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时期的寻传蛮

南诏时期的寻传蛮

摘要：寻传蛮源于氐羌民族，属乌蛮种类；唐时为南诏所统，居于南诏国境之西，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上游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一带，与氐羌民族的裸形蛮和百越民族的金齿关系紧密。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过着狩猎的游猎生活，尚处于缓慢发展的原始社会。由于记载寻传蛮的文献不多，从人类学的视阈来检视南诏时期寻传蛮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对乌蛮史的研究提供民族学资料解读方面的范式，而且也可以推进南诏国史研究的新向度。

关键词：南诏时期；寻传蛮；乌蛮

南诏时期的乌蛮是西南地区一个内涵丰富、正处于分化发展中的多个共源民族的概称。随着唐廷对西南地区控制的加强，史籍中对乌蛮的记载逐渐增多；随着治理的推进，对乌蛮的认识也由乌蛮延及乌蛮别种，甚至处于南诏边缘地区的寻传蛮等也被关照到。由于汉族史家没有亲历寻传蛮等所居的南诏西徼做过调研，所以对寻传蛮的记载不多，这也导致了学界对寻传蛮的研究较少且不深入。综观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只有在尤中先生的《中国西南民族史》[1]、王文光先生的《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2]、万永林先生的《中国古代藏缅语民族源流研究》[3]《阿昌族简史》[4]以及笔者的《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5]等中有简略涉及。因此，本文欲从人类学的视阈出发，对南诏时期寻传蛮的来源与分布、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以期对南诏时期西南民族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寻传蛮的来源与分布

从文献记载来看，汉晋时期的昆明人、叟人不断迁徙南下至西南地区，到了魏晋南北朝后期逐渐形成了乌蛮民族群体，分布于唐朝和南诏控制中心区的乌蛮和乌蛮别种也渐次为史家所载。寻传蛮最早分布在金沙江中上游地区，同区域内还有与寻传蛮有共源关系的磨些蛮，史料载曰：“东泸水，古诺水也。源出吐蕃中节度北，谓之诺矣江，南流过邛部川，又东折至寻传部落，与磨些江合。”[6]（P70～71）此“寻传部落”所在之东泸水与磨些江相合地带，即今雅砻江与金沙江合流之地区，因此，这部分“寻传部落”当分布于今四川盐边至云南华坪县、永胜县以东一带。由于历史、地理及政治方面的原因，民族流动和迁徙始终在不断上演。源于氐羌民族的寻传蛮虽然最初到达金沙江中上游地区，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绝大部分不断南下向西移动，到达了今天澜沧江以西和伊洛瓦底江上游以东，因为寻传蛮的到来，这一地区遂被称为寻传之地，“阁罗凤攻石和城，擒施各皮；讨越析，枭于赠，西开寻传，南通骠国”。[6]（P115）我们知道，乌蛮是汉族史家对共源于氐羌民族的、具有尚黑民族习俗的人们共同体的一个称谓。但南迁西进的寻传蛮由于所居地理地貌与其他乌蛮别种相异，其部分生活习俗已发生了一定变迁，因此史书中不见其尚黑习俗的记载；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汉族史家对其了解不深入，所以对其之生产生活习俗语焉不详也在所难免。从民族志记载来看，“寻传蛮……俗无丝绵布帛，披波罗皮”，[6]（P159） “跣足可以践履榛棘”。[7]（P58）披波罗皮和跣足的文化习俗，与乌蛮南诏相同，即“俗皆跣足，虽清平官、

大将军亦不以为耻……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缺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缺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6]（P288～2）并谓 “大虫，南诏所披皮，赤黑文深，炳然可爱”。[7]（P108）因此，从生活习俗来看，寻传蛮与乌蛮或乌蛮别种仍然有相同之处，虽然寻传蛮由于种种原因未被汉族史家明确记为乌蛮之后或乌蛮别种，但其习俗仍保持了乌蛮最具特点的那部分，因此寻传蛮仍属乌蛮种类。

关于寻传之具体位置之所在，《云南志》在谈到阁罗凤的作为时，言其“讨越析枭于赠，西开寻传，南通骠国”，[7]（P39） 又说“寻传蛮，阁罗凤所讨定也”。[7]（P58）《南诏德化碑》亦载：“爰有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南通北海，西近大秦”，又载“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8]（P160）从上述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得出：第一，“西开”表明寻传位于南诏之西部，从寻传地区往南可达骠国。第二，据方国瑜先生的考证，禄郫即丽水，即今天的伊洛瓦底江。南诏曾设丽水节度统辖寻传之境，故丽水亦名寻传大川，丽水城亦名寻传大川城。而丽水城在今云南腾冲城直西到伊洛瓦底江边之处，在勐拱河入伊洛瓦底江口稍北，应在今打罗（talawgyi）之地。[9]（P479）第三，从阁罗凤时代伊始，南诏把南北朝后期永昌郡废置后的西南边地重新纳入治下，使其封闭局面得以改变，既再次疏通了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蜀身毒道，又加剧了这一地区寻传蛮与他族的融合与交流。

由上观之，南诏时期的寻传蛮源于氐羌民族，属于乌蛮种类，其除了少部分分布于金沙江中上游的云南永胜、华坪和盐边地区外，绝大部分西迁到了澜沧江上游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以东的广大区域内。

二、寻传蛮的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

由于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位，再加上南北朝后期的封闭发展，寻传蛮的各方面发展较为缓慢。《云南志》载曰：“寻传蛮……俗无丝绵布帛，披波罗皮，持弓扶矢，射豪猪，生食其肉，取其两牙，双插髻傍为饰。又条其皮以系腰。每战斗，即以笼子笼头，如兜鍪状。”[6]（P159～160）又载“寻传蛮……跣足可以践履榛棘”；[7]（P58）还说“寻传蛮者，俗无丝绵，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猪，生食其肉。战，以竹笼头如兜鍪”。[10]（P6271）这些民族学资料生动再现了寻传蛮其时的生产生活，我们可以用人类学的“深描”方法对其进行理解：第一，寻传蛮尚无农业生产，也就无丝绵布帛的生产，就没有纺织手工业，故而其生活用品就与丝绵布帛无关。因此，披波罗皮虽是与其他乌蛮相同的习俗，但也间接反映了寻传蛮的经济生产形态。第二，寻传蛮过着以射猎为主的游猎生活，“射豪猪，生食其肉”是其主要谋生手段，而其“取其两牙，双插髻傍为饰”的做法，映射出其原始的审美意识。第三，寻传蛮是勇敢善战、长于持弓射猎的民族。其以笼子笼头来做头盔的做法，也是其民族所特有的自我保护方法。而其“跣足可以践履榛棘”则说明这一民族性格较为坚韧。当然，我们对这一民族志的理解其实是对经过汉族史家对寻传蛮生活、习俗记载的解释的理解。因为“无论是当地人还是民族志学者，他们叙述事件的过程就是分析解释的过程，就是在寻找事件的意义”，[11]（P188）所以，我们对寻传蛮的生产生活的理解也就是对其文化、生活的“探描”。这种研究向度，可以为我们了解古代民族的文化事项提供一个新的

视角。当然，与寻传蛮的生产生活方式迥然不同的是，寻传蛮所居之寻传地区，由于自汉代以来就以蜀身毒道而闻名于世。随着南诏对寻传地区统治的加强，该地区的商业贸易、交通业和城镇发展较为快速。南诏对寻传地区的经营，其动力在于前述之“爰有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凑”“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其丰饶的物产令南诏统治者垂涎欲滴；而其“南通北海，西近大秦”之交通地利则更使得南诏花心思大力经营。“自寻传、祁鲜以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冬草木不枯，日从草际没。诸城镇官，惧瘴疠，或越在他处，不亲视事。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长傍、摩零、金弥城等五道事云。凡管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十余部落”[7]（P91）的记载，表明了南诏对经营寻传地区的力度和策略。而据研究，随着南诏辖境的拓展，南诏城镇的数量多达100余座，[12]而南诏在寻传地区的城镇，见于记载者，大概有近30座。[13]（P184）这正说明了寻传地区发达的交通业和商业。这样的外部环境显然对寻传蛮有一定刺激和影响，但史籍中却不见这方面情况的反映，说明汉族史家可能对寻传蛮的记载并不完整和客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其时寻传蛮所处的被统治地位及其势力较弱，所以汉族史家对其之记载也就着墨不多。

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南诏时期的寻传蛮尚处于部落发展的原始社会阶段。南诏征服寻传蛮之后，仍旧保留其社会发展状态。从史料记载的“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7]（P88）来看，南诏在作为控扼膘国的重要门户——永昌之地布置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兵力，可见打通中印通道之于南诏的重要性，居于寻传地区的寻传蛮肯定也纳入其中。此外，遇有战事时南诏也会对其进行人身掠夺，强迫其参加战争。在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诏蛮攻打安南都护府时，唐朝在战场上就俘获了南诏的百余名寻传蛮奴隶兵。[7]（P59）

三、寻传蛮的民族关系

（一）与南诏的关系

民族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交往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14]（P85）都渗透着民族关系的方方面面。从南诏阁罗凤“西开寻传”伊始，寻传地区就被纳入南诏的直接管辖之下。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其时寻传蛮与南诏的关系，主要体现于被统治与统治的政治关系。由于寻传蛮尚处于采集狩猎的游猎生活、经济不发达，而且在南诏征服寻传蛮后，对寻传蛮乃是因俗而治，并没有改变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在遇有战事时对寻传蛮的人身争夺，更体现了其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社会地位。因此，如果说寻传蛮与南诏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往来的话，那必定是寻传蛮将自己从自然经济形态中所获的部分猎物以特产的形式上贡于南诏统治者，这是一种对自己为南诏征服、管理地位的仪式象征和承认。虽然由于寻传蛮的相对封闭性等原因导致了汉族史家对其记载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蜀身毒道的再次正式打通，处于中印交通枢纽上的寻传蛮的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情况与前代相比，不仅与南诏的联系愈加紧密，而且与其他各族的交往势必更为频繁。

（二）与裸形蛮的关系

裸形蛮是氐羌民族中经济较为不发达的乌蛮种类，关于其分布，《云南志》载曰：“裸形蛮，在寻传城西三百里为窠穴，谓之为野蛮。”[7]（P59）又说“丽水渡面南（应为西南）至祁鲜山。……祁鲜以西即裸形蛮也”，[7]（P91）同书又载“从腾充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7]（P21）野蛮、野人即裸形蛮，是他称。寻传城在今缅甸克钦邦江心坡地区，而丽水渡西南的祁鲜山即今缅甸克钦邦境内的甘高山，大赕即今缅甸克钦邦北部的坎底坝（葡萄），在江心坡西北的迈立开江上游西岸，也就是说裸形蛮主要分布于今缅甸克钦邦的甘高山及其以西地区。[1]（P280～281）从族属源流上来看，裸形蛮也属乌蛮种类，其分布在寻传蛮以西，与寻传蛮的关系较之其他氐羌民族更密切，可以视之为寻传蛮的近亲，或者是寻传蛮中经济更为后进的部分。

“阁罗凤既定寻传而令野蛮散居山谷。其蛮不战自调伏集，战即召之。其男女遍满山野。亦无君长。作擖栏舍屋。多女少男。无农田，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或五妻十妻共养一丈夫，尽日持弓，不下擖栏。有外来侵暴者则射之。其妻入山林，采拾虫鱼菜螺蚬等归啖食之。”[7]（P59～60）同书又载：“（野蛮）无君长也。地有瘴毒，河赕人至彼中瘴者，十有死。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赕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遂罢弃不复往来。”[7]（P21）从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在阁罗凤降服寻传蛮后，随即也统属了裸形蛮，并因俗而治，仍令其散居山谷，并使其成为南诏对外战争的兵源之一。史载“咸通三年（862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小镖得一百余（笔者按，寻传蛮）人。”[7]（P59）同时《资治通鉴》也说，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南诏帅群蛮五万寇安南，……《考异》曰：《补国史》云：‘四年，春，南蛮帅众五万攻安南。’按《蛮书》，‘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桃花人安南城西南角下营，茫蛮于苏历江岸屯聚，裸形蛮亦当陈面，二十七日，蛮贼逼交州城。’”[15]（P8101）说明此次南诏与唐廷的安南之战，除了寻传蛮等民族被南诏召为马前卒外，还有裸形蛮也被征召其中，而且其命运更为悲惨，因为裸形蛮不仅“亦当陈面”，而且”如有不前冲者，监阵正蛮旋刃其后”，[7]（P60）完全成为南诏对外战争时的炮灰，也表明了裸形蛮在所有被统治民族中的社会地位。第二，裸形蛮的经济发展更为落后。没有农业，更无纺织业，只能以木皮遮蔽身体，其以狩猎特别是采集（虫鱼菜螺蚬）的自然经济形态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采集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社会发展和婚姻形态。这也可以从其婚姻家庭形态窥见一斑：男少女多，多名女性共养一丈夫，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史载其社会发展仍处于“无君长”的发展阶段，社会组织不发达，这也是南诏征服其后任随所之的原因。此外，由于裸形蛮所分布的区域存在能致人死亡的瘴毒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曾一度引致南诏放弃对裸形蛮的统治。从对裸形蛮的记载分析对照寻传蛮来看，裸形蛮就是乌蛮民族群体中发展最为缓慢的部分，故才会被称为“裸形蛮”或“野蛮”，他们是寻传蛮的近亲，有学者甚至认为裸形蛮与寻传蛮是同一个民族群体。[2]（P286）再从文化分布区的角度看，裸形蛮恰好分布在藏彝走廊的西南端，与历史上乌蛮民族群体的分布当有某些重合。[16]因此，寻传蛮与裸形蛮有相似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等，二者关系密切。

（三）与金齿、漆齿等百越民族的关系

在寻传地区，除了分布有大量寻传蛮外，尚有金齿、漆齿等百越民族与之错居杂处。《云南志》载曰：“寻传大川城在水东……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长傍、摩零、金弥城等五道事云。凡管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十余部落。”[6]（P91）从这一记载来看，在南诏所设的镇西节度内（后迁驻丽水城，在今缅甸克钦邦密支那南部伊洛瓦底江东岸的达罗基附近），除了寻传蛮生活于其中外，还广泛分布着百越系的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众多百越民族部落。在这一广大区域内，寻传蛮与之杂居共处，关系密切。其时的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民族名称是汉族史家因俗以名给予百越民族部落的多种民族名称。从中我们也可看出，随着百越民族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手工业生产已有一定发展，能把金、银等加工、冶铸成薄片用以装饰其牙齿。其纺织手工业也比较发达。《云南志》载曰：“自银生城、柘南城、寻传、祁鲜以西，蕃蛮种并不养蚕，唯收娑罗树子破其壳，中白如柳絮。纫为丝，织为方幅，裁之为笼段。男子妇女通服之。骠国、弥臣、弥诺，悉皆披娑罗笼段。”[7]（P101）据尤中先生研究，蕃蛮种主要就是指金齿、茫蛮，娑罗树即木棉树，用木棉织成的布称为“娑罗笼段”，此即汉代的帛叠和桐花布。[1]（P231）“男子妇女通服之”说明其时金齿的手工纺织技术比之汉代有了极大提高，其产量较高。与金齿错居杂处的部分寻传蛮肯定会受到金齿等民族的影响。寻传蛮的“俗无丝绵”的“俗”表达的是从传统风俗习惯来说寻传蛮给他者的印象。而事实上，随着南诏对寻传地区治理的加强，镇西节度（后改为丽水节度）的设置，把居于这一地区的各族纳入了一个更加广大的交往和发展空间，寻传蛮、金齿等民族的联系也更加密切，经济、文化间的往来更为频繁。

四、余论

共源于氐羌民族的乌蛮民族由于分布位置的不同，地理环境的迥异，导致了其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发展也有所不同，被汉族史家记为各种民族名称，这也反映了其时汉族史家朴素的民族识别意识。从族属源流来看，寻传蛮作为乌蛮种类，主要分布于澜沧江上游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以东一带，少部分分布在金沙江中上游的云南永胜以东至华坪、四川盐边一带。南诏时期的寻传蛮尚未发展起农业经济，仍然过着采集、狩猎的游猎生活；其社会发展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元明时期，寻传蛮被记称为峨昌。唐代的寻传蛮——峨昌或阿昌，包括近代阿昌族和景颇族载瓦支的先民在内。经济发展比寻传蛮更为落后的裸形蛮，则是今缅甸克钦邦境内的克钦族和云南省德宏州景颇族中景颇语支的先民。[1]（P279、281）

总体来看，南诏时期寻传蛮的经济较为后进，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但由于其所居之寻传地区处于古代蜀身毒道当中，居于古代中印交通枢纽的关节点，寻传地区的交通业、商业较为发达，因此，寻传蛮的经济、文化、社会势必会受到影响和促进。但由于这方面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进行深入讨论。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在分析、研究民族史料中的民族志资料时，必须要使用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17]这样研究得出的结论才能更加客观。从人类学的视阈来检视南诏时期寻传蛮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

对乌蛮史的研究提供民族学资料解读方面的范式，而且也可以推进南诏国史研究的新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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