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文学事实_及其解释的历史_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思考

“文学事实”及其解释的历史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思考

程　怡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摘　要:被看作是文学史基石的“文学事实”,实际上是在文学史书写过程中形成的。和历史事实不同,其最初文本并不是对曾经发生的事件的记录;这些文本在解释某些现象的同时,也被反复地解释着。两汉以来的经学传统使以往的“文学事实”被大量的伦理主义所遮蔽。按照福柯的观点,历史的言说积累得越是重重叠叠,缺失的东西也就越多。因而,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者,必须多角度、多方位地去考察既定的文学事实,对构成“文学事实”的诸多因素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这正是完成与过去之间对话的方式。

关键词:文学事实　重写文学史　权力

　　讨论诸如“文学史重写”这样的问题,应该首

先了解提出“重写”的大背景。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陈平原、钱理群等当代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之后,关于文学史的“重写”问题,便数度吸引当代文化研究者们关注的目光。钱理群说,那“其实就是带着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和体验,带着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去激发对象,强化对象的某一侧面,形象地说,就是用历史与现实的问题、经验、体验,去‘照亮’对

①象”。然而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我们来说,“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和体验”很难照亮我们遥远的“对象”。而我们自身———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解释方法,我们在发掘事实的同时遮蔽了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否也应该成为被“照亮”的“对象”本身呢?

拼接回那样一个“知识的整体”。福柯说“:任何一

个局部‘中心点’任何一个‘变化的模式’,如果不通过一系列连续的联接最终归入一个整体战略,那么它就不可能发挥作用。相反,任何战略,如果它不以准确的、细致的关系为基础———后者不仅不是它的实施与后果,而是它的支点与锚地———

②福柯所说的它就无法获得整体效果。”“整体战略”,在任何一部文学史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文

学史教育正是通过这一连串的切割和拼接的“局部”来完成其整体战略的。这是最一般、最正规的文学史的写法和。我们的文学史家,正是通

(姑且将构成过《诗经》以来的既定的“文学事实”

文学史的基本事实这样定义),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的。我们也许可以把此类文学史的写法大致称为时间线索上的描述。从来也没有人怀疑过这些“局部”本质上的真实性,因为它们是由“文学事实”构成的。当然,还有一些文学史有点儿类似拼图,把文学作品分体裁进行发生、发展、蜕变过程的描述,比如中国诗史、赋史、中国乐府文学史、词史、戏曲史、小说史等等。此类描述尽管多了一些平面与空间的层次感,但只要是谈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就不可能没有一个年代学的、线性的“时间主轴”。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文学史而言,所有由文献以及对它们的解释构成的文学事实,都在这样一个主轴上占有其确定不移的位置。这仿

一

文学史的书写始于上一个世纪高等教育的需要。一般是把文学史作为大学文史类教科书的一种来编写的。它所承担的任务是让学生了解中国文学从古迄今的发展概况。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代”的概念,不是文学的,而是历史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以朝代更替来切割文学本身发展的脉络,并通过解释,再把切割下来的“局部”,

　　本文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404)成果。

),江西新建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作者简介:程怡(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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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在表明,文学史家们恪守着实证主义的原则:

③“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对于这样一种“实学”方法,更是近乎顶礼。让事实来说话,并孜孜圪圪地去发现新的事实,从来都是本专业研究者们的学术追求。面对重写文学史的问题,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已经有那么多种文学史摆在我们的图书馆、书店和个人的书架上了,如果不能提供大量新的文学事实,这样做有意义吗?即使能在前辈精耕细作的领域发现一些新的“文学事实”,就足以重写文学史吗?这样一来,问题很自然地就回到了“历史是什么”、“事实是什么”、“文学史及其构成事实又是什么”这一讨论层面。历史,意味着通过某种解释,将散在的,彼此之间缺乏关联的各类文献、档案,选择收编并纳入一条符合逻辑的因果线索。同时,书写历史的人,还必须对文献记载的、过去了的人与事怀有同情之理解“,掌握过去,理解过去,把它当作理解现在

③的一把钥匙。”霍列特・卡尔指出,一个真正的历

⑤的危史学家,必须警惕“不顾事实、任意解释”

⑥和险,必须在“历史就是客观地编辑事实”“历史

⑦这两大立场的是历史学家头脑里主观的产物”

相互撞击中,清醒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他所做的,他所能够做的,无非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把他的事实放进自己的解释的模型中加以塑造,又

的观念和标准却是“文学史家”赋予的。选择哪些“文学事实”来编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种体裁、一个流派的历史,意味着对众多的文学事实进行删削取舍,其中必有一种价值标准。当文学史家想要通过文学事实来说明某一历史阶段文学的总体特征、性质与发展倾向的时候,他势必会删削他认为不具有说明性的文学事实,并因而突出了他认为能够雄辩地证明他的看法的那部分文学事实。这一历史的删削过程,其实早就发生在文学史家们的思考、选择与编撰之前。比如,司马迁就认为孔子将诗三千删成了诗三百。再比如《楚辞》这一文学事实的定型过程也很能说明问题:先是“西汉末的刘向,收集了屈原、宋玉、东方朔、庄忌、淮南小山、王褒等人的作品,加上自己拟《九章》而

ξλ󰁠写的《九叹》合为一集名之曰《楚辞》”。东汉王逸注《楚辞》作《楚辞章句》,又加上了自己的一篇《九

思》,给这个本子作补注的是宋代的洪兴祖;但是宋代的理学家朱熹对于刘向、王逸等这样对待“文学事实”的态度很不满“,所以他的《楚辞集注》,除屈、宋外,只收景差、贾谊、严忌、刘安等人,而把东

ψλ󰁠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的作品删去”。到了清代林云铭的《楚辞灯》,除了收录他认为是屈宋的作

ζλ󰁠品之外,删去了所有汉代作家的作品。《楚辞》这

一文学事实的面目,至少是随着人们对它的确立而变化的。

把他的解释放进自己的事实的模型中加以塑造的

⑧过程而已”。“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

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

⑨水,毫无意义。”在霍列特・卡尔看来“:历史事实

是关于个人在社会之中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事实,它是关于从个人行动产生了结果的那些社会

υλ󰁠力量的事实。”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在通过与他

选择的事实的相互作用,进行着与过去时代的对话。(参阅《历史是什么》第57页)“伟大的历史,恰恰是在历史学家对过去时代的想象为他对当前

ϖλ󰁠各种问题的见识所阐明时才写出来的。”文学史

家,在我看来,也应该是这样书写文学史的。

与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历史事实”不同,构成文学史的“文学事实”,并不始于对种种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记载、描述与想象,它直接就是各种体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序》说“:集部之

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脱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自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于六朝,始自编

{λ󰁠次,唐末又刊板印行。”又说文人的创作成集“其

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亦繁。然隋唐志所著录,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录者,今又十不存一……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

|λ󰁠十人,其余可传可不传者,则系乎有幸有不幸。”

尽管集部有不少作品并不符合所谓文学之标准,但这两段序文至少说明了“词人”文学创作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同时,这样的表述中还包含着对选择标准的某种反思。我们注意到,中国诗歌具有发生学意义的文本《诗经》和中国叙事文学的经典之作《左传》,在四库馆臣眼里是至高无上的

裁的创作文本,当然也包括一部分记载事件的、具

有“文学性”的历史叙事文本,比如被称为“史家之

ωλ󰁠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但这一“文学性”・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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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王娶了贤女,因而令诸大夫觉得他从此有望慕仰“古人有高德者”,并以古人之“明行”为行事之标准,值得额手称庆。就算经学家这样解释这句诗马马虎虎也能说得过去,但这与司马迁引此诗谈孔子又有什么关系?汉代的其他学者也引这句诗,其用意、其含混之程度,大多如郑玄之笺。比如: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虽不能,心必务为。慎终如始,常以为戒,战战栗

ων󰁠栗,日慎其事。“《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岂敢自以为君

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

ξν󰁠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

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及,

ψν󰁠离道不远也。只有王符说到了这句诗与“时间”的关系: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是故凡欲显勋绩

ζν󰁠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

所谓的“日就月将”,当然是指黄昏。但王符要说的似乎是:日就月将,光阴流逝得很快,因而人必须抓紧时间好好学习,才能“显勋绩扬光烈”。汉代经学的思想方法就这样体现在经学家们对古代诗歌的笺注与说解之中,其对日后中国人的文本解读、文学创作以及历史的书写,都影响巨大。福柯说“:语言越‘文学化’,污垢就越多(这是在贬义上的文学语言),而这种污垢———也可以说绿锈

{ν󰁠———负载着大量的伦理主义”。只要我们留意经学时代对文学作品的说解,就不能不承认福柯这一说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历史的每一次诉说都|󰁠伴随着缺失的发生”,ν古老的经学传统在不断的言说的过程中,积累得越是重重叠叠,缺失的东西也就越是多。在这种话语的笼罩之下,怎么可能有真正自由的诗歌精神、真正健全的文学想象呢?

这样一种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也构成了治文

υο󰁠佩,贵之也。袂,亲之也。”朱熹、王夫之、蒋

骥等人对此句的解释大同小异。而洪兴祖所说的“禅衣”,在五・四以后的中国学者的解释中,或者

(见1981初版),或者成了“单衣”《大学语文教材》(见朱东润);竟是“外衣”《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还有些注本将“”解释为汗衫,比如聂石樵、董楚

平等人。与王逸同时代的许慎的《说文解字》这么解释“襦”,:衣蔽前也;襦:短衣也。所谓“襦”,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块遮羞布,类似南方暑热中人们穿着的肚兜,这应该是字的本意。无怪乎闻一多先生这样评说《九歌》“:地域越南,歌词的气息越灵活、越放肆、越顽艳,直到那极南端的湘君、湘夫人。例如后者的‘捐余袂兮江中,遗余兮醴浦’二句,那猥亵的含义几乎令人不堪卒读ϖο󰁠了。”很显然,他对这一句的解释和王逸是一致的。“裸身”在现代人看来,自然是“猥亵”的,但上古时代的人会不会因裸身而害臊呢?至少,王逸离他们生活的时代比我们更近,他并没有认为那是丢了屈原笔下男神的脸面。而王逸以后的人对这一句的注释说解,难道不足以构成一个与时俱进的“文学事实”吗?文学史家应该怎样看待这样一个“文学事实”呢?

三

文学是人的伟大创造。能进入文学史家视野的文人,当然要有作品,自汉魏六朝显贵之家以族

ω󰁠中“人人有集”为骄傲以来,ο“别集”的编撰成为

一时风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板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决定文学作品成集传世、进入历史的因素来自方方面面。文学事实并非孤立存在的一种精神产物,它折射着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因素。比如陶渊明与谢灵运,他们的创作时期在同一时代互相重叠了20余年,就作品而言,陶渊明的诗才、诗情远远超过谢灵运,但在钟嵘看来,谢灵运就是上品,而陶渊明则被列为中品。窃以为“陶,渊明尽管生活在景色比之会稽毫不逊色的庐山鄱阳湖区,但他‘请息交以绝游’,恪守其耕读、固穷的生活方式,他‘乘化归尽,乐夫天命’的人生观、自然观,他‘不以无财为病’的价值追求,都不是贵族文化的审美趣味之所尚;而谢灵运之所以生前就名噪一时,死后更是被奉为中国山水诗的鼻祖,

学史者绝不能忽略的“文学事实”的变化。比如《楚辞・湘夫人》最后一段中的“:捐余袂兮江中,遗

}ν󰁠余兮醴浦。”东汉王逸的章句解释“”,曰:

“,襦也。屈原托兴湘夫人,共邻而处,舜复迎之而去,穷困无所依,故欲捐弃衣物,裸身而行,将

∼ν󰁠适九夷也。”宋人洪兴祖不喜欢屈原笔下的湘君

“裸身而行”,故引汉代《方言》释“”曰:禅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捐袂遗与捐遗佩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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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恰恰生活在三吴腹心会稽郡、跟他出身于东

晋数一数二的豪门谢家、跟他家族所属的天师道上层教派的信仰,跟门阀世族追求养生、享乐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交游过从,有着莫大的关系。晋宋之际受了重创的门阀士族,正是用谢灵

ξο󰁠运的诗歌来表达他们仅存的文化优越感的”。普

列汉诺夫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学和艺术中任何一个潮流的深度都要依它对于自身所代表其趣味的那个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意义、以及这个阶级或阶层的社会作用如何来决定,所以这里的情形归根

价,大大低于其后的唐诗宋词。对于南朝的“永明体”和晚唐五代的“花间词”,更是有口诛笔伐之势。它们之所以被历史保存下来,是由于其创作者的身份、地位、审美趣味的贵族化标准等等因素,而它们之所以被看作是颓废的、色情的、奢靡的,也恰恰还是因为这些因素。福柯把诸如此类的对于文学事实的言说,看作是权力与知识的连接。他这么解释他的非同凡响的“权力说”“:权力关系只有依据众多的抵抗点才能存在,这些抵抗点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支撑和突击点的|ο󰁠作用。在权力网中,这些抵抗点无所不在。”“最常见的是活动的、过渡的反抗点,它们给社会带来无休止的变迁与分化,打破统一,引起重新组合,穿过所有个体,、改造他们,在他们的肉体和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正像权力关系网络

到底也是要依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力量对比关系

ψο󰁠为转移的。”离陶、谢生活时代不远的沈约,在他的《宋书・谢灵运传》中所选择的那些“事实”,又何尝不包含着沈约对东晋门阀士族的全盛期文化的留恋呢!如果不是稍后的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诗歌的个人爱好,我们简直不能够想象中国文学史上会有这样一位田园诗人的存在。倘若将陶渊明创作的文本编撰成集的不是昭明太子萧统,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寒酸文人,我们文学史中还会不会有这样一位“隐逸诗人之宗”呢?不是所有的文学创作,都能成为选家的“文学事实”的,影响他们取舍的原因,他们本身未必自觉,而后来的文学史书写者却不能够不分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例说“:诗文评之作,著於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锺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党人余衅,报及文章,

ζο󰁠又其已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文坛

甚至官场上的恩恩怨怨,都毫无疑问会影响到“文学事实”的发生和变化,更不用说笼罩着我们的整个话语体系、知识体系的“权力”了。普列汉诺夫说“:个人因其性格的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但这种影响发生的可能及其范围,却要依当时的社会组织以

{ο󰁠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他还举证说,好色懦弱的特点倘若不是发生在一个国王身

上而是发生在国王的马夫身上,对这个国家的朝政就不会有什么大影响。同样,如果喜欢陶渊明的不是萧统而是某个曾经与陶渊明田头“话桑麻”的农夫,陶渊明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后世优秀文人的价值观的“文学事实”。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除了对个别作家外,我们的文学史课程对于六朝诗歌辞赋的评

最终形成穿过一切国家机器和社会机构而又不在任何一个部位停留的一种厚密的组织,反抗点的

}ο󰁠分布穿过社会上各个层次和所有个人。”福柯的

这些识见,对我们思考自古迄今的文学事实的存在,无疑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他说“:在任意两点的关系中都会产生权力,权力无所不在,并不是因为它包含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一切方面……”文学是人学,而人是社会的人,是历史的产物,文学的创作者与文学史家都是这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中的某个反抗点,我们这些读书并讲课的人当然也是。我们的知识和言说,都是这无所不在的权力的呈现。如此看来,倘若我们的文学史编撰者不满足于“客观地编辑事实”,而是想要揭示这诸多事实之间的权力关系,就需要多角度、多方位地去考察既定的文学事实,考察这种权利关系赖以形成的“众多的抵抗点”。现代人文领域的其他学科,如语言学、叙事学、宗教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心理学、考古学、传播学、统计学乃至交通地理、城市经济的研究,都会为多元地考察从古迄今的文学事实,为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有益的新视角、新方法。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已有的文学史已经完成了所有当代人应该完成的任务了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已有的文学史,也看作是需要考察、需要重新解释的文学事实呢?我们只能通过对它们的考察,来完成与过去之间的对话。

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得心应手地、一劳永逸地让所有的文学事实各就各位。意识到福柯所说的权力无所不在的同时,我们以往对于理论武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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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具的心安理得的依赖性也就不复存在,因之而起的是新的困惑与思考。这些思考不会驻足于一切貌似合理的简单结论,而这恰恰是理论思考的意义之所在。

|µ󰁠(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年版,第

1416页。

}µ󰁠(清)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

877页。

υν󰁠《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

3296页。

注释:

①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版,第79页。

ϖ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2页。ων󰁠(汉)刘向《说苑・:卷十六说丛》,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ξν󰁠(汉)刘向《说苑・:卷十七杂言》,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ψν󰁠(汉)桓宽著(明)张之象注《盐铁论・卷七・执务第三十九》,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ζν󰁠(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潜夫论・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ν󰁠(汉)王逸章句(宋)洪兴祖补注《楚辞》,世界书局二十五年《楚辞四种》版,第40页。

ϖο󰁠《闻一多全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5-276页。

||}∼②{ν󰁠ν󰁠ο󰁠ο󰁠ο󰁠《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350、40、5、347、348、345页。

③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3、25、27、27、28、28、53、36页。ωλ󰁠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

420页。

ξψζζλ󰁠λ󰁠λ󰁠ο󰁠姜亮夫、姜昆武《屈原与楚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二十二年版,第30页。

|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类序》,第3101页。}λ󰁠霍列特・卡尔说“: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在队伍中所处的地位就决定他在观察过去时所采取的观点。”参见《历史是什么》,第34页。

∼ωξλ󰁠µϖ󰁠µ󰁠µ󰁠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18-519页,第341页,第341页,第341页,第

97页。

ωο󰁠《梁书・王筠传》:(筠)与诸儿书论家世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沈少傅约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87页。

ξο󰁠参阅拙文《晋宋间山水诗兴起的原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5期,第50页。

ψο󰁠《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4、24页。

{ο󰁠《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24页。|ο󰁠《求知之志》《福柯集》,第347页。

υµ󰁠参阅《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98页。ζµ󰁠曹操《苦寒行》:《曹操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7页。

{µ󰁠(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91-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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