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当“三钱”中的钱伟长最后一个离我们而去之时，中国痛失大师，留给国人的除了悲痛，更多的是思考。新闻媒体连续刊登有关回忆大师的文章：钱伟长的三个“反对”两个“着急”（反对文理分科，反对一考定终身，反对用重点非重点划分学校；为教师队伍着急，为人才培养着急）。在回忆钱伟长院士的过程中人们又不由地提起了09年10月31日离开我们的另一个“三钱”之一的“两弹元勋”钱学森，再次抛出“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老离世之前的这一问问出了政府对教育的不作为，问出了社会大环境对教育的不支持、不理解，更问出了我们教育部门自身的大错。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我们当今的教育存在两大不适应：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我们知道诺贝尔奖评选历经百年，它的花开花落都似乎无关中国公民。无论有着怎样的争议，都无法否认，诺贝尔奖是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诺贝尔奖得主的多少，直接印证着一个国家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我们以世界最大的人口基数，我们以世界第三的GDP，竟一直不能实现诺贝尔奖的零的突破。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看似一盘“散沙”般的三千万海外华人，却已经在科学领域贡献了8个诺贝尔奖得主，由此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智力水平。
《南方周末》笑蜀先生在《总理知错就改，教育部门岂能无动于衷》一文中这样讲：我们应该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可以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但为什么迟迟不能做到？有很多堂皇的解释。最新的解释是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的。他大致归纳为两个原因：一是国家对科学投入不够；二是中国的科学传统还不够强大。
笑蜀先生认为：杨振宁先生这个回答的不足是明显的。用他的这个回答，人们就无法理解何以在二十世纪二、三四十年代，会诞生中国教育和中国科学的高峰。诺贝尔得主李政道、崔琦，研制“两弹一星”的“三钱”、邓稼先，地质学家李四光，生物学家童第周，数学家华罗庚等。因为那是
一个充满水深火热，被极度战乱和极度贫穷交替折磨的时代；同样也是现代科学体系刚刚建立，科学传统还远远谈不上久长的时代。
那个时代何以能创造那样神奇的伟业？因为那个时代的教育理念与世界先进教育理念最接近，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梁启超、王国维、钱穆、吕叔湘、陶行知„„因为那个时代的教育体制与世界先进教育体制最接近，清华大学能接受轻理重文的钱钟书，接受语文、历史皆满分，而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四科共25分的钱伟长，同时吴有训教授又能接受钱伟长爱国情怀下的从文转理试读。说到底对于常常数学不及格的毛泽东也是那个时代教育理念与教育体制的受益者。
而钱穆的女儿，钱易院士在回忆其堂兄钱伟长中撰文：《我也在反思，当今为何培养不出大师？》中提到钱伟长的求学之路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就说今年陕西考生孙见坤，自愿研究国学，参加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前后八位教授面试他，都同意吸收，但高考下来，距离陕西省的一本线差了6分，但复旦仍然将他纳入今年录取的特殊生之列。然而，陕西省招办却认为他不符合投档条件，即使面试过孙见坤的8为教授联合写信要求破格录取，复旦大学校领导也在信上签字，但陕西省招办还是不同意，孙见坤最后被录取到了山西大学法学院。“现在这个做法，与当年钱伟长先生在清华的经历一比，说明还是当时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系统比较开放。这也说明，我们现在的很多规定，不一定是科学合理的，现在的教育体系上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钱易先生如是说。
我们知道：理念就是生产力，体制就是生产力，只有向着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大胆接轨，中华民族在科学上的创造就不会输给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孙见坤没能进入复旦是个特例，但特例又一次明确地告诉国人：没有专长，只有分数。为了6分的一线档，放弃或减少对国学的深层次研究是多么的可悲，但可悲的事还是在当今我们身边发生着。这一特例再次验证了时下一句话：考考考，老师的绝招；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学校、教师极度地出高招、绝招，放弃寒暑假连轴转为了提高那可怜的几分；学生身心损害（运动少，身体弱，近视多，心理焦虑）开足马力极度苦读还是为了提高那可怜的几分。对学生、教师、
学校、家长而言这一切何谈轻负优质。纵然素质教育喊得震天之响，但为了高考这一独木桥过度地开发了学生的心力与智力，85不够，要90；90不够，向95看齐的做法我认为真的要不得。《大家文摘报》——“人啊，痛定不思痛”一文对近段全球自然灾害频发一语中的：是人类对资源过度掠夺所致。当自然灾害过后更多的是表彰、奖励，而少有反思、呐喊。我认为：“人”同样是大自然的一员，每个人的成长必须遵循“人”成长的速度与力度。无论是天才儿童，还是普通儿童，少时过度的智力开发也许就是“拔苗助长”，30年少年科技大学办学路——据说早慧学生成年后均无杰出的成就。而我在后人纪念钱学森文章中看到：天资聪明的钱学森中学时代学科成绩处在七八十分之间，但爱好广泛，特别擅长体育与音乐。可见：“体育”使他长寿并保持工作的旺盛与持久；“音乐”为其研究提供了无限遐想与创意；“国文”为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功底，树立远大理想，拥有满腔爱国情怀与对事业的执着，淡泊名利、远离浮躁 ，心中充满淡定；“分数”使他少了心理焦虑与学习压抑，对学习与创造保持了长久的持续的热情。
在缺少大师的今天，在学生负担并不轻，而质量也没有明显提高的今天，“钱学森之问”与钱伟长三个“反对”两个“着急”作为政府与教育主管应该在认错的同时，学会反思与谋求更好的策略。相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我们的教育理念与体制会向一个好的方向转变，因为教育理念与体制的根本改变，才能真正实现“轻负优质”的目标。而今天在教育转变的过程中，作为教育人不能怨天尤人，应该拥有更大的责任与热情作好教育人自己本分的工作，相信真正的“轻负优质”不会久远。
张亚玲 2010年8月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