得敬，并翦灭任得敬党羽，度了过分国危机。仁孝时期西夏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农牧业都有长足的进步。仁孝大力提倡文教，国家实行科举，朝臣修订律令，寺庙校印佛经，文人著书立说，文化事业高度繁荣，达到西夏的鼎盛时代。

仁孝死后，进人西夏晚期，西夏内忧外患加剧，开始走下坡路。这时蒙古已崛起于漠北，并不断侵掠西夏。在西夏晚期的30多年中，皇权不固，先后五易帝位：桓宗纯佑、襄宗安全、神宗遵顼、献宗德旺、末帝睍。这一时期西夏外患不已，烽烟不断，蒙古六次人侵。夏宝义元年（1227年）蒙古大军在已经攻占了西夏的黑水城（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沙州、肃州（今甘肃省酒泉）、甘州、灵州等重要城市的基础上，进围中兴府。末帝睍回天乏力，力屈请降，束手被擒，旋即被杀。雄踞西北地区的西夏王朝终告灭亡。

西夏王朝从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到被蒙古所灭，共传10主，历时190年，先后与北宋、辽，南宋、金鼎足而立，称雄一方。如加上西夏建国前西北党项政权存在的时间，前后共有300多年的历史。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①

元代称西夏地区为河西，称党项人为唐兀氏，为色目人之一，民族地位较高。当时部分党项人或留在西夏故地，或迁居各地同汉族和其它民族杂居。党项上层人物深受元朝重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重要建树。经过元、明两代，党项族逐渐与临近民族融合为一体，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逐渐消声匿迹了。

西夏在中国历史画卷中占有浓彩重笔的重要一页，它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文明。不少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在西夏舞台上演绎出生动的故事，西夏的赫赫武功和非凡的战例在中国军事史册中可圈可点。西夏的文化和当时应用广泛的独特文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地中的一支奇芭。然而这样一个有影响的王朝在灭亡后，其文化遗存受到极大的摧残。在西夏首都今银川市除承天寺外竟很难找 ① 《宋史》卷485、486《西夏传》。 - 168 -

到西夏建筑的遗迹，贺兰山下的西夏陵园地面殿堂建筑荡然无存，连众多的石碑也被人为破坏成碎块。20世纪以前竟看不到一本西夏人自己编写的典籍，西夏文字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特别是有修史传统的中国在元代修正史时未修西夏史，记载简略的西夏史实仅作为附传列于宋、辽、金三史之末，难以反映西夏历史全豹。后西夏典籍渐被湮没，西夏历史面貌模糊不清。西夏资料的匮乏使后世治西夏史者深感困难。西夏成为鲜为人知的神秘王朝。后世人们除从记载有限的汉文史料中了解西夏的政治、军事概略外，对西夏的典章制度、文化事业了解甚少。知其创制文字，而不晓其文字为何物，也未见其典籍；知其发展佛教，接受儒学，但不解其制度，不明其影响。西夏文化研究由于资料的匮乏，长期以来进展无多，成为中古历史研究的难点。历史呼唤西夏学的诞生。

一 西夏学的形成

近代文物考古工作的进展，使西夏文物、文献重见天日，使西夏研究峰回路转，别开生面，可以说西夏学和甲骨学、敦煌学等学科一样，大量新文献、文物的发现和研究促使这一新学科的诞生。

19世纪初，西北史地学家张澍在武威打开了砌封多年的西夏凉州感通塔碑，该碑记录了西夏时期一次重要的佛教庆典活动，一面西夏文、一面汉文。这一发现使世人见到死亡多年的西夏文，从而拉开了获取新的西夏资料的序幕。可惜当时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19世纪末英、法学者为考证北京居庸关过街塔门洞壁上六体文字石刻中的一种文字是否西夏文竟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中外学者对西夏文字的关注促动着西夏学的萌生。

在著名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不久，1908年以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为首的一支俄国探险队，于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了一些西夏文献，当时俄国科学院认为价值很高，让他们继续在那里寻找。1909年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城外的古塔中发现了大量文献和文物，仅文献就有数千卷，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文及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献。

俄国探险队将我国这批珍贵遗物席卷而走，至今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爱尔米塔什）。这次发现是本世纪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以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黑水城出土文献，卷帙浩繁，有八千多个编号，内容丰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文献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夏、宋、金、元时期的写本和印本，距今已有700－900年的历史，堪称珍本、善本。俄藏黑水城文献包括了西夏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书、文学、宗教、天文、历法、医学文献，以及译自汉文、藏文的文献，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

这些文献不仅从多方面体现出西夏历史文化的内涵，还反映出西夏文化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内在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表明了西夏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其学术价值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瞩目。

英国人斯坦因（M.．A．Seiin）步科兹洛夫后尘，1914年也到黑水城寻找发掘，得到不少西夏遗物，藏于大英博物馆。1917年在灵武县（今属宁夏灵武）也发现了不少西夏文佛经，大部分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一部分藏于宁夏、甘肃，一部分流失日本。这些文献使中国国家图书馆馆成为国内入藏西夏文文献最多的地方，使西夏文文献更加丰富。 ① 张澍：《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养素堂文集》，18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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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在国外称为唐古特（tangut），唐古特是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称谓的一种，最初见于突阙碑文中。西夏学实际上发轫于西夏文字的解读。中外学者为解读业已死亡、无人可识的西夏文字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面对浩如烟海、难以释读的文献，决心去认识、熟悉、介绍、研究它，这需要有数十年如一日坚韧不拔的巨大勇气和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中外学者对西夏文字的解读经过了艰难的历程，开始从个别字的对译、试解文义、到析求语音、贯通语法，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俄罗斯的学者借近水楼台之便，逐步介绍和解读藏于俄国的文献，取得了突出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最早着手进行整理和研究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是伊凤阁（А．И．Иванов）教授，他首先在文献中找到了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借助这一西夏人的杰作，他对西夏文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并考证出一些佛教名称，同时还编辑了西夏文字典，实有开创之功。黑水城西夏文献的发现和学者的解读使西夏学渐如学术殿堂。

对于西夏文这种难以破译的文字及其文献，中国国学大师们给予很大关注，作出了重要贡献。二三十年代，陈寅恪、王国维、罗振玉等或解读文字，或诠释文献，或考证文物，收获粲然。如陈寅恪曾著《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罗振玉收集、编著《西夏官印集存》，利用其中的西夏年款，订正西夏纪年，很有价值。又有王静如、罗福成、罗福苌分析文字、研究语言、介绍文献，为中国西夏学奠基。1913年罗振玉自俄国伊凤阁教授手中得见《番汉合时掌中珠》1页，他深知该书的重大学术价值，次年即借得此书9页石印流传，后又增补，庶几完备。后罗福苌著《西夏国书略说》，罗福成著《西夏译莲华经考释》。特别是王静如撰著的《西夏研究》三辑，涉及西夏语言、文字、文献，考证推敲，功力深厚，是当时西夏研究的高水平成果。此书获法国茹莲奖。当时日本的学者也涉足西夏文字、文献的研究，石滨纯太郎曾发表论文多篇，并首先提出“西夏学”一词。

与此同时，在中国有关西夏汉文史料的整理也在进行。比如在清末民初，戴锡章在前人编辑整理的《西夏事略》、《西夏书事》的基础上，编撰了编年体史书《西夏纪》28卷。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中岛敏等也利用汉文史料发表了一些研究西夏历史的论文。当时这种传统的史料整理尚未能与新发现的西夏文献和文物相结合。

苏联的学者对俄藏黑水城文献先后进行了多次整理和记录。20年代末，龙果夫教授（А．А．Драгунов）也开始整理、研究这些文献，他从中选编出41种文献目录，发表在中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上。当时聂历山教授（Н．А．Невский ）在日本工作，他通过伊凤阁等人得到了部分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发表了不少论著。1926年聂历山撰写了《西夏文字抄览》，利用俄藏文献中以藏文为西夏文注音的材料研究西夏语音。他1929年回国后，开始对俄藏黑水城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第一个受命编造所藏西夏文文献清册。他在清理文献的同时对文献进行了拼合、摘录和研究。聂历山教授以其辛勤的劳动、很高的学术造诣和扎实的汉学功底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他从大量文献中积累字词，编写西夏文字典，功不可没。当时他已成为俄国西夏学奠基者和领 ① 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1927年。 ② 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东山学社印，1914年。罗福成：《西夏译莲华经考释》，东山学社印，1914年。 ③ 王静如：《西夏研究》（一、二、三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第八、第十一、第十三，1932年、1933年。

④ 戴锡章：《西夏纪》，北京京华印书馆，1924年。 ⑤ 聂历山：《西夏文字抄览》，日本《亚细亚研究》，1926年。 -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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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物。可惜他的字典在他去世20多年以后才得以面世。

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外西夏学专家搜集资料，解读文字，初释文献，形成了一次西夏研究热潮。1932年北京图书馆适时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西夏文专号），由中、俄、日三国专家撰稿，有黑水城考古介绍、西夏文文献释文、文献目录，不仅荟萃中外西夏学专家王静如、罗福成、罗福苌、聂历山、石滨纯太郎等人，还有周叔迦、向达等学者加盟，编辑西夏文佛经目录，译介西方著述，为《馆刊》增色不少。②《西夏文专号》的出版成为当时西夏学的一次盛会，反映出当时的最好水平，为后世治西夏学者的必备教科书和参考书。不少后学者通过此专号比较全面地了解西夏学的相关资料和研究历史，从而步入西夏研究的殿堂。可以说，专号在西夏学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中国、苏联遭到法西斯的侵略，当时西夏学基础较好的中国、苏联的西夏研究几乎停滞了十年。那一时期中国造诣很深的年轻学者罗福苌英年早逝，苏联西夏学的头排人物聂历山在镇反中无辜被杀，给年轻的西夏学造成了重大损失。在中国的大后方西南地区，邓少琴先生在党项人未北迁时的居住地西康木雅地区进行考察，写出了《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认为当地的石碉是西夏后裔的遗迹，对后世西夏后裔下落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次的调研和书籍的出版在当时的冷落凋敝的西夏学界可谓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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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夏学的恢复

二次大战后，苏联和日本相继恢复西夏研究。苏联在50年代就有年轻的专家克恰诺夫（Е．И．Кычанов）开始从事西夏研究，并有论文问世。1963年苏联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戈尔芭切娃（З．И．Горбачева）和克恰诺夫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全面的著录出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目录，其中对世俗文献著录详备，第一次使世人了解到俄藏黑水城出土的珍贵文献有400余种。1964年出版了索弗罗诺夫（М．В．Софронов）和克恰诺夫合著的《西夏语语音研究》，用俄藏西夏文文献系统地研究西夏语音；1966年出版了克罗科洛夫（В．С．Колоколов）和克恰诺夫的《西夏译汉文经典》，介绍并刊印了俄藏西夏文《论语》、《孟子》、《孝、克罗科洛夫、经》；1968年克恰诺夫出版了《西夏国史纲》，1969年出版了克平（К．б．Кепинг）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А．П．Терентьев－ Катанский）、克恰诺夫著的《文海》，俄译并刊印了俄藏西夏文韵书《文海》，为西夏学术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① 聂历山：《西夏语文学》（一、二卷），苏联东方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 。 ②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编辑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③ 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中国学典馆，1945年版。

④ 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苏联东方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孟列夫：《哈拉浩特特藏中汉文部分叙录》，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4年 。参见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⑤ 索弗罗诺夫、克恰诺夫：《西夏语语音研究》，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4 年。克罗科洛夫、克恰诺夫：《西夏译汉文经典》，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6 年。克平、克罗科洛夫、克恰诺夫、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文海》（一、二卷），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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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冈崎精郎多年从事西夏历史研究，20世纪50—60年代发表了多篇论文，都是以汉文史料为基础进行研究。1972年他综合了自己近30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党项古代史研究》，受到日本史学专家的重视。①特别应提出的是西田龙雄从50年代开始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化探讨，创获颇多。1964、1966年出版《西夏语的研究》，依据俄藏西夏文文献研究西夏文字、语音和文法，并编辑了西夏文小字典。桥本万太郎于60年代发表数篇西夏语言研究力作，依据《掌中珠》、《音同》、《文海》的资料，着力探讨了西夏语的声韵，提高了对这几种西夏语基本文献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西夏语的研究。

英国学者格林斯塔德于1973年在印度出版了9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收集了藏于中国和苏联的部分佛经，可惜此书在中国难得见到。④

中国西夏学研究恢复较晚，王静如教授于60年代初期年过花甲，仍深入探究西夏奥秘，招收第一名西夏文专业研究生，并吸收助手，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逐渐形成西夏研究基地。60年代初中国发表了为数不多的论文，其中王忠撰写的《论西夏的兴起》利用了汉文和藏文史料，系统地勾勒了党项族的发展和西夏的建国，对西夏史的研究有重要影响。⑤

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洞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重新进行系统考察，由常书鸿、王静如教授主持，宿白教授作顾问，李承仙任秘书长，民族所史金波、白滨，敦煌文物研究所万庚育、刘玉权、李侦伯，甘肃博物馆的陈炳应参加。经过3个月的实地考察，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将原来认为莫高窟、榆林窟只有几个西夏洞窟改定为80多个西夏洞窟，大大改变了对洞窟布局的认识。这是把西夏考古、艺术、文字、史料结合在一起的一次成功的研究尝试，不仅开拓了西夏艺术研究，还在西夏学的进程中首创多学科合作研究，汇集不同学科的专家，采用综合研究方法，取得重大进展。可惜这次考察研究的结果尚未公布，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有关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考察研究成果在“文革”结束后才陆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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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夏学的发展

中国“文革”时期科学研究备受摧残，刚刚起步的西夏研究车轮戛然而止。然而有的研究人员在干校期间，虽身处逆境，仍探求西夏文字，熟悉西夏文献，为西夏学恢复自觉地做着准备工作。“文革”后期，在西夏故地又发现了一批重要西夏文物。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一些西夏文物、文献。王静如、史金波和黄振华对这批文献进行了考证和研讨。这些文物的重见天日和研究论证又使西夏研究在艰难的条件 ① 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东洋史研究丛刊之27，1972年。

② 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一、二卷），日本座右宝刊行会，1964、1966年。 ③ 桥本万太郎：《〈掌中珠〉夏汉对音研究的方法》，《中国语学》109。 桥本万太郎：《西夏国书字典〈同音〉的同居韵》，《言语研究》43号。 桥本万太郎：《关于〈文海〉韵的组织》，《东方学》30号，1965年。

④ 格林斯塔德：《西夏文大藏经》（9卷本），新德里，1973年。 ⑤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历史研究》1962年5期。

⑥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考古》1974年3期。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考古》1974年3期。史金波：《〈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质疑》，《考古》1974年6期。黄振华：《读者来信》，《考古》1974年6期。 -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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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存留一线生机。此后考古工作者将目光投向了位于贺兰山脚下的西夏陵园。那里矗立着9座高大的帝陵和几十座陪葬墓，星罗棋布，蔚为壮观。专家们陆续发掘了其中的一座皇陵，几座碑亭和陪葬墓，出土了很多文物，其中包括硕大的鎏金铜牛、男性和女性人像石碑座、雕龙石柱以及大量西夏文、汉文残碑。宁夏博物馆的专家们对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作了报道和研究。这是第一次有计划的西夏考古发掘工作。重要西夏遗迹的考察、大量西夏文物的出土，扩展了西夏研究者的眼界，使人们通过西夏的实物来认识业已消失的西夏。

中国在“文革”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西夏研究工作开始列入国家计划，研究课题逐步立项，从事西夏研究的人才增加，西夏学出现了恢复、发展的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加强了西夏的调查研究工作，宁夏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历史研究所，重点从事西夏研究。西夏学专家们在新的条件下更加努力工作。首先在文字解读和文献翻译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在研究西夏文韵书《文海》的同时，释读西夏文的水平有显著提高，已可以翻译没有现成汉译文参考的长篇西夏文文献。②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利用汉文史籍研究西夏历史的著作有钟侃、吴峰云、李范文的《西夏简史》和吴天墀的《西夏史稿》，这些著作开始以新的观点系统研究西夏历史，特别是后者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汉文史料，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好评。③ 汉文文献中有关西夏的资料十分重要，除正史中的西夏传以外，散见于编年体史书、杂史、文集、方志、碑刻之中，分散凌乱，搜罗汇集十分不易，韩荫晟教授积多年之力，于1983年出版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一、二册）。④

应特别提出的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第六册中，西夏史与辽、金史并列作为其中的一章，首次在中国通史中确立了西夏史的地位。⑤

80年代以后，中国的西夏研究专家更加重视对俄藏西夏文献的介绍和研究。特别是随着俄国所藏部分西夏文文献刊布，国内进一步重新释读这些文献、并以其进行文字、语言和社会的研究。《文海》是一部兼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特点的西夏文韵书，包括平声、上声和入声、杂类3部分。每部中以声分类，包括了所有的西夏字。每字下以双行小字注释，内容包括分析字形构造、注释字义和以反切法注音。史金波、白滨、黄振华经过数年的译释、研究于1983年出版了《文海研究》，将《文海》全部译成汉文，并依据《文海》资料对西夏文字构造、语音体系和社会生活作了研究。《音同》是以声母为纲的特殊西夏文字书，1986年李范文出版了《同音研究》，对西夏文《音同》作了研究，并构拟了 西夏语音。《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西夏文和汉文双解语汇集，1989年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出版了《番汉合时掌中珠》在中国第一次全部影印了原刻本，并作了索引。⑥

这一时期西夏研究朝着纵深发展，领域不断拓宽，利用新的西夏文献结合其他史料研究西夏文化、宗 ① 宁夏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1978年8期。 宁夏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宁夏博物馆：《西夏陵区一0八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

②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1期。

③ 钟侃、吴峰云、李范文：《西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79年。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增订本 1983年）。

④ 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一、二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⑥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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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有了新的进展。1986年史金波出版了《西夏文化》，综合利用西夏文献、文物资料，第一次对西夏文化及其特点作了系统的探讨。1988年他又出版了《西夏佛教史略》，比较多的利用汉文史料、出土的文物和俄藏黑水城文献系统研究西夏佛教历史，对西夏佛教的传入和发展进行探讨，还分别对西夏的佛经、寺庙、僧人、宗派、艺术等进行分析和研究，并重新整理了俄藏西夏文佛经目录。①

随着西夏文物、文献不断出土以及研究的深入，有关西夏文物介绍和考证的论述颇多，其中也出版了几部专著，如1982年出版了罗福颐、李范文编译的《西夏官印汇考》，刊布并释文近百枚西夏官印。1984年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的《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出版。1985年出版了陈炳应的《西夏文物研究》，对西夏的佛教遗迹、城镇堡寨、碑刻、墓葬、窑址、辞书、文书、医方、历书、文学作品、译著、器皿等作了详细研究。1988年出版了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的《西夏文物》，其中分建筑、绘画、金石、铸造、木竹器、陶瓷器、世俗文献、佛教文献八类刊布了400多种重要西夏文物图版。马文宽参加发，对西夏的瓷窑、瓷器和烧制作了深入研究。1987掘宁夏灵武的西夏窑址，1988年出版了《宁夏灵武窑》

年5月，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佛经文书、唐卡等文物。

此后以利用汉文史料为主研究西夏历史的著作又有新的收获。如1988年、1989年白滨先后出版了《元昊传》和《党项史研究》，分别对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和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进行研究。1988年周伟洲出版了《唐代党项》对唐代党项族的历史作了细致的梳理和研究。李蔚先后出版了《西夏史研究》和《简明西夏史》，其中不乏新的观点。这一时期对过去明、清编辑的西夏史料也开始重新整理、点校，1981年史金波、吴峰云到南京图书馆抄录新发现的明代编写的西夏历史著作《宋西事案》，后白滨又复核校对，并著文介绍。1988年戴锡章编撰、罗矛昆点校的《西夏纪》出版。1984年白滨汇编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西夏史论文，出版《西夏史论文集》。

西夏灭亡后其主体民族党项族也逐步消亡，西夏人的后裔成了学术界关心的问题。过去对西夏的的下落有过一些论述，80年代开始了对西夏后裔的调查研究。1981年史金波、吴峰云根据正史、文集和方志记载的线索，到安徽等地调查由西夏入元的党项人余阙的后代，在合肥和安庆分别找到了数以千计的西夏人后裔，同时发现了两部余氏宗谱，对这支西夏后裔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研究。这是第一次找到有确切文献记载的西夏后裔。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濮阳的碑铭、文集和族谱，发现了另一支西夏后裔，并研究了他们的文化特点。1988年李绍明撰文，认为四川西昌的余氏是西夏的后裔。

70年代至80 年代俄罗斯的西夏研究也取得大面积丰收。1974年克恰诺夫著《新集锦合辞》，俄译并刊印了原件。1979年、1983年、1990年克平先后出版了《西夏译孙子》、《类林》和《新集慈孝记》，研究并刊印了三 ① 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99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

② 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史金波《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西北民族研究》试刊号，1986年6月。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马文宽《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③ 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 白滨：《党项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④ 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⑤ 戴锡章编撰、罗矛昆点校：《西夏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⑥ 白滨：《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 ⑦ 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1期。史金波、吴峰云：《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2期。任崇岳、穆朝庆：《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2期。李绍明：《传为蒙古族之西昌〈余氏族谱〉考辨》，《四川文物》1988年4期。 - 1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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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原文，并在西夏语语法研究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1981年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出版了《西夏国家的书籍事业》，利用俄藏西夏文献研究了西夏有关书籍的问题。1984年出版了孟列夫教授（Л．Н．Меньшиков）的《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一书，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部分作了详细介绍和考订。1985年克平出版了《西夏语词法学》，系统地研究了西夏语的词法。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88－1989年克卡诺夫出版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俄译并研究了这一重要文献，同时刊布了原文。此书不仅数量大，内容涉及领域宽，而且翻译时没有相应的汉文文献对照，难度很大，克恰诺夫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表现出深厚的西夏文功力和很高的法学知识。 还值得提出的是1972年格林斯塔德(E.D.Grinstead)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一书，编辑了西夏文字索引，翻译了西夏文草书《孝经》译本，很有成就。美国的陆宽田（Luc kwanten）也涉足西夏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他曾出版《合时掌中珠》（美国，1982年）。

， 西田龙雄在日本擎举西夏研究的旗帜，用功甚勤，收获颇多。他于1980年发表《幻的楼兰黑水城》1981－1983年发表《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利用抄自苏联的资料，深入研究《五音切韵》，推动了西夏语的研究。1988年发表了《西夏语〈月月乐诗〉的研究》，对西夏文《月月乐诗》作了研究。他又陆续推出《西夏文华严经》3册，翻译、注释了西夏文《华严经》卷一至卷十一，并介绍和研究了其他一些重要西夏文佛经。日本的野村博（后更名松泽博）70年代以后不断发表研究西夏文献的论文，对西夏佛教史籍、西夏文书、西夏谚语有深入探讨，翻译考证功力深厚，很有创获。

70年代末西田龙雄教授来中国访问，与中国的西夏学专家王静如、史金波等进行学术交流，中国的西夏学又开始了与国外专家的交往。此后西田先生经常来中国的北京、宁夏等地访问。不久其他国家的西夏学专家也陆续访问中国，中国的西夏研究者也相继走出国门，与国外的同行交往日多。1986年美国邓如萍博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习西夏文，进行为期一年多的研修，后撰写有关西夏的论文，并出版了著作。1987年苏联西夏学家克平来中国和史金波共同研究西夏文化，为时一年。

20世纪70-80年代西夏文献译释、文字语言研究、汉文文献的整理和利用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西夏文物考古、西夏佛教、西夏文化和西夏后裔的探讨丰富了西夏研究的内容，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西夏学得到长足发展，使西夏学得到学术界的更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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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夏学的进一步繁荣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西夏研究在文献整理、专题研究、机构建立、学术交流、成果的数量诸方面都有了更大的进展。

① 克恰诺夫：《新集锦合辞》，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74年。克平：《西夏译孙子》，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

1979年。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西夏国家的书籍事业》，1981年。克平：《西夏译遗失的汉文类书〈类林〉》，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3年。克平：《西夏语－词法》，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5年。克恰诺夫：《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一至四卷），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8年－1989年。孟列夫：《哈拉浩特特藏中汉文部分叙录》，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4年 。参见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

② 西田龙雄：《幻的楼兰黑水城》，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0年10月。西田龙雄：《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上、中、下），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20期1981年、第21期1982年、第22期1983年。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的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25期1986年。

③ 松泽博：《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道理〉》，《小野胜年博士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1982年2月。松泽博：《西夏文谷物贷借文书之我见》，《东洋史苑》30、31号合刊，198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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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史金波、白滨、聂鸿音出版了《西夏天盛律令》，将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部内容丰富、可在多方面补充西夏历史的重要文献全部译成汉文，并作了注释，作为《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之一种出版；后经译者修订、补充后在《中华传世法典丛书》中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名出版。该法典作为西夏王朝法典包括了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具有综合性法典性质。全书原为20卷，共150门，分1461条，内容十分丰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多方位地反映了西夏社会，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此后参考、利用这部西夏法典译文研究西夏社会、历史的著作和论文不断出现，推动了西夏历史社会的研究。

这一时期随着西夏文释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西夏文文献的整理、翻译和研究又取得新的成就。1993年陈炳应出版了《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将俄藏西夏文谚语《新集锦合词》全部译成汉文，并用以研究西夏社会的方方面面；1993年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出版《类林研究》，将西夏文《类林》译成，翻译汉文，恢复了失传已久著于唐代的汉文本《类林》；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著《圣立义海研究》并研究了这部多方面反映西夏社会的的类书。②

90年代以后西夏专史研究不断深入，专家们演绎发挥，捷报频传，著述较多。1992年聂鸿音出版了《塞北三朝》，描绘了辽、夏、金的历史和文化，雅俗共赏；1997年聂鸿音发表了《古道遗声》，这是《中华文学通览》的“西夏辽金卷”，其中分析了西夏文学及其特点。③1993年王天顺主编的《西夏战史》出版，对西夏及其建国前共300多年时间的战争、军事作了详细论述，开创了西夏军事史的系统研究。 1997年史金波、黄艾榕出版了《西夏用兵史话》，以通俗的笔触描绘了西夏的军争、战事。

这一时期西夏文文献的整理、翻译、研究工作又有新的成果。李范文于1996年到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讲学时与中岛幹起等编著《西夏文杂字研究》，对俄藏的一种西夏文《杂字》刻本进行译释、研究，于1997年出书。1998年史金波也到该校讲学，与中岛幹起等编著《文海宝韵研究》，对俄藏西夏文写本《文海宝韵》进行译释、研究，于2000年出书。④

宋史研究专家关注、参与西夏史研究，更加壮大了西夏研究队伍，丰富了西夏学的成果。1994年漆侠、乔幼梅撰著的《辽夏金经济史》中对西夏经济史有系统的论述；1998年李华瑞出版《宋夏关系史》，全面论述了宋朝对西夏的政策、宋夏战争、经济关系和交聘。⑤

西夏语言的研究在90年代有新的论著出版，1994年出版了李范文的《宋代西北方音》，利用《番汉合时掌中珠》研究中国西北方音。1999年李范文、孙宏开、马忠建、聂鸿音撰著《西夏语比较研究》，对西夏语音、语法、词汇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比较研究，在很多方面有深入的探讨。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西夏天盛律令》，科学出版社，1994年。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国传世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12月。

②陈炳应：《西夏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聂鸿音：《塞北三朝》（《中国历史宝库》辽、夏、金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10月。聂鸿音：《古道遗声》（中华文学通览 西夏辽金卷），中华书局，1997年3月。

④ 李范文、中岛幹起编著：《西夏文杂字研究》，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1997年3月。 史金波、中岛幹起等编著《文海宝韵研究》，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0年1月。

⑤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⑥ 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李范文、孙宏开等：《西夏语比较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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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宁夏大学重视和加强了西夏研究，成立了西夏研究所，王天顺、张迎胜、杜建录、龚世俊、韩小忙等并在短时间内出版了《西夏学概论》、《西夏文化概论》、《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西夏书事校证》、《西夏王陵》等多种介绍和研究西夏的著述，皆由甘肃文化出版社系列出版，推动了西夏学的进展。

西夏的文物考古有两大亮点，一是规模宏大的西夏陵园，一是数座各存特点的西夏佛塔，经过宁夏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深入研究，写出了图文并茂、论述详尽的著作。1995年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等人合著的《西夏佛塔》，对宁夏贺兰县方塔、宏佛塔、拜寺口双塔、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同心县康济寺塔及出土文物进行了详细考察和深入研究。同年许成、杜玉冰著作的《西夏陵》出版。②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1983年、1984年对黑水城进行全面考察，发现了很多西夏文、汉文文书，李逸友编著了《黑水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于90年代初版。③此外李进兴也出版了关于研究西夏文物的著作。④90年代中期以后西夏考古又有新的进展，黑水城附近的绿城、莫高窟北区、贺兰山下的西夏塔群都发现很多文物。⑤

90年代中期李培业在其父李鸿仪先生长期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一些碑文、族谱和历史记载进行探讨，认为自己的家族是西夏皇帝的后裔，1998年出版了《西夏李氏世谱》，对此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 ⑥ 为了使不熟悉西夏文的人便于查找西夏文的字义、字音，西夏文专家们不断推出西夏文字典。影响最大的应属苏联学者聂历山，早在30年代他从多种西夏文文献中摘取了大量的字和词语，编辑成便于查找的卡片，他去世20多年后的1960年才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公诸世上，成为第一部内容丰富的西夏文字典，（二卷）中附载了一个3千字的西夏文字为学术界所重。1966年日本西田龙雄在其著作《西夏语的研究》

典，查找方便，注释简明。1983年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出版的《文海研究》中有一详细索引，可以查找5千西夏字注音和字义。1997年李范文出版了《夏汉字典》，利用龚煌城的西夏文拟音，引用大量《文海研究》的译文，综合前人成果，成为便于查寻西夏文的工具书。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台湾的西夏学专家多年来对西夏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王民信教授研究西夏历史，发表论文多篇。龚煌城教授致力于西夏文字、语言的研究，发表论述多种，他结合西夏语法研究西夏语音，取得重要成果，如1982年发表的《西夏文字的结构》，1985年发表的《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都很具学术价值，可以说他对于西夏语音 1989年发表的《通过西夏音韵转换的考察构拟西夏语音系统》 ① 王天顺主编：《西夏学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韩小忙：《西夏王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② 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7月。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

③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④ 李进兴：《西夏天都海原文史》（内部交流），1995年1月。李进兴：《西夏陶模》，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 ⑤ 史金波、翁善珍：《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文物》1996年10月。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3期。庄电一：《贺兰山大型西夏塔群遗址又有新发现》，《光明日报》1999年12月3日。

⑥ 李鸿仪、李培业：《西夏李氏世谱》，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 史金波、白滨、聂鸿音：《西夏皇族后裔考论》，《辽金西夏史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⑦ 聂历山：《西夏语文学》（一、二卷），苏联东方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二卷），日本座右宝刊行会，1966年。第303-507页。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669-876页。李范文：《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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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取得了最好的成就。近些年来，林英津也发表了多篇有功力的著述，1994年出版了《夏譯〈孫子兵法〉研究》 两册，翻译、考证了西夏文《孙子兵法》残卷，并从语言上进行分析、研究，深化了对西夏语的认识。

1990年德国的赫伯特.弗兰克和苏联的克恰诺夫教授出版了西夏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1990年克。俄罗斯西夏研究平出版了《新集慈孝记》。1993年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又出版了《西夏的物质文化》的后起之秀索罗宁（К．Ю．Солонин）出版了西夏的译著《十二国》（圣彼得堡，1995年），翻译、研究了西夏译自中原的历史著作《十二国》，并刊登了原文。克恰诺夫于1997年出版了《圣立义海》，俄译、研究了这一西夏重要类书。多年来克恰诺夫教授等人又继续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数量最大的西夏文文献作了认真的整理、记录和初步考订。2000年克恰诺夫出版了《西夏黑水城佛经目录》，对俄罗斯所藏西夏文献中的佛经进行了系统整理编辑，对每一部西夏文佛经作了比较详细的叙录。

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发现的出土文物中，还包括大批绘画、雕塑珍品，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的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特别是300多幅西夏的佛教绘画——唐卡，是现存时间最早、数量最多、价值珍贵的唐卡。1993年推出了俄罗斯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西夏黑水城的绘画研究《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其中展示了出自黑水城的精美绘画60多幅以及部分彩塑、木版画等，并做水城的佛教艺术》（英文版）了研究论述，后又在台北出版了中文版。此书的出版为西夏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形象资料，作品中的高超的艺术水平令人耳目一新，加深了人们对西夏文化的认识。

20 世纪90年代，年近古稀的西田龙雄又出新作，1997年出版《西夏王国的语言和文化》，同年发表《西夏文字新考》，翌年在京都召开的西田先生古稀纪念会上推出了他近年的论文集《西夏语研究新论》，考证精审，不乏新论，可谓宝刀不老。松泽博在西夏文文书的研究方面持之以恒，屡有新作。美国邓如萍于1998年出版《白高大夏国》一书，论述西夏的佛教和政治，资料翔实，论述考证，颇有心得。

90年代西夏学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藏于俄罗斯的黑水城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数量巨大，价值很高，过去已经面世 ① 龚煌城：《西夏文字的结构》，《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2本第1分，1982年。龚煌城：《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6本第4分，1985年。龚煌城：《通过西夏音韵转换的考察构拟西夏语音系统》，《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66本第1分，1989年。

② 林英津：《孙子兵法西夏译本中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8本第2分，1987年。林英津、安可思：《〈类林〉西夏译本之研究》，《大陆杂志》，第84卷第5期，1992年。林英津：《夏译《孫子兵法》研究》 ﹝上冊、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年，台北。

③ 克平：《新集慈孝记》，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90年。 赫伯特·弗兰克、克恰诺夫：《11－13世纪西夏和中国军事法渊源》（贞观玉镜统），1990年。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西夏的物质文化》，东方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93年。克恰诺夫：《圣立义海》，圣彼得堡，1997年。

④ 克恰诺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西夏佛教文献目录》，京都大学，1999年。聂鸿音：《〈西夏佛教文献目录〉读后》，《书品》2000年5期。

⑤ 米哈依.彼奥特罗夫斯基主编：《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意大利米兰Electa印刷公司，1993年。中文版，台湾，1996年。

⑥ 西田龙雄：《西夏王国的语言和文化》，岩波书店，1997年8月。西田龙雄：《西夏文字新考》，东方学会创立五十周年记念《东方学论集》，1997年5月。西田龙雄：《西夏语研究新论》，西田先生古稀记念会，1998年11月。

⑦ 松泽博：《西夏文谷物贷借文书之我见》（2），《东洋史苑》38号，1992年年3月。松泽博：《西夏文谷物贷借文书研究余滴》，《东洋史苑》5号，2000年3月。

⑧ 邓如萍：《白高大夏国》（10-11世纪西夏的佛教和政治），美国夏威夷大学，1998年。 -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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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只占全部文献的极少部分，绝大多数文献仍然默默地躺在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特藏部的书柜中，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长期不为世人所知。学术界和出版界都希望能将这批文献全部出版，使专家们足不出户即能直接查阅、研究、利用它们。为此北京和宁夏的专家们奔走呼号，协商筹划，做了很多工作。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委托史金波与俄方联系，得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彼得洛斯扬所长和克恰诺夫副所长的正式答复，同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整理、出版该所所藏黑水城出土的全部西夏文、汉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1993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达成合作协议，出版物定名为《俄藏黑水城文献》。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中方人员于1993年、1994年、1997年、2000年4次赴俄进行整理、登录和拍摄工作。现在这些为学术界所瞩目的文化瑰宝已陆续公诸于世，使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国宝魂归故土。从1996年至2000年已经出版8开本特精装《俄藏黑水城文献》1至11册，按计划以后还要陆续出版十几册。这批古籍全部出版以后，为西夏学术研究提供大量崭新的、重要的资料。这为西夏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将有力地促进西夏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出版业的一项壮举。研究人员能研读远隔万里之遥的大量西夏文献，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通过此次整理编辑工作，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献，匡正了部分书名，对已有的文献补阙拾遗，丰富了内容，对原来时代不清的文献考证年代，又发现大量西夏社会文书，还鉴定出多种西夏活字印本—世上最早的活字本。在此书首发式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与60多位知名学者出席，表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

西夏文文献中不仅有大量的手写本，也有很多木刻本，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还有多种活字印本，其中既有泥活字印本，又有木活字印本。中国的专家对西夏的书籍版本逐渐关注，先后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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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达生整理宁夏贺兰山方塔出土的西夏文献时发现了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9卷为木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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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本，并研究论证其特点，这是一项重要发现。史金波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先后发现了多种西夏文活字印本，其中有木活字本，也有泥活字本，同时分析特征，综合论证。中国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在11世纪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没有保存下印刷实物，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的空白。此后中国西夏和回鹘研究专家联合研究西夏文活字印本和回鹘文木活字，产生了认识上的飞跃，使活字印刷术的研究有了根本的改观。

自宁夏大学成立西夏研究所后，培养人才，精心组织，加大了对西夏研究的力度，1998年出版了第二套西夏研究丛书五种，其中有王天顺主编的《西夏〈天盛律令〉研究》、杜建录的《西夏经济史研究》、胡玉冰校点的《西夏志略校正》、龚世俊、陈广恩、朱巧云校点的《西夏纪事本末》、韩小忙著的《西夏道教初探》。⑤这些著作不仅从不同的领域推动了西夏的研究，也展示了宁夏大学西夏研究所的实力。①1998年 ①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2000年。 ② 徐庄：《略谈西夏雕版印刷在中国出版史中的地位》，《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2期。

③ 牛达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学术价值》，《文物》1994年9期。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1期。

④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西夏和回鹘对活字印刷的重要贡献》，《光明日报》1997年8月5日。

⑤ 王天顺主编：《西夏〈天盛律令〉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胡玉冰：《西夏志略校正》，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龚世俊、陈广恩、朱巧云：《西夏纪事本末》，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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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孙星群出版《西夏辽金音乐史稿》，第一次探讨了西夏的音乐。②

过去绝大多数学科通史性著作都没有西夏的位置。由于西夏研究的深入，不少门类的通史性著作，开始注重并大量采用西夏的研究成果，把西夏列入重要卷章。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中，白滨撰写西夏史部分，收入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西夏历史更多的内容进入中国通史。③《中

④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中《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为一册，其中将西夏社会生活的部分内容纳入书中。

华印刷通史》中列专节论述西夏的刻书事业和活字版印刷。⑤1999年出版的《中国风俗通史》中刊布了史金波撰写的《西夏的饮食》。⑥西夏的官制在中古时期各王朝中是模糊不清、备受学界关注的课题，史金波利用西夏法典的有关资料结合其他文献的研究使这一问题有了比较多的进展。⑦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是西夏学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把西夏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专家们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组织和扶持下，克服了研究工作长期停滞、基础比较落后、资料匮乏等方面的困难，勤奋努力，后起直追，发挥了集体公关、各地互相合作、支持、各展所长的优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的西夏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国际西夏学界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西夏研究专家自觉地把西夏研究视为研究和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研究纳入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总过程中去认识，这样就把西夏学的发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是西夏学在中国长足进步的重要原因。

六 21世纪西夏学的良好开局

进入21世纪后仅两三年，西夏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其学术进展令人惊喜，预示着西夏研究面貌。 西夏学早已超出了过去的范围，不断横向拓宽，纵向深入。西夏学随着其资料的丰厚，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涉足更多的领域；随着西夏研究成果的增多，其他学科也需要西夏学，甚至离不开西夏学的成果。这种学科的交叉，学术的交流是学科成熟发展的标志。这一良好的趋势有着发展的势头。

经过几年的努力，史金波和雅森·吾守尔合作于的2000年出版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一书，该书跨越西夏学、突阙学和印刷史学，利用藏于中国和俄国的10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和藏于法国和中国的1000多枚回鹘文木活字印刷实物系统论述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问题，在学术探讨的同时，维护了中国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西夏有一种历书是目前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汉文活字印本，中国的专家对此也进行了初步论证。这些都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

① 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史金波、黄艾榕：《西夏用兵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4月。

② 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8月。

③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1、1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④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 《中华印刷通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 ⑤ 张树栋等：

⑥ 史金波：《西夏的饮食》，《中国饮食史》（卷四），华夏出版社，1999年10月。 ⑦ 史金波：《西夏的职官制度》，《历史研究》1994年2期。

⑧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⑨ 史金波：《现存最早的汉文活字印本刍证》，《中国印刷》2000年3、4期。 - 180 -

⑨

⑧

本世纪初又有一些门类的通史性著作，将西夏纳入专门卷册。《中国风俗通史》中辽、金、西夏风俗各为一卷，共为一册。《西夏服饰通史》中辽、金、西夏的服饰共为第八编。西夏在中国历史著作中与辽、金并列的局面已基本确立。

韩荫晟教授着力编辑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在20世纪80年代仅出版了上卷第一、二册，2000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9册，包括上卷1册，中卷6册，下卷1册，补遗1册，辑录了散见于编年体史书、杂史、文集、方志、碑刻之中有关西夏、党项的资料，汇集、梳理了丰富的汉文资料，可以说是有关西夏的汉文史料大全，是西夏资料整理工作的又一重要成果，为西夏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世纪之交，西夏学不断传来喜讯。继1997年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后，2000年宁夏大学设立西夏研究中心，成为又一个新的西夏研究基地。宁夏大学在世纪之初继续加大西夏研究的力度，建立了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网罗区内外人员，采取更加开放的方法，加强重点课题的研究，继续推出批量著作， 2002年出版同时出版了六种著作，其中有聂鸿音的《西夏文德行集研究》，李蔚的《西夏史若，张廷杰的《宋夏战事诗研究》，干问题探讨》，王天顺的《西夏地理研究》，胡玉冰的《汉文西夏文化丛考》，是继《辽夏金经马希荣、王行愚的《西夏文化数字化方法及其研究》。③ 同年杜建录出版《西夏经济史》济史》之后，西夏经济研究的又一力作。④2004年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出版第四辑西夏研究丛书六种，其中有杜建录主编《二十世纪西夏学》，史金波著《西夏出版研究》，牛达生著《西夏活字印刷研究》，张竹梅著《西夏语音研究》，彭向前补注的《宋史夏国传集注》，杨志高先生校证的《宋西事案》。

西夏学的进展促进全社会对西夏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作为西夏历史文化象征的西夏陵园已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自治区政府颁布《西夏陵总体保护规划》。同年，朱鎔基总理视察西夏陵，作了重要指示，并由国务院拨专款用以保护西夏陵。从此西夏陵的保护、发掘和研究走上了更为科学的道路。近几年国家专项拨款保护西夏陵园，并聘请专家对西夏陵园中的3号陵进行清理发掘，基本扩清了三号陵月城、陵城墙体的结构、形制及装饰，推测月城墙体顶部建有出檐复瓦并饰以其他建筑构件的红色墙体，肃穆壮观、庄重典雅。陵内城角阙土墩台上可能建有高低错落的五座塔式建筑，风格独特。发掘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板瓦、筒瓦、瓦当、滴水等建筑材料，还发现了多身被专家称作“鸟人”的灰陶塑像。这些陶塑人头鸟身，又称“妙音鸟”，在佛经中被称作“迦陵频伽”。这些“迦陵频伽”灰陶塑像首次在出现在西夏陵园建筑中，十分珍贵。

台湾的龚煌城先生，长期致力于西夏语和汉藏语研究，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论文，提升了西夏语言研究的水平，在这一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2002年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印行了龚煌城的《西 ① 史金波：《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

② 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1-9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③ 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李蔚：《西夏史若干问题探讨》，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王天顺：《西夏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胡玉冰：《汉文西夏文化丛考》，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张廷杰：《宋夏战事诗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马希荣、王行愚：《西夏文化数字化方法及其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④ 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⑤ 杜建录主编：《二十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牛达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张竹梅：《西夏语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彭向前：《宋史夏国传集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杨志高：《宋西事案》，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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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②

①

夏语研究论文集》和《汉藏语研究论文集》两册，前者包括西夏语音韵的研究、西夏文字的研究、汉夏对译及借词的研究；后者包括汉藏语的比较研究、12世纪末汉语西北方音的研究、藏缅语的研究。 ①

把国外的西夏研究著述翻译、介绍给学术界，是进行学术交流、推动西夏学发展的重要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有专家将俄、日有关西夏的论文翻译成中文，提供给西夏学界。长期从事翻译俄罗斯西夏著述的王克孝继1994年把俄罗斯学者孟列夫的《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一书翻译出版后，2000年又和景永时合作把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西夏书籍业》一书翻译出版。由译介有关西夏研究论文到翻译专著反映了中国学界对国外研究新情况、新资料需要的增强。

在世纪之初，俄罗斯也有新的著作问世，如克恰诺夫2000年出版了《混有儒学的宗教文献》，将过去未著录的一种译自中原地区的西夏文文献进行翻译和研究。②

在西夏艺术研究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继敦煌研究院出版系列大型画册《安西榆林窟》、《敦煌莫高窟》中系统介绍西夏洞窟壁画、塑像后③，谢继胜着力研究西夏藏传佛教绘画，于2002年出版了《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系统地研究了藏于俄罗斯的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唐卡，包括图象的内容、风格特征、风格渊源与西藏绘画的关系、唐卡的形制与起源及其地位等，有很多新的建树，使西夏绘画研究更为深入。④陈炳应出版了《西夏探古》一书，对西夏文物，特别是甘肃境内的西夏文物做出了很好的研究。⑤

2002年8月1日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西夏珍贵文献文物展览开幕式暨《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首发式。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和专家学者60多人出席。《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国家图书馆学刊编辑部合作编辑。此专号不仅是对70年前北京图书馆馆刊出刊《西夏文专号》的纪念，也是联合国内外西夏学专家共同推动西夏学发展的有力举措。专号内容以西夏文献或文物考释为主，涉及历史、考古、法律、经济、语言、文化、艺术等领域，尽可能反映最新研究成果。从前后所出版的两部专号就可以看出，研究领域在开拓，研究队伍在扩大，研究水平在提高，这是几代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前辈学者所热切期盼的局面。西夏珍贵文献文物展览是由国家图书馆、宁夏西夏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展出了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平时难以见到的西夏时期、蒙古时期和元代的西夏文文献，以及宁夏西夏博物馆的珍贵西夏文物。

2004年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与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合作，正式启动大型系列文献丛书《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编纂、出版。全书共分北京、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新疆、台湾、金石等8编17卷，分装20巨册。这是继《俄藏黑水城文献》之后，西夏文献整理出版中的又一重大举措，将确立起我国在西夏文献收藏与研究中应有的国际地位，在整个西夏学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意义。

可以预见，在新的世纪中西夏学将有更大的发展，对相关学科也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① 龚煌城：《西夏语研究论文集》，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語言暨語言學》專刊丙種之二 (上)，2002年。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語言暨語言學》專刊丙種之二 (上)，2002年。

② 克恰诺夫：《混有儒学的宗教文献》，圣彼得堡，2000年。

③ 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9月。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年5月。

④ 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⑤ 陈炳应：《西夏探古》，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8月。

⑥ 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2005年。 - 182 -

⑥

六 西夏学的分科

回顾近百年的西夏学，由于国内外几代学人的努力，在西夏文文献、汉文文献整理研究、文物考古发现和研究、专题和综合研究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出版著作百余部，发表论文千余篇，内容深化，领域拓宽，大大加深了对西夏王朝的认识，在很多方面填补、重塑了西夏历史，并为今后的西夏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

有的学者总结认为，一种学问只有具备了多种分支领域时，才能称为真正的学科。西夏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包括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法律、文物、文献等方面的综合性学科，它与敦煌学相交叉，又往往涉及到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历法、印刷术、医学、建筑、纺织等。西夏学大体上可归纳为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文献整理、文物考古、科学技术和影视等六大领域。

1、语言文字

西夏语是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语言，因党项人自称“弥”，所以称己的语言为“弥”语，一般译成汉文为“蕃语”，后被称作西夏语。西夏文是西夏人自己创造的、记录西夏语的文字，当时称为“弥”文，一般译成汉文为“蕃文”，后被称作西夏文。西夏文创制后，被西夏王朝尊为国字，下令推行，成为西夏王朝广泛使用的文字。西夏语和西夏文由于西夏的灭亡，党项民族的逐渐消亡而变成死语言、死文字。可庆幸的是，近百年来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其中包括多种类型的、反映西夏语言的字典、辞书。如韵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也是研究西夏语言的重要文献。《文海宝韵》、字书《音同》、韵图《五音切韵》等，此外还有大批记录西夏语言的其他文献材料，都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珍贵资料。

经过几代西夏学家对这些材料从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已经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番语（即西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藏缅语族中属彝语支，还是属羌语支，抑或是一个单独的语支，还在研究探讨之中。西夏文是方块的表意字，分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单纯字较少，合体字占绝大多数。合体字中与汉字会意字类似的会意合成字和与汉字形声字类似的音意合成字最多。反切上下字合成造字、互换字、对称字很有特色。共六千多字，形体方整，由点、横、竖、撇、捺、拐、提等基本笔画组成，有楷、行、草、篆等书体，与汉字相仿。

西夏语言的研究除对语音、词汇、语法研究外，还包括与其他语言、特别是与同族、同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因为在众多汉藏语系语言中保存有中古时期语言材料的寥寥无几，丰富的西夏语言资料成了探讨汉藏语系古语的重要资料。

西夏文字研究包括西夏文字的释读，文字构造的分析，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对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的研究，特别是对难以释读的草书和篆书破译。

西夏语言文字本身既是研究对象，其研究成果，即对西夏语言文字的解读、认识又可促进翻译西夏文献，进而研究西夏的其他领域。对于有着丰富文献的西夏学来说，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是西夏研究的重要基础。

2、社会历史

西夏社会、历史研究是西夏学的重点课题。有关西夏的汉文史料不足，并且这些汉文史料都是汉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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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编录、整理的，虽有西夏王朝的大致轮廓，但对西夏社会历史很多重要方面的记载都缺乏系统性，不少问题若明若暗，有的问题记载很少，甚至完全没有记载，因此西夏成了中国历史上知之甚少的神秘王朝。无论社会上，还是学术界，对西夏社会历史有更多的关注，因为西夏历史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可以说西夏社会历史是西夏学追求的主要目标。随着西夏学的发展，西夏社会历史研究的内涵不断增容，现在已包括西夏民族（民族构成、迁徙、发展、融合、后裔等）、历史（历史发展、朝代更迭、、法律（王朝综合法典、典章制度、事件、人物、与其他王朝的关系等）、社会（阶级、阶层、社区组织等）法律实施、刑法、诉讼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经济（经济发展、经济关系、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文化（文学、艺术、教育、风俗、宗教等）诸门类。

近些年来西夏学专家们更多的利用西夏文文献资料，也即尽量利用西夏人自己记录、编写的第一手材料，进展很大，收获颇丰，使西夏王朝和党项民族历史发展的脉络、西夏社会的面貌越益清晰，认识也日益深刻。特别是近几年来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刊布、翻译和研究，为西夏社会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也为西夏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引起西夏学的高度重视。

在整理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的黑水城出土文献时，在未编目的西夏文文献中又发现大量西夏社会文书，其中包括借贷、买卖文契，乡里、户籍、人口、纳粮籍册，军抄人员、装备文书、官府公文，私人信函等。这些直接反映西夏社会的文献弥足珍贵，不仅为西夏社会的研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还是社会文书为数不多的宋、辽、夏、金时期数量最多、最集中的的一批社会文书。这些文书将开拓西夏学的新领域，进一步推动西夏学的进展。

3、科学技术

过去西夏研究基本上都在社会科学领域，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专家们逐渐从新发现的西夏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搜检有关自然科学有价值的资料，并开始进行研究，逐步取得可喜的成果。最先纳入专家们视线的有农业（包括耕作、水利、农具等）、手工业（包括冶炼、锻造、纺织、酿酒等），天文学、历法学、医药学（包括药品、药方、医书等）、建筑（城垣、宫殿、寺庙、陵墓、民居等）诸方面。后来随着专家们视野的开阔和新资料的刊布与研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诸如物理、数学、化学等方面都有论文问世，专家们在自然地理方面除注重城市的方位外，还探讨西夏的自然环境、交通等问题。在印刷术的研究上不仅有雕版印刷，还发展了活字版印刷的研究，对纸张的制造和书籍的制作以及装帧开始了新的探索。利用文献记载和文物研究西夏的度量衡也有了良好的开端。

对西夏自然科学的研究虽然已引起专家们的关注，但起步较晚，资料较少，总体上看还比较薄弱。西夏学家向自然科学的靠拢、自然科学家深入西夏学领域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西夏自然科学的研究在中国自然科学史上应占有相应的一席之地，特别是西夏地处西北，在当前开发大西北的热潮中其自然科学发展的经验，自然环境的变化都值得重视。

4、文献整理

研究西夏的文献主要是汉文文献、西夏文文献和藏文文献。

汉文文献的整理包括对散见于各种汉文古籍中有关党项、西夏的记载的搜集、整理、编辑、注释等。韩荫晟先生的煌煌巨著已经作了历史性的贡献，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这方面的任务还不能说全部完成，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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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文献是西夏人自己记录的资料，除黑水城出土的大宗文献外，宁夏、甘肃、内蒙古又陆续出土的一些重要文献。这些文献都具有写真的、直观的性质，更值得西夏学术界高度重视。更为重要的是《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陆续出版，使西夏研究者能很容易的见到过去难得一见的各类珍贵文献。然而懂得西夏文、能直接利用这些文献的人寥寥无几，这些西夏文文献首先需要由掌握西夏文的人翻译出来，这就为利用这些极有价值的文献造成了困难。更为困难的是这些文献中的很多草写文书，释读起来难度更大，能解读的人更少。这是今后整理研究西夏文文献的重点之一，也是难点之一。西夏文文献的整理需要对文献版本、时代进行考订，更需要对文本的翻译、注释，对文献价值的认识和分析等。因此，西夏文献的整理，不仅需要具备版本学、文献学、考据学方面的知识，还应掌握西夏文方面的知识。

藏文文献包括西夏时期的藏文文献和后世藏文文献中对西夏的记述。西夏时期的藏文文献陆续有所发现，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就有一批资料有待整理研究。后世藏文文献有关西夏的记载，已有专家搜集、翻译、研究，成绩粲然，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收获。

5、文物考古

西夏学是借助西夏文物考古而发展起来的，没有新文物、文献的发现就没有西夏学的今天。西夏文物是西夏历史文化的实物资料，是西夏王朝的历史见证。除上述西夏文献外，西夏文物种类还有很多：如遗址、遗迹类（宫殿、陵墓、寺塔、石窟、城寨等）、金石类（碑刻、经幢、印章、牌符、钱币等）、艺术类（泥塑、石雕、唐卡、木版画等）、生产工具类（农业、牧业、手工业工具等）、生活器物类（纺织品、服饰、陶瓷器、金银器、竹木器等）。

西夏文物考古工作包括文物遗址调查、考古发掘、文物搜集、文物修复、文物保护、文物记录、文物研究、文物展览等项。近20多年来新出土和发现的西夏文物越来越多。宁夏西夏陵园的勘察、发掘、大量重要文物的发现和保护，宏佛塔、双塔、一百零八塔的维修和文物的发现，灵武西夏瓷窑的发掘和大量瓷器的发现；甘肃省莫高窟、榆林窟、东西千佛洞的考察，武威小西沟岘、亥母洞文物、文献的发现，武威西夏墓的发掘；内蒙古黑水城遗址、绿城遗址、高油房遗址的考察和文物的发现，以及各地有关西夏后裔文物的发现等。这些都是西夏文物考古的重要收获，对西夏学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可以预料，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和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今后会有更多的西夏文物重见天日，为西夏学作出更大贡献。

6、影视

利用影视手段记录、介绍乃至研究西夏是西夏学在新阶段的新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宁夏电视台就拍摄了电视记录片《西夏文物》，首次以影视的手法展示西夏文物，介绍人们不熟悉的西夏王朝，西夏令人一新耳目。不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又在甘肃省拍摄电影片的基础上制作发行了电影记录片《黑水城遗址》，又一次以形象的手法介绍黑水城，介绍西夏。90年代宁夏电视台拍摄40集电视连续剧《贺兰雪》，使西夏历史文化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对西夏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艺术地再现了西夏前期的历史，

2001年中央电视台10频道开播后，其中《发现与探索》栏目播出的丝绸之路系列节目中有《黑水城》1集。2002年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播出了科学记录片《寻找西夏》，同年10频道《科学历程》节目播出了《西夏文字》两集。

在西夏学中使用影视方法，积累形象资料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和发展必然。科学地使用影视手法拍摄影视片，不久可以向社会、向学术界介绍、宣传西夏各方面的科学知识，使人们了解西夏、关注西夏，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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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可以用来记录西夏的文物、文献，起到积存资料、方便利用、促进科研的重要作用。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西夏学也应与时俱进，尽量利用影视和计算机，推动西夏学加速发展。以高清晰度摄象机多角度、多方位的拍摄西夏的文物可以保存文物真实面貌、起到间接保存文物的特殊作用。西夏学专家可以科学顾问、编写和被采访者的身份参与西夏影视片的制作，推动西夏学这一领的进展。

西夏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西夏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除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学常用的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方法外，还经常使用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宗教学、文学甚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西夏学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形成、发展和完善着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七 研究西夏的部门和机构

西夏学是一门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学科。西夏创造的灿烂文化在西北地区曾大放异彩，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有内在的、紧密的联系，充实和繁荣了中华民族文化。西夏学不仅可深入认识西夏本身，还能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有极有价值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为宏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作出特殊的贡献。

西夏学的长足进展有赖于国内外几代西夏研究人员，而这些人员又往往任职在相关的学术部门，甚至几位专家集中在一个单位，形成西夏研究的基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静如先生长期坚持西夏研究，为西夏学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60年代培养年轻一代西夏研人员。民族研究所的西夏研究40多年来不断发展，成为西夏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并可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美国、俄罗斯的专家先后来所进修、研究西夏文。1997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民族研究所的专家主持工作，史金波任中心主任，白滨、聂鸿音为副主任，并聘请国内外西夏专家为学术委员、编辑委员。中心自成立以来除按计划实施西夏研究重点研究课题外，还开展有国内外专家参与的学术活动。

宁夏大学开展西夏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并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西夏研究所，王天顺教授任所长，开展了很有成效的西夏研究工作，进展很快，成绩喜人。2000年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规模，增加人员成立了西夏研究中心，2001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重点研究基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大学校长陈育宁教授任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杜建录教授任中心主任。近几年来制定规划、培养人才，设立研究课题，先后出版3辑西夏研究丛书，计16种。

宁夏社会科学院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就设立历史研究所，重点开展西夏研究工作，也是西夏研究重要基地。韩荫成先生对有关西夏的汉文资料广为搜罗，集为大成，贡献良多。李范文、罗矛昆、景永时先后担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先后出版著作多种，对推动西夏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最近该院又与圣雪绒国际企业集团合作成立了圣雪绒西夏研究院。

宁夏自治区博物馆不仅在宁夏首先开展并大力推动西夏文物考古工作，而且也是开展西夏研究工作较早的部门之一。其常年展出的《西夏文物展览》，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宁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把西夏文物考古工作作为其重点之一。也保存了一批重要西夏文物。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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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人员长期以来注重西夏文物研究工作，牛达生、杜玉冰等在西夏文物考古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银川市在西夏陵园设管理处，并建立了西夏博物馆，开放部分陵园并展出西夏文物，是展示、宣传西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该馆在重点保护和有计划的科学发掘的同时，也逐步开展西夏研究工作。

甘肃省博物馆保存了大批西夏文物，曾对本省西夏遗址和文物进行过多次调查，并有陈炳应研究员长期从事西夏研究工作，出版著作多种，贡献很大。

甘肃省武威市是西夏第二大都会凉州的故地，有西夏凉州感通塔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些年不断发现、出土西夏文物，多藏于武威市博物馆。2002年又建立西夏博物馆，展出西夏文物。

敦煌研究院管理着集中西夏石窟的莫高窟和榆林窟，在确定、研究西夏洞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刘玉权研究员发表了不少有关西夏石窟艺术、考古和断代分期方面的著述。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多次对区内西夏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中以1983年、1984年对黑水城的考察、发掘规模最大，出土了一批西夏文、汉文文书。后李逸友研究员对汉文部分研究、考证，编著成书。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也藏有一些重要西夏文物。

享誉学术界。四川大学历史系吴天墀教授长期致力于西夏史研究，较早地出版了有分量的西夏史专著，20世纪80年代又培养西夏学硕士研究生，推动西夏学的进展。

河北大学史学所以宋史研究著称，十多年来逐渐将西夏史、特别是西夏经济史纳入其研究范围，漆侠、李华瑞教授等不断出版有关西夏的专著，培养博士生，为西夏学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台湾中研院语言所（筹备处）的龚煌城教授长期从事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大有创获，林英津教授也研究西夏语言、文献，屡有著述。台湾大学图书馆王民信教授也有很多西夏史方面的论述。

此外，兰州大学的李蔚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刘建丽的、暨南大学的汤开建都从事西夏史研究，贡献良多。

国外西夏研究以俄罗斯专家最多，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冬宫博物馆（爱尔米塔什），这两处分别收藏着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和文物。前者有一批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克平、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孟列夫等，在整理、翻译、研究、刊布所存西夏文文献方面出版了很多著作，对西夏学发展推动极大。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有有玛利亚·鲁多娃（Мария·Рудова）、基拉·萨马秀克（Кила·Самасюк）发表过有关馆藏西夏艺术品的论文。

日本的西夏研究以京都大大学文学部的西田龙雄教授最为著名，他长期研究西夏语言、文化，为西夏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桥本万太郎上世纪60年代致力于西夏语研究，成就突出，可惜中年辞世。后东京外国语大学先后聘请龚煌城、李范文、史金波到该所讲学，出版西夏研究著作，并利用电脑处理西夏文字。

随着中国学术的繁荣，在专家们的努力筹划下，西夏学的学术活动不断加强。西夏文及其文献研究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重要课题。20年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先后召开了六次大型研讨会，两次北方片会议，西夏学专家踊跃参加会议，提供论文，积极研讨，推动了西夏学的进展。近年来的宋史研究会上也加强了西夏史的讨论和交流。特别应提出的是1981年在宁夏银川召开的首届西夏学术讨论会和1995年在银川召开的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前者集中了国内西夏学的专家，后者云集了国内外的学者，多方位地研讨西夏。1998年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在银川召开，西夏研究是重点之一。这些学术会议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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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内外的学术交往，有力地推动了西夏学的进展。

近20多年来，西夏学的长足发展自然离不开国内外西夏学专家们孜孜以求的辛勤工作，同时也应该看到出版部门对西夏研究的支持，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等，都出版了不少有关西夏的著作，为推动西夏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30多年以前中国的西夏学已经开始恢复，但在很多领域都不能说有什么大的影响，更谈不上有什么优势。在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西夏学和国外比较起来，在多数领域已经占有优势，仅就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来说已大大胜出。我们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员加入到西夏研究行列，有更多的机构关注、参加西夏学的建设。当然也希望国外更多的学人和研究机构参与西夏的研究，使西夏学更为发达。

为了更好地推动西夏学的发展，今后首先要求有关部门重视作为中国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夏文化研究，切实关注并促进西夏学的发展。第二，重视和加强培养西夏研究人才，特别是通晓西夏文的人才和具有综合研究能力的人才。目前，这种人才寥寥无几。加强学风建设，坚持正确的学术道德。第三，利用公布和译释的资料进行深层次的开掘，重点研究过去未曾涉足或难以解决的重要课题，注重论著的含金量，避免重复甚至抄袭，推动西夏研究真正向纵深发展。第四，西夏研究涉及门类很多，需要很多学科的专家参与研究，集思广益，通力合作，才能使西夏资料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五，继续努力，使藏于国内外各地尚未公之于世的西夏文献尽早整理出版，把文物考古工作的成果及时推向学术界，以进一步促进西夏学的发展。

（作者通信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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