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管理文化

弘扬中国传统管理文化

我国是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浩瀚无边、灿烂辉煌、光彩夺目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所独具的优秀传统文化,世代相传,曾经缔造了祖国文明昌盛的黄金时代,亦为发展我国与世界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我国的传统文化宝库中,除了蕴藏着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伦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丰富遗产外,还包播着极为可贵的管理文化。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是维系与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建设和发展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因素。历史地、辩证地发掘与弘扬我国的优秀传统管理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革新创造,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管理文化,实现科学管理,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一、 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管理文化

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华民族传统管理文化,是植根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土壤之上,吸取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与民族性格出发,以总结和概括我国管理的丰富经验为基础,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管理思想原则与道德规范,有着严密的管理组织系统与制度、以及行之有效的管理艺术为内容的管理文化体系。

任何国家与民族的管理文化,总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总是建构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并受着当时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的心理素质等制约的。社会政治经济管理及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为管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力,管理文化的建立与发展,又影响与制约着种种管理,两者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管理文化的发展历史。

考察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必须遵循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科学态度出发,既要看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是形成和发展于封建社会,带有明显的封建主义色彩,又要看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是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学派林立,良莠并存。由此出发,不难发现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始终是以礼治为核心的儒家管理文化和以法治为核心的法家管理文化两大学派为中心,贯穿着《老子》、《孙子》、《墨子》等等彼此相互对立和相互渗透关系而构成中华民族的复杂而又丰富的管理文化体系。

（一）以礼治为中心的储家管理文化

管理的主体是人,人是管理实践中最富有创造性的关键要素。要管理好财、事和物,协调各种管理要素,首先要管理好人,充分发掘人的管理潜能。我国的传统管理文化,基于这一出发点而引申出一系列的管理原则、管理模式与管理规范方法等。儒家的管理文化,是在奴隶制走向崩溃、新的封建制正在成长,“天下大乱”、“礼坏乐崩”、“权力下移”的情况下,孔子出于维护西周奴隶制,因而提出“礼治”的治民的管理思想蓝图。此后,由儒家学派的继承者孟子等人,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儒家管理文化,融合了中国当时各种文化的成果,体现如下管理的思想理论原则与规范。

1.正名原则。所谓正名或正名分,是在治国与管理中要建立和维护礼伦与守法秩序,使人们在管理和活动中各守其分,各尽其责,不殒不越,克己复礼。认为这样管理,天下则治矣。

儒家认为,“境界不正,谷禄不平”,“争城争地,杀人盈野”,“天下大乱”,其原因在于正名受到破坏。“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篇》)为此,儒家提出在管理中,务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正名原则的提出,就为当时管理和种种管理关系确立了严格等级基本标准。

2.仁政原则。仁政原则既是儒家的重要政治主张,又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带有基础性的准则,儒家的管理文化始终以“仁政”为核心,贯穿于儒家学说的始终。

所谓“仁政”,是指统治者在治国中,不仅要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施行“仁政”,争取人心。孔子多次论述“仁”及“仁政”如下观点：“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亲亲而仁民”,“泛爱众,而亲仁”,“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则提出“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能保四海。诸侯不仁,不能保社稷。卿、大夫不公,不能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能保四体。”这些论点,都体现实行仁政,争取人心是管理的核心问题。

3.德治原则。德治是儒家管理文化中又一重要思想,主张用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感化来管理国家,统治人民。崇尚德治教化,也就成为我国管理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特点。儒家所倡导的德治是跟“仁治”有密切联系的。他们把“仁”作为最高道德规范的准则。因此,在管理中强调要讲道德,说仁义,以德服人,而反对以力服人。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用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其意是在管理中,刑只能起作用。而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并且认为在行政中,要实施有利于人民的措施或政绩,方能治好国。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还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上好礼,其敢不敬,上好义,莫敢不服多上好信,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这些管理原则,都强调管理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素养,必须先修其身,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方能治人。这种思想,后来构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管理准则,成为形响深远的管理思想。

4.礼治原则。礼是儒家管理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所谓礼,是指维护贵族等级秩序的社会规范与道德规范。在行政活动中提出的礼治原则,是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必须安于名位,遵守法制,不得僭越,以便于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统一而更有效地统治人民,管理国家,推行政务。他们倡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为国以礼”,“上好礼,贝庄民易使也”(《论语·宪问篇》),“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上好礼,莫敢不敬。”(《论语·子路篇》)。孟子是强调在管理中要施行礼治,认为：人既有仁义礼智之善性,顺人性以为治,天下治矣。他们都把礼看作是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5.人治原则。儒家管理文化非常主张人治,强调人在各种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庸》中说：“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所谓人治,是指“贤人政治”或“好人政治”,孔子多处所提到的君子,就是指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官吏。孔子说：“君子而不公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语论·宪问篇》)“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篇》)至于“贤人”、“好人”,应具有那些品德,儒家认为,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篇》)

儒家突出人,尤其是突出所谓“君子”、“好人”在管理中的作用,在封建主义社会里,是适应于当时的政治原因需要,也是当时的管理背景的必然产物。

综上所述,正名、仁政、德治、礼治与人治,便构成我国封建社会的管理文化核心内容。这种管理文化沿袭数千年,源远流长,影响极为深刻,尽管这种管理文化形成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早已消失。然而,作为意识形态的管理文化,将通过传统观念、习惯势力以及

行为准则等,持久地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管理活动。

(二)以法治为中心的法家管理文化

我国古代由子政治与经济的复杂背景,导致反对礼治,主张法治的法家管理文化的出现。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兴起,出现以李悝、商秧、韩非子等人为代表所提倡以法治国的政治主张。他们以法为核心,提出法、术、势统一。所谓法,是指体现当时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与法令,术是指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与手段,势是指君主的地位与权力。法、术、势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法家管理文化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具体表现为如下原则：

1.法治原则。法治是法家管理思想的中心。主要观点是“以法治国”。认为要进行管理,必须规定明确的法律,要公布于众,法律既要统一和稳定,又要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加以修订。因此,法家主张用法律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使境内之民,其言谈者轨于法”。(《韩非子·五蠢》)商鞅认为,治国有兰要则：一日法,二日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守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三者关系是：法为主体,信与权所以行法也。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法家还强调,能否依法管理,是关系到国家安危。人主失守(法)则危,君臣任法必乱,故立法分明,不以私害法则治。“今有君而无法,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了乱与不法同。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广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治民无常,惟法为治。”这些,充分体现法家的管理思想,总是以法为中心。

2.严罚原则。由法治原则出发,法家强调执法要严明,赏罚要严格。提出“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人心”,“赏有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以法治国,举措而已。法不阿贵,绳不扰曲。法之所知,智者辞,勇者勿敢争。”

在实施赏罚中,法家认为“无功不赏,无罪不罚。”“人君之所以禁使者,赏罚也。赏随功,罚随罪。故察罪,不可不慎也。”他们把赏罚作为治国的两种手段,赏所以助禁,赏是达到刑禁的手段。但在实施中,他们往往偏重于罚。提出“治国刑多而赏少”,“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认为“犯法者重罚之,不敢犯法,一国皆善矣。”“刑重者民不敢,故无刑矣。而民不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而民善。”(《画策篇》)

在施行严罚原则中,法家极为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出“以法为本”,“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这种依法行政,还体现在录用晋升官吏中,如提出“因能授官,量功授爵”,“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法家的严罚原则,对于维律尊严,强化法治,无疑在管理中是起到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

3.权势原则。法家的管理思想体系中,还提出建立君主集权的封建行政体系,主张实行封建等级制的集权郡县制,而君主则拥有绝对而最高的权力。“事在四方,要(大权)在,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君也者势无敌也”。这里所指的势,就是国家的权和力。权是生、杀、予、夺、赏、罚之权；力是足以平乱制暴,能强迫他人服从的兵力；君是执行命令的人,统治者和管理者,要有效地执行法律,必须集权力于一身,方能使民畏惧,令民服从。商鞅认为,效于古者,先法而治。效于今者,先刑而法。先刑而法者即是集权势与威严以行法。他还提出,治国之君,不可持民之爱我,而应使民之怕我。爱我之权操之于民。民有权而君危矣。使民怕之,权操之于君。君有权势,民不敢叛矣。君也者,势无敌也。善任势者,,不知因其势者,国危。

以法治为根本,以严罚为途径,以权势服人。这些管理原则,就构成法家的管理文化基本内容。

法家倡导法治,儒家倡导礼治,两者在管理出发点上是互有歧异的。然而,作为管理文化

而言,都是管理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是管理规律的反映。因此,在儒、法两者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因素之外,两者又存在着相互包融,互相渗透的方面。

我国的传统管理文化,除儒家与法家外,尚有被称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的《孙子》,有《老子》、《墨子》,也有《史记》、《资治通鉴》等等。这些著作,都从军事、政治、经济等不同角度阐述了反映管理规律的理论原则与方法艺术。同样,不少杰出的管理家与改革家,在实践中亦提出了丰富的思想与经验。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的传统管理文化,继承了我国宝贵的管理文化遗产。使具有东方民族色彩的中国管理文化,成为世界管理文化的瑰丽部分。

二、传统管理文化的特点与功能作用

中华民族的传统管理文化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而来,是具体的、历史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传统管理文化必然具有相应的特点,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发挥出其功能作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传统管理文化的特点

l.伦理性。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等民族文化。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法制等等。民族文化以及人们的政治、经济活动,又是制约与影响管理文化的重要因素,形成以仁、礼、义、法为核心、具有民族特色的管理文化。这些管理文化通过融化在管理行为的精神素养表现出来,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刚健奋进,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人才思想,“公正廉洁,光明磊落”的廉政作风；“尽职尽责,忠于职守”的责任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的高贵品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浩然正气,以及兼容宽厚、世界大同的豁达胸怀,勤劳位朴、实干力行、任重道远的民族风格,砥砺品学、上下求索的民族气质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与高尚情操,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精华所在,是支配和制约我国管理行为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我国成为“礼义之邦”、“仁义之邦”的重要因素。

2.科学性。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是在漫长的管理实践中,经过不断总结经验和代代相传而形成的。在庞大的复杂的管理文化体系中,充分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管理制度和模式,管理思想与方法等等特点。如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行政管理,集权制内部实行等级尊

卑的主从制度；实行严密的封建雇佣官吏制度,建立以伦理为基础的用人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管理监察制度、谏议制度和封驳制度,建立包括官吏的选拔任用,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官吏的品位与俸禄,官吏的退休等一套周密的官吏制度等。此外,还建立严格的行规和刑罚制度,如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典《周礼》,以及《秦律》、《唐六典》、《元典章》、《明清会典》等等。这些完整地反映中国古代管理、制度、法规和思想,无疑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们是建立并发展于封建时代,带有不少糟粕。然而,它们中间仍然包括着不少符合管理规律的科学内容与合理成分。这些内容与成分,是我国管理经验的概括与结晶,是极为宝贵的遗产。这点连外国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认为历史上最早谈管理而且谈得好的首推中国,1972年美国出版的《管理思想史》就指出；“3000年前,在中国的概念里,已有现代管理的轮廓,如组织、职能、协作、增加效率的程序,如各种控制方式。”原美国卡特文官委员会主任艾伦·坎贝尔说：“中国是世界文官制度的发祥地,在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这些都表明我国传统管理文化中所具有的科学性是不容抹煞的。

3.保守性。我国传统管理文化基本上建立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并为封建主义社会服务。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和伦理道德在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中,完全占着统治地位,小生产者的观念犹如汪洋大海,加上商品经济不发达,整个社会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状态。这样的环境与心态,必然导致我国传统管理文化具有保守性特点。如因袭保守、畏难革新的呆滞现象,明明是墨守成规,安于现状,不思改革,却偏说什么“利不百,不变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动不如一静”。明明是苟安懒惰,不愿做事,却美其名曰：“与民休养生息”,“不扰民,不劳民”。把那些有魄力,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改革的人,贬斥为“好出风头”,“好大喜功”；把那些因循守旧,安于现状,敷衍搪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肯做事的人,都褒扬为“老实”、“可靠”和“听话”。此外,保守性的思想心态还表现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没有时效观念,工作随便,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4.宗派性。封建社会的人群组织多是血统、姻亲、门第、道德、宗教为基础的伦理性结合产物。在这种人际关系中,必然形成相应的感情与礼让观念,并把这种感情与礼让观念融化在管理之中,形成特有的管理文化内容。如管理办事,较为突出注意人情与宗族关系。管理讲人情,办事靠关系,为对熟悉的人表示情谊,不惜运用职权给予协助,提供方便,甚而不讲和原则；对于不熟悉的人上门办事,则表现出冷漠与疏忽态度,不积极认真办事。这种人情胜过证明,私人关系胜过章程的现象,往往导致徇私枉法,重私轻公,忽视依法行政；甚至拉帮结派,拉拢亲信,排斥异己,闹性,只看见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这种重感情,轻法制,尚情义的宗派性,在我国的管理文化中是有一定影响的。

(二)传统管理文化的功能作用

当今世界,人们把科学技术与科学管理看作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两大动力系统,把管理看成是“第三生产力”与“重要资源”。作为管理实践活动结晶的管理文化,其功能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一种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形成,往往导源于特定的管理文化特质。从事管理实践的人,都是具有一定管理文化的人,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素养、价值观念与取向,工作和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与风俗习惯,无疑会渗透到管理生活之中。可见,个人以及群体的管理活动是离不开管理文化的支配的。

我国的传统管理文化,以其特有的内容,世代相传,影响与制约着中华民族的管理活动,发挥出如下功能作用：

1.维系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力量。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团结,都要靠管理。我国是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我国就逐步建立一套严密而又系统的集权管理,既有统一的管理机构与制度,又有统一的礼制和法制,还有统一的支配人们管理行为的伦理准则。这种传统的管理文化就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诚然,在我国历史上,曾一度出现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但是在传统管理文化孕育下形成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强烈愿望,始终是主导的潮流,是众望所归。因此,经过决策的调节,有效的管理,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从而使我国民族屹立子世界的东方。至今,我国的传统管理文化,对于增强国内各民族的凝聚力,团结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加强海峡两岸人民的沟通往来,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亦为将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奠定基础。

2.孕育与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的重要因素。管理的主体是人,用什么样的管理文化去孕育人和培养人,这是关系到管理的性质、水平与方向的重大问题。几千年来,我国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以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内容即“仁”、“礼”去教育官吏与人民,

用传统的伦理道德准则去录用,考核、晋升和奖惩官吏。并且建立一套相应的教育设施和人事行政体系。尽管传统管理文化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还包含着种种糟粕,消极地影响着管理活动。然而蕴藏其中的精华,却客观地为造就一批具有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提供条件,如称颂于世,家喻户晓的刘邦、李世民、康熙、乾隆、王安石、包拯、海瑞等等,就是在我国传统管理文化土壤上孕育成的杰出管理人才。

当前,我国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培养与造就大批具有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因此,吸取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精华,作为培养管理人才的重要内容,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3.发展与促进国家常荣昌盛的必要条件。中国曾经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一度的繁荣昌盛,科技进步,文化发达,一再著称于世,对世界的文时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我国的传统管理文化,从管理机构的设置到管理制度的制定,以及管理的物质设施与财政收支,都是极度重视生产的管理的,始终把经济管理纳入的重要管理职能范畴。如专门设置管理公共工程事业的行政机构——司空、工部等,以掌管修坝梁、通沟浍、兴水利、拓农垦。此外,还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农、工、商的法令和方法。从而为我国历史上所出现的繁荣昌盛局面奠定基础,提供条件。历史证明,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跟传统管理文化所发挥的功能作用是不可分割的。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团结统一,国力强大,昌盛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始终是跟该国、该民族的管理文化所起的功能作用休戚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