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红四军的创建和发展

朱德与红四军的创建和发展

作者：朱荣兰

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2年第06期

从1928年4月成立到1930年6月编入红一军团，红四军独立存在两年多，其战功赫赫，影响巨大，成为中国革命的鲜艳旗帜和中国红军的光辉榜样。它的许多探索性经验后来对全国其它根据地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德作为一军之长，自然成为红四军的领导核心和灵魂人物之一，对红四军的建设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建设两方面。

一、朱德与红四军的政治建设

1、确定红军的阶级性质，明确红四军的建军任务

马列主义认为，军队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并为其利益服务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军队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人民军队一切行动的准则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它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作为第一支人民军队的首任军长，朱德在创造和建设红四军的工程中，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红四军建设的核心。他认为，人民军队建设“归根到底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1]

为创建一支新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在人民军队创建初期，朱德便从实践和理论上进行了重要探索。在领导革命斗争中，朱德始终将红四军的任务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逐步明确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方向。井冈山会师后，随着部队扩大成员复杂和国民党军队的“会剿”等客观形势的发展，创建一支强有力的新型人民军队就成为当时红军领导人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可是在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和怎样建设军队的问题上却产生了不同意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1929年12月，朱德、毛泽东等同志一起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深刻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的建军经验教训，批判了红四军内部的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念、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明确了红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即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从而为创建初期的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古田会议之后，朱德进一步深化了对红军性质和建设方向的认识。他指出：“红军为工农革命之斗争工具”[2]，“红军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的，白军是代表地主、土豪、资本家利益的。我们当红军就是为了解放广大劳苦大众的。”[3]朱德在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发出的训令中多次强调：“务望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故凡违反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4]。为进一步加强红军建设，1931年7月，朱德发表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在这篇全面论述红军建设的重要著作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红军的阶级性问题。他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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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红军的组织成分必须有充分的阶级性，就是工农劳苦群众才有资格来当红军。”[5]这实际上指出了红军是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从而为红军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同时也为他后来提出“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奠定了思想基础。朱德等人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原则，使人民军队从创建开始就时时处处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人民利益着想，把人民的需要当作自身的需要，在艰苦卓绝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和广大人民建立了不可分割的鱼水关系。因而人民军队深得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戴和多方面的无私援助。在中国革命战争初期，处于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的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弱小的红军能够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能够战胜兵力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反动军队，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2、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正确处理红四军的军政关系

朱德坚决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朱德指出：“无产阶级军队绝对服从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6]这既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古今中外一切其它军队，成为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标志，也是人民军队摆脱一切旧式军队的各种影响、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保证。

在人民军队创建初期，为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朱德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共同创造了红军第四军，这支队伍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经验，其中一条根本的原则即是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关于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问题，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期内，内部思想认识上有过分歧，具体体现为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其实质是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据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一切’”，“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7]虽然“朱德在确立并实施党领导红四军的基本原则方面与毛泽东目标一致”，但“在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的问题上朱德与毛泽东意见相左”。[8]更严重的是“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争论。”[9]难能可贵的是，当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传达到红四军后，朱、毛二人都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接受中央“九月来信”精神。1929年底，朱德与毛泽东、陈毅一起主持召开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批评了当时红军中流行的把军事和政治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以及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朱德认为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要在前委指导之下平等地执行工作任务，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以及所谓“司令部对外”的提法是错误的，必须建立健全军队中党的各级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为提高党的战斗力，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对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党的组织性和党的组织生活都作了详细规定；并把部队每班建立一个党小组，每连建立一个党支部，以及发展党员以战斗兵为主等，作为军队中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古田会议前进行的新泉整训期间，朱德专门负责军事整训工作，他利用可能的条件，举办了基层军事干部集训班，亲自讲授军事课、到现场指导军事训练和战术动作，并集中各级干部的讨论意见，主持制定了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在古田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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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作了军事报告，全面回顾了红四军从成立到召开古田会议期间军事斗争情况。《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军队建设和士兵政治训练的部分，很多内容都是根据朱德领导的军事整训的总结和他所作的军事报告来写的。因此朱德对党指挥枪原则的形成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 朱德特别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认为政治工作直接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他曾指出，红军的战斗力，最主要的是靠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和政治影响力。朱德认为作为指挥员负有组织和指挥部队的重任，要带好兵，重要的是要影响和教育好士兵，使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带兵的人必须比士兵在政治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懂得更多。而且，带兵人的职务越高，他们的影响力也越大，要求其更具有政治远见。向士兵灌输先进的思想，提高其政治觉悟，这是一种内在动力，可以使全体官兵为着一个共同的远大目标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前赴后继，直至为实现远大的目标而不惜牺牲一切。

朱德认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比单纯的军事技术教育更重要。这是朱德在对比新旧军队之后得出的重要经验。他认为旧军队总是打败仗并不是这些军人在军事技术上有什么问题，而是贪生怕死，因为他们当兵并没有救国救民的远大目标，而仅仅是为了自己混口饭吃。因此，在实际带兵打仗中，朱德十分注意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井冈山会师后，朱德曾对红四军的广大官兵说：“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有文化有觉悟的钢铁般的革命队伍，献身于国家自由和人民解放的事业。同后来的发展工作相比较，政治工作是首要的，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部队还要学习革命历史、外国侵华史以及怎样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他们还要学会怎样向敌军宣传、怎样唱歌和演讲。”[10]

朱德强调，人民军队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在政治上确立这样的信念，是建立人民军队的思想基础。同时，人民军队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任务。部队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指战员明了这一历史使命，要完全信仰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要通过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实行它的领导作用。军队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要搞好团结，建立正确的军政关系。军事行政系统必须尊重与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完成党所交给它的任务；同时，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必须经过军事行政系统来执行、来体现，党组织必须尊重军事行政系统。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应在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三个方面起模范作用。朱德虽从未担任过部队政治工作方面的领导职务，但他一直特别重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正确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军事行政领导的统一，并对其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3、强调军队民主与部队纪律，确保红四军战斗力不断提高

朱德特别重视部队的军事民主建设和部队的纪律问题，因为军事民主和部队纪律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他特别重视部队的纪律问题。针对军队中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和极端民主化现象，他主张加强集中统一和实行严格的纪律，以保证军队行动的一致和意志的统一，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早在建军初期，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途中，他首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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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纪律整顿，要求部队指战员必须严格遵守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全部归公等纪律，对违纪人员进行重处，经过整顿，部队的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1928年5月，红四军“一占永新”后，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召开大会，朱德等在会上讲话。“朱德同志说，现在我们从湘南到江西来了，两天前在黄坳打了胜仗，前天到五斗江又打了胜仗，我们要在江西打出一个局面来。接着他讲，要加强纪律性，革命军队要爱护工人、农民，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军队要服从纪律，要守纪律，服从命令。他还批评了一些不守纪律的现象，说革命没有纪律是不会成功的，有一种人以为自己会打仗，就骄傲起来，以为了不起，我们用不着这种英雄豪杰。”[11] 其次，朱德非常重视部队的民主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初创时期，由于组织成分复杂，在思想、组织和作风上都存在着不少问题。红四军成立后，特别是古田会议后，朱德主张，一方面反对军阀主义、命令主义，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用以清除雇佣军队的残余影响。过去在旧军队中，官长可以任意打骂、体罚和虐待士兵，士兵没有开会和言论的自由，官兵在政治、经济待遇等方面极不平等。通过民主的实行和对军阀主义、命令主义的反对，不仅很好地改造和清除了旧军队的残余影响，而且激发了军队的革命精神，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井冈山时期，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倡导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保证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落实到位并且率先垂范，使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为大家的自觉要求和行动。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较好地实行了民主制度，形成了民主风气，养成了民主习惯。朱德不仅在军队建设中强调建立民主的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而且在作战指挥，在战役、战斗中也提倡实行军事民主。他认为，人民军队的指战员应是自觉的战士，而不是作战的机器或工具。在战争中，应该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任务、领导的意图和完成任务的方法，充分发挥其革命的积极性。他提倡发扬“新英雄主义”，每个指战员都应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不但要绝对服从命令，而且要养成机断专行的主动性，并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朱德曾说：“正确运用军事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可以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我友关系，促进团结；可以发挥群众高度的积极性及创造性；可以克服各种困难，提高战斗力。”[12]

另一方面，在实行军内民主的同时，朱德又提出反对“放弃领导，光讲民主”的尾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人民军队内部民主集中制的坚持和严格纪律的执行，使军队内部既扩大了民主，又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从而加强了党的领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夺取革命胜利，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4、以身作则、平易近人，永葆普通一兵本色

朱德一生不图名，不贪财，吃苦耐劳，清正廉洁，总是以一个普通一兵的身份严以律己，他以身作则，每到一处都强调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不搞特殊化。朱德一直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从不吹胡子瞪眼地训人，而是循循善诱地向战士们讲道理。他很懂得战士们的心理。在平时，他也处处以身作则，十分关心战士。

红四军成立后，部队给他配备了一头骡子，但他在行军作战中多半是步行，把骡子让给伤病员骑。因此，深深得受战士们的敬爱。战争年代他吃得很简单，一碗大米饭，一二碟小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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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红四军军长的朱德，脚上常穿一双自制的草鞋，穿烂一双就再打一双。他还抽出时间帮助身边的战士打草鞋，战士们都说：“世界上只有我们的总司令自己打草鞋，还时刻想着我们这些战士”。[13]朱德身上常穿一套土布制服，被服厂长想给他做套好点的衣服，朱德同志说：“我也是一个战士，就要这个土布的。”[14]不熟悉他的人，常把他误认为老兵、伙夫头。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物质生活很艰苦，平时的伙食是糙米加南瓜，全军上下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官兵同是5分钱的伙食尾子，但从军长到伙夫都是一样的。朱德工作比战士们不知辛苦多少倍，可战士们吃什么，他也吃什么，还常常让战士们先吃。为保障基本的生活需要，部队实行储粮备战，下山筹粮。挑粮上山劳动强度大，山路崎岖难行，十分辛苦。当时朱德已是40多岁的人了，但他仍然坚持和战士们一起下山挑粮。大家看他年纪大、工作忙，一再劝他不要参加，但总劝不住。于是就把朱德的扁担藏起来了。但他又砍了一根扁担，并写上“朱德的扁担”几个字。这一动人事迹在根据地广为传颂，井冈山军民还特意编了一首《挑谷歌》：“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围剿。”朱德后来谈到这一经历时说：当时挑粮，很多时候由于体力不支挑不动了，但战士们早已抢过去了，只要我们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共苦，他们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朱德坚持和红军战士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寒冷的冬天，朱德身上也只穿两层单衣，床上垫些稻草，盖一条线毯，从未搞什么特殊化。朱德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时常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井冈山时期的龙源口战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朱德同志亲自手提花机关枪赶至望月亭，组织力量把敌人压下去，给红军官兵以极大的勇气和信心，部队很快又夺回了前沿阵地风车口，为战役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德这种以身作则的精神坚定了红四军广大官兵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坚强决心。正是那种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的铁铸一般的阶级友情，使官兵亲密无间，并肩战斗。康克清在回忆朱德的文章中说：“在战争岁月里，在行军途中，我常常听战士们说‘我们红军战士的生活和战斗很艰苦，可是朱军长和我们一样，还有什么可说的’”。[15]

朱德虽然历任高职，但农民出身的他一直都十分平易近人。首先是对待部下平易近人，决不打骂他们，以人道待遇对待普通士兵。“他的部队知道他同大家一样，也是农民，拿他们当人看待，绝不许任何军官打骂他们。”[16]一些后来参加红军的俘虏说“它（红军）跟川军可真是两样，长官和战士一块睡，一块吃，哪个长官也不能打战士，我们还上课、开会和唱歌。”[17]其次，尊重普通士兵和老百姓的价值。在每次总结战斗战役的会议中，朱德总是细心听取各种意见，甚至是来自普通士兵的批评。“每一名战士和每一名指挥员都有充分发言的自由，他们可以彼此批评，也可以批评全部战斗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得失。”[18]朱德认为：仗打赢了，功劳是战士和工人、农民的，领导人不经过他们，就一点功也没有。因为我是总司令，有时把我当作他们的代表，把他们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因此而夸功，那岂不可笑！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中重要的“人民战争”思想。朱德能够肯定普通士兵的价值，在于他深深明白我军与反对派军队的区别。朱德曾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又去反对人民，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种军队，发展了一整套极其野蛮的带兵方法，他们主张‘将贵智，兵贵愚’的愚兵政策，因为兵如果聪明了，就不肯干反人民的事情了。他们制定一套军法、军令、军纪，依照这套军法、军令、军纪，就树立起军队中绝对独裁、绝对服从的残暴制度，……他们在军队中，广泛发展打骂制度、特务监视，甚至暗杀士兵。其三，在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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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平易近人。康克清曾这样分析朱德：（除了革命品质外）最重要的是他平易近人，热爱战士，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这一切，是不承认部属和士兵的独立人格。”[19] 二、朱德与红四军的军事建设

1、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

井冈山会师后，朱德主要负责军事指挥，在率领南昌起义军征战以及湘南起义期间所形成的游击战略战术原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总结。红四军成立后朱德又先后提出：集中主力于主要方向，用于打攻坚战、伏击战和歼灭战；非主力部队安排于次要方向，担任警戒、掩护、阻击、骚扰等新的战术原则。在二打永新获胜后，朱德根据这一时期红军人数较少、武器装备很差、物资供给困难、根据地很小、作战流动性大和敌强我弱的特点，在1928年5月，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他根据自己过去在作战中形成的一套游击作战方法，与毛泽东一道将游击战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作战原则。“十六字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游击战争的正确原则，成为人民军队积极防御战略的雏形。它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作战指导上最重大的问题。这些基本经验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很好的实战运用，一打永新，红四军先集中兵力于一路，然后声东击西在五斗江设伏，溃敌周体仁第八十一团，歼灭黄兴邦先遣营，乘胜一占永新，取得第二次反“进剿”的胜利；二打永新，红四军避其锋芒，敌进我退，然后再次声东击西，奔袭高陇，在草市坳设伏，全歼敌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击毙敌团长刘安华，击溃敌师部，击伤敌师长杨如轩，乘胜二占永新，取得第三次反“进剿”的胜利；三打永新，红四军又一次声东击西，在龙源口歼灭敌第九师李文彬第二十七团，并击溃敌人第八十、八十一两个团，杨如轩负重伤，乘胜三占永新，取得第四次反“进剿”的胜利。在朱德的军事指挥下，红四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三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后来在转战赣南、闽西期间，又依靠游击战先后取得三占龙岩、攻破“铁上杭”、消灭唐云山旅等重大胜利，为红四军的发展壮大；为中央苏区的开辟作出了重大贡献。 2、注重军事训练内容，主张从智力、体力、技术三个方面进行练兵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方面均远远落后于国民党军队。而且，部队不断补充新兵，干部的提拔也很快，有的干部并不具备应有的军事技术；加上参军的人大多数是农民，科学常识较欠缺，一旦要求他们使用最新式的武器，就必须进行艰苦的军事训练。因此，朱德非常重视红军的军事训练。在他看来，利用每个战斗间隙，争取很短的时间，加紧进行军事训练，是红军各级指挥员的战斗任务。朱德任红四军军长期间，曾进行过两次集中的军事训练，一次是1928年11月中旬在宁冈新城、古城进行的冬季训练；还有一次是1929年12月在连城新泉进行的整训。每次军事整训，他都克服各种困难，举办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亲自上课，言传身教，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特别是新泉整训期间，他还主持制订了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为克服红四军内的各种错误倾向和提高战斗力，也为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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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认为，军事训练的内容：一是智力，二是体力，三是技术，军事训练应注意智力、体力、技术三方面的有机统一。练智力就是要提高政治觉悟，如果政治觉悟不高，不懂得为什么打仗，就没有积极性，兵就练不好，只有启发和提高了指战员的无产阶级觉悟，使他们了解革命战争的本质，明确了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他们才会奋不顾身地与敌人英勇斗争，我们的军队也才会成为一支打不垮的军队。智力训练也包括提高文化程度，这是进一步学习政治和军事的基础。练体力就是练就强健的体魄和勇敢、坚毅、吃苦耐劳的品质。朱德认为，体力训练能有效地运用自己的武器和克服战斗情况不利因素的影响，能保证军事技能的形成。并说体力这个东西是练出来的，就是很文雅的知识分子，只要练也可以练出来。行军打仗需要有强健的体格，所以体力锻炼也很重要。练技术就是训练军事战术技术，提高军事素质。他特别重视技术训练，提出“勇敢加技术”的著名口号，强调旺盛的士气应该同掌握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朱德特别强调练兵要注意智力、体力、技术三者的统一。他认为人民军队从整体上讲是有政治觉悟的、是勇敢的。但在革命战争时期，武器装备不如敌人，环境也不利于进行技术训练，因此在军事技术上比较落后，而技术又是战术的基础。军队只有不断提高技术和战术水平，才能把战斗力发挥到极致，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因此部队必须重视并抓紧技术训练，他曾严肃批评红四军中曾存在不重视体力与技术训练，以为只要有了政治觉悟就有了一切的错误倾向。

在朱德的倡导下，红四军的练兵内容丰富多彩，早操时间练习抢山头、追击、射击、迅速集合，比如：井冈山时期，部队就经常在茅坪的步云山练习爬山；游戏活动练习刺杀、枪术、测量、跳高、跳远；军事比赛打手榴弹、爬竹竿、过独木桥、越障碍物、赛跑等。红军部队有个优良传统，即注意锻炼身体，注重体育运动。红军每到一处，必会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热热闹闹地开展体育活动。根据地的体育运动主要是以军事体育为内容，如跑步、登山、武术、举石锁、下棋等。如举行登山比赛，还发给优胜者3发子弹作为奖励。武术是当时异常活跃的体育运动之一。当时红军中徒手兵很多，而徒手兵多是有武功的青壮农民，他们只要战斗一打响就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枪支，武装自己。平时，他们天天习武练拳，舞刀弄棒。就连少年先锋队、儿童团每天都要练习几下武术基本功和梭标的使用方法。跑步是红军“三操两讲”的军训基本内容，每天早晨都能听到整齐的跑步声和严肃的口令，由于井冈山气候寒冷，红军官兵衣着单薄，跑步也是御寒的好办法。还有，红军在行军休息途中、挑粮休息间隙，“角力”、“顶扁担”等项目也是屡见不鲜的体育活动。

3、确立军事民主及群众路线的军事教育方法

军事训练是提高和巩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环节，军事训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军队的素质。朱德认为，军事训练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搞清楚部队的真实情况，分析、了解部队在战术、技术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找到训练的突破口，才能制定出训练的相应措施。井冈山斗争时期，当时由于军队长期处在强大敌人包围和进攻之中，环境不定，作战频繁，加之队伍发展迅速，而参军者绝大多数是农民，要在流动作战环境中训练军队，仅靠少数人而不发动群众很显然是不行的。于是，朱德提出“军事教育要走群众路线”、“战术运用要走群众路线”、“练兵要走群众路线”。他认为实行官兵互教，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智慧，才能把兵练好。一方面他要求身经百战、有着丰富战斗经验和使用武器经验的“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在军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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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动作搞好，做好榜样，让士兵模仿、学习，凡是要求士兵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另一方面他主张寻找士兵中技术较高的人充当教官，“会什么就让他教什么”，“谁擅长什么，就请他教什么”。不但战士要跟着学，干部也要放下架子虚心地学。同时，军事训练也要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缺什么就教什么，而不是一般地教，训练的内容也不是一般的战术原则或大的东西，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注重实用，重点在“练”。要使每个战士都能熟练地掌握自己专业的技术。他特别反对军事训练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潦草从事的形式主义。通过官兵互教的群众练兵运动，既充分调动了官兵两方面的积极性，又充分发挥了官兵两个方面的技术战术特长，达到了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军事素质的目的。并强调：学习技术，要切合实际，循序渐进，不能贪多求快，好高骛远。在训练中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要注重实战总结，野外演习和武器操作。全军官兵都要努力学习和掌握一切我们所必需掌握的军事技术。 参考文献：

[1]、[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朱德选集——论解放区战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163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7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347页。 [4]朱德、毛泽东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三号训令。

[6]星火燎原编辑部：《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7年，第l页。

[7]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8]庹平：《古田会议前的朱德、毛泽东》，《炎黄春秋》，2001年，第5期。 [9]《访问傅柏翠谈话记录》，1980年9月，转引自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10]、[16]、[17]、[18]〔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上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66、374、413、293页。

[1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四打永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页。

[12]朱德：《国内形势和南下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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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刘学琦：《朱德风范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366页。 [15]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日，第5版。 （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注：此文为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会、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资助课题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