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
1972年, ”文革” 的密云笼罩着浦江两岸。 就在那年的春天,一支几十人的队伍从华东师范大学迁进了同济, 叫做“海洋地质连队”。这是一群不起眼的师生,一没有手段、二没有名气,在工军宣队带领下戴着“保密专业”的帽子办“海洋地质”,只能是惨淡经营。可也就是这个专业,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却发展成国家海洋一级学科、国家重点专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长为活跃在国际深海科学界的一支劲旅,也成了同济的品牌之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四十年的成长史,是海洋学院各期师生成年累月辛勤劳动的见证,也是同济历届校领导精心培植与关怀的结晶。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我曾经主持过同济海洋地质系的工作,李国豪校长正是我着手工作时的领导。虽然接触不多、但是令人难忘,以致三十多年后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犹在眼前。 我们这小小的“海洋地质连队”产生在“文革”期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以致“文革”刚结束真的要搞业务的时候,就矛盾百出、“内斗”不已。幸亏当时的校领导分析情况、打定主意“壮士断腕”,进行大幅度的人事调整,由李校长亲自来到海洋系宣布。这场师资队伍的“地震”,尽管当时损失了实力,却保住了以后的团结。通过“开门办学”、“产学研结合”的道路壮大队伍,几年后就出人意料地拿到了高校第一个“海洋地质学”的博士点。
改革开放的初期,学生的外语能力成为人才培养中的一大症结。海洋在全校比较早地邀请了国际专家讲学,并且根据专业的需要,较早地提出了加强本科新生英语教学的设想。我们向李校长汇报了海洋学科的特色和学习英语的迫切性,提出了海洋地质专业设立五年制、第一年主攻英语的计划,当场得到李校长的坚决支持。于是我们从1981年起,将海洋地质专业从4年改为5年制,第一年除政治和体育课外,专学英语,为学生后续的学习和毕业后的工作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可惜后来由于师资力量困难和学生急于就业等原因,不得不重回4年制,但是重视外语的传统,却成为海洋学院的特色保留至今。
和德国高校的友谊合作,是李校长“文革”后恢复同济传统的一大贡献,而同济的海洋学科也正是从中得益而发展的。1980年李校长从德国回来,带来了德国洪堡基金会的申请表,1981年我校四位老师获得洪堡奖学金赴德深造,我
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在德国的一年半里,才有机会接触“古海洋学”等深海研究的学科,并且回国后在德国教授帮助下继续发展。我的学生中先后又有三位获得洪堡奖学金,都是我国古海洋学深海研究的骨干;1994年又成功地通过中德合作,用德国“太阳号”考察船在南海实施了第一次古海洋学专题航次,为后来1999年的南海大洋钻探准备了条件。 同济海洋学院4位名誉教授中,有两位来自德国,其中一位Eugen Seibold 教授曾任德国科学协会(DFG)主席、国际地质联合会(IUGS)主席,也是由李校长访问德国时,在我驻德使馆亲自向他颁发证书的。
我想,所谓教育家决不是什么都会教、什么都懂,而是能坚持教育基本规律、把握宏观发展方向的学者;作为高等教育的掌舵人,更要求具有对新学科发展的敏锐性。1981年初,我获得洪堡奖学金去德国的前夕,正值李校长参加我国校长代表团返美归来。他对于美国大学海洋科学的发展印象极深,认为中国必须赶紧采取措施。他对我谈了些想法,但由于我赴德在即,对我说:“只好等你回来再商量”。可是我回国后不久,李校长就离开了校长的岗位,期待中的讨论并没有举行。但是作为名誉校长,李先生始终和后来的历任校长一起全力支持海洋学科,每次我简短地向李校长汇报海洋学科的新进展时,获得的回答都是充满信任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并且以各种方式给我们以支持。最后一次可能是2002年,当时中德海洋地质科学研究中心在同济成立,李校长亲自和德国总领事一起前来参加揭牌仪式。
建国以来的六十多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外人难以置信的各种波折和磨难;但是中国也出了一批学者和斗士,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和科学的精神跨越了“文革”浩劫,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半废墟的校址上,重新塑造了崭新的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国际的学术之林。同济的李校长,正是其中成功的一位。他给我们展示和传授的,是一种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同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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