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科举制度》史料集锦

资源1：历史上有些事物是创制时轰轰烈烈，不久后便销声匿迹，迅速成为历史陈迹；有些事物……当其初出现时，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別在意，后来的演变影响愈来愈大，以致后人反观作始之时，才恍然意识到当初创制的重要性。进士科就属于此类……隋炀帝喜好文词，或许还因为他是通过篡位而登上皇帝宝座，更喜作一些制度改作和振兴文教之事，以赢得名声，才在恢复国学的同时建立了进士等科。但古老的秀才科绵延至隋代已无多少发展势头，由最初全靠举荐演变而来的秀才科带有不少历史的重负，且至隋代变得过于贵重难得，而炀帝又有意或需要选拔一些文才之士，于是另立进士、俊士等新的取士科目，与秀才、孝廉等科并行。其实，从杨素铨试秀才时故意为难杜正玄、隋代秀才及第者仅十余人来看，秀才科在隋代已出现了停废的征兆。而炀帝设立的进士新科目，却是一新生事物，没有什么历史负担，因此到唐代迅速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取士科目。

--刘海峰：《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

载《历史研究》，200年第6期

资源2：但是，科举制度在唐时尚属初创，还遣留着以往荐举制的种种弊端。其中，主要表现为公卿大臣有权“公荐”举人，取士之权一归有司，新老士族仍可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和传统的社会地位，继续把持取士大权，科场成绩好坏，并不能成为录取与否的主要标准，就以所谓“行卷”而言，这类文宇系素日宿构，或为诌词，或出赝剿，甚至写一些猫狗鬼怪以猎奇，实不足以反映士子的真实水平。即使真有佳作，亦须通过显人的延誉、嘱托，方能闻达于主司，一般寒士，无人荐举，纵然诗名藉藉，也是枉然。如一代诗圣杜甫，于开元后期几次举进士不第，终身榜上无名，中唐诗人孟郊才思横溢，声名远播，然而沉沦场屋二十余年，直至五十岁始得一第，晚唐诗人杜荀鹤，诗名甚高，亦屡试不第，至有“闭户十年专笔砚，仰天无处认梯媒”之叹。

在这种情况下，应举只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对寻常读书人来说，那是一条可望而不可及的仕进之路，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因此，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化的影响就显得十分有限。

--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

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资源3：唐朝武举的内容有长垛（靶射）、骑射、马、步射、负重和翘关（考察臂力）。至于“身材言语”之选，则取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统兵才干者。若文职官吏参加武举，则取身高六尺以上、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另外，考试中还有掌握特殊兵器等附加项目，如筒箭、机弩等。只要合格，不论出生、门第、官位、家境，均由兵部根据考试成绩综合高低差异，分别授予不同的武职。

唐朝的武举每年举办一次，开科的时间、间隔固定，确定了“武科”的“常科”特点。在此之前，以武取士多以制举形式存在，偶尔为之。由于制举选拔方法只限于皇帝诏令、官吏推荐人才，难免会产生举荐唯亲、大批人才被埋没的弊端。实行武举制度，把军事将领的选拔纳入科举的轨道，使选拔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这对于发现和造就大批军事将领、提高军官的素质和的战斗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行武举制度也打破了门阀荫袭世官的一统天下，开拓了“广收俊杰瑰伟奇异之士”的新局面，为习武之人打开一扇进身之门，同时大批文人学士也崇尚武功，提高了“武”的社会地位，也推动了民间武艺的普及和提高。

--王树宏、刘建平：《中国历代武举制度述略》，

载《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资源4：考生进入考场，首先要出示家籍证明，证明他的出身，并且要没有不孝不悌的行为，不曾受到过刑责，或者曾经罚赎但情理不重，方有资格参加考试；其次，考生还得另外交一篇文章，以便核对考卷上的笔迹和姓名；然后，考生还得经过严格的搜身，方能进场参加考试。宋时，考生入场挟带作弊之风非常盛行，当时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应试的工具书，有的书铺甚至专门印刷了精巧的小册书籍，专门供应试举子挟带之用，所以，宋时对考生的搜身严苛得不近人情，有时携带擦状笔观的布巾，穿色彩鲜艳些的衣服都会被认为有挟带的嫌疑。但是，如此严厉的搜身，伤害践踏了士人的人格尊严，因此，考生搜身之法在大中祥符五年被废除，但经常性的搜身依然存在。在考场内，考生不仅不许交头接耳，互通消息。甚至因为有“饮食公然传入，弹圆随水注入”的舞弊方法，也禁止传送荼水和饮食。根据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有的考生想要喝水，只能喝用来研墨的水，以至于考生出考场时，嘴唇都变黑了。

不过，考试的防弊与舞弊，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宋代制定了

严密的防范措施，也不可能完全杜绝舞弊行为的发生。虽然有糊名、誊录之法，但考生与考官之间仍然可以通过实现的约定，达到舞弊的目的；虽然有锁院之法，但对于考生与考官在被任命前的约定，也是毫力的；虽然有严格的搜检之法，但每次考试之后，考场内总是“蝇纸满庭”，防不胜防。

--张利：《宋代科举考试防弊措施》

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资源5：宋代不仅永远结来士族地主垄断科举的局面，就是官宦子弟也很少能在科场上保持其优势。考《宋史》本传及明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载，北宋仁宗一朝的十三榜进士第一人，就有12人出身于平民之家。又南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登科录》所载曾祖、祖、父三代仕履都完整的570名进士中，若依其出身统计，三代皆不仕者达307人，占总数的53.9%，父亲一代有官者（包括宗室）129人，只占总数的22.6%，应当指出，即使在这129人中，绝大部分亦是选人和小使臣一类的初品官，其中从九品的迪功郎和承信郎又占了半数以上。这些人若要想依仗手中的权势让子弟登第，显然比较困难。事实表明，宋代科举的大门已经面向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敞开，出身高低已不再成为录取与否的依据。

--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

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资源6：偏见比无知离更远。就对科举的认识而言，这句话很有道理。没有接受过片面宣传灌输的人，如过去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对科举的认识可能还更接近于科举制的。由于考状元、考秀才的传统戏剧和故事，对科举形成了朴素的认识。“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知道贫苦的读书人可以刻苦攻读参加考试而改变命运，知道靠自己的才学考秀才考状元是很好的事。而经历过以往中学教科书《范进中举》《孔乙己》的宣传灌输，科举给人们留下的多是坏印象。然而，文学作品不等同于历史事实，“范进”“孔乙己”等虚构文学人物的可笑，不应掩盖苏东坡、林则徐等真实进士群体的可敬。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我觉得有责任还原历史，应当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

为科举制平反，需要在一定形式复活历史、再现历史，回到历史情景中去。在交通不便的古时候，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或者为出人头地光耀门楣，许多人寒窗苦读十年，不畏旅途的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到京城赶考。没有

坚强的毅力和恒心能做得到这一点吗？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许多出身穷苦的文化精英，正是通过科举，实现了社会流动，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没有科举考试的平等竞争，他们能有机会走出乡村到京城去竞争，能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或高层去施展才华么？科举是连接统治者与平民阶层的纽带，朝廷用科举来选拔满足统治需要的，而士人则通过科举来获得成为的机会，或实现理想抱负或获取政治经济的利益。

--刘海峰：《科举停废110年祭》

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资源7：我认为，可以将科举人物定性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精英群体之一。其理由，一是因为科举时试录取率很低，清代许多省的乡试录取率只有1%~3%，中举及第之后立即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二是因为无论是从政治事功、文学创作方面，还是从教育事业、文化繁荣等方面来看，进士等科举人物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自然属于传统社会的精英人物。而且，这些科举精英中的许多人，还是起自垄亩，从草根阶层跻身主流社会的，这主要归因于科举具有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确实使一部分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不论从历史沿革还是在具体实施的结果上，都充分体现出“至公”的理念，其影响不仅在科举文化所辐射的范畴之内，而且还在更为广泛的古代和现代社会领域。确实，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公平始终是科举变革的“关键词”。“科举的公平理念与措施不仅在历史上具有先进性与现代性，在当今社会仍具有普适性，有些做法的公平程度至今未被超越，有相当丰厚的历史遗产值得今天的高考所继承。”

--刘海峰：《科举停废110年祭》

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资源8：鲁迅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给许多人造成了深刻的印象。不了解考试运作实际的人很容易接受这一说法。……八股文是汉字考试文体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具有牢笼英才驱策志士、规范竟争引导备考、严定程式防止作弊、客观衡文快速评卷、训练思维测验智力、训练写作锻字炼句等功用。明清两代八股文命题和作文从明白正大走向险僻偏难体现了命题作文的内在演变趋势，为了避免重复命题，八股文从“纯正典雅”“清真雅正”日渐滑向奇僻诡怪，以至后来截搭题的大量出现，都是为了防止被考生猜题押中而采用的应对措施。在

竞争激烈的选拔性考试中，为了保持区分度和难度，考官往往不按常规命题以扩大命题的范围，考生则迎合新内容和题型想出新对策，于是便会出现水涨船高、层层加码的试题趋难现象。越来越多的考生不断应试揣摩，将八股文逼到作文的死胡同中去，使八股文从一种很巧妙的考试文体变成一种僵化的文字枷锁。

--刘海峰：《为科举正名》

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资源9：科举是笔试，无论考什么内容，都不是考察实践能力。特别是八股文，是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与现实毫不相关，因此给人们留下了科举考试完全脱离实际的印象。其实，脱离实际的只是八股文，并不是整个科举考试脱离实际，即使是明清时期，策问从来都有与社会实际密切相关的内容。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不管哪个朝代，策问与对策都是重要的考试题型。特别是时务策，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内容。例如，道光十九年（1839年）刊刻的《时策精拟》所录时务策题为：“钦察臣工、名臣言行、票行淮盐、缉私祛弊、训练营伍、弥盗安良、江南水利、漕艘利弊、仓储源流、字典考辨、茶法榷取、洋钱交易”等，都是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内容。而道光二十年“恩科桂月”（1840年9月）刊刻的《新策琼林》，所录的时务策题则为：“七省海郡、江浙源流、外洋备考、舟师御敌、团练乡勇、火功制度、海道罗针、平海综要”，反映了鸦片战争爆发后，当时国家面临海战、海防方面的重要问题和急需了解的知识。到科举制废止前夕，在1902-1904年的乡会试中，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都是关于当时内政外交的重要问题，许多策问更是直接以西学为内容。

--刘海峰：《为科举正名》

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资源10：首先，让我们看看，为什么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对科举制如此依恋、难以割舍，造成了如余秋雨所说的“伺机心理”“骑墙态势”和“矫情倾向”呢？是的，余秋雨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机会”实际上就是制度预先规定的社会成员获得社会资源的权利或游戏规则。在中国皇权的农耕传统社会中，经济结构是单一的，生产能力是很低的，政治权力是的、一元的，这就决定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规则也是单一的、专断的，民众无任何选择权，只能完全被动地听命于皇权的掌控，实际上是听命于皇

帝一人的智愚敏钝或喜怒哀乐的摆布。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专断性显示了权力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绝对优势，由此只能形成一套游戏规则--权力角逐规则，人们只有一个评价标准--官位高低的评价标准，个人只有一条人生之路--“学而优则仕”，所以人们纷纷进入仕途，当官掌权，拼命捞取社会资源，操控他人命运。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制度均造成官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原因。在一切社会资源掌控在政治权力之下的制度下，在整个社会只有一个评价标准、一条人生出路的情况下，科举取士的技术性制度怎么可能不变形呢？被这一制度操控的人面对“铁打的现实、流水的人生”怎么可能从容大度、以平常心对待科举功名呢？伺机心理也好，骑墙态势也罢，矫情倾向也罢，都是这一制度规则下人们的理性选择和情绪宣泄。如果读书人的人生价值有多种选择，如果社会不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配置社会资源，就不会有范进、孔乙己这样的腐儒；如果人们有多种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就不会在科举功名这一棵树上吊死。规避“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这种常识性的知识是人人都知道的，问题是有没有提供给人们可以选择规避或不规避这样的制度环境。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恰恰没有任何自主性的、可选择性的制度供给，所以，中国人只好“愚蠢”地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政治制度决定了技术制度，整个制度环境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至于科举考试作弊，科场黑暗，都是性一元政治制度使然，是人们在一元化政治制度框架下的实现自己欲望的必然行为。让技术性制度承受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功能，这个期望太高，太不合理。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承受着它自身难以承受的重负，它必然被压扁、变形。

--韩月香：《技术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关联—中国科举制的衰亡

与中国政治制度关系分析》， 载《当代社科视野》，2010年第2期

资源11：科举制废除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即乡村中士与绅的疏离，“乡绅”的来源逐渐改变，不再主要由读书人组成，特别是下层乡绅中读书人的比例明显下降，乡绅与书本“知识”的疏离可能意味着道义约束日减，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容易出现所谓“土豪劣绅”。结果是“劣绅”及其伴随的“土豪”“土棍”“地棍”“土劣”等用语日渐普及，从一“”的帝王统治变为“千万无赖之尤”的混治，恐怕是导致后来所谓“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

其实，废科举不过是20世纪一系列“斯文扫地”活动的开端。当乡村社会的斯文扫地渐成定式之时，各类新型的乡绅也会成长起来，其中固然包括使乡村“黑暗”的劣绅，也会产生出一些不代表“斯文”但行使着传统乡绅之基本正面功能的人，例如“修桥补路”一类社区事务的组织（通常也包括民间信仰方面的组织）。随着“乡绅”的来源逐渐改变，基层的“士治”可能变为新型的“绅治”。在整个世纪的系列斯文扫地活动之后，乡村既遭受了疏离于“知识”的痛苦，也会开始真正尝试一种无士的自治生活。

--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资源12：清代科举考试虽因内容与形式僵化遭人诟病，其取士实为选官入住的预备，所重在于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培育道德文章的通人，以便亲民教化，并且驾驭深谙办事门道的师爷胥吏等项人员，既非直接造就会做事的能员干吏，也不能涵盖一般教养之道。用西方近代功能、科层组织以及国民专门教育的标准衡量，当然百无一是。至于形式，对于统治者而言，将科举视为“抢才大典”，未必仅仅侧重士子个人的才干与文采，抑或检验其学习的程度，更主要的是引导社会风气与趋向，使天下士子风从响应，遵循纲常伦理、修齐治平的大道。这与学堂考试旨在检验个人学习的效果大不相同。问题在于，纳科举于学堂后，学部虽竭力调整取向，可是抡才与培才并途，仍不免本末倒置，使考试成为学习的指向。而合并科举与学堂的流弊，虽一再批判学而优则仕的取向，读书做官始终是后科举时代教育的一大症结。时至今日，科举余毒之类的谴责，恐怕已很难取信于人，这不免让人怀疑当年主张废科举的种种义正词严是否真的理所当然。用中外不同的标准来观察评判彼此固有文化价值的误导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桑兵：《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载《学术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