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为中介——论陆机《文赋》对于文学功用的认识李冠华（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１００）摘妻：陆机《文赋》有关文章功用的论述及思想。是其文论思考的起点和基础．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所表露出的清醒的意识。代表了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学意义的终极看法。关键词：《文赋》文章功用文章地位中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作出评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之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ｑ这里说的是艺术家，但对于作为理论家的陆机，这一论述也是适用的。一、关于文章功用的基本思想《文赋》最后一段原文如下：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沾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理论作品一，陆机《文赋》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⑦。但对于《文赋》最后一段关于文章功用的思想，以往学者只是指出其与儒家文论的继承关系，缺少发现③。事实上，对于陆机文论创新点的探讨固然有意义，对于其继承传统思想的分析亦意义重大。这些独创性的方面。超越了个人主张，凸显了传统思想的深刻力量，反映出传统文学思想更有意义的侧面。如艾略特所言：“从来没有任何应该说，本段文字的每一句都有渊源，但陆机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把文章的功用如此集中并深刻地表述出来．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驳议：粱代许懋《驳封禅议》等；议：唐代颜师古《封禅议》等；对：汉代兑宽《封禅对》等；移：《岱史公移》，等等。１０．碑铭类。并在此问题上达到一个高度。具体而言：“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是对于语为：汉２２篇，魏晋南北朝２９篇，唐五代７８篇．宋７５篇，金元３２篇，明３４０篇，清１８９篇。以明代最多，其原因除文献流失外，明代去泰山封号，民间朝拜、游览之风盛行。所以明清文人吟咏之作遂多。４．泰山文体源流清晰。绵延数千年不断．文学成就斐然，实为文体发展史之典型个案。泰山自古为刻石胜地。碑碣石刻数不胜数。其文体有：铭：《秦李斯刻石铭文》，汉武帝《鼎铭》，唐玄宗《纪泰山铭》等；碑：汉代《泰山都尉孔宙碑》等；碣：《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等；墓志：宋代欧阳修《徂徕先生墓志铭》等；墓表：姜潜《故李侍郎墓表》等；墓碣：《陶公墓碣》等；题勒：《供石题勒》等；题名：《刘仁愿题名》等；题识：《明代钟惺题识》，等等。１１．其他。泰山为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文化中心。所以也是文体汇萃之地。诸体文章多有文体开创之功、发展之力。如游记一体，诸多游记专著以《封禅仪记》为中国古代第一游记，而究其实质，《尚书》关于禹巡狩泰山之行记，则为小说：《胡母班》等吲；戏曲：元代《病打独角牛》㈣等。二、泰山古代文体种类分布特点１．泰山文献中文体种类分布广泛。以上各类见于《文心雕龙》、《昭明文选》、《文章缘起》更古老之游记发端。泰山诗文等多有该文体历史上第一流作者、第一流作品。如五古之曹植，五律之杜甫．古风之李白，皆为诗歌史之顶峰，其泰山诗作亦为诗歌史上一流作品，影响深远。而秦代李斯之泰山刻石文，形式模仿雅、等文体著作的文体７０余种，种类丰富。对于一座山岳而言．此种情况甚为少见，值得深入研究。２．泰山诸文体作品数量分布差别很大。以《岱览・艺文总录》为例，全书收录作品凡７６５篇，其中文体种类分布情况：诗最多，古、近体诗共５５６篇；赋１５篇．乐章神词琴操４８篇；其他各体文章如诏诰制１５，表疏颂，三句为韵，四言为句，开碑文体先河。泰山文体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史，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参考文献：［１］本文所列文章篇目，除特别注明者外，皆出于汤责仁，刘慧主编．泰山文献集成［Ｍ］．济南：泰山出版杜，２００５．［２］周远斌．论三言诗［Ｊ］．文学评论（京）。２００７，（４）：７５—８１．７，奏对９，议驳８，状策２，书１，序ｌｌ，颂４，赞７，符命２，传注考７，论篇辨说觚２０，记志纪录随笔跋３５，碑文Ｉ，墓志２，祭祝告谢文１５，共１４６篇。其中诗文数量最多的原因在于，游［３］［５］［７］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泰山志［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４７８，５４７，４６８．［４］许结．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Ｊ］。济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ＶＯＬｌ５，（５）．［６］干宝．搜神记［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９：２９．５览泰山抒怀、记游需要。实用文体的丰富，是缘于泰山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３．泰山诸文体作品的时代分布有较大差异。仍以《岱览・艺文总录》为例，７６５篇作品，其时代分布万方数据 言形式（文一辞～言）与情感意义（理一质一意）关系问题的众多探讨的高度概括。这些探讨大量存在于儒、道等各家思想论著之中，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语言形式以情感意义为根据，情感意义以语言形式为表现。同时。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文以明道”（韩愈）、“文以载道”（周敦颐）等论调，也在这里被先行涉及。“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则开启了《文心雕龙》的“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等论述。“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表现出来的时间意识。又回荡着来自于司马迁、曹丕等人对于文章价值的期许。“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的风教之旨，是对于儒家诗教传统的继承。而“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则来自“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廿五年》）。而且它在强调文章“行远”的同时又强调其“入微”．既接续前文的“固众理之所因”．又连贯后文的“云雨”与“鬼神”。这个比喻，超越了孑Ｌ子的“兴观群怨”’说，在思想的形象性和深刻性上，达到了当时的理论高度。“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是全文的收束。从中我们可以读出《左传》“三不朽”的思想，以及后来《文心雕龙》中“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的欲通过写作在后世实现自身价值的意识。本句超越了文本中多次申述的作文之“难”和对作文技巧的锱铢必较．再次回到了一个理论家和一个文章作者所应有的对于文章写作的最大期许和最高自信。它显示了陆机对于文学功用的基本思想。二、文章功用思想与对文章地位的界定《文赋》关于文章功用的思想是与其对文章地位的界定分不开的。如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所言：“陆机对文学之‘用’的高声赞美主要集中于它的中介作用．例如文学把隐蔽的东西显现给他人。它把分散的东西或有分散之势的东西结合起来：它结合旧与新、近与远、隐与显，把一己之德传布给众人等等。”⑤这种“中介”意识，并非陆机首创，在儒、道先贤的论著中已初现端倪，在《文心雕龙》中也有着更为精炼的表述，但从先贤到《文心》的发展过程中。陆机的贡献是重要的。首先，《左传・襄公廿五年》载：“仲尼日：《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清人阮元《文言说》云：“《左传》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此何也？……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衍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可见，孔子对于言之有“文”的强调，是为了服务于文章“达意”、“行远”之目的。文章和写作，是作家在一个具体时空中的个体事件，是一个原点，但作为作家情志的表达，这一原点却天然地指向社会，必然由个体走向公众．并进而实现其社会效能。恰如钱穆所言：“中国文学可谓有两大特点：一普遍性，指其感被之广；二传统性，言其持续之久。其不受时地之限隔。都是中国文化之特点所在。此即《易传》所谓可大与可久。”魄种“可大”“可久”的精神是一种“行远”的精神。而“行远”背后对于文章地位的界定（一个原点），就是《文赋》对于文章作为“众理之所因”和一个“津”的界定。也就是宇文所安对于《文赋》的阐释：“中介”。这种“中介”意识，在道家思想中有着初步的闪现：《庄子・齐物论》云：“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在郭象把“枢”解释为“枢要”之后，后人对这一问题多有误解⑦。事实上，这里的“枢”在其最初意义上只是一个比喻，和后文的“环”、“钧”等同。它们是“道”在文本中的比喻形态。或“客观对万 ６方数据应物”（艾略特语），是道得以显现韵中介。其次．陆机的中介意识，构成了《文心雕龙》的思想资源，如章学诚所言：“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文史通义》）刘勰论文章，是从“道”至“人”，再至“文”的。如他在《原道》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与“天文”、“地理”的“道之文”相比．文章首先是“人之文”，其次是“道之文”，因为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这样，《文心雕龙》就从“道一人一文”的结构关系上，确立了文章的崇高地位，这也许是古人对于文章地位的最高赞美了，而这样的赞美，是由陆机发其端绪的。总之．从孔子对文之行远的期许（原点）、庄子对道的比喻（枢）．到陆机对文章功用的自觉（津），再到刘勰对人一文地位的界定（天地之心），它们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三、作为结论：中国文学思想的一个侧面就古代文论发展来说，无论孔子思想中的“原点”意识．还是陆机对文章“津”的设定．以及刘勰对文章“天地之心”的赞美，都有着一以贯之的思想，即文章自身不构成目的。它只是多重关系之中的一个中介，连接着更为宽广的世界，所有形式的追求，不过是服务于作为中介这一目的。《文赋》对构思和技巧的探讨与对文章功用和地位关系的界定，也应作如是观。可以说，这一思想侧面符合传统文学思想的基本精神，但这一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却被后世学者忽略了。钱穆是对这一精神有着明确认识的学者之一。比如，他不仅指出中国文学的“可大”、“可久”精神，而且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开始并没有一种离开社会实际应用而自在与发展之纯文学，与独特之文学家。’’⑤这些论述是符合实际的。显示了论者对于传统文学思想的清醒认识。事实上，不以作品形式上的完善为满足，而是力求在“用”的层面来看待文学。以及在强调“用”的同时建构起作家作品与社会人生的对应关系．一直是传统文学的优良传统。以“诗言志”为“开山的纲领”◎的古代诗学，最初就隐藏着这个思想预设，如周策纵在《诗：志之所趋》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诗’字的原始意义实本于迅速的运动和有目标的指向这两个观念。”“言志的‘志’，在早期含义较广。可包括知、情、意，而主要的是指心之所趋向。’哂最后。也许可以指出，这种观念，是和一种更深的精神诉求互为表里的。这种诉求在某些地方被表述为“宁静以致远”。但也可能在更为功利的层面上被确认为“格物一致知一诚意一正心一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的人格程序。注释：①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８５．（多李天道２０世纪《文赋》研究述评．文学评论，２００５，（５）．③张少康．文赋集释：“《文赋》最后一段论述文章的社会功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陆机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基本上是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观点。”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６９．④艾略特著．李赋宁译．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３．（勖［美］字文所安著．王柏华，陶庆梅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８１．论迟子建笔下的罪犯形象任诗桐（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１２）摘要：人物是小说给读者造成冲击力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它不仅是构成小说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子，而且承载着作家赋予的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在迟子建的文学作品中．不仅存在着众多鲜明的、有特色的人物形象．而且有着大量的罪犯形象值得我们注意。本文经过长时间的策划而进行更具伤害力的施暴。而在民间社会中，它是人们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或伤害时对自我的保护或者反抗。在古代。广大劳动人民常常处在被压迫的状态，不堪忍受者则充当了复仇者的角色奋起反抗．这在民间是被大家称赞的英雄，是民间状态的一种惩恶方式。主要对迟子建笔下的愤怒的报复者、物质利益的追趋者和精神苦役者三类罪犯形象进行了分析。关键词：迟子建罪犯形象报复者追趋者精神苦役者人是一个由多种性格因素构成的有机统一体。而文学是人学，以表现人物错综复杂的性格特征和潜隐在意识之中的情感动向为特长，叙事性文学尤其如此。人物是甚至形成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朴素观念，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深藏在民间百姓意识中的正义观和道德观，所以当他们自身或家人在肉体或精神上受到侵害时．他们会出于本能采取一种还击的手段。实际上，这种暴力行为恰恰显示了底层百姓的弱势地位，当外界行为已超小说给读者造成冲击力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它不仅是构成小说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子，而且承载着作家赋予的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在中外文学史中．艺术家们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凭借其独出自我承受底线时，只能通过这种非理智的行为进行索偿。而在这种报复者中，又以情杀居多。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血缘基础是“仁”的诸多结构体系中的重要一脉．家庭则主要依靠血缘维系。家庭本位观念在民间社会观念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中国家庭的本位的主要表现是把家庭看的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唱妇随之类”【¨。一旦有特的个性特征留于我们的印象之中。在迟子建的文学作品中有着众多鲜明的、有特色的人物形象。如高大强悍的外界因素起破坏作用，他们便会用尽全力维护。甚至不惜任何代价。而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是各种关系的纽带和中心，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以血缘为基础。而是以男女两性的爱情作支撑。夫妻关系的破裂不仅是家庭关系崩塌鄂伦春人，以及被论者称为“边缘人”的一系列人物形象，等等。而在迟子建的文学作品中，还有着大量的罪犯形象值得我们注意，如《岸上的美奴》、《蒲草灯》和《第三地晚餐》中的杀人犯，《腊月宰猪》中的女骗子，《逆行精灵》中的关键性所在，而且是一方对另一方情感的背叛。在迟子建的中篇小说《第三地晚餐》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为主人的意欲行凶的黑脸人，《鸭如花》中的杀人逃犯，《一匹马两个人》中的强奸犯，《踏着月光的行板》中的在押犯，《零作坊》中的抢劫犯和非法经营者，《福翩翩》中为同学报仇的斗殴者，《百雀林》中失手杀了妻子的逃犯，《布基兰小镇的腊八夜》中的小偷，《鬼魅丹青》中的越狱犯和作伪证的谢福等，还有《雾月牛栏》中因失手致使继子痴呆的继父，《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独自隐瞒的蒋百嫂等精公陈青的婚姻危机；另一条则是其母的命运遭际。陈师母本是有名的美人，然而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嫁给了脾气暴躁的陈大柱，变得“整日低眉顺眼的”，其夫陈大柱则背着妻子与邻居王卷毛偷情。女儿陈青也面临着婚姻危机，误以为丈夫经常与情人赴“第三地”幽会。陈师母最终用一条胳膊杀死了“用两条胳膊搂抱我男人的女人和非要搂两条胳膊的我的男人”而成了罪犯，陈青虽历经挫折，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和丈夫和好如初。同样面神层面的罪犯。这些罪犯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１．愤怒的报复者报复是受侵害的个体对侵犯者的一种反击。从程度上看，报复或是出于本能反应而对施暴者进行防卫。或是临着情感与婚姻危机。处在弱势地位的陈师母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在听之任之、无法奏效之后只能采用极端行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再如《蒲草灯》中的“我”同样是为报复［２］张少康．文赋集释［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李天道．２０世纪《文赋》研究述评［Ｊ］．文学评论，２００５，Ｓ［４］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Ｍ］．李赋宁．长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５］宋东阳．《文赋》与儒家文学观ＥＪ］．北京化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４．［６］钱穆．中国文学论丛［Ｍ］．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２．［７］宇文所安著．王柏华，陶庆梅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８］王先谦．庄子集解［Ｍ］．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５．７⑥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论丛．三联书店。２００２．⑦［清］王先谦．庄子集解．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５．⑧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⑨朱自清．诗言志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⑩周策纵．弃园文棒．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０７．参考文献：［１］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