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分期的草创与集大成——内藤湖南与瞿林东中国史学史分

Vol. 32 No. 5

2019年10月

JOURNAL OF WENSHAN UNIVERSITYOct. 2019

中国史学史分期的草创与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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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与瞿林东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比较研究

马科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

摘要：作为著名“中国通”的内藤湖南，曾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著述丰富。国内研究内藤湖南的 学者很多，但较少留意其在中国史学史上所做的探索，关注他在史学史分期方面探究的人就更少了。瞿林东 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史学专家，在史学史方面成就极高，影响极大。两人在中国史学史分期方面见解独到，特 色鲜明。内藤湖南在文化史观的指导下将中国史学史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中国史学的开端是在两汉时期， 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则从宋始。瞿林东先生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将中国史学史划分为九个阶段， 认为先秦时期史学就已经兴起，而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则要到〗840年以后。

关键词：内藤湖南；瞿林东；史学史分期；比较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200 (2019) 05-0060-04

The Drafting and Completion of the Periods of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tages of Chinese History between Naito Hunan and Qu Lindong

MA Ke

(School of History and Administr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Naito Hunan, a well-known \"China Link\", has long been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with rich works. There are many scholars studying Naito Hunan in China, but they pay less attention to his explo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even fewer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his exploration in the stages of historiography. Mr. Qu Lindong is a famous historiographer in China. He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y and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The two men have unique views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the divis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aito Hunan divid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to four stag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istory. He holds that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as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began in the Song Dynas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Mr. QuLindong divide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to nine stages. He believed tha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d risen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uld take place after 1840.

Key words: Naito Hunan; Qu Lindong; historical stages; comparison

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是史学史学科重要的基础性 以正式出版。综合来看，该书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 问题。分期的依据不同，其结论也往往不同。内藤

草创时期的著作了。而其史学史分期的结论与方法 湖南、瞿林东在这个问题上就展现出了很大的差异。

显得比较生硬和粗糙，可看作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草 ―、史学史分期的“四段论”与“九段说”

创时期的探索。

内藤湖南从未就中国史学史的分期作专文阐 内藤湖南以文化史观为指导，并结合他的“宋 述，但其分期的方式与结论可从其著作《中国史学 代近世说”进而将中国的史学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史》中看出该书是“后人”根据内藤湖南于1914 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中国史学史分期方式。

至1915年、1919年至1921年、1925年三次在日本 第一个时期：“史学前史的时代”。从有“记录” 讲授的“中国史学史”这门课修订成的。修订始于 开始到两汉《史记》出现之前。内藤湖南认为“在 1923年左右，但因各方面的原因直到1949年才得

上古时代的最初是不可能存在可称之为史学的学问

收稿日期：2019 - 03-16

作者简介：马科，男（壮族），云南文山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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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中国史学史分期的草创与集大成

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应该对应称为史学前史的时 代。” W1所以他将这个阶段作为记录的起源进行探 寻。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史学史》前三（四）章 的内容。

第二个时期：“真正的中国史学史阶段”。“从 两汉到六朝”。对应的是《中国史学史》第五、六章 的内容。在内藤湖南看来《史记》的出现是真正的 史书出现的标志^76\"77。真正的史书出现了，才有史 学。所以他将“从两汉到六朝”看作是“真正的中 国史学史阶段”。谷川道雄在给该书作序时对内藤湖 南在这个阶段上的划分作了概括和补充。他说：“像 《史记》那样内容、体例均可称之为真正史书的著作 出现了，《汉书》继续了这种史书撰述的潮流。尽管 两史之间有着通史与断代史的区别，但毕竟由此进 人了真正的中国史学史阶段。特别是《史记》《汉 书》构筑了正史编纂传统以后，以此为中心，史书 编撰开始有了惯例的性质。”[1]3这个时期“在图书 分类上，形成了‘史部’的领域”，同时又酝 酿着新的史学倾向，即“史书的发展也出现了丧失 《史》《汉》那种历史家精神之形式主义的堕落倾向。 而且其中具体的现象之一就是，在唐代出现的正史 编纂从一家之著述变成分纂的倾向”〜。

第三个时期：中国史学史的“第二阶段”，从六 朝末到唐代。在内藤湖南看来，与前一个阶段的史 学相比该时期的史学独具特色，可以作为史学发展 的又一个阶段。他认为该时期史学特点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一是正史。“正史编纂从一家之著述变 成分纂”的情况已经很显著了。不再像《史记》《汉 书》那样具有家学的传承了。二是类书。“这一时期 出现了将史实编纂为类书体的形式。从六朝到唐中 叶，类书与史书以及其他诸子类的区别逐渐明显起 来。”“至唐代，类书出现了堪比前代的大型著作，可 以说这是类书在编纂当代事实方面的应用，现存的 《贞观政要》就是其中之一。” I1]135三是书写的语言。 “六朝末至唐初之间又有了古文的复兴。”四是史评 自成一体系。他认为：“直至六朝，几乎还没有出现 史评这一类书籍，本来在目录上是没有这一部类的。 但是到了唐代由于《史通》问世，这类书籍多了起 来。之后又相继出了同样的书籍，以致形成了一个 专门的部类。”™43五是史注活跃。此时期“出现了 对以往那些重要史书的完整的注。而其中最有名者 是关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注”。内藤湖 南认为：“作注也不再是以往那种单纯依据前人之 说，而是能够发表各种对所注释书籍本身的意见

了。” M44 “与宋朝相比，该时期史注的地位及成就 要高出许多。” W146六是史学性衰弱。此时期逐 渐形成了相对的修史机构——

史馆，并由专人即

宰相监修。而“由于直至唐代都是贵族政治，所以 史官也是即便仅限于一代为官，忠于职守之风仍然

强盛” 但是该时期由于皇权不断强化，也导 致了史学出现衰落，性逐渐丧失的倾向。他说： “但是毕竟史学却在逐渐衰败，作为世袭、家学的史 学已经不复存在，记史转为由宰相监督，作史不再 是史官自由了。”™49史学越来越受到权力的影响。

谷川道雄在序言中讲到：“从六朝时始的史 评，至唐代刘知几《史通》终于形成了史评的专著。 史注、史评都是从当时史学中那种单纯写史的著作， 进而发展为对既成史书加以解释、评论的产物。这 显示出史学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可谓是一语中 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史学已经进人了第二阶段” 是从“真正的中国史学史阶段”即“从两汉到六朝” 这个阶段开始算起的，而并非是从“史学前史的时 代”算起。因为在内藤氏看来第一阶段即“史学前 史的时代”只是史学准备阶段，还不能算作是真正 的史学史阶段。因此他所说的“进人了第二阶段” 实际上是内藤湖南整个中国史学史分期体系中的第 三个阶段。

第四个时期：具有近代性质的史学史发展时期 (或称为：史学新潮流时期），时间为：宋代至清朝 时期。其划分的依据是该时期“历史编撰法” “帝王 学”“经学”等的变化巨大，“正统论”发展兴盛。 具体情况将在后文作论述。

笔者以为仅将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太过 于笼统，不能深刻反映中国史学史的特点和发展的 实际情况。

瞿林东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理念在他的 《中国史学史纲》中得到了深刻的践行和阐述，并为 学界广泛接受。在此之前，史学史分期的结论和方 法已是层出不穷，但总体上看来分歧很大，问题也不少。P1

因此，瞿林东先生在深刻总结“前人”的思考 和实践之后，开创性地提出：“在分期方面，不刻意 探求以今天的社会发展分期观点与史学发展阶段相 结合的分期方法及其结论，也不刻意探求从史学自 身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来划分它的发展阶段性的分期 方法及其结论，而是采取长期以来人们比较习惯并 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时段划分。”卯所以，瞿林东先生 在进行史学分期时很自然地就根据“人们比较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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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卷文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的方式将中国史学史划分为九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先秦时期的史学，特点是“史学的兴起”；第二阶段 是“秦汉时期史学”，特点是“正史的创立”；第三 阶段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特点是“史学的多途发 展”；第四阶段是“隋唐五代史学”，特点为“史学 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第五阶段是“辽宋金史 学”，特点为“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第六 阶段是“元代史学”，特点为“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 发展”；第七阶段是“明代史学”，特点为“史学走 向社会深层发展”；第八阶段是“清代前期史学”， 特点是“史学的总结与嬗变”；第九阶段为“清代后 期史学”，“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是其特点。

该分期方法贯穿着深刻的“通”的意识。一方 面是体现在时间的衔接上，从先秦开始，按朝代顺 序一直论述到近代。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各阶段史学 特点的准确把握上。各阶段史学特点又紧密相扣， 将各具特色的各阶段的史学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到中 国史学史的整体了。

二、两汉时期史学开端论与先秦时期史学 兴起论

关于中国史学史开端的问题，内藤湖南与瞿林 东先生的分歧也是比较大的。在内藤湖南看来从有 “记录”开始到两汉《史记》出现之前，只能看作是 “史学前史的时代”，而“真正的中国史学史阶段” 是从两汉时开始算起的。依据之一就是作为“史书 的出现”之开始和代表的《史记》问世了。然而， 这样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史记》确实是中国史学 上的一座高峰，中国史学产生于何时虽也尚存争议， 但绝不是推迟到《史记》出现的时候。按内藤湖南 的算法，显然是将中国史学出现的时间推后了。这 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与内藤湖南不同，麗林东先生认为：“有了人 类就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和 人类创造出来文字以后，就有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 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有 了史学的发展、积累和人们对这种发展、积累的认 识，就有了史学史。” 1311所以他认为“先秦时期是 中国史学从萌芽到初步形成的阶段，我们把它称作 史学的兴起阶段。” [W5《史记》和《汉书》则是中 国正史创立的标志。“史学的源头可以追寻到古老的 传

说

《尚书》中的殷商、西周人记载和《逸周

书》中的西周人的记载，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历史 典册。” ram事实上，这些观点才符合实际并广为大 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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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代史学近代化与清末史学近代化

在史学史分期中，两人都提到了史学的近代化 或者称之为具有近代性质的史学。由此也可以将二 人的史学史分期看作是可以分为“传统史学史”和 具有近代性质的史学史两部分的，这是相同点。 但这样的划分是比较笼统的，终究还是要再化成 小阶段。

内藤氏认为自宋始中国进入“近世”，中 国的史学也具有了近代性质。因此，称自宋至清时 期的史学为“具有近代性质的史学史发展时期”。他 认为该时期史学特色主要表现在：一是历史编撰法 的变化。他认为自五代到宋初，是历史编纂法上的 变化期。该变化明显地反映在《旧唐书》和《新唐 书》上。⑶150他说：“《旧唐书》毕竟是依据了唐初的 那种历史编纂法理论而成书的，而不是唐中叶兴起之 古文与史书相关联的新型理论的代表作。”而《新唐 书》成书于宋代，“能够应用韩愈以来古文复兴的意 见，并最大限度发挥了其主张，有着与以往史书完全 不同的创新”即51。“〈〈旧唐书》由于照用了骈体文全 盛时期的史料，所以多使用骈文；这在《新唐书》几 乎全部改写为古文，诏、令、表、奏等也不仅限于删 改，而是全部用古文重写。”

所以内藤认为：“《新

唐书》创造出了史书体例上的新形式，这是其最显著 的特点，可以说具有正史编纂上划时代的意义。” [31IM

二是“帝王学的变化”。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为 帝王提供参考的书籍，他认为皇权逐渐强化，皇帝 逐渐成为新型的君，“因而出现君主应当具备特 别修养的需要” |31W。《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就 是这方面的典型。内藤湖南称赞《册府元龟》“是历 史事实的集大成之作，是以类书体例列项，将史实 予以类聚的。总之，将史书作为帝王必要的参与进 行编纂，使得《汉书》以来流行之类聚方法在此得 以集其大成了” [11158。《资治通鉴》“不仅在体例上复 兴了编年体史，在帝王学的编修上他还具有与《新 唐书》《新五代史》同样的意义，亦即作为传承《春 秋》之意，具有一家之见著述这一点上，有着重大 意义”

。除此之外，“《太平御览》是真正的类书，

是六朝以来至唐代类书的集大成者，《太平广记》是 野史、稗史的集大成者，《文苑英华》是诗文的集大 成者。当然，这些都是为提供帝王参考而作的”™58。

三是“经学的变化”。南宋和北宋时期，“有关 经学的观点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其中有关 《书经》，一是出现了关于古文今文的疑问，一是不 论对古文今文都提出了各种疑问。” [|_

马科：中国史学史分期的草创与集大成

四是“金石学的发达”。“在宋代，有关史料研 究中最为发达者要属金石之学。”如欧阳修的《集古 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王厚之的《王复斋钟鼎 款识》等都是金石学发展的代表。

以上是内藤湖南关于史学近代化的划分结论与 依据。

瞿林东的观点与之不同。在他看来史学近代化 与社会近代化具有一致性。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是从鸦 片战争开始的，史学亦是如此。只是在此之前已开始 酝酿了。他说：“自明末清朝前期，中国史学已经出 现了嬗变的端倪。”而具有近代性质的史学则萌生于 “清代后期”，他说：“中国近代史学的萌芽，是在中 国历史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中出现的。这个大变 动开始的标志，就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

瞿林东进而指出这一时期的史学特色，“第一个 特点，是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注人了救亡图强的民 族危机意识。第二个特色，是传统的历史变化注人了 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第三个特点，是传统史学 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注人了进化论思想。” ^743-744

这样的划分，一方面体现了史学近代化与社会 近代化相一致的观点。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生存危 机，所以作为意识形态的史学孕育着“救亡图强的 民族危机意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和朴素的 历史进化观”。这符合社会和史学发展的实际，做到 了实事求是。另一方面体现了瞿林东先生深刻的社 会责任感。如前文所讲，史学分期的依据很多，但 瞿林东先生却选择最能反映时代特点的部分作为划 分依据，这是非常富有社会责任感的。

四、文化史观的指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指导

内藤湖南的学术体系几乎是在文化史观的指导 下建立起来的。在文化史观的指导下，内藤湖南将 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个时 期”。“在此之前，虽有中国史学家使用上述名词进 行分期，但只是偏重从时间观念上使用它，而内藤 则按每个时代的文化创造力及时代特点来使用它, 赋予时代的内容，以此建立起中国史的新体系，成 为内藤对于中国史学领域的新贡献。” [414

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本身即是各时代文化的 发展”。而他所谓的文化，是指广义上的文化，包括 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等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成果。 各时代依据这些文化发展的不同内容及形势，显示 出其阶段性，从而成为划分时代的依据。M也正是 对文化史观的坚持和对“宋代近世说”的运用，他

将“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其著作《中国 史学史》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

瞿林东先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和编 撰。在史学史分期问题上，亦是如此。

在他看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这个整体由特色鲜明的各个阶段共同构成， 而各个阶段的史学又是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 此在史学史分期上既要呈现出一个严密的整体，又 要展示出各个阶段的特点，还要展示出各个阶段之 间的关系。所以，最终我们看到了一个严密的、有 机的“九个阶段”的史学史分期方式与结论。

彭忠德曾就瞿林东以辩证发展观点看待史学史 分期的作法进行过阐述。他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指导下解析中国史学。从宏观方面看，作者（瞿林 东）较多地从辩证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如运用辩证 发展的观点划分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将先秦至近代 的史学划分为九个时段。”还称赞道：《中国史学史 纲》丰富的历史内容得到深刻的理论阐述，又体现 了作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5』

五、结语

总的看来，两人的分期方式都自成体系，各具 特点。内藤湖南的分期方式，问题多，显得粗糙， 有的地方也不能做到确实符合中国史学史的实际， 但以文化史观为指导，并结合“宋代近世说”进行 中国史学史分期，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角，也是一次 很好的尝试。这一点应该予以肯定。而瞿林东先生 “采取长期以来人们比较习惯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时 段划分”的作法则很好地避免了以往史学史分期存 在的问题，做到了能深刻反映中国史学和历史发展 的实际。这是史学史分期对历史的自然回归，甚至 可以称之为中国史学史分期的集大成。

参考文献：

[1] 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M].马彪，译.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7.[2]

张越.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综述[J].史学史研究，19(3)： 78-80.

[3]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M].夏应元，等译.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

彭忠德.“史学认识自己”的新突破一评瞿林东著《国史学史纲》[J]•安徽史学，2003 (3): 59-60.

(责任编辑娄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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