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从最近几年的状况和当前的发展趋势看，如果不加以重视和努力扭转，中美关系有滑向旧时大国对抗冲突的危险。

首先，美国素有设定假想敌的做法。这是其内政的需要，特别是其军事工业发展的需要。纵观当今世界与大国力量的消长，中国最有资格作为美假想敌。2001年，小布什上台时曾指出，中国会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9·11”事件使美国把注意力转移到反恐，并发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国得到了近十年的缓冲期，综合国力迅速发展。十年后，美国突然发现中国强大起来，奥巴马上台后结束了小布什的战略，针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此时，中国在三个方面似乎更有“资格”作为美国的对手：势头、块头和源头。从势头上来说，中国表现出超日赶美的势头。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普遍的预测，在今后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第二是块头。虽然人均GDP仍很低，科技和军事实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国的块头大，似乎“够格”作为美国的对手。第三是源头，从文化、历史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中美都是完全不同的国家。美国曾认为，一个国家要取得经济发展，光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还不够，还要实行政治自由，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放弃原来的社会制度，采纳西方的社会制度。然而，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被西方视为宣告了“中国模式”的成功，对美国构成了挑战。

从美国的视角看，上述中国的势头、块头和源头对美国构成全面挑战。如果过去这个挑战是潜在的，那现在这个挑战就是现实的了。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当美国忙于两场战争时，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大大上升。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包括东盟和日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要依靠中国。以贸易为例，2000年，美国同东盟贸易占东盟整体贸易的16%，而中国只占4%；到2010年，中国上升为11%以上，美国则下降到9%。亚太一些国家的政治

态度也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一个最令美国震惊的例子是鸠山由纪夫，他上台担任日本首相后提出建立没有美国的东亚共同体，美国震惊于其铁杆盟国的首相敢于提出这种主张。美国感到在其忙于两场战争、把反恐作为主要敌人的十年间，其在亚太地区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从全球来说，中国并未对美国构成挑战。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既有共同利益的交汇，又有不同利益的博弈，是一种复杂的合作竞争兼而有之的关系。正是因为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国对中国迅速崛起的感知，使中美两国之间有可能变成对手。

其次，战略互疑态势明显。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中，经济现代化先行，国防现代化走在后面。三十年来经济现代化取得长足发展，已能够补一补国防现代化滞后的状况。近年来，中国在国防现代化方面迈出的步子比较大。2011年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从容应对挑战，积极维护合法权益，美国认为此举系奉行“中国版的门罗主义”，要把美国挤出西太平洋。美国借此大做文章，除了煽动本地区的一些国家对抗中国外，还推出了一系列“反制”措施。政治上，力图将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在东盟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挑头提出南海问题；拿“航行自由”做文章，挑动东盟、日本、印度等与中国闹矛盾。军事上，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驻军，加强与地区国家的联合军演，谋求在亚太建立反导体系。近期，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围着中国转了三圈，最后才到中国来。她在出访期间的言行加深了中方对美战略意图的疑虑。毋庸置疑，美国担心中国强大起来后会挑战其全球霸主地位，中国怀疑美国要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美两国战略意图上的互相怀疑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外交部副崔天凯称之为“信任赤字”。这种战略互疑演变成战略对抗的危险是存在的。

最后，美对华战术遏制增加军事摩擦危险。为遏制中国在亚太影响力的上升，美在自身力量不足之际，提出运用“巧实力”，采取一系列战术上的小动作，扭转战略上的不利态势。2012年以来，围绕着黄岩岛和问题，菲律宾、日本分别与中国叫板。美国表面上采取模糊态度，表示在领土争端上不选边站队，但实际上采取了一系列“小动作”为

菲、日撑腰打气。在中菲两国围绕黄岩岛问题尖锐对峙的情况下，美和菲律宾举行“肩并肩”军事演习。在问题被热炒时，美与日本进行抢滩演习，鱼鹰可变翼运输机也进到日本。虽然美国表面上没有选边站，多次“宣布”演习不针对中国，但菲、日觉得美国是在给它们撑腰。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之下，这几个国家和中国的摩擦会不会演变为军事冲突，从而把中美拖进本想避免的军事冲突？

从2012年到2024年左右是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十余年。如果处理不好，中美两国会发生摩擦，甚至兵戎相见。在此阶段，双方战略互疑上升，战略部署会以对方为假想敌，小国的挑衅可能会把中美带入军事冲突之中。过了这段时间，中美两国会有一个“新”的发现：美国会发现，中国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以后，美国在综合国力方面仍是遥遥领先，不必担心丧失老大地位，而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政治意图挑战这一地位；中国则会发现，美国未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因为在全球化时代，美国无法通过组成联盟实现遏制中国发展。中美两国重新认识对方，重新定位双边关系，将使双边关系发展进入新的良性互动时期

你对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都有哪些期待

尽管千呼万唤的工资条例难以出来，但党的十报告实际上已经给出了很多令人欣喜的信息——“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为具体、明确和清晰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之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就是“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它使“小康目标”变得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挂钩，使发展共享变为广大老百姓的真切体验，使国之大计、民之大事有机融合并变得触手可及。

因此有人评论说，从十开始，民富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对此当然充满美好期待。

其实，对于收入倍增，我们中很多人都已经历过——回想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工资有多高、收入有多少、家中住的是什么房、有什么家电，再以其后10年、20年、30年为节点，进行数字对比，大家都曾“倍增过”，而且是实实在在毫不掺水的倍增。只不过改革开放不只“”了思想，也“”了公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值，收入增长没有跑过大家的期待，才有了种种成长中的烦恼、发展中的烦恼。

按照经济学理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螺旋式前进，永远的直升飞机式上升既不科学也不现实。经历了30年快速增长，中国航母处于一个发展瓶颈，亟待解决资源、环境、产业布局及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积累的问题，我们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需要经历某种艰涩阵痛，但这也是为了积蓄更多能量，让明天的发展步伐更快一点、收入增长更强劲一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十报告中对未来的描绘、所明确的下一步改革要点，其目标正指向民心热望之处，即让大家能够实现收入高增长，使工资涨幅能够跑过GDP增幅。

当然，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不是等来的，而是奋斗而来的，需要我们努力争取——只有亿万人凝心聚力按照十所描绘蓝图去奋进，经济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最终才会在更为公平的分配中使人人受益。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当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战分秒、抢机遇、谋发展。

社会各界关注的收入分配调整问题，已完成了拟定过程，开始进入到审议的阶段。据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透露，目前由国家就业和收入分配司撰写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意见，已经提交到审议（5月6日《第一财经日报》）。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收入分配的调整是核心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实施难度的题，但以

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这一问题已经到了必须破题的时刻。谈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来

源，分析和论述都会指向消费内需，这一点早已经在学界达成共识。

国内消费能力不足由来已久，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靠老百姓的“有钱可花、有钱敢花”。以前有观点认为，问题出在“有钱不敢花”。然而，深入的调查却显示，问题的真正根源并非如此，尽管国内经济总量增长迅速，但是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失衡问题却制约住“有钱可花”。 近些年来居民消费在GDP总量中所占比重逐年降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迅速下降，从过去接近60%的水平逐渐降低，到2007年居民消费率仅为35.4%，这一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了30个百分点，也达到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 数据虽然枯燥，却清楚表明了当下社会经济分配结构状况，那就是，以居民收入为基础的消费需求根基非常薄弱，反观之，财政和企业则占据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大头。正因此，后两者所擅长的投资才会成为社会需求的主导，但同时也进一步制约了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的提高，成为一个恶性的循环。 过去低水平下收入的快速增长相对容易，在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后，再保持同样的速度，需

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十报告中，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有专家评价道：“一个是经济总量指标，一个是人民生活指标，这两个指标的指导性、方向性更加鲜明，尤其是将人均收入翻一番指标写代会报告，分量更重，彰显出今后更注重百姓生活幸福度。”

的确，在“小康社会”的衡量指标中，居民收入指标格外引人关注。尤其是在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相当严峻，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情况下，十报告首次宣布“国

民收入倍增计划”，殊为不易——

十六大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时，具体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对城乡居民收入目标是“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十七大提出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目标则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十对收入分

配则首次提出了具体量化指标，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从定性的目标到定量目标，由宏大的经济发展目标到具体的民生，这无疑是个进步。

既是执政党执政理念的展示，更是对国民的庄重承诺。

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各方已有共识；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也有诸多期盼。关键问题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如何确定收入分配的目标。这对不久后将要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着“顶层设计”的意义。“十年翻一番”，意味着每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需

要达到7.2%。这个速度的实现难不难？既不难，也不易。

说不难，是因为按可比价格计划，过去10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5%和7.4%，过去30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均为7.4%。如果继续保持过去30年的平均速度，

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说不易，是因为过去低水平下收入的快速增长相对容易，在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后，再

保持同样的速度，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而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初，面临着与我们当前同样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日本适时地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得到有效执行，其后十年，日本国民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11.5%，形成了近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使日本有效地转变成为一

个消费社会。

十提出的居民收入分配翻番的目标，就是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如果这一计划能够实现，将形成的中等收入人群，恐怕会有5亿-6亿，这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最

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

要实现中国版收入倍增的目标，需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重大突破。应当说，只要明确了方向，下定了决心，有了顶层设计，突破口很多。收入分配的各个环节，都可以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例如，明确约束和财政增长的速度，使居民收入占比有更多的提升空

间；再例如，加快资本市场改革，使城乡居民能正入

党的十报告提出的三个自信带给了你哪些启示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道路自信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肩负历史使命的中国党人，团结和带领人民，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1.回顾光辉历程，增强底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几代中国党人一以贯之、接力探索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一路走来所累积的坚实基础、所经历的历史进程和所获得的实践成就，使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从内心深处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气。

2.明确当前方位，保持清醒。从发展进程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并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来分析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和进程，从而把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当前方位，时刻提醒我们保持清醒头脑。

3.认清前进方向，自觉担当。目标就是方向，在回顾光辉历程、明确当前方位后，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党提出目标：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总目标,“两个百年目标”, “两个全面”的目标,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认清前进方向，勇立时代潮头，勇担历史重任，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二、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理论自信

1.这一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与时俱进，并在不同时期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

2.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其一，这一理论体系已经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新成就。其二，这一理论体系必将指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我们要在实践层面抓好贯彻落实，要在理论层面使之成为全党全民的共同信念，成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深刻把握中国特色，坚定制度自信

十报告把中国特色作为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三大根本成就之一提出来，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是根本保障。这是从总结经验和发挥作用的角度，对这个制度进行的科学总结和充分肯定，其要旨就在于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1.这一制度特色鲜明，必须自豪自信地看待。中国特色，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特色鲜明。一是符合国情，切合实际。二是保障民主，体现集中。三是提高效率，注重公平。四是激发活力，规范秩序。同时，通过各种制度规范五大建设秩序，保障社会安定团结，保障经济快速发展，保障文化发展繁荣，保障生态永续发展，保障党的先进纯洁。对于这样一套符合国情、切实有效的制度体系，我们应该引以为豪，充满自信。

2.这一制度优势明显，必须毫不犹疑地坚持。中国特色，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应该看到，正是有了中国特色，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全国上下聚精会神搞建设谋发展，活力充分迸发，国力大增。因此，我们必须毫不犹疑地坚持这一制度。

3.这一制度不尽完美，必须循序渐进地完善。中国特色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务实管用，但还不是尽善尽美、还不够成熟稳定。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制度创新滞后、制度供给不足、制度执行不力等问题，制约科学发展的机制障碍还较多。为此，十报告十分强调制度建设，提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四．总结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根本成就、鲜明特色和基本要求，不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提出了“三个自信”的表述。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要求我们全党同志，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时下，人们观念中的问题很多，尤其是大学生、知识分子。我们虽然享受着国家改革、发展的成果，但是对未来却越来越焦虑。考研还是出国、从政还是经商、何时买房、父母养老、子女入学、工资涨幅、时事热点……无不在撕扯、纠葛着人们的神经。忙碌的背后遮掩不住观念的问题。我们辛勤的工作为了什么？国家改革发展的果实为谁所有？未来我们的子女能否享受到父辈赚取的发展实利？面对不同人的价值追求与不同国家的道路选择，我们持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诸如此类问题，小则关乎人民的幸福感，大则关乎整个国家发展的鹄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余年，我们今天面对的不再是改革之初的国情面貌，而是更加复杂的利益与观念生态。主体多样必然导致价值诉求多元，所以，运用理论思维去揭示、论证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体系与价值指向以彰显本性、统一认识、划清界限就显得尤为重要。“三个认同”就是这一理论思维最为通俗凝练的表达。 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自主，是思想活的灵魂。今天的“三个自信”与思想活的灵魂是一脉相承的，是的，我们的改革与发展不能忘掉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不能忘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能忘掉自主的基本原则与战略思想。为什么说制度成功创造中国奇迹

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和基础。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也必然体现在制度竞争的结果之上。从这个角度说，制度的成功决定了中国再度复兴。

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和基础。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也必然体现在制度竞争的结果之上。如果从这个角度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我们是不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的成功决定了中国再度复兴。

中国在世界范围的落后和挨打，始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尽管随后进行了洋务运动，

但却惨败于葺尔小国日本，旧的东亚体系全面崩溃，随后便全面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如果不是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早已被彻底瓜分（美国二十年代大学课堂上的讨论题目是：是否应该瓜分中国？）。

中国之失败显然在于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是制度之败。到现在，这一点应该不会有异议。在美国长期生活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以美国为范本重建中国的制度，并最终于1911年取得成功，终结了晚清七十年的屈辱历史。

然而，在中华三十八年间，别说中国再度复兴，甚至连国家统一、主权的历史任务都没有完成。更可怕的是，反而沿着1840年以降的下滑轨道加速沉沦：国家进一步、国力进一步衰微。其实成立不到半年，元老章太炎就公开提出“亡国论”，实是振聋发聩、远见卓识。

袁世凯称帝固然有其权力私心，但中华不适合中国也是其理由之一。张勋复辟固然和他个人对清王朝的愚忠有关，但同样也是中华的失败造成的。因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也就是历史的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经走过一个甲子，中国在重新赢得和主权之后，也再度崛起成为世界新的强国。不仅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还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到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上升到19.2％，比美国高3.5个百分点，比欧元区高6.3个百分点，比日本高11.7个百分点，超过世界所有国家。

到今天，中国银行业早已超过金融帝国美国，全球十大银行中国位居前三。中国汽车销售量也超过汽车王国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如果和建国时相比，GDP增长了77倍；外汇

储备高居世界第一，增长了一万多倍；贸易总量增长2200多倍，跃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则增加1000多倍；人均GDP在人口增长两倍（从4.5亿到13亿）的情况下，超过3000美元，增长133倍。

不仅经济如此，社会发展也是成果惊人。文盲率从80%降至3.6%，人均寿命不足35岁增至73岁，基本医疗将在今年覆盖12亿人口，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45.7％，是全球城镇化速度的两倍。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是源于制度成功，还能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一点，就是自由派人士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大学蔡定剑教授这样评价一种制度：“国际上的投资，大的资本的投资，人家要选择投资环境，不会选择一个没有制度保障的国家去投资”。虽然他是在肯定西方民主制度时说这番话的，但却是对任何一种制度模式有效的检验标准。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8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全球五百强（这可是十足的大资本）绝大多数都在中国投资设厂。显然，全球用资本对美国和中国的制度投了赞成票。不过考虑到在中国的投资主体是周期长、流动性差的固定资产投资，而美国更多是短期、风险性高、流动性极强的金融投资，全球对哪一个制度更有信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在我看来，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还在于超强的纠错能力。谁都知道中国的决策素来以高效著称，但纠错的能力和效率却往往被人所忽视。新中国六十年，最大的失误有二：一是三年灾荒，二是十年。中国纠正这些错误一是时间短，分别为三年和十年，二是自我纠错。这一点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尤其明显。

中国在世界范围的落后和挨打，始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尽管随后进行了洋务运动，

但却惨败于葺尔小国日本，旧的东亚体系全面崩溃，随后便全面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如果不是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早已被彻底瓜分（美国二十年代大学课堂上的讨论题目是：是否应该瓜分中国？）。中国之失败显然在于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是制度之败。到现在，这一点应该不会有异议。在美国长期生活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以美国为范本重建中国的制度，并最终于1911年取得成功，终结了晚清七十年的屈辱历史。然而，在中华三十八年间，别说中国再度复兴，甚至连国家统一、主权的历史任务都没有完成。更可怕的是，反而沿着1840年以降的下滑轨道加速沉沦：国家进一步、国力进一步衰微。其实成立不到半年，元老章太炎就公开提出“亡国论”，实是振聋发聩、远见卓识。袁世凯称帝固然有其权力私心，但中华不适合中国也是其理由之一。张勋复辟固然和他个人对清王朝的愚忠有关，但同样也是中华的失败造成的。因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也就是历史的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经走过一个甲子，中国在重新赢得和主权之后，也再度崛起成为世界新的强国。不仅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还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到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上升到19.2％，比美国高3.5个百分点，比欧元区高6.3个百分点，比日本高11.7个百分点，超过世界所有国家。到今天，中国银行业早已超过金融帝国美国，全球十大银行中国位居前三。中国汽车销售量也超过汽车王国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如果和建国时相比，GDP增长了77倍；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增长了一万多倍；贸易总量增长2200多倍，跃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则增加1000多倍；人均GDP在人口增长两倍（从4.5亿到13亿）的情况下，超过3000美元，增长133倍。不仅经济如此，社会发展也是成果惊人。文盲率从80%降至3.6%，人均寿命不足35岁增至73岁。基本医疗将在今年覆盖12亿人口。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45．7％，是全球城镇化速度的两倍。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是源于制度成功，还能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一点，就是自由派人士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大学蔡定剑教授这样评价一种制度：“国际上的投资，大的资本的投资，人家要选择投资环境，不会选择一个没有制度保障的国家去投资”。虽然他是在肯定西方的民主制度时说的这番话的，但却是对任何一种制度模式有效的检验标准。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8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全球五百强（这可是十足的大资本）绝大多数都在中国投资设厂。显然，全球用资本对美国和中国的制度投了赞成票。不过考虑到在中国的投资主体是周期长、流动性差的固定资产投资，而美国更多是短期、风险性高、流动性极强的金融投资，全球对哪一个制度更有信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在我看来，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还在于超强的纠错能力。谁都知道中国的决策素来以高效著称，但纠错的能力和效率却往往被人所忽视。新中国六十年，最大的失误有二：一是三年灾荒，二是十年。中国纠正这些错误一是时间短，分别为三年和十年，二是自我纠错。这一点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尤其明显。美国建国后以立宪的方式实行黑奴制长达百年。废除黑奴制后，又以法律的名义实行种族隔离长达百年。而黑奴制和种族隔离的废除与终止，也并非自我纠错。黑奴制的结束是通过一场代价极高而且惨烈的内战。北方对南方在战争期间甚至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焦土。而种族隔离制度则是在黑人此起彼伏的和平与暴力的抗争方式才获得的，这期间惨烈的曾震憾全球。

不仅制度上的纠错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就是性的纠错能力也是天壤之别。中国错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导致人口增长失控。但中国意识到错误后，立即实行计划生育，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虽然也意识到人口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曾想尝试计划生育，但却屡屡失败。而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制度。任何政党想推进计划生育，都会在大选中败北。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口暴涨，并将很快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正如西方所说，这是印度唯一可以超过中国的地方。还有，当中国七十年代末放弃计划经济的时候，同样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印度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后，才于九十年代实行市场经济，

比中国落后十多年，这在一日千里的地球村时代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其实西方的制度只所以失去了高效的纠错能力，只有等到危机爆发才有可能解决，原因可从的一句话中寻找到答案：19年，西方资本曾大举撤离，当时撂下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资本回来了，资本家的还回不来吗？”可谓一语道破西方制度的本质。日本京都大学每年都做一个调查；信赖商人的比例为3%，而信赖政治家的比例则为0.3%！美国有一个说谎俱乐部，规定政治家不得参与。因为大家都是业余玩玩的，哪比的了政治人物的专业水准。

如果东西方制度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制度至少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一是西方的受制于普通的选民----这是道德正确色彩浓厚但却弊端丛生。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德国选民素质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环保意识。但只要绿党提出增加燃油税，绿党的选票就会大幅减少。德国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近几十年历任总统都想将之建立，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奥巴马这一次以破釜沉舟之势要取得成功，声称为了医改，他宁可放弃连任，他在国会演讲也毫无退路的表示自己将是最后一位医改闯关总统。然而，既得利益者却发起了强大的反扑，把他与斯大林、希特勒并列，并扣上要把美国社会主义化的大帽子，现在鹿死谁手仍难预料。至于法国，相同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2005年公投欧盟，尽管是法国人起草的，而且对法国国家利益做了很大关照，但仍被公投拒绝。而实际上，绝大多数选民都没有读过欧盟草案，他们只所以投反对票仅仅是对现不满，而不是对欧盟有不同意见。屡屡在危机中拯救过法国的戴高乐，就是在一次事关改革的公投中败北，而辞去总统职务，彻底离开政坛。当然对于的不合理性，西方国家也从制度上进行修补。比如，欧盟公投失败后，法国新就不再通过公投进行表决，而是直接在议会表决通过。大家可能注意到，虽然西方号称民主和三权分立，但大法官一不是选举产生，二是采用终身制。原因

在于，不是选举产生，就可以不受影响和左右。任期终身制，就可以不受控制。但根本目的还是要摆脱的制约。尽管有制度上的修补，但当走向极端的时候，仍然于事无补。希拉克时代的德维尔潘，为解决就业难题，推出CPE法案，以帮助青年人就业（由于法国劳工制度，老板一旦雇用员工将很难辞退。但却造成老板不愿雇人的现象。特别是青年人就业相当困难。为此，该法案决定增加老板的权力。针对青年人雇用前两年可以辞退）。这样一个改革幅度不大、针对面也不广的法案却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尽管议会通过，总统签署已成为法律，但民众却发起大规模长期的罢工、。最终迫使这项法律做废。这就是广场政治的效应。事实上，任何改革都是对利益的调整，总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损，但国家要看是否整体上有利。但选民只会看自己。这就是票选民主的致命伤。这就是宁可通用破产，鱼死网破，民众也不会同意减少福利、减少工资、共度难关的原因。

二是西方的政治受制于财团。西方的选举民主，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别看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报。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但高盛集团的政治献金仍然高达数亿美元。由于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臣服，从而使得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不出问题，仍然可以保持繁荣，一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崩溃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可以产生次贷危机，进而可以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前几年倒闭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什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参议员、众议员能源委员会的23名委员中的19 人接受过安然的资金。就是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也是在安然公司总裁的推荐下才获得这个职位的。这样的公司谁还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彻底毁灭为止。同样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多夫居然能够在美国可以多年撑起一个五百亿美元的。他自己在监狱中也一再声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骗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