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Anqing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Edition)
Nov.2007Vol.26No.6
生相近与性相近考辨
胡 鸣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性相近之性在!论语∀原本中是生还是性,关系到对孔子是否具有人性论的直接判断。从汉末至今,传世本均显示为性相近,出土于定州的西汉墓葬竹简!论语∀则显示为生相近。!论语∀言性仅二见。!论语∀原本中极可能展示的是生相近,而不是性相近。
关键词:性相近;生;眚;性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7)06-0035-04
中国人性学说史上,往往视人性学说发端于
孔子。这不仅因为人性学说在孔子的言论中可找到理论源头,而且因为他提出性相近的观点,致使后来学者以此作为支持人性学说始于孔子的直接依据。如唐代学者韩愈的原性说,就以孔子的性相近说为理论基点。宋代学者朱熹的气质之性与天理之性的二重划分,更是基于性相近而申说,从而赋予性相近说浓厚的理论色彩。随着历史推移,其后历代学者更是从不同方面来丰富深化性相近说的内涵,以至愈来愈远离性相近说之本义,故清代学者阮元不得不对历史上的性之概念进行疏理,以还原孔子性相近说之古训。
问题在于,今人所熟知的!论语∀性相近章在上世纪末出土面世的定州西汉墓葬竹简!论语∀中则显示为生相近,在原本上,究竟是生还是性,这关系到版本的真实性问题,关系到对孔子是否具有人性学说的直接判断,关系到对中国传统人性学说演变脉络的正确认识。因而,对性相近的考辨不仅具有必要而且具有意义。
一、生与性之辨
性相近之性字在!论语∀原本中究竟是生还是性,现已无从直接考证。因为今本!论语∀至早只能溯及至魏何晏本,此前所有的!论语∀完帙本均已佚失,而定州汉简本毕竟只是西汉!论语∀不同版本之一,作为孤证不能成为判定!论语∀原本面貌的确定性依据。因而,要揭开!论语∀原本中生、性之谜,还得从阮元对先秦经典文献
收稿日期:2007-08-17
性字的考辨着手。
阮元对性字的考辨,是从字原字义分析开始的。他在!性命古训∀中云:性字,本从心,从生。先有生字,后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时即已谐声,声亦意也。[1]显然,他认为性之字义在商周时已出现。至于性之本字,他以经典文献为例,认为!尚书#西伯戡黎∀篇的虞性、!召诰∀篇的节性及!诗经∀中的弥尔性三例,均是商周存在性本字的例证。因而,他毫不怀疑其后!论语∀中性相近之性字就是商周之性字的历史沿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现代学者傅斯年于上世纪30年代,对阮元的考辨结论提出异议。他认为阮元性字出现在商周时期的论断是错误的。因为阮元借以考证性字所依据的经典文献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他发现阮元所列举的经典文献中性字均可作生字解。比如,!召诰∀中的节性。他认为,节性之解在!召诰∀中无证,当于它书中求证。而唯一可作为它书求证的!吕氏春秋#重己∀,通篇皆论养生之道,而未论性主义,故篇中节性改为应节生更合其文意,而其曰节性乃后人传写,以性代生字耳。[2]532再以!诗经∀弥尔性为例,他认为,!诗经∀中性字仅出现于!大雅#卷阿∀,而诗中弥尔性之性,若为性字,则性不可终,显然不合逻辑。若为生字,弥尔生为祝福之语,其意为终尔之一生,则与金文中十分常见的祈求寿考之吉语弥厥生相合。可见,弥
作者简介:胡鸣(1959-),男,福建福州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36#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
尔性在金文中应为弥厥生。那么,弥尔性之性字当为生字之误写。
其二,他认为阮元所引据之经典文献皆为汉人传写,非第一手资料,不可作为信据。为说明汉人所传写的经典文献确实存在问题,他用出土实物文献为依据加以印证。他考察周代钟鼎彝器款式,发现生字屡见,性字不见。生字屡见的有人名、生霸、生妣、子亻生、百生、弥厥生等。此诸例中,前三例皆为生字本义,子亻生、百生二例,则为姓字之义,弥厥生例则为后人所谓生命之义。可见,金文中生字皆无性字之义。由此,傅斯年下断语云:统计之结果,识得之性字为先秦遗文所无,先秦遗文中皆用生字为之。至于生字之含义,在金文及!诗∀、!书∀中,并无后人所谓∃性%之一义,而皆属于生之本义。[2]510基于此,傅斯年推断,!论语∀中性相近应为生相近,其义为生来本相近,因习而曰异[2]551。
应当说,傅斯年关于先秦遗文无性字的判断至今仍可立足。问题在于,经典文献中的性字在原本中是否如傅氏所言为生字,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生与眚之异
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不赞同傅斯年关于经典文献中性字原本为生字的推理,其理由是,先秦性之字义已出现,从先秦诸子对性之概念的关注及相互间争论之激烈,诸如孟子与告子人性之争辩、荀子与孟子性之善恶之讨论,均表明性之概念的存在。更能说明性之概念存在的是,孟子关于性之概念的界定,本身就是后世性之字义新说的依据。
这一点,傅氏其实也注意到了。他在!性命古训辨证∀中云:后人所谓性者,其字义自!论语∀始有之,然犹去生之本义为近。至孟子,此一新义始充分发展。[1]510问题在于,在字原上,傅斯年则始终坚持先秦无性之字,只有生之字,并认为!论语∀之后的先秦典籍诸如!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中性字在原本均应为生字。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将告子与孟子生之谓性之辩阐释为生之谓生之辩。他认为,告子言性皆就生之本义立说,孟子言性虽有性之字义,但却是在告子生之字面上讨论,否则孟子不得以∃白之谓白%为喻也。[2]553由此证明凡孟子言性处,在原本均为生字。傅斯年之所以坚持这一观点,有他语言学的理论依据。
在语言学理论上,阮元的观点十分明确,认为先有生字,后造性字,性从生字孳乳而出,其孳乳过程为先谐声,后造字。正因为傅斯年沿袭了阮元此观点,置生与性于对立框架中,使自己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故一旦发现先秦未有性之本字,势必将汉人传写的经典文献中性字还原为生字。
徐复观对傅氏先秦无性字之说则深感不妥,他以章太炎情出于性的推断为依据,认为!诗经∀中已出现性本字,但他未进一步列举出土文献为证。
郭店楚简的发现,极有助于支持徐复观的推测。郭店楚简墓葬年代在战国中期偏晚,至迟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其著作年代则更早,大约介于孔孟之间。这批出土文献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广泛使用性之概念。如!语丛二∀就有情生于性、爱生于性、欲生于性、知生于性、慈生于性、恶生于性、喜生于性、惧生于性、强生于性、弱生于性等例句。这种将人的情感、本能的自然性归结为性的思路与经典文献中告子的食色,性也及孟子所批驳的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为性的思路是一致的,二者可以相互印证。可见,在孟子之前,确实存在着与孟子性之新义不同的性之古义。而且,这种古义在郭店楚简其它篇中一再表现出来,尤其在!性自命出∀篇中则有系统的理论阐述。更具有意义的是,郭店楚简对性之本字的书写,既不是生,也不是性,而是眚,此表明生与眚是两个字义完全不同的字。可见,在孟子之前的楚文字体系中已有性之字义的本字出现。那么,徐复观关于传世经典文献中性字不必俱还原为生字的观点似乎亦可以成立。
郭店楚简中以性为眚的现象不是孤立的,其亦为大约同时期的上博楚简所印证。这表明,在楚文字体系中,确实存在以眚为性字的历史事实。但在儒家文献发源地的齐鲁文字体系中,是否亦以眚为性字,目前尚缺乏出土史料的印证。迄今为止,可以肯定的是,秦文字体系中也存在眚字,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诸多眚字证实了这一点。问题在于,此诸多眚字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原本文意中均为百姓之姓字,无一为性字,这与郭店楚简!缁衣∀篇中五例眚俱释为姓是一致的,而与郭店楚简其他篇章将眚释为性的路向是不一致的。由此观之,眚并不是性之字义的唯一载体,同时也是百姓之姓字的载体。在楚文字体系中,它具有承载性之字义的功用,在楚之外的其它文字体系中,它不一定具有承载性之字义的功用。因而,不能生搬硬套,未加分析地将眚字去替换为先秦传世经典文献中性字。
三、性相近出现的年代
从先秦出土文献未发现性字,到对传世经典文献之性字在原本中异字书写的推测,不论是第6期 胡鸣:生相近与性相近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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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还是眚,均支持这样一种推断,性本字的出现时代较晚。
就性相近而言,其中性字的出现时代更晚。在现存版本中,性相近只能溯及至何晏!论语集解∀。若从陆德明!论语音义∀未言明此章郑玄本与何晏本的差异上推测,郑玄本亦应为性相近。但是,远在郑玄本二百多年之前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此章则显示为生相近,这意味着郑玄一统!论语∀版本之前确实存在着傅斯年所推测的生相近版本。而且,此版本出土于中山怀王刘修墓葬,并与!论语∀名家萧望之奏折一起陪葬,显示其版本与萧望之所习!论语∀的关联。尤其文本所显示的生相近正好可以解释此前汉儒治!论语∀为何关注习而不关注性的原因,这似乎意味着生相近与当时主流文本暗合。始为古文!论语∀训的孔安国,如果面对的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性相近,未留有关性论的只言片语而只言君子慎所习则有悖常理,只有面对理论意义贫乏的生相近,才可能将关注重点焦聚于习,而无视其生。
治习今文!论语∀的贾谊,也有类似的现象。!后汉书#班彪传∀记载,贾谊以为,∃习与善人居,不能无为善,犹生长于齐,不能无齐言也;习与恶人居,不能无为恶,犹生长于楚,不能无楚言也。%班彪曾将贾谊此表述作为性相近,习相远也观点的注脚[3]。相反,关注性论的董仲舒、荀子及孟子却不曾征引性相近作为支持自己论点或论战的依据,这与后世学者好引此章作为论据乃至论点形成明显的反差。不仅如此,董仲舒的圣人与斗筲俱不可名性的中民之性说,似乎根本无视性相近观念的存在,所有这些奇特现象无疑都或多或少地弱化了性相近观念的存在。
具有性相近观念意蕴的征引明显可见的始出现于王充!论衡#本性∀篇。此前班氏父子、刘向虽也征引此章为论点,但他们关注的重心,似乎仍在习字,若言其亦含有性相近观点的话,那意味着在刘向著!古列女传∀的永始元年(前16)上至定州汉简!论语∀陪葬的五凤三年(前55)的40年间发生过生相近向性相近的转变,而能影响此转变并被刘向、班氏父子师徒欣然接受的大概只能是与此间发生在甘露三年(前52)的石渠阁会议有关,因为此次会议有关!论语∀讨论实录!议奏十八篇∀似乎反映此次!论语∀争论之激烈程度。若果真如此,其间性之字义的追加必定伴随着生被性字替代的过程。
在字原上,现已难于断定此诸例究竟是生或性,可以断定的是性字出现的下限为东汉安帝建光元年(121)许慎!说文解字∀完稿之时。因为!说文解字∀并收生、眚、性三字,表明性本字已确立。而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墓葬的马王堆帛书中尚未显示有性字,其中!五行∀篇释文!说∀言性皆用生字,这表明从汉文帝至汉安帝近三百年间是性字的演变期。而定州汉简本相距汉文帝为近,表明性字尚未成熟。因而生相近极可能是当时主流文本真实面貌的反映。不论这种推测与实际吻合程度如何,性相近全面取代生相近,至早不会发生在石渠阁会议之前。
当然,问题关键不在于字原上是生或性,不在于性观念被汉儒再发现而改写的迟或早,而在于其字义是否合乎孔子原义。由于先秦性之字义的孳乳与汉代性之字义的追加演进时代不同,其间秦之焚书所造成的!论语∀书面文字传承的中断,致使生、眚、性三者之间关系判断难度的增大,而孔子本人又未提供此外言性的证据。因此只好选择从孟子上溯孔子生活时代的人们有关性之概念的表述加以例证。明显具有性概念特征的,如!孝经∀父子之道,天性也,!中庸∀天命之谓性,自诚明谓之性,!孟子#告子∀生之谓性,食色,性也等等,按傅斯年观点,这几例性的本字皆为生,其言性皆就生字之本义立论。徐复观恰恰相反,认为上述句例皆性字立说,只有用性替代生字,才显得文从字顺[4]。虽然,二者在字原字义上未能取得共识,然而二者对孟子!尽心下∀性字所指称的对象理解上却有共通之处,即认为不论本字是性或生,其字义与生之本义或性之古义均有所不同,并且认为这一新义开启了此后二千多年性之概念的先河。因此,二者均将孟子此新义作为性之概念成熟的标志。这样,为我们反观此前性之概念,进而界定孔子性之思想获得了确定性的参照标准。
四、孔子性之概念审视
孟子性之概念集中体现在!孟子#尽心下∀篇中,其文云: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清学者沈涛疑孔注为何晏所伪,丁晏疑王肃所伪,二者均以
未见汉籍征引孔注为根本理由。但唐写本!论语郑玄注∀残篇显示,郑注与何晏本注相同者被何晏明确标以孔注的达31例,表明孔注在何晏之前已有之,故本文不采清人之说,而视其为汉注遗存。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将孔子论性相近与告子以水喻性
相比较,认为孔子论性重在所习,即习善而为善于,习恶而为恶,与告子譬之湍水,即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有所不同,孔子所指乃是中人之性,至于极善极恶,非复在习。故言告子言性非得孔子之实。可见,王充性之所指十分明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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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其中有两种不同的性之概念。一是以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为性,另一是以仁义礼智圣为性。阮元、傅斯年、徐复观均认为孟子以仁义礼智圣为性。所不同的只是对孟子之性起始年代的认定。阮元认为,孟子之性与他之前的经典文献所言之性大致相同,故称其为性之古训。傅斯年、徐复观恰恰相反,认为以仁义礼智圣为性则自孟子始,故称孟子之前的性之字义为古义,称孟子的性之字义为新义。尽管如此,但他们对孟子性之概念质的认定则是一致的,均视社会性为孟子性之概念质的规定性,而与视自然性为性之概念质的规定性的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之性相区别。以此性之概念反观!论语∀,结果既未发现孔子以仁义礼智圣为性,也未发现孔子以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为性。
!论语∀言性仅二见,即!阳货∀篇性相近例与!公冶长∀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例。前例已有诸多疑义,后例同样如此。且不论其文及文中性字在原本中的原貌(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与性命不可得而闻,阮元在!性命古训∀中认为其与今!论语∀不同者,非所见本有异,此乃太史公传真孔安国之学以说!论语∀加一命字。清代学者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则认定此章为西汉!古论∀原貌。因为司马迁从学孔安国,所传乃壁中!古论∀,故有版本之差异)[5],就内容而言,其非孔子之言,而是孔子弟子子贡之言。从其文意推测,似乎子贡是用后摄的眼光去追述孔子,其性之概念极可能是在孔子逝世之后后起的,而且其性之概念与性相近之性之概念一样极其模糊,不知其内涵所指。阮元为自圆其说,将性相近与上智与下愚不移连读,以彰显智与愚乃性之所指,从而认定其义与孟子之性大指相同。按此阐释,若智与愚皆为性,显然不合性相近之意,若习之仍不能消弥智愚差异,仍是上智与下愚不移,显然亦不合习相远之意。可见,阮元在逻辑上不能圆其说。
再从性之内涵指称对象上看,孔子对仁义礼智圣的关注远甚于口目耳鼻四肢之欲。然而,孔子并未将仁义礼智圣视为性之范畴,而是视为道德范畴,但与传统不同的,宁愿视其为仁,为实践范畴;而不同于孟子之性,为天赋,为先验范畴。当然,孔子亦未像孟子那样将仁义礼智圣的是否施行归咎于性之天赋,而是完全问责于人的主体性,归咎于个人的努力程度。在这样语境下,孔子不可能提练出像孟子似的成熟的性概念。当然,亦不能就此否认孔子与孟子性之概念的关联,相反,孟子性之概念的理论可以在孔子学说中找到渊源。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孔子人之生与犬马之生区别的学说则为孟子性之新义与孟子之前古义相区别的依据。!为政∀篇孔子对子游问孝答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敬是区别人之生与犬马之生的依据,也是孟子回答告子生之谓性所作的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反问的内在依据。这样,将人之性独立出来,克服了古义中笼统言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为性的将人之性与禽兽之性混为一谈的缺陷,成为孟子性之概念确立的坚实的理论基石。
再则,孔子学说核心部分的仁之内容被孟子移殖为性之内容。孟子对性之内容的界定,不是从物欲,而是从人际及人的特有禀性上加以确立。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中最根本的是三种基本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及宾主关系,维持此三种基本关系的原则分别为仁、义、礼,此三者同人特有的禀性智一样亦是人所特有的,因而孟子将此特有的称为人之性,而孔子则将此纳入仁的范畴。二者不仅具有一致性,而且后者比前者内容更为丰富。!论语∀显示,孔子反复讨论处理三种基本关系的准则,除仁义礼外,还有更多的实施细则,如父子关系上,有敬与孝;在君臣关系上,君使臣以礼,使民以义,臣事君以忠;在宾主朋友关系上,主张恭、敬、信、义等,并将处理这些关系的妥当与否,视为智不智,甚至将智作为成人的标志之一。总之,这些细则在孔子看来均是作为实践人生意义之所在的仁之方。
从上述可知,孟子性之观念成立的前提条件在孔子学说里已呈现,性之内容在孔子时亦已具备。故有此孔子学说的基础,才有孟子性理论的成熟。正是在此意义上,徐复观将性之新地人生境界开辟归功于孔子。由此可见,孔子在先秦性之思想发展链条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显示出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但不能因此认定孔子已提出性之概念,更不能以性相近作为孔子性之概念萌生的直接论据。因为根据上述考辨,!论语∀原本中极可能展示的是生相近,而不是性相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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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贺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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