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阈下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传承_王成

INNERMONGOLIASOCIALSCIENCES

Mar.2009Vol.30　№.2

多元视阈下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传承

王　成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转型中面临着严峻的学理困境,“失语症”与“巴列塔”是对当下中国古代

文论研究的两个阶段的形象概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存空间进行梳理,在文化焦虑的压抑下秉承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意义旨归,促使中国古代文论的精深理路成为一种在场的、在路上的言说,是我们当前的紧迫重任。中国古代文论有必要在自身的论域中彰显人文的矛盾张力,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呈现一个真实的人文世界。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失语症;巴列塔;人文意蕴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9)02-0143-05

　　中国古代文论是一座丰深的文化宝库,延绵几千年的文论哲思照亮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路。一路走来,中国古代文论在多元视阈、多元空间中进行着意义置换。诚然,对中国文论的研究维度,离不开经世致用的工具论浸透,与意识形态话语也脱不了干系,现代人的文化焦虑与中国古代文论自身充满张力的生存空间,都深深制约着我们的思维范式与创新想象。因此,一段时间内,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转型中得了“失语症”。“失语”只是一个端点,在研究者从“失语症”中“破茧成蝶”后,累积的却又是一座意义的“巴列塔”。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存空间是复杂的,历史的、话语的、范式的维度是理解其生存空间的多重视阈。在文化焦虑的压抑下,如何秉承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旨归———人文意义的传承———走出由“失语症”而来的意义“巴列塔”,促使中国古代文论的精深理路成为一种在场的、在路上的言说,也许这才是多元视阈下中国古代文论的理想研究路径。

＊[收稿日期]

一、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下困境:

从“失语症”到“巴列塔”

“失语症”与“巴列塔”是对当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的两个阶段的形象概括。“失语症”是指因失去话语权而出现的失去语言表达能力的状况,这里指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下失去对话、交流与彰显自身意义的可能维度。“巴列塔”源于圣经传说,古时人们想建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巴列塔———到达天堂。上帝当然不允许这样的犯上行为发生,于是他让人类使用不同的语言,这样一来,人类不能互相沟通,伟大的登天计划也就此落空。巴列塔在古巴比伦语中意为光荣和伟大,在希伯来语里却成了虚荣与狂妄的象征。巴列塔在此借指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多视角、多取向、多趋势与多意义,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转型中的迷茫、错位与含混状态,最终导致中国古代

2008-10-13

[作者简介]王成,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43文论在当代视阈中的缺失与意义传承的不可能。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失语症”与“巴列塔”状况是相继出现的,它体现了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致思方向与焦虑心境,中国古代文论的这种当下困境是垣越在学者面前的现实难题。

1990年代中期,曹顺庆提出文论的“失语症”以来,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失语状态的分析与阐释变得异常火热。有意思的是,大多数学者都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视阈中是失语的,失语症就成了扣在中国古代文论头上的一顶大帽子。关于失语症,有的学者认为,强烈的民族身分焦虑感和民族文化认同意识造就了当下学人特殊的文化心态,由此生成了后殖民文化背景下某种文化复仇情绪。一些学者在抵制西方文论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切断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交流的纽带,在焦虑与挣扎中失去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权。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的失语是现当代文论的失语而非古代文论的失语,把当代文化的重建偷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但是,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也少不了古代文论的参与和内化,我们不能把这种状态简单地归因于一种误解。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理论参照体系的要求与压抑促使研究者深感原创性的缺失,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状态也在所难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症缘于一种传统的宗经意识与情结。“在20世纪中国文论领域,这种经学余波主要表现为一种类似于经学的学术现象以及中国述学者根深蒂固的宗经意识、经学情结。在20世纪中国,述学者的宗经意识并不表现为对于中国学术传统经典的执著,而是表现为对于西方学术经典的崇拜与信仰,从而导致述学者在以西方学术经典为主要研究对象和理论依据的学术活动中沿袭了传统经学的以传释经的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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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还有的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的这种状态是文论长期与文学疏离、隔膜、倒置、错位的必然结果。总地来说,一段时间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是以失语症为结穴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失语状况为诸多学者的共识。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是伴随着失语症而出现的,当研究者认清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下困境后,一种破茧成蝶的冲动应运而生,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自然成为题中之义。对于其现代转型,学者有各种路径,他们在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研究路径时,形成了研究的多视角、多取向、多趋势与多意义,从而造成了研究状态的含混与夹144杂,建构起的是一个意义的巴列塔。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关键是思维方式的转型,要建构一个中西兼容的思维方式,比如感悟诗学的路径。有的学者主张,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机理中,以一种含混的精神蕴涵与价值取向建构起适时的理论范式。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转型要以西方文论中国化为基础,在中为体、西为用的下实现现代转型。有的学者以文化为切入点,认为:“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是一具有某种典型性的学术论域。作为一个学科,它是现代的、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为基准的,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它又是传统的,关涉的是古人的诗文观念与审美趣味。如此则西方文学观念、文化旨趣与中国固有之思想在这里必然发生既交融会通又对立冲突的复杂关系,这种情形既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又是对中国文化传统自身走向的严重背离,故而其中充满了矛盾、谬误与无奈。古代文论研究如其他中国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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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方向`力'的牵扯下艰难行进。”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需要在更广的视阈下进行某种文化转换。也有的学者主张从心理学的维度打开古代与现代的关节点,认为:“古代文论是诗、歌、舞`三者本于心'的创作经验归纳与升华,找到了心理学这把钥匙,我们就可以进入古人的心灵深处探幽索隐,可以深入古代文论的堂奥,作出与现代人心理相通的科学阐释,从而逐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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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学的历史

文本向我发出了信息,我也把现代审美心理学的信息投到古代诗学的历史文本上面,两种信息进行比较、交流,显示出`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更奇妙的是在两种信息的交汇中,一种新的信息产生出来了。”这也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条新路径。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论应该关注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与汪正龙论文的`两条知识建构思路'———倚重本文分析的诗学理路和借助多样的哲学思维的艺术哲学理路———半边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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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330)

总地来说,从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实处境看,我们听到的是一片众语喧哗,但是,这种研究的表面热闹并不能掩盖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下困境,我们不是要建构某种意义的巴列塔,而是需要在文化焦虑的压抑下促使中国古代文论的精深理路成为一种在场的、在路上的言说,为此,我们要厘定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存空间,深入到其理论内核,承传

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精髓,真正实现其在当代视阈中的理想意义。

存在一个历史置换的机制,多元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文论是在历史的维度下展开自身理论经纬与意义旨归的。

话语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又一个生存空间维度,话语旨在树立起一个合法的视角,并建立起不断更迭的法规与价值标准。中国古代文论拥有自身独特的话语表征方式,这种话语维度不仅体现为民族话语形式,而且在历史坐标上又烙上了文化政治话语的色调。如中国古代文论十分注重体验方式的表达,从先秦远近游目之“观”,到魏晋南北朝人物品藻之“品”,再到唐代味外之味的“味”,直至宋代以后的参悟之“悟”,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浓厚的民族话语特色。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粗略区分,落到实处是不科学、也是不可能的,有些体验方式相互之间是交融渗透的,只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某种体验方式居主导地位罢了。而且,这种民族话语的体验方式还涉及另外一种话语背景———文化政治话语。

先秦能观之人往往是圣人或能通天达地的巫师,他们通过观把握时空动态系统,获取对事物的认知与各事物之间的联系与本质。在对文化的仰观俯察中,宇宙的真谛得以彰显———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品”是魏晋南北朝一个极具概括性的话语表征方式,是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观所必然产生出来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士人意识空前凸显的时期,士人阶层在对家国同构一体的整合中,在对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中,往往以精炼性词语与类似性想象对品的方式加以表征。品从政治学进入美学到后来发展成中国古代文论一个相对固定并且独具特色的话语方式,与这一时期士人阶层的文化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最鼎盛辉煌的时代,随着三教并重下的思想自由,士人阶层开始扩大而且充满朝气,他们积极投入到文化艺术的创作与传承中。就文化艺术来说,这种现象造就了文化和艺术的大众化、多样化,流动性、开放性的文化氛围也得以形成。

中国古代文论“味”的理论话语表征方式体现了一种包容并蓄、容纳四海的开放胸怀。魏晋南北朝人们就开始谈味,如“大羹之遗味”、“澄怀味象”、“味之无极”等,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成为某一时期文论的核心范畴。味是一种感觉的综合,在本质上它体现的是对复杂的、多义的、富于意蕴的诗美追求,即意境美的构建与营造。唐代士人阶层的扩大与成熟、文化思潮的自由与争鸣所形成的文

145二、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存空间

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完整性考虑,我们习惯将王国维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终结点,王国维之前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体生存空间。纵观两千多年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脉络,赋论零散而断续,词论、戏曲论、小说论较晚,散文论多杂而不纯,只有诗论相对纯粹又贯穿始终。中国古代的各文体文论都有自身的生存空间,每种文论的出现除了必要的文体创作的成熟与文论自身的规律之外,具体历史时空视阈下对文论意义的传承也是其重要原因。从历史维度出发,我们才能深入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脉络中。

以诗论为例,先秦理性精神孕育出以“用”说《诗》,先秦人专注于“用”《诗》,而极少留意于创作,诗言志是他们论诗的一般态度,这也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的。汉代儒学经学化推衍出以经解《诗》的传统,“主文橘谏”体现了汉代诗论的主流,诗论承担的是“润色鸿业”的重任。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生命悲感、人生苦叹与纷繁时事相交融,“缘情绮靡”便成为诗论的一条新路向。隋唐三教并行,“复变”之道的缠夹成就了有唐一代之诗论。宋明理学与心学流行,对“技”的注重与“拟议变化”的抉择是宋明诗论的逻辑起点。清代实学兴起,天崩地裂的时世造就了清代诗论反明、远唐、近宋的旨趣。

总地来说,中国古代诗论在不同的历史时空有不同的意义置换,诗论的具体置放与转换体现了时空视阈的切换,所谓文变染乎时序。汉代诗论赋予了先秦以用说《诗》更强的政治维度;魏晋南北朝诗论以致用的主流倾向为风向与参照,并与之相左;唐代诗论既是对这一主流的再强调,又在另一条新路上彰显了对诗美的新探讨;而宋明诗论在向内转的路径上承传了主流诗论的致用之道;清代在情理兼重中走向整合。也就是说,中国古代诗论的发展轨迹是以历史为标尺的,其意义的承传也是历史性的,历史的抉择造就了同中有异的诗论史。诗论如此,文论、词曲论、赋论、小说论也大抵如此。历史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生存空间的第一个维度,我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与应用也应该充分注意其历史时空视阈的转换,古与今、中与外之间都

化政治话语,推进了中国古代文论相关理论话语向纵横方向的拓展与深化。

宋代儒学“向内转”,起作用的由外在的礼转向内在的理,即从具体对象转向人的心灵,反求诸己代表了这一时期的致思方向。宋代及后世,中国封建社会出现转型,整个社会趋向一种内敛与淡雅,中国古代文论“悟”的体验方式就很好地表征了这种文化政治背景。诗论之悟,“从历时性讲,与先秦的`观',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目'、`品'、`味'相比更接近艺术的核心,也更显出了艺术与哲学的相通;从共时性讲,它与`兴'相连,又把`兴'提高到一种艺术的最高境界。”

[6](P.247)

间,并以相对稳定的范式维度彰显着中国古代文论新的生长点与增长点。

三、中国古代文论人文意蕴的传承

对中国古代文论生存空间的梳理,是为其在路上的言说提供一种存在的维度。也就是说,我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审视是历史性的、话语性的与范式

性的,这是任何研究都无法跨越的事实。中国古代文论现实地存在于我们理论研究与建设的论域中,当我们以历史的、话语的、范式的维度审视中国古代文论,在一种多元视阈下梳理其内在的精髓与精神旨归时,人学维度则是我们所必须正视与面对的。也许,以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存空间为基点对中国古代文论自身人文意蕴的传承与彰显,才能使我们走出那种混杂状态与宣泄场景,并为当下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与转型提供理想的可行路径。《周易·贲挂·彖传》中云:“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指天道运行的印痕,“止”是指规范,也就是说,在“文”的面前景仰止步,接受“文”的规范———教化———由此就生发了“人文”。因此,“古代中国`人文'本义乃是以天道信仰为背景的礼教教化,其重心所在并非`人',而是礼仪之`文'。”王夫之在解释“贲”时也言“礼者文也”。我们在对中国古代文化主流进行审视时,发现其确实是人文性的。礼作为人文的核心,规定着人的全部社会活动,是主体性能动追求的修养境界。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乎人文的。如果说人文之文在古代文化中凸显为礼,那么其在古代文论中则显现为“原道、征圣、宗经”的观念,也即表现为寻求一种规范———礼。

宋以前,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之文主要体现为宗经变骚的流变。先秦《诗经》在政治、外交、生活艺术等方面都为当时提供了一套话语,它自然成为一个阐释学的维度。汉代以经解诗的传统与儒学的经学化,使宗经的观念得以加强,“谏者,以礼义正也”(郑玄注《周礼·保氏》)体现出以经解诗与以礼解诗的互换。魏晋南北朝,经学受到冲击,但是宗经的观念在政治、文化上依然保持着某种势头。陆机热衷政治,《文心雕龙》仍然以“原道、征圣、宗经”开篇。唐代儒学政教意义与诗美探讨同时加强,兴寄、风骨与新乐府精神的宗经色彩相当浓厚。唐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宗经的内容

[7](P.33)

更进一

步说,悟不仅在文化艺术上传承了中国艺术的理想发展路径,而且在政治上也回应了社会转型所显现

的内在肌理。

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存空间离不开民族的、文化政治话语的表征方式,我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要深入其内核,以民族的、文化政治的、现代性的视阈去理解其具体的意义生成,在研究的当代视野中彰显中国古代文论的逻辑理路。中国古代文论一经生成就历史地存在着,并经研究者的阐释与注解发挥作用,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又一生存空间维度———研究范式维度。我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范式主要有历史考辨范式、理论阐释范式、意识形态范式等。历史考辨范式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文论正本清源,力图还原中国古代文论,在学理上为其建构可靠的元典体系。有的学者在一般文化思潮背景中探寻古代文论的生成与源发,如魏晋玄学背景下的文论,唐代三教并行下的文论走向;有的学者对古代文论相关话语作历史梳理与考辨,如意境说的缘起与深化;还有学者对古代文论相关文典作历史考证,如叶昼的诗论。理论阐释范式是指对中国古代文论作理论的解释与深化,对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再阐释,力图达到对中国古代文论从理论高度上进行某种当代性把握,如对情理、形神、言意之辩的研究与深化,对兴的再阐释以及对意境等元范畴的新解。意识形态范式是指对中国古代文论作某种意识形态的处理,这主要涉及中西文论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古代文论当代转型的研究,现代性语境、意识形态话语、古代文论的价值取向等成为这种研究范式的核心论域。历史考辨范式、理论阐释范式、意识形态范式等大致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范式维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当下生存空146有了变化,杜甫的诗文被称为“小诗经”,不管是后来的“以文为诗”、“拟议变化”,亦或是“远唐祢宋”,基本上都以杜甫为阐释学视点的。

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是人文性的,对文的凸显与张扬是其人文的民族特性,但是,人与文也并不是完全有文无人,人在对礼的皈依中往往呈现出与礼的冲突,对人的独特理解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论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文是充满张力的,在文的规范下,人的发展对文实现了突破与超越———“越名教而任自然”———人的发展与完善却促生了文的内化与内敛,即儒学的理学化,这其实是一种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具体体现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就是情礼冲突与情理冲突。对人的把握是度的,人文意义下的人既是关乎生命、生存,也是彰显意义维度的;但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人文之人的审视,无疑情更具特性。情并不只关乎性情与情欲,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关乎生命、生存与意义的,中国古代文论中情的路径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古代文论两千多年的主流发展脉络所体现的经学化与理学化,实际上是在其人文之人与文的矛盾张力下运转与实现的。因此,把握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性也就抓住了其内核,中国古代文论在文的规范下表现出对人的一种独特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这种人文特性是历史相传的,为其现代转型提供了固定的和可行的维度。

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脉络是人文性的,我们主张在当代视阈下传承这一人文性是有深刻意义的。“精神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与其说从现代科学的方概念中,不如说从教化概念的传统中更容易得到理解。这个传统就是我们所要回顾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在与现代科学要求的对抗中赢得了某种新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主张传承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性不仅基于其具体的历史现实,更是缘于当前人文科学的现代意义的生成。现时世界人的生存是充满困境的,人自身被很多外在的束缚所,如金钱观、异化劳动、文化强制消

[8](P.21)

费、政治逻辑、道德弱化,等等,这也是一种外在的文对人的规定与压制。为此,作为人文科学一部分的中国古代文论有必要在其生存空间中以自身的

理论话语彰显这种矛盾张力,凸显其对人的独特理解,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呈现一个真实的人文世界。“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都面临一个类似于近现代西方所面临的生活世界内部瓦解的历史惯例……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的现代思想,包括韦伯的社会理论,都是想解决这些问题……当代中国的学术和西方有一种结构上的类似性和相关性。”

当西方文论立志于解决这些困境之时,我们的文论尤其是古代文论并不是得了失语症,而是在意义的巴列塔中丢失了人文传统。秉承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意蕴使我们能够始终走在思的路上,中国古代文论的精深理路也会因此成为一种在场的、在路上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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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3)

(责任编辑　李静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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