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年4月1日生）是捷克裔法国作家。
1975年，移居法国，并于1981年加入法国国籍。父亲为钢琴家、音乐艺术学院的教授。生长于一个小国在他看来实在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与其他许多捷克艺术家和作家一样，昆德拉早年参加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以乐观的改革精神开始，却最终被苏联军队镇压。
在其第一部作品《玩笑》中，昆德拉竭力讽刺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在法国很快便成为法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1979年，他在法国完成了《笑忘书》，讲述在苏联人占领之下的普通捷克人的生活。这部小说同时包含了几篇并不关联的故事，并夹杂了很多作家自己的思索，奠定了昆德拉流亡时期作品的基调。1984年，昆德拉发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是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小说以编年史的风格描述捷克人在\"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期间及被苏军占领时期适应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种种困境。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浦·考夫曼将其改编成电影。1990年，昆德拉发表《不朽》，这是他最后一部用捷克语写成的作品。小说具有强烈的国际化因素，较早先的作品减少了很多政治性，却又加入了很多哲学上的思考，奠定了他晚期作品的基调。
善于以反讽手法，幽默的语调描绘人类境况。作品表面轻松，实质沉重；表面随意，实质精致；表面通俗，实质深邃而又机智，充满了人生智慧。《无知》是被法国读书界称为“遗忘三部曲”的最后一本（之前两本分别是《慢》、《身份》
孩提时代带着好奇心，任意浏览父亲众多的藏书。十来岁时，就已读了大量的捷克或外国的文学名著。严格的父亲要求他按照乐理来练习钢琴，昆德拉弹钢琴。练习时常常会有一些即兴发挥。他的创造力和叛逆性格那时就已显露出来。
十三四岁时，正值二战期间，父亲安排他师从捷克最出色的作曲家之一保尔·哈斯学习作曲。这实际上是一种友谊的特殊表达。因为哈斯先生是犹太人，当时，他已被迫戴上了黄星标志，人们像躲瘟疫一般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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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着他。昆德拉永远忘不了老师的一段话。那是在一次下课后，老师陪他走到门口时，突然对他说：“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有许多惊人薄弱的乐段。但恰恰是这些薄弱处使强有力的乐段大放异彩。它就像一片草坪，要是没有草坪，我们看到从地上长出的漂亮大树时是不会兴奋的。”这是一段让昆德拉咀嚼了一辈子，感动了一辈子的话。后来，哈斯先生被关进集中营，再也没有出来。昆德拉始终把他当做“我个人神殿中的一位”。他写下的第一首诗，就是《纪念保尔·哈斯》。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托马斯是一个外科医生，因为婚姻失败，既渴望女人又畏惧女人，因此发展出一套外遇守则来应付他众多的情妇。有一天他爱上一个餐厅的女侍－特丽莎，他对她的爱违反了他制定的原则，甚至娶她为妻，但是托马斯灵肉分离的想法丝毫没有改变，依然游移在情妇之间，对全心爱他的特丽莎是一种伤害。特丽莎经常在极度不安的梦靥中醒来，经常猜忌与怀有恐怖想象。
此时捷克政治动乱不安，在苏黎世一位权威医生希望托马斯去那里发展的呼唤下，两人于是决定去那里生活。但是面对陌生环境的不安与丈夫仍然与情妇私通，特丽莎决定离开，回到祖国。但是命运与抉择让托马斯回去找她，此后两人没有再分离。他们意识到在一起是快乐的，是折磨与悲凉里的快乐，彼此是生命中甜美的负担。后来他们死于一场车祸。
萨宾娜是一个画家，曾经是托马斯的情妇之一，也是特丽莎妒忌的对象。萨宾娜一生不断选择背叛，选择让自己的人生没有责任而轻盈的生活。她讨厌忠诚与任何讨好大众的媚俗行为，但是这样的背叛让她感到自己人生存在于虚无当中。弗兰兹是被萨宾娜背叛的情夫之一，他因为她而放弃自己坚持的婚姻与忠诚，但是由于萨宾娜的背弃，让弗兰兹发现自己过去对于婚姻的执着是可笑的，纯属多余的假想，他的妻子只是自己对于母亲理想的投射。
离婚后，自由自立的单身生活为他生命带来新的契机，并且了解萨宾娜只是他对革命与冒险生活的追随。后来他与他的学生相恋，在实际参与一场虚伪游行活动后，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幸福是留在他的学生旁边。一场突然抢劫中，弗兰兹因为想展现自己的勇气而蛮力抵抗，却遭到重击，在妻子的陪伴下，无言的死于病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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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生命中有太多事，看似轻如鸿毛，却让人难以承受。
米兰·昆德拉的思想带有强烈的存在主义的倾向，因此，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作者对人生的命运与价值的关注是该书主题。生命的存在与价值的问题是任何一个人也无法逃避的问题，生命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在米兰·昆德拉看来，人生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来自于我们对生活目标的错误选择，对生命价值的错误判断，世人都在为自己的目的而孜孜追求，殊不知，目标本身就是一种空虚。生命因“追求”而变得庸俗，人类成了被“追求”所役使的奴隶，在“追求”的名义下，我们不论是放浪形骸，还是循规蹈矩，最终只是无休止地重复前人。因此，人类的历史最终将只剩下两个字———“媚俗”。
昆德拉认为，媚俗是以做作的态度取悦大众的行为，这种行为侵蚀人类最初美好的心灵，是一种文明病。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借萨宾娜的思索表达了他的看法，只要有公众存在，只要留心公众存在，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人能脱俗。媚俗不仅仅是某些人或某些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由于媚俗，人们往往会用意志代替个人追求，由于媚俗，人们往往会扭曲自我的价值判断以迎合整体的价值取向。当整个价值判断体系完全失重，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无从判别，甚至形成一体时，生命在外界和内心的沉重抗击之下也就变得无所适从，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人类自产生以来，就面对着两个宇宙：无比辽远的外宇宙和无比深邃的内宇宙。对两个宇宙的探索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但在不同时期，这两类探索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迥异，人们因此也就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作品形式来表现这种理性的探求。
这个故事帮我们揭示出“轻”的一层含义，即个体的游离，游离于它所依附的整体之外。这种游离导致归属感的缺失，让人无法承受。P61有一段关于特丽莎的心理描写：“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易地说他想说的话。”正是这种游离于母体之外的不安定感（生命像一根鸡毛那样轻飘飘），使特丽莎坚决地离开瑞士，与她深爱的托马斯不辞而别，回到她正处于灾难中的祖国。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种心理需要时，她才依靠托马斯。而在瑞士，由于失根，她事事都得依靠托马斯，那她就不得不一辈子重复深夜里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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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揭示出 “轻”的第一层含义：就是个体生命的被轻视，个体意志的被忽略不计。诚如木心先生所说，政治教条的首功是：强定善恶，立即使两者绝对化，抹掉中间层次。在极权主义政治的旗帜下，厉虐性无处不在。个体的生命和个体的意志，都没有存在的理由与空间。小说体现的不止于昆德拉对祖国命运的担忧，更是对人类历史上饱尝磨难的个人的同情。对，在小说的第一章，反复萦绕于托马斯脑际的就是这个词：同情。他不断地想象特丽莎是一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篮里顺水漂来的孩子”，就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最深切的同情。“同情”这个词，让有些读者误以为，托马斯对特丽莎的情感不是爱情，而是对可怜人的一种恩赐。仔细读一读P15-16关于同情一词的解释，就会明白，同情是“一种最强烈的感情想象力和心灵感应力，在感情的等级上，它至高无上”
轻的又一个含义是“遗忘”。
请注意昆德拉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说的这句话：“正因为他们涉及的那些事不复回归，于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过变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而已，变得比鸿毛还轻，吓不了谁。”（P1）这是作者在小说的开头第一次直接提到“轻”这个字眼儿。随后，谈到“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都可笑地被允许了。”（P2）这部分文字，提示我们“轻”的又一个含义是“遗忘”。有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具有着“遗忘（背叛）”意味的“轻”，当然让生命无法承受。“人们只能凭借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辨识一切，包括断头台。”“多少年来，我一直想着托马斯，似乎只有凭借回想的折光，我才能看清他这个人。”昆德拉不仅自己回想，而且，还要带着他的读者们一起回想，让人们记住，记住历史，记住历史上的人们曾经怎样孜孜矻矻苟且营生地活过。
托马斯在面临“轻与重”的选择时茫然无措，“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同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昆德拉让人们和他一起回想并记住托马斯，其目的在于，让后来的人们在面临“轻与重”、“灵与肉”的选择时，不再像托马斯那样茫然无措，犹豫不决，以至他经历过的一个个美妙的瞬间由此而丧失全部意义－－历史的重要性之一就在于向人们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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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因为遗忘)。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的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太空，它是明天不复。
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实。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远离大地，变成一个半真的存在。
我们常常痛感生活的艰辛与沉重，无数次目睹了生命在各种重压下的扭曲与变形，“平凡”一时间成了人们最真切的渴望。但是，我们却在不经意间遗漏了另外一种恐惧——没有期待、无需付出的平静，其实是在消耗生命的活力与精神。生命不能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作为自我的存在。
幸福何堪？苦难何重？或许生活早已注定了无所谓幸与不幸。我们只是被各自的宿命局限着，茫然地生活，苦乐自知。就像每一个繁花似锦的地方，总会有一些伤感的蝴蝶从那里飞过。
我心中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与议论。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为什么上帝看到思考的人会笑？那是因为人在思考，却又抓不住真理。因为人越思考，一个人的思想就越跟另一个人的思想相隔万里。
——《小说的艺术》
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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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因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越远。
因为人们从来就跟他想像中的自己不一样。
思考从来就不是阻碍自己进步的原因。
思考的目的在找出自身的弱点并实践改。
想太多而不做，或是不想而假装接受，
这才是上帝发笑的原因，
因为这种思考，
叫做自己骗自己。
人从来就想重写自己的传记。改变过去。抹去痕迹。抹去自己的也抹去别人的。想遗忘永远没有不是那么简单。
人是为了反抗过去才成就未来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追求的终极是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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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
再也无法明白自己要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此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
假如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改变我们的生活--自由自在的活着。
生活的本来面目与时间的本来面目相撞击，我们就把这种撞击称做无聊。
因为人的整个一生已经在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年代被决定了。
碰巧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命运。
最糟糕的不在于这个世界不够自由，而是在于人类已经忘记自由。
如果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就让我们按照独特的方式去生活吧，抛却所有的旧事物。
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自我与现实的对立之中，我们都需要在现实环境中实现自我。
弗朗索瓦·里卡尔
卡夫卡他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他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余党视之为同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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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荒诞派以之为先驱，六十年代的美国“黑色幽默”奉之为典范。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粗暴、专制，对儿子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只是偶尔指手画脚地训斥一通——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为性格坚强而又能干的年轻人，但结果是适得其反，\"我在自己的家里，在那些最好，最亲的人中间，感觉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内心中一直对父亲存有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另外一些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如《判决》和名篇《乡村医生》，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地洞》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写到：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 “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刁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在世界文学史上，弗兰兹·卡夫卡绝对是一个异数。作为一个文学大师，他极为罕见地不是该国或本民族的代言人，更别提什么\"时代的良心\"之类的了。他在身份认定上的矛盾性与特殊性，使得他注定没有归依之所：他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生长在捷克的布拉格，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做小职员，母语是德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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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是犹太人，而他本人又终生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和习俗保持着非常大的距离--\"我跟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他说。
《审判》
卡夫卡的作品据说是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最难读的一种，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小说中负担的内容太多。根据我读卡夫卡的经验，在阅读卡夫卡之前必须有两方面的前理解准备：一是对西方文明的源－－－－所谓“二希”：古希腊的哲学和希伯莱的宗教，和流－－－所谓康德之后乃至尼采之后－－的嬗变有一个了解。二是对卡夫卡个人性情的了解。据说巴尔扎克在他的手杖上刻着一句话：我粉碎一切障碍，卡夫卡反其意而用之，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卡夫卡的理想是做一个地窖隐士，在昏暗的地窖之中不受打扰地用写作滋润自己的灵魂。还应该注意的是卡夫卡与他父亲的关系。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是卡夫卡形成自己风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审判》的创作与卡夫卡订婚－解除婚约－－又订婚的经历重合。小说讲的是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在三十岁生日那天突然被一群神秘的黑衣人宣布有罪，但是他又是自由的，于是他开始了艰难的上诉之路，但是毫无结果，在三十一岁生日那天被秘密处决。
首先我们关注小说的开头。K在三十岁生日那天早晨醒来时突然被宣布有罪。生日意味着什么？生日意味着我们出生了，但是出生并不是我们的意志，我们是被动的，我们被出生（be born），我们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被抛到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考虑到卡夫卡对世界的悲观态度，那么我们可以说出生是一种抛弃。但丁在《神曲》的开头说，他在人生的中途，30岁时步入歧路，前有狼，后有狮，在诗人维吉尔的引导下游历了地狱、炼狱，在女友的引导下游历了天堂。因此30岁是个很有意思的分界，中国的孔圣也说三十而立。三十岁似乎是一个人智性觉醒的时期。如果说三十岁之前的人是做为一个自在的人而存在的话，三十岁以后的人做为一个自为的人而存在。在这个“新生”的早晨，K被宣布“有罪”。在被宣布有罪之后，由于早餐被黑衣人享用了，K只好找点东西当早餐，他先是找到了一只苹果，然后又喝了点酒。请注意在文本中卡夫卡对苹果的形容：“漂亮的”，这是在小说开头灰暗的文本中间唯一一个温暖的词。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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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其他的水果让人想起《圣经》中的相关描述，苹果是知识之树上的果子，人类之祖因受到蛇的诱惑吃了这个果子后被宣布有罪而赶出了伊甸园。因此，苹果代表理性的觉醒，是人对自己无辜的一种自觉。吃完苹果后K又喝了点酒，这不禁让人想起尼采，K不但是康德以后--信仰的上帝被杀死以后，而且是尼采之后--道德的上帝被杀死以后的人，是自知自己的无辜而要求上诉的人。本来在上帝的法庭上没有上诉的可能，末日审判是绝对的终审判决，古人的罪是自觉的罪，是道德堕落意义上对上帝所犯的罪。现代人的罪感发生了变化，现代人所感到的是生成的无辜，是某种自然意义上的欠缺，是面对生命的偶然时的终究意难平。正是这种关于罪的感觉的颠转，造成K上诉的前提。整部小说因此很象<苏格拉底的申辩>；是在上帝面前对生存感觉发生变化的人类所做的辩护，或者说在上帝的法庭上辩白人生成的无辜。但是小说整个阴沉的格调显示了这种在神义论面前为人义论辩护的艰难。
值得注意的是，整部小说的倒数第二章是K与教士的对话，然后，在最后一章，K在31岁生日那天被秘密处决。与生一样，远离上帝，现代人的死也变成了一种”横死”。古人一般都相信人死后会变成鬼，鬼者，归也。死亡是一种回归，对有永生信仰的人来说，死亡是一种判决，或者入地狱，或者进天堂。但是对于祛魅后的现代人来说，死亡没有意义，死亡是诸种偶然性中的一种，死亡不再是一种判决，死亡下面是无尽的虚无，死亡是对人生无意义的最深佐证。
小说的最后，K仍然想着是否有改判的可能，秘密处死是不是必然的命运，黑夜里对面楼里的灯光昏暗，黑衣人的刀插进K的胸膛，并转动了两下，灯光逐渐模糊。
《城堡》
《城堡》是卡夫卡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没有完成。小说写的是主人公K为了进入城堡而努力的故事。一个冬夜，K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城堡所属的一个村庄，投宿在一个乡村客店里。按照规定没有城堡的许可谁都不能在村子里过夜。K自称是土地测量员给城堡工作，由于没有任何证据又遭到严厉的盘查。客栈用电话向城堡查询这件事情以后得到肯定的答复，K才被允许留下来过夜。其实，城堡根本没有聘请K来工作，却承认了他并给他派了两个助手，只是始终不允许他进入城堡。尽管城堡就在近在咫尺的小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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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永远可遇不可求的，他永远也走不到那里。为了能进去，他有意勾引了城堡办公厅主任的情人佛利达，之后发生的一切，佛利达的猜忌，给K送信的巴纳巴斯家的不幸，与克拉姆秘书在贵宾室几经波折的会面，佛利达处于猜忌和妒忌的私奔同居，一系列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很莫名，简直没有前因后果，小说写到这个时候就停止了。
小说中出现了许多极其离奇而荒诞的事情。城堡并没有聘请土地测量员却肯定了K；K根本没有进行工作却得到奖赏；K大约出门一两个小时就会天黑；给城堡打电话全部电话铃一起响，每次通话都是以嗡嗡声或玩笑声结尾；K去见克拉姆的秘书埃朗格却走错了房间在比格尔的床上睡了一觉；K的两个助手总是形影不离，寸步不离开K，甚至在K同佛利达缠绵温存时也逃脱不了他们……K与那个讳莫如深的城堡，与弗丽达，与两个助手，甚至与巴纳巴斯之间都有着联系于城堡的暧昧关系。当然，我们很难断定弗里达与K的爱情是否是发自真心的还是出于某种实现自我利益，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我总是很难看到所谓爱情的美丽，K一方面通过弗里达达到自己进入城堡的目的，更重要的在于通过争夺弗拉姆所谓的情人，获得游离于城堡之外的现实认同，然而当这样的目的变得渺茫……布洛德回忆说卡夫卡这本书的结尾应该是：K会因心力衰竭而死去，正在此时他才被允许留在村庄里居住。
城堡是什么的象征？或许是当代政府的集权制统治的象征国家统治机器的象征，或许是某种精神上的解放的象征，又或许是卡夫卡他父亲的象征。K寻求进入城堡之路，想得到得到灵魂的拯救，卡夫卡通过描写这个或者可以说是想得到父亲的肯定和理解，想得到他从没体验过的温暖的怀抱。K的努力是徒劳的，最后等到他要离开人世了才得到“恩典”是在讽刺官僚制度，强调神的恩典是不可能由人强行得到，感叹自己永远得不到父亲的“拯救”一直活在他的阴影里。
K的努力是为了寻求某种真理人们所追求的真理，无论是什么，都是在追求那些存在的东西，但这个荒诞无情的世界给我们设置了种种或大或小的障碍，无论你怎么追求，怎么努力，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感觉生活中的点滴都是徒劳的结果，很失落，很失败，事与愿违，可望而不可及，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人生体验，仅仅从某一个角度看他的作品和我自己的真实生活经历都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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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因承担责任才是自由的。这是生活的真谛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出生于现今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他出生后第十天，母亲因产后失调，于7月7日逝世。卢梭10岁时，他的父亲因和当时日内瓦共和国的“小议会”的一个名叫戈迪耶（此人曾任法国陆军上尉，并和小议会里的人有密切的联系）的先生发生了争执，最终卢梭的父亲在捍卫正义与向黑恶势力屈服之间毅然选择了前者，在法院下达的缉拿通知下愤然地离开了日内瓦，留下了孤苦伶仃的小卢梭。1728年3月14日星期天，快年满16岁的卢梭，只身离开日内瓦。卢梭长年做临时工，他默默无闻，到处谋生，漂泊四方。
· 人生的价值是由自己决定的。
·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 人们说生命是很短促的，我认为是他们自己使生命那样短促的。由于他们不善于利用生命，所以他们反过来抱怨说时间过得太快；可是我认为，就他们那种生活来说，时间倒是过得太慢了。浪费时间是一桩大罪过。
· 问题不在于告诉他一个真理，而在于教他怎样去发现真理。
· 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
· 节约与勤勉是人类两个名医。
· 成功的秘诀，在永不改变既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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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人一心一意做好事情的时候，他最终是必然会成功的。
· 读书不要贪多，而是要多加思索，这样的读书使我获益不少。
· 劳动是社会中每个人不可避免的义务。
· 在我们中间，谁最能容忍生活中的幸福和忧患，我认为就是受了最好教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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