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建设

学习廉政文化建设 做合格领导干部

提起廉政，大家也许并不漠生，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就已经存在，然而我们把廉政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和建设，则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范围。

廉政文化是一种善治文化。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社会评价。主要内涵是从政的思想和道德、从政的社会文化氛围、从政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它的核心价值是清廉清正，为人民服务。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廉政通廉正，只有一身正气，才可以正大光明。邓小平讲过；“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如果没有廉政文化的价值观、就做不到廉洁从政。所以廉政文化建设应该将廉政制度和廉政文化有效相结合。廉政文化作为内容和行为规范的准则，廉政制度作为保障和规范的方法，只有二者有效结合、相得益彰才会形成良好的行为示范，要不然，廉政制度是墙上贴的，搞腐败的人却会灵活变通的。我党颁布的关于廉洁自律和党风建设的条例和文件不少，为什么还有一些腐败现象发生？就是廉政文化缺失教化的一种社会现象。廉政制度和廉政文化必须有效结合，缺一不可，要不然就会出现你说你的廉政文化，他搞他的腐败行为。针对这种现象，需要廉政文化去规范和充实。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和价值取向、舆论、监督的压力：腐败可耻，可恨，可恶。搞腐败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而不是以搞腐败、拉关系为自豪。

其实廉政文化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门崭新的课题。说它古老，是因为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廉政实践和廉政自觉，从五帝之首的黄帝开始就有了民主议事、推举“有德者居其位”的廉政经验，从五帝到各朝代的发展，廉政文化都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不断向前。说它崭新，是因为最近几年它才作为一项重大任务被提出来，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这是在党代会报告中首次出现“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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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文化”的表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把反腐倡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这充分表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当今的重要作用。

在这节课中，主要想通过以下三个大问题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廉政文化建设，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欲清除助推腐败的消极文化性因素而不知其过去今生，犹如战场上不了解敌方的情况。首先了解中国古代主要廉政文化思想，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第二是为什么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呢，解决为什么的问题，第三，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清除的障碍，解决怎么办的问题。

一、中国古代主要廉政文化思想

1、民本思想 法治思想

小故事：唐太宗 贞观之治

所谓的以人为本，今天我们也说个话，在古代也可以说成以民为本，就是以前的民为邦本的一种写法，一种新的说法，因为李世民他名字里面有个民，那个时代就不说民了，有点避讳，就说人了，就成了“以人为本”，这个“以人为本”也好，“以民为本”也好，都是国家的一个政策，国家的一种统治思想。本来以民为本这种思想不是唐太宗发明的，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比如说孟子就特别强调这一点，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你这个天下那来的，其实就是从百姓那里来的，所以孟子说过一句话。叫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后人就把他概括成“民贵君轻”思想，“民贵君轻”思想就成了儒家一个代表性的政治观点。儒家这种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在贞观时代得到了落实，例子：唐太宗时期，很多事是唐太宗亲自批的，特别是围绕死刑这个问题，所有死刑的报告都要上报给朝廷，皇帝要亲自看，外地的报告上来，皇帝要批，在中央经济地区皇帝要到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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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去寻囚，要看一看。每年的最后一个月份，皇帝都要到大理寺的监狱去看犯人，也不是去看犯人，其实那就是最后的一次司法的程序，就是大理寺上面都判完案了，作为犯人你还有一次机会向皇帝喊冤。所以皇帝去视察囚犯的时候，对于犯人来讲那就是一次机会非常非常重要的机会，如果以前判的很冤，你就可以在这时候喊冤，而有规定只要向皇帝喊冤这个案子就立刻重审，必须重新开始，有的时候唐太宗到监狱里面去，比如说贞观六年就有这样的事，后来在小说，戏剧都讲这件事，唐太宗到那看，这年有三百多死刑犯，一年全国这三百多死刑犯都已经集中在大理寺监狱了，唐太宗一个一个的问过来，大家都说没什么问题，我们死有余辜都是犯的死罪，判死刑我们自己不冤枉，该受处罚，认罪态度良好，法官的审判也很公平，所以唐太宗就有点受感动，所以就跟这三百多将近四百的死刑犯说，我跟你们有一个君子之约，现在冬天放你们回去，来年秋收之后咱们再这里集合再回来，四百死囚，就是简称四百死囚就离开了监狱，每个人回家过了一年，第二年的秋后一个不少全都回来了，这是唐太宗时期有名的一件故事，四百死囚来归狱。我们现在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假如生命中就剩了几天，你应该怎么怎么过，大家都会说一定好好过，一天当一年过，其实唐太宗那个时候就做了这样一个调查，唐太宗给了他们一个最后一年的机会，这一年一定过的很好，不仅这一年太太平平的过来，而且也可能意识到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人生命的尊严，所以第二年一个不少全部回来，这事当然最后也感动了唐太宗，之后唐太宗就把所有的人赦免了。你看唐太宗的这种做法，所以会被千百年来传诵，这就是从皇帝到政府以人为本的一种很好的体现。

2、公廉思想 节俭思想

公廉字面意思就是公正廉洁的意思，各朝各代为达到廉政之目的，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树立和宣传廉政典型，培育出包拯、海瑞、张伯行等廉史。张伯行的《禁止馈送檄》，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动和温暖，令人肃然起敬。文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长，廉耻实伤；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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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节俭不仅是个人修养、居家需要、为官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治国安邦的基础。我们都能感觉到，这两年的物价飞涨，从食品、服装到医疗卫生，凡是花钱的都在涨价，就是工资不涨，那看一下，钱还是那么多，花销大了，这就影响我们生活了，所以现在就实行节俭了吧，要不这现在网购怎么那么火呢，所以啊节俭能影响一人一家，那一个小家如此，一个大家就更要节俭了。唐代李商隐有句名言：“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宋代欧阳修也说过：“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是深刻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血与火的教训而得出的宝贵经验。有作为的官吏吸取教训，并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而使国家兴旺发达；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反之，因为奢侈，历史上一些朝代由盛转衰，导致国破家亡的事例不算少数。比如，夏桀荒淫无道，为了享乐扩建皇宫，用九根黄金铸成的柱子装饰；为了奢侈，皇宫内建酒池肉林，五平方公里的酒池可以划船，为了讨好宠妾喜欢听绸缎撕裂声音，命宫女日夜撕绸缎。最后夏桀流放，夏朝灭亡。商纣大建瑶宫、瑶台，耽于酒色，七天沉醉不醒，经常不理朝政，最后遭遇周武王进攻而兵败，纵火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幽王不思理政，不居安思危，为博褒姒美人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结果不仅自己被犬戎追杀，西周江上也灰飞烟灭。纵观历史，有作为的政治家总是把培育俭朴之风作为治国的重要大事。可见从古代开始，公正清廉，节俭的思想就贯穿其中。

二、为什么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刚已经介绍过中国古代主要的廉政文化的思想，可以说这些思想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升华已经非常成熟了，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从新审视，从新来学习这些文化呢？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廉政文化，是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它吸收了我国传统廉政文化中的廉洁、民本思想等积极因素，适应社会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完善的，其内涵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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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廉洁的政治文化，要求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廉洁自律，淡泊名利，恪守宗旨，执政为民；二是廉洁的社会文化，要求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廉政氛围，让健康向上的廉政文化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使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和道德风尚在全社会发扬光大；三是廉洁的职业文化，要求各职业阶层的从业人员恪尽职守，爱岗敬业，克己奉公，遵纪守法；四是廉洁的组织文化，要求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国有企业等公共组织处事公道正派，公正透明，诚实守信。除了内容丰富变化之外，还有腐败自身的内因问题。

1、 反腐败遭遇文化瓶颈

（1）、吃点、拿点不算什么，成为某些人的共识。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是人们普遍的看法。一般人对官员吃点、拿点，不仅熟视无睹，而且认为理所当然。其根源是没有纳税人意识，不知道维护自己的权利，不懂得这是侵害自身的利益，反而认为是国家的、集体的，与自己无关。一些人认为，官员只要替百姓做事，吃点、拿点不算过分。这种现象已成为腐败的亚文化，其潜在危害不可估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中国第一大案，张青山、刘子善贪污案。红小鬼出生的刘青山，15岁就入党参加了革命，20多岁就当上了县委书记，是走过草地、翻过雪山、力过战功，那是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身经百战，究竟考验的革命战士啊，你说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艰苦条件没待过呢，可为什么到了解放之后，在石家大院这样的宽敞别致的院落里面办公，还嫌这条件差呢？张子善则是18岁参加革命，解放前也曾经被捕入狱过，这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都没有屈服，可是在解放之后，在糖衣炮弹面前，就那么轻而易举的举起手投降了，他们是怎么从革命的功臣，蜕化成贪污要犯的呢，解放后，刘青山先后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先后担任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在胜利面前，骄傲和虚荣在他们的思想里慢慢的滋长，他们觉得江上是自己靠命打下来的，享受一点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刘青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蜕变着，到头来蜕变成了一个大贪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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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吃点、拿点无所谓，理所应当的思想害了他们。有关资料显示，1950年到1951短短一年时间内，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浪费，盗窃和非法骗取挪用公款等共计171亿6千多万元（旧币），171亿6千多万元，这当然是旧币，是当时的人民币，它和我们现在人民币的比率呢是一万比一，也就是说，171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71万多元，这比钱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可能就明白了，张刘贪污的这些钱可以买来5000万公斤的小米，或者可以买到2000多万公斤的猪肉，如果买布的话那得是1670万米长，那这1670万米又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么说，要是按照当时干部供给制的标准，这些布能给50万人做足够的衣服，听起来就吓人，这还是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他们的这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共产党员的注意，那些曾经和他们出生入死的弟兄也出来劝过他们，但都没能拉住他们，他们这个事件的检举人叫李克才，是天津市副专员，当时他也曾多次劝诫过二人，当时刘青山面对李克才的质问，公开说了一句话，说“老子连这点权利还没有吗？可见他的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而这种思想在现在确成为了某些人的共识。

（3）、凭关系为官办事成为生活方式。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天然地具有血缘、地缘的特征，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人情关系”。 大凡遇到涉及切身利益的事，国人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走后门。从生孩子进医院到入托、上学读书、找工作、开拓事业、打官司、找医生、进火葬场，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关系的生活方式不仅存在，而且畅行无阻，这就是现在所说的“潜规则”。毋庸置疑，社会上存在着多种群体，概括起来，无非是三种：弱势群体、公干群体和官宦群体。弱势群体亦叫平民百姓；公干群体就是靠国家全额拨款，拿工资吃饭的一般干部；官宦群体当然就是有权有势，处于社会上端的人。这三种群体构成了一个“塔”型社会。毫无疑问，平民百姓这个群体人数最多，但办起事来，怎一个“难”字了得。能遇到一次“公事公办”的机遇，老百姓便感谢不尽，运气不好，跑断腿，提上礼，递上红包，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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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能把事办成。林语堂先生曾说：“中国人是把人情放在道理上面的。这是因为在家族、宗族、与官僚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真实的经济关系。美籍学着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作了深刻的分析。“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誉，唯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首先巩固自己的耕地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指挥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代人至多个人的，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所以从这之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人情关系的根源所在。

许多普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一些事情：亲属或好友不幸患病住院，其家属会四处找关系；离大学毕业还有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家长又开始四处忙乎起来……要办事就要先找关系，打通关系就必须先送礼，如果这样一种畸形的游戏规则像细菌般在向社会扩散，就会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错位，“痛恨并腐败着”、“你送我也送，你收我也收”在整个社会上形成浓厚的人情氛围。

2、“摸着石头过河“反腐败的局限

（1）、反腐倡廉的科学认识不平衡

回顾反腐倡廉的历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前，当党中央、国务院文件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概括腐败分子的数量、腐败或涉及的范围时，往往用“少数”、“极少数”、“个别”、“极个别”这样的词语，采用“不少”、“相当多”这类词语的频率是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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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990年以后，对腐败分子的定性与定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比如，表示数量的词语“相当多”、“不少”和表示质量的词语“严重”、“相当严重”、“严峻”等相配合；比如，从“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到“全党一项重大的政务”等等，所以就认为，中国的反腐是越反越多，对反腐败丧失了信心。但是，这种认识虽然是表面上的有共识的，实际上是不到位、不平衡的。

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也有腐败，只不过发生的概率较小。市场经济体制健全了，也会有腐败，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公认的。但是，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有些制度尚不健全，而人的道德观价值观的转型时期又处在动荡、变化过程中，腐败发生的概率肯定会比过去大一些。但从量化分析来看， 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每年受党纪处分人数约占党员总数的比例总的趋势是下降的。200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数量以年均5%左右的速度下降。

退一步讲，仅从查处几个亿元贪官，就认为中国腐败问题“越反越严重”，也是不科学的。我国有数百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这些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因腐败落马的贪官仅占万分之几，至于“亿元贪官”则更是微乎其微。当然，地方出了腐败分子，尤其是出了“一把手”腐败分子，有时能够起到“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反面作用，但决不能因为出了几个大贪官，就心灰意冷，把反腐败斗争看成一无四处，一团漆黑。

值得警惕的倒是，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虎视眈眈，热衷于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腐败问题大做文章。如中国查出了“亿元贪官”，西方就有评论家在网上说，“共产党解决不了自身的腐败问题”，“要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只有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企图从政治上搞垮我们的党。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去反腐败，那么反掉的不是腐败，而是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西方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对此不得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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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要拿中国出了“亿元贪官”说事，那只能说明当前这场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既然如此，就更需要正确认识形势，树立必胜信心，做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不断完善各种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制机制，打好这场反腐持久战。记得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针对革命队伍中存在的“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调，满怀信心地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论段。如今，反腐败斗争已成燎原之势，腐败分子逐一显露原形，我们更没有理由因为出了几个大贪官而一筹莫展、惊慌失措了。

腐败不是越反越多,而是反腐越抓越紧”：党和政府尤如我们的身体一样:当遇到“外伤”或“病毒”时要正确正视。这就像于丹《论语》心得所讲一个故事一样：说一寸长的口子算是一个大伤还是小伤呢。如果在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身上那肯定是个大伤，她能邪乎一星期，她老疼老上药老看着；如果是一粗粗邋邋大小伙子不小心踢球碰破了，他可能从受伤到伤好，一直就不知道，这也是个伤口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内心究竟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还是一个粗粗邋邋大小伙子，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

（2）、反腐倡廉思路转变调整不到位

我们党执政执政60多年来，反腐败斗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运动反腐”阶段。所谓“运动式反腐败”就是发动群众来反腐败，揭发、揪出腐败分子。从1952年开始“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是“运动反腐”阶段。这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政治运动、群众运动不断，是以运动的形式来反对腐败。上面提到的张刘贪污案就是三反中最大的一次案件。随着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人们发现用“政治运动”来反腐不灵了。虽然80年代的几次反腐斗争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痛定思痛人们究其原因得出：权力与腐败有密切关系。“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趋于绝对的腐败。”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历史学家如是说。中国人最善于运用权力，中国人最善于把权力带来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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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发挥到极处。任何人只要手中掌握了权力，他都可以把它变成一种谋求私利的工具。就如同把一个人放在无人看管的金山边，你能保正他不从中捡一块放入怀里？办厂、开店、升学、出国、入党、提干、招工、评优，哪个环节没有腐败？因此，无处不在的权力，就带来无处不在的腐败。而每个滥用权力的人都能为自己找到理由：我很难，我真的难，别人都这么做，我不这么做怎么活哇（2）、“权力反腐”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反腐的基本特点就是是“权力反腐”。据中央纪委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制定的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达2000余件（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的有120余件）。这些大量的应急性和限制性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对打击和遏制腐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人民群众所批评的“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因此，腐败的发案率居高不下。据中央纪委在向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1992年、2002年得两个五年期间，全国处分党员数分别为669300人和864150人，后者比前者增加26.4%；开除党籍数分别为121500人和137711人，增加13.3%；处分县（处）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20925人和28996人，增加38.6%；处分厅（局）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1673人和2422人，增加44.8%；处分省（部）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78人和98人，增加25.6%；又据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七大提交的工作报告表明，上述各类数据虽有变化，但起伏不大。这些数据说明一个问题，权力腐败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益之计。（3）、“制度反腐”阶段。2003年以后，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实施纲要》出台为标志，以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目标，反腐败斗争逐步走向“制度反腐”的新阶段。它涵盖惩治和预防两大功能，是治标与治本的统一，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行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长效机制。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强调指出：“制度的效用取决于制度执行力”，“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这一重要思想明确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着力重点。但是，目前还是“权力反腐”与“制度反腐”两轨并行，与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反腐”还有一定得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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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为什么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那其中有反腐败遭遇的文化瓶颈，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反腐败局限，总而言之，我们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正如一堆建筑的文化含义不在砖瓦钢木而在于其风格、一纸绘画的文化含义不在纸砚笔墨而在于其神韵一样，离开了观念形态的精神，政治制度之物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要更加重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三、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消除的障碍

1、消除“家长制”复活导致“第一把手”的“绝对权力”。

（1）、何为“家长制”呢？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深蕴的廉政文化思想，但是腐败文化的包袱更重。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传统社会中以封建家长专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仍然对我们的政治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文化取向，给官僚主义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观念支持。

“家长制”有一段历史了，它源于家庭、家族等血缘群体。在母权制和父权制的家庭中，权力集中于氏族首领一人手中，当社会进一步发展以后，它便成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甚至国家的一种管理形式，权力集中于最高领导者手中，到了封建社会成为国家管理的常规形式，封建帝王把国家视为私有的“家天下”，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这样过来的，“家长制”的的主要特点如下：（1）权力高度集中，整个组织的活动完全由皇帝个人意志支配。（2）组织管理的随意性。主要依靠最高领导者个人的直觉、经验、爱好和个性，没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则。（3）任人唯亲。选择官员以血缘关系或人身依附性的初级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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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准，视与最高领导者的私人关系和感情亲疏而定。（4）终身制。

这些特点决定了“家长制”的权力必然是“绝对化”，上世纪九十年代腐败高峰期为什么来得这么快？这么气势汹汹？就是因为相当一部分第一把手封建“家长制”的复活，因而导致了腐败的绝对化。

（2）、“硬制度”敌不过“软权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有了制度就好办了。从理论上来说，的确如此。但是，现实的情况又如何呢？往往是“有形的制度”敌不过“无形的家长制”，“硬制度”敌不过“软权力”，什么样好的规章制度，什么样厉害的党纪国法，一到了具有“绝对的权力”的“第一把手”手里，都变成了虚设，都变成了花瓶一个，都变成了空文一条。譬如，有关禁止公款大吃大喝问题，从60年代至今已经下发130多份文件，1988年以来的文件就有30多份，制度不谓不多，所订的条款不谓不详细，但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就基本上失去效能了，因此谁都不敢说公吃公喝风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对此，被中国政府通缉的、远华走私集团头子赖昌星也有极其“精辟的论述”：“制度、条例再好我也不怕，最怕的是领导干部没有爱好。”所谓领导干部的“爱好”，无非是指的是贪官的贪欲（金钱欲、色欲、出国欲等），权力者的“爱好”一上来，一膨胀，一绝对化，什么制度、条例都不管用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腐败之所以泛滥成灾，在腐败泛滥成灾中“第一把手”腐败的比例之所以那么高（资料表明“1998年在全国查处的地厅级干部中，‘第一把手’占总数的42﹒1%”），有那么多的权高位重的“第一把手”之所以陷入腐败的泥坑中去，九十年代的中国腐败会之所以会成为“腐败高峰期”，就是“硬制度”斗不过“软权力”之结果。所以，从总体上说，20世纪90年代腐败高峰的祸根之一，就是这个“权力过分集中”的“家长制”，就是权力者“绝对权力”的恶性膨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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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于“家长制”，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在“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这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具有“绝对权力”的“第一把手”腐败的社会大背景。所以，在当今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进程中一定要将反对使“权力绝对化”的“家长制”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2、消灭“官本位”的陈旧意识

江泽民同志对“官本位”曾作过科学的界定和严厉的批判，他在200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五种全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深刻指出：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中仍有着很深的影响。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押赴刑场时对法警说：“我可以载入史册了，到现在为止，我是建国以来被判死刑的最高级干部。”即便死了，也会因自己的位高权重而骄傲，这样的事情看似荒唐，其实也很正常。中国人自古来就有着当官和看重级别的传统，等级森严、台阶分明，是一些人的思维定式。在当代中国，以官位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高低，已经愈演愈烈。官大则身价高，官小则身价低，与官衔不相干的职业和行当，比如寺庙、学校、医院、公园……也要比照“官位”来定位各自价值。于是，出现了科级公园、处级和尚、厅级医院、部级院校……官本位无处不在。

中国的官本位也有一些特有的怪状，其中的一个就是倒胃的“称呼”，在美国，除了亲属专有称呼外，对人的称呼很简单，通常情况下只有表示性别标志的“先生”和“女士”两个。具备特殊技能的人也许有另外的尊称，如“教授”和“医生”，但用官职来称呼人的极为少见。中国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官职的称呼被认为是最最礼貌也是被称呼者感受最好最好的。你在大街上撞见一位如某某乡党委书记，你不喊他为“某书记”而直呼其名，如果你不属他管辖就是极大的不礼貌，如果属他管辖你就得倒大霉。更难以理解的还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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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现象：两个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工作，平时姓名相称惯了，如果其中的一个突然当了官，另一位马上得改口称他为“某某官”，否则对方不但不会把你当同学给予额外的照顾，相反会处处给你小鞋穿，直到把你整得改口为止。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行政职位，不能用官位来称呼，中国人一般也不直呼其名，多半是根据其职业选择一个与官有些许联系的称谓。如某某从事统计工作，就可称呼为“某会计”，会计虽不是官位，但中国的“会计”是一个权力很大与西方会计有天壤之别的职位，是没有名位的“官”，称呼为“某会计”就是对其特殊身份的认同，比直呼其名感觉要好得多。

中国最具戏剧性的景象是：平民百姓经常义愤填膺地骂官，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成为官场的一员。他们骂官很少是出于正义感或忧国忧民，多半是情绪的喧泄和心理不平衡的表现。这是中国特有的怪现象，骂人者希望成为被骂者，也许只有“官本位”文化才会结出这样的果实，只有“官”才是中国人又骂又恨又爱的角色。你别看某人骂官骂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可如果让他来顶替被骂的官，他会兴奋得大大地跳起高来。

有人坦言：“当官不为钱，请我都不来；当官不为钱，退了没本钱。”这种由古传今的官本位意识深深的对人的思想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一定要摒弃消除这种官本位心理。

3、 人治的陈腐意识

所谓人治，是与法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式。常常见于各国的封建专制社会，用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去进行国家的统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与人治相对立的是法治，是治国的一种原则和方法，强调的是法在治国的方式中的主导地位，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60年正反 两方面经验与教训的深刻总结，它是“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和路线反复较量的结果，目前，建设“法治社会”的方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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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这必将大大压缩人治的陈腐意识的生存空间与传播渠道。但是人治在当今的社会还是存在的。法治也不是特别健全。

曾经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是“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真是对人治文化的绝妙讽刺，点到了人治文化的要害，即一切以权力为标准，谁的权力大，谁就有话语权，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所以年纪大的、古人说的、书上写的、文件载明的、领导讲的，都是正确的，不能怀疑，必须照办。所以，出现了年长者教训别人：“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我吃的油比你喝的水还多”、“我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碰到问题总要看看过去有没有做过，上级领导有没有指示，文件里有没有根据、外地有没有先例，全凭经验和做法，其本质就是人治。

我们总在说，推进事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这个“人”如何理解，如果理解失之毫厘，就有可能差之千里。

老实话廉（视频）25分钟，告诫廉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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