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贡献

中国的近代化不是在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变的条件下导致的，亦非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所引发，而是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启动的。近代中国的社会尽管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它也在自觉或不自觉，甚至可以说已经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但它明显地跟英国的工业革命、德意志的社会改革、法兰西的革命导引的社会变迁不同。

中国的近代是灾难深重的年代，也是民族复兴、人民觉醒的年代。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转型。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主义相结合却又以残酷的统治妨碍中国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在殖民地化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封建主义，始终未能促使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转型。所以，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阻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两大重要因素。近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所追求的近代化就必然围绕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展开。首先是追求民族独立，其次是追求社会民主。没有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这“两件宝贝”，中国的任何事情都办不好。这个特定的中国国情，决定中国只有实现革命化，才能实现近代化。

中国近代化的任何构想、任何变革方案都不能离开这个历史主题。

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他不仅是中国改朝换代的政治家、革命家，也是振兴中华、追求中国近代化的伟大先驱。

尽管孙中山未能扫除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大近代化的障碍，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实现复兴中华的目的，但他的近代化主张无疑是他那个时代中各种方案中最优秀的构想。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中国的近代化启动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经90年代的维新变法和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孙中山是在回顾或者说是在“反思”上述近代化运动，总结上述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建构自己的近代化理论和逐步完善自己的近代化思想的。孙中山认为，洋务派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败于日本，不在于他们是否引进西方技术，而在于洋务派“一意整军经武，不屑问及细事”，

在于他们所讲的“富强之学”，不是切实的“富国强兵之学”。孙中山明确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孙中山说：洋务派“仿行西法以筹自强”，“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正因为洋务派没有抓住根本，所以洋务派推行的洋务并不能将中国变为强盛和富强。

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勇敢地领导了国内维新变法运动。他们不仅提出了维新变法和革新政治制度的主张，而且还大胆地、勇敢地提出了深层思维方式变革或“精神革命”的课题。他们借用西方的思想武器，介绍进化论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使近代中国形成了第一次思想解放浪潮。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新运动既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又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全面启动。然而，对君主与清政府的看法脱离实际。维新派企图采用保留皇帝宝座来推行自上而下的体制内变革，实现君主立宪政体，走英国和日本模式的近代化道路。可是，他们过于天真，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君主（皇帝）毕竟与英、日的国王不同，中国的民众也与英、日有别。因此，维新派要维新，但不明确如何维新，更不明白维新不行该如何变革中国。正如孙中山所指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不可能的，“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治理众人之事的总统”，而不需要把国家变为个人私产的封建皇帝。所以，孙中山强调：“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很显然，孙中山的意思是既然要从清政府的手里夺取政权，就非革命不可，既然要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那就只能成共和国，不能成立宪国，尤其不能搞君主立宪，将来再来一次革命打倒皇帝。实践证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采取渐进型的温和的近代化模式不仅不能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反而还贻误时机。清朝政府固然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通过革命的手段达到中国社会转型的近代化，就连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温和派采取渐进的改良手段推行社会进步的近代化模式也遭清政府镇压。这样清政府就自觉地把自己摆在进步人士通过政治变革达到社会变革的对立地位。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之后，慈禧为了强化封建统治，实行自强自救的政策，宣称仿照“西法”，改行“新政”，妄图打着“新政”的牌子达到欺世惑众，瓦解革命势力，招抚立宪派，拯救清政府目的。清末“新政”，其实是统治者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但是还要继续实行统治的一种挣扎。当然，清末清政府的“新政”，比起顽固守旧、闭关锁国毕竟是个进步，“新政”对新式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文化教育事业、军队等方面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新政”的施行在中国近代化的路途中毕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但是清末“新政”不可能冲破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也不能缓和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达到改革中国政治、经济的目标。

政体是关键，政体不能改变，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孙中山认为，要使中国与世界接轨，迅速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近代化，必然要有一个负责任的、代表民意的民主政府。

不能“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革就完全不可能。”清末“新政”，“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由此可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政体，创建民主共和制度之后，在保护海关和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下，“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鼓励外商到“中国兴办实业”，促进中国进步，改良社会环境，“令中国大富”，这是孙中山建国治国的根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也是孙中山谋求实现中国近代化的根本原则和理论基础。所以孙中山把革命视作“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门”和神圣的伟大事业，完全是从清政府反对改革，反对中国进步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然而，革命毕竟只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方面，它本身并不等于社会变革。但是观察近代中国的大变革不能离开革命。清末的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尽管它没有实现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但帝制被推翻，共和建立，不仅加快了西方民主政制的引进和促进了国民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和工业近代化创造了一个大环境，而且也加速了民族的觉醒，促进了国民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和新价值观的形成。这又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氛围。这一切都说明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这是孙中山苦心探索中国近代化进程所结出的硕果，是他领导中国近代化运动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孙中山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总结孙中山政治近代化、经济近代化、文化教育近代化，以及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等各种主张和实施方案，对于孙中山社会变革必先变心（转换思想）、“以革命开民智”（启蒙与救亡），以及改变政制与改变社会的“双改变”模式，都具有远见卓识，对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有借鉴作用。

第一，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必须跟国情相适应，通过鼓吹“全盘西化”，亦步亦趋走西方人的老路不行，通过鼓吹回归传统，沿着中国的老路走也行不通。因此，文化观念的厘定是中国社会向前走、走向何方的原则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不解决，近现代化的方向问题也就没有解决。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是指精神文化越出传统文化的规范，从封建文化形态向资本主义形态转化，它基本上是指思想面貌、人情风尚、社会风俗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所以，文化的近代化同社会的近代化息息相关。社会的转型，首先要文化的转型，社会的近代化需要以文化近代化作为先导，文化的近代化又必然以社会的近代化为依归。因此，社会的近代化与文化的近代化必须同步进行。孙中山在继承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习欧美及其他国家文化的长处，提倡中西文化交融和互补，这便确定了孙中山的文化发展路向，从而排除了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从融合到创造，从创造到发展，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传统中有创新，吸纳中有改造，这样一种多元文化的结合必然会使中国的文化出现新的面貌，也会为中国的近现代化指明方向。

第二，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建设必须同步进行。孙中山在其论著中谈到“文明”时，先后提出了五种文明，即物质文明、教化文明、政治文明、道德文明和心性文明。其中，教化文明和政治文明，属于制度文明，道德文明包括在心性文明之中，属于观念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精神，它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孙中山认为，发展中国工业，无论如何必须进行，但其进行的方法，不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而行。中国必须推行“物质建设”和“心理建设”的计划，才能把中国引向富强和文明。物质文明不进步，心性文明也不可能进步。

第三，确立“学问为立国根本”，树立以人为本重视科教兴国的社会氛围。孙中山强调，世界进化，随学问而转移，革命需要学问，建设更需要学问，中华民族“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

所以，他要求学界中人，要研究学问，要担负起培养和造就人才的重任。为了建设一个民族的、国民的、社会的中国，孙中山认为培养人才是第一重要的任务。晚年，孙中山将兴学育才与革命建国、与振兴中国和服务社会结合起来，认为教育是建国的基石，“学问是立国的根本”，而学问又以人为本。正由于孙中山有以人的素质和学问大小视为近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便为他立志建设一个社会高度文明、经济发达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伟大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全孙中山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革命的先驱，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为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付出了毕生的奋斗和追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一、发动和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结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推开了中国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藩蓠

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不同于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接连用武力打败中国，强迫中国政府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不仅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其二，中国的封建势力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内残酷剥削人民，腐朽昏庸，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对外卑躬屈膝，奴颜厚耻，以大量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侵略者维持其地位。其三，外国列强的入侵，使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产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仅依然保留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显著的优势。其四，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由于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官僚买办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生长的，因而力量软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即当国家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的时候，在反动统治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社会变革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要从根本上摆脱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深重危机，同时也为未来的经济腾飞和民族振兴排除障碍，创造前提条件，就必须首先加强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整合，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建立强有力的、能够真正成为民族复兴领导中枢的中央政府。就是说，只有进行革命，彻底变革封建社会制度，才是中国走出政治和社会危机，走向复兴的唯一选择。

孙中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就在下决心投身革命实际行动的前夜，他曾经专程赴天津上书李鸿章，试图推动清王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实现“自强”。结果被李鸿章弃置一旁，不予理睬，改良的希望化为泡影。无奈，孙中山义无反顾地摒弃改良道路，走上了革命之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1911年10月，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最终赶走了封建皇帝，推翻了满清王朝，宣告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终结。辛亥革命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长河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场最彻底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重大的社会变革；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历代进步阶级前仆后继、不断斗争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超出了近代中国此前为寻求救亡图存所作的一切努力，达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进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第一个制高点，为中华民族的后继者继续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性巨大进步；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在政治上，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复兴创造了必要前提，迈出了中国政治由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开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新阶段。在经济上，共和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方针、条令和政策，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思想文化领域，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人们观念的现代化，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加之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使中国文化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从而推开了中国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藩蓠，使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开始由被动应付转入主动地汇入世界现代化潮流。正因为如此，中共十五大称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此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辛亥革命也因此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端。

二、提出和倡行“三民主义”主张，关注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开凿了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河

早在1894年11月，孙中山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出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在此基础上，1905年8月孙中山又领导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接着他又把这十六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形成了其完备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 民族主义以“反满”为基本内容和中心口号，力求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避免为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厄运，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的国家”，并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反对清政府对国内各民族的统治和压迫，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创民族平等合作、共同参政的共和政体，从而把民族解放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民权主义是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创立一个“平等”、“民治”、“国民”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下就相应的政体问题，设计“革命程序论”、“政党政治论”、“权能区分论”、“地方自治论”、“全民政治论”和“五权宪法论”等一系列具体的建政方略。它作为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革命政纲出现，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产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无疑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高峰。

民生主义包含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方面的内容，孙中山将其解释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1](P329)民生主义“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2](P798,804)。显然，他的民生主义的宗旨和精髓是既要振兴实业，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防患于未然，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后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飞跃。由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晚年革命实践的砥砺，孙中山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虚伪性也进行了深刻批判，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三民主义才能在中国真正实现。进而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将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以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而使它反映了历史的特点，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反对帝国主义被规定为首要任务；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3](P591)，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4](P592)以“民族自决”的原则代替了先前民族“融合”、“同仕”的主张，并把三大政策作为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通的、革命的民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5] (P592)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6] (P592)则不得享有，并规划了旨在“济代议政治之穷”和“矫选举制度之弊”[7] (P592)的具体措施。民生主义则明确提出“耕者有其田”为土地纲领的中心口号，“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则构成工业化的基本内核。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与共产党制订的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合作的政治基础，对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植根于近代中国社会土壤的孙中山的民主政治思想，作为时代的产物，自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但是无可置疑，它是中国历史上此前为止最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是留在近代中国思想宝库中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

三、坚持实业救国，致力于变封建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构筑了中国未来经济现代化的蓝图

民国初建，孙中山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成功后必须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思想，认为“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决心专心致志办理实业，指出“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 [8] (P338,341)认为革命成功后，只有从经济上发展实业，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当天，在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孙中山就表示：“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9] (P319)即以实行民生主义、倡办实业为己任，从事经济建设活动。

在历经多年酝酿积聚、调查研究基础上，孙中山精心绘制出了全面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蓝图——《实业计划》。其主要内容，从大兴铁路建立五大铁路系统，到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联为一体；从建设三个国际性大港及众多中小商港、渔港，到疏浚、开凿运河，治理黄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扩建增设一大批沿海沿江商场商埠；从全方位开发煤、铁、石油及其他矿产，兴建钢铁、水泥、造船、机车等大型工厂，到发展食品、纺织、建筑等工业；从改良农业，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到鼓励移民垦荒，开发广大的边疆地区，其内容几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孙中山同时在《实业计划》最后的“结论”篇中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但不能沿袭西方文明的旧路径，必须另辟新途，要“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

无可讳言，由于孙中山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多有失误之处，诸如对民主共和政体一度盲目乐观，对错综复杂的政治演变认识不足，对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矛盾及其对华态度同样缺乏本质的把握，因此寄希望于大规模引进外资振兴中国实业的建设计划只能落空。此外，计划本身过于庞大，缺乏现实估计，缺乏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与统筹安排。加之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制约，气势磅礴的《实业计划》在孙中山的有生之年根本缺乏付诸实践的可能。

但是，《实业计划》毕竟是孙中山制订的“国家经济之大政策”，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列项之全面、措施之周详，可谓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建设构想。它无疑是孙中山在前人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的思想飞跃，是站在时代前列探寻未来中国发展模式的一次勇敢尝试，代表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未来中国总体设想的最高水平。它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思想宝库，客观上推动了辛亥革命以后实业潮流的发展，对于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有着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作用。

先驱者未能及身而成的宏伟蓝图，无疑为后来者的继续前行开辟了道路。尤为弥足珍贵的是，《实业计划》中的许多精湛见解，比如全面而有重点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建立国际经济合作的思想，不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近20多年的伟大实践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经济建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把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当年的计划，有的已变成现实，有的正在努力之中，有的则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实业计划》对于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无疑是不争之实，作为一份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将继续泽惠后人，启迪来者。

四、传承先进文化，努力用近代文明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污秽，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孙中山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不仅形成了丰富的民主政治和经济思想，而且形成了广博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以打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前提，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革新与发展为必要条件，以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为根本目标，其范围相当之广泛、内涵十分丰富，从政治、哲学到经济建设，从内政、外交到文化教育，从伦理、道德到济世救人，均有比较完整和系统的理论观点。包括建立在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坚持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以“生元说”和“知难行易说”为基本内容的哲学思想；包括“因袭”中国传统文化，“规抚”西方先进文化，并勇于“独见”创新，融贯中外文化之精华为特色的文化思想，等等。他的思想不仅对封建主义思想意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有力地宣传了西方近代文明，对于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中山毕生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奋斗，以及从事政治、物质、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革命实践，集中体现了他要使中国“驾乎欧美列强之上”的宏伟政治抱负和救国救民的民主主义战斗精神。他的近代化思想与实践超越同代人，大大推动了中国全面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孙中山特别强调“知难”，在他看来，中国人所谓“知之非艰”，其习闻所知大都是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螟蛉为子之类，“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10] (P104)因此，“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11] (P107)他认为中国积弱衰败的原因也在于受“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观念毒害太深，造成了人们“以难为易，以易为难”、“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他更认为“倘使我国之后知后觉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而奋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12] (P105)

孙中山还创立了“行易知难”说，认为“能知必能行”，突出重视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极力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并把它作为救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当今处于科学昌明时代，“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

之所以如此，“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并进而申明：“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13] (P110)结合自己制定的革命方略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遭际，孙中山指出这一有计划、有步骤的革命方略对于推动革命进程极为必要，“惜乎当时之革命党，多不知此为必要之事，遂放弃责任，失却天职，致使革命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究其原因，“是知与不知之故也”。[14] (P117)民国建设计划的失败也在于此。孙中山把“不知亦能行”看作人类文明进化的第一个重要阶段，认为“行先知后”、“以行求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原则，不会因科学昌明时代的到来而改变，指出“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也。”例如“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索家之探索”、“伟人杰士之冒险”，都是“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15] (P130)有助于促进人类文明，国家富强。因而他强调，“不知而行”是人类进化之“门径”，有志于国家富强的人们应该“黾勉力行”[16] (P130)。基此认识，他以美国实业发达为例证，勉励国人抓住机遇，以实业救国奋发图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承继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秀成分，并汲取西方近代学说的进步成果而熔铸创造的“三民主义”学说，作为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反映和概括了当时整个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动向，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他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并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主张“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敢于向几千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制度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宣战。他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期望中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并为推动实现这个美好理想而顽强工作。他历经艰难险阻，但始终百折不挠，忠实地实践着他所说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的誓言。他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把“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作为自己四十年革命生涯的经验留给了后继者 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