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小说探索

李 玲

一个作家的创作状况总是实际地反映着他的艺术禀赋和文学观念。冰心的“问题小说”以问题为重，并不重视人物和小说文体规范；而她的“性格——心理小说”又摒弃问题，以人物塑造为目的，结构也符合现代小说的文体规范。这两类截然不同的小说并存于她的创作之中，前者的数量明显超过后者。这说明冰心并非不具备摹写人心、刻画人物的才能，只是当社会责任和艺术追求同时摆在面前时，她从自己的文学观念出发，没有偏重自己所擅长的艺术，甚至也没有努力去协调两者的关系，使两者统一起来，而是毫不犹豫地首先挑起社会责任，把艺术追求放在从属位置。只有偶尔在卸下社会重任的闲暇之时，她才允许自己专心在心灵敏感的领域里营构艺术、体察人情。对时代中心问题的把握是她的自觉追求，人性理解、艺术营构则是她才华的自然流露。其实，人性关怀也同样有着悠远的思想价值的。文学对现实的关怀也只有落实到人情人性上才可能取得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平衡发展。

30年代，冰心放弃了“问题小说”的创作，不多的几篇作品都是“性格—心理小说”。这并非是冰心转变了文学观念，而是当时她生活的实际状况使她远离了时代的矛盾漩涡，不可能像“”时期那样站在时代潮头，她才从自己的感性体验出发，创作了《冬儿姑娘》、《我们太太的客厅》、《相片》、《西风》等能代表她人性体察深度的富有艺术性的作品。即使在这个时期，她也还是努力要去追赶时代进步的思想意识。《分》便是这种努力的一个不成功的证明。《分》不是“问题小说”，但用人物演绎、图解概念却与“问题小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不同的是，“问题小说”所图解的概念是作者自己的思想，《分》所图解的概念却是一种外来的流行观念。这部作品中对下层劳动者的肯定无疑是可贵的，但把靠脑力劳动生存的教员列为劳动人民的对立面却显然是错误的。无论从思想还是艺术上看，《分》都不是一篇成功之作，虽然它一直受到“左翼”批评界的好评。所幸，冰心此后便立即回到自己思考的领地，并没有沿着《分》的错误思想滑下去。也正因为对作品直接干预现实的重视，对小说艺术性的忽略，80年代，冰心进入新的一个小说创作兴盛时期时，她的思想有极大的提高，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也是精辟、敏锐、富有批判性的，她的创作重心却仍然落在“问题小说”，而不是“性格-心理小说”上，她贯穿一致地继承了自己“”时期忧国忧民、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心，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高尚品格，却没有同时超越自己二三十年代“性格-心理小说”的最高成就，了小说的艺术进展。

冰心这种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艺术追求放在第二位的观念，与中国文学传统中“重质轻文”、“文以载道”的观念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虽然她笔下的进步思想与封建的“道”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但在思想与艺术的关系上却是内在一致的。冰心这种观念又与近代以来中国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有关。近代中国国家落后、社会动荡，救国救民的任务总是落在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身上。冰心是被“”惊雷“震”上文坛的作家，她创作的最初动机就是社会关注。

此后，风云变幻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也迫使知识分子要把现实社会问题摆在第一位来思考。冰心也就不可能把艺术追求置于直接的社会责任之前。

从“问题小说”到“性格-心理小说”，诗意地感受生活的艺术禀赋都自然地影响着冰心的小说创作，使之呈现出明显的诗意美，在一定程度上又消解了过分追寻问题、忽视艺术给冰心小说所带来的伤害，并且成为冰心对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一个独到贡献。

小说的价值是多元的，有思想和艺术的，有历史和现实的，有文本和社会的。评价冰心小说的成就，首先是要大胆肯定她“问题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正确、进步的思想，肯定她关注现实、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心，肯定她“爱”的思想在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上的积极意义，扫除“左”的思潮在冰心研究中的阴云。同时，更要重视真正展示其艺术才能的“性格-心理小说”，充分肯定她善于体察人心、把握人物微妙心态、刻画人物形象的成就。并且，充分肯定贯穿于她“问题小说”和“性格-心理小说”中的诗意美。此外，客观地分析她小说艺术成就与艺术禀赋的不一致性，或许能从一角窥到20世纪中国作家文学观念的某些特点，或许有益于将来的小说创作。 (摘自《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