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资源与新世纪“底层文学”研究

金容兰

摘要：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在文学的形式上随着历史的嬗变也发生着一些变化。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思潮在

内容思想上延续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关注精神。本文主要针对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资源两者的相关内容进行详细分析探究，以加深对“底层文学”研究的程度。

关键词：中国文学资源新世纪底层文学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21.092

1引言

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的文化也愈来愈受到其它国家的青睐，这也给我国在文学方面的研究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底层文学”在新的世纪作为一种思潮影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这一方面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愈来愈多，对于“底层文学”的来源脉络以及发展有必要对其进行清楚的梳理，在我国的文化语境当中底层在自身的资源表述上都一直很缺乏，在五四文学诞生之后才有了底层写作，对于底层的关注也就成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所延续的和有着现代品格性质的主题。2“底层文学”的概念辨析及发展背景

20世纪中国文学在将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是一个在价值体系上比较庞杂并且价值多元的景观，最开始在20世纪的初期阶段就已经展开了，五四新文学诞生之后“底层意识”才开始自觉地出现了，这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一个鲜明的文学表达的主题，不论是五四文学还是左翼文学都在主题上向着“底层意识”靠拢，在其后的制度变革之下在文学表现上出现了向着政治指向的批判意识，由此在“极左”思想以及权力的双重影响之下关于底层的相关问题也随着历史的尘烟被遮蔽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对于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介入已经是愈来愈显得薄弱起来，而新世纪的不断转型发展在“人民”的内心却出现了脱离感以及底层感，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底层”这一概念在当下已经成为了现实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病灶”，这也是在新的时代“底层文学”生成的一个社会语境。如果是从文学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关于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思潮在二零零四得到了展现，它是文学的社会现代性以及文学现代性所组合产生的产物，“底层文学”发展于我国的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它在现实性的表述上是站在了底层的位置进行阐述的，关于“底层文学”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至今还存在着，这是比较令人忧虑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在二零零八年以后我国对于“底层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就呈现出了递减的趋势，在书写以及研究空间方面的后续力量不是很足，这主要是在当下“底层文学”的思想资源已经是比较的匮乏，尤其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资源上比较有益的思想资源，在当下的思想资源的发觉上还没有达到一个高度。

“底层文学”主要是以底层作为描写对象的文学形式，与之相对的文学有主旋律文学和纯文学以及通俗文学，纯文学所表现的是上层精英方面的文学；主旋律文学所表现的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学；通俗文学所呈现的是一种市场文学；那么底层文学就是代表着底层的利益表现底层的思想的文学。底层文学在与其它文学形式相对比是属于弱势，但是它所表现的底层不等同于弱势

群体，相反来说，社会的发展还要依靠着“底层”。3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意义体现

在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当中对于“底层文学”在学术界有着诸多的不同论断，但是从另外的角度可以看出这一文学思潮的价值已经得到了愈来愈多的认识，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几个年头里的发展中“底层文学”的兴起让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纯文学”统一局面得到了打破，文学上的可能性醒目的让人们看到了，上个世纪的“纯文学”在二十多年的流行逐渐困顿时“底层文学”的兴起透露出了文学发展的光辉，对其意义以及作用上的解读人们也有着不同的意见。对于新世纪文学中“底层文学”的意义有着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是新世纪文学内容探索中的“先锋”并对于我国的现实状况以及在思想文化上的一些变化有着重要的体现；其次是新世纪“底层文化”继承了五四文学的精神，它是一种新的文化并在现实的正视以及改变的方向上有着坚定的追求；最后新世纪“底层文化”在引导人们对于社会的价值观的认识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有着推动社会变革这一可能性。还有人认为在其书写以及叙事上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期的个人化书写反思上所具有的实在意义，尤其是在以往的个人化书写以及叙事方面已经转向了社会化的方向；还有的认为它对于当下的文坛所面临的困境有着警醒创新的意义。新世纪“底层文学”思潮的兴起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在当代的文学方向上很明显有着导向的作用，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后期商业化以及娱乐化的泛滥发展致使了审美上的空虚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涌入导致了一些学者和作家在价值观上出现了偏差，这些现象都让思想较为敏感的作家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并深入的探究，并把形式试验转向了现实的社会生活，在艺术的描绘上得到了空间发挥，它正是代表着我国的文学精神以及社会的良心。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资源与新世纪“底层文学”的际遇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着危机以及焦虑的时期，而新世纪“底层文学”所展现出来的新特质要和20世纪中国文学资源相互间的对比才能够得以显现，在文学史的资源研究过程中关键是要对两种资源的异同作出准确的辨析，如果是削足适履的比附则不会有好的效果，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资源和新世纪“底层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只有把这种新的思潮放在整个的文学史的发展中进行研究才能够突出新思潮的新质，放在文学史的发展中去进行研究就会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新思潮，这样更能够客观把握它和文学史上的一些发展关系。在如今的文学发展中“底层文学”的写作体现着现代性的特质，它体现出了我国的社会中的一些矛盾现象以及文化的争论，与此同时在对“底层”进行关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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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斜阳》中的女性形象看无赖派的反俗精神

苏伊娜

摘要：《斜阳》的故事是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中上演，主要是说离婚的和子在伊豆山中的别墅与母亲同住，战争结束后，弟弟直治

复原归来，他的生活放荡不羁，又爱上一位画家的妻子。直治厌恶没落贵族的生活却又无法摆脱，精神极度的空虚，因而在留下遗书后自杀。姐姐与已婚的小说家上原相恋而怀有身孕，当母亲亡故、弟弟自杀时，上原却离开了她。于是她在觉悟后决定自己生下孩子，并认识到这是自己的道德革命：“我们不管到何时何地都要与古老的八股道德观抗战，准备像太阳般的活下去。”

关键词：反俗精神没落贵族抗争命运命运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21.093

无赖派大多是虚无主义者，具有所谓强烈的反俗精神，认为唯有先鞭挞自己的罪恶和自私，甚至毁灭自己，才能改变社会的罪恶和自私；通过自我毁灭，自我否定，才能做到对现有社会、现有道德的叛逆。无赖派的作品迎合了混乱中的战后社会和一部分人的心理，因而流行于世。无赖派的寿命不长，主要活跃于1964年至1950年间。但它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构成了鲜明的形象，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太宰治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无赖派作家，也是成就最高的无赖派作家。他那独特的“自我毁灭”式文学，在日本文坛上被称作是“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反映了日本现代社会中人们的颓废和厌世情绪。直至今天，“太宰文学”在日本仍深受欢迎，甚至受到了国际文坛的注目。

《斜阳》是日本无赖派作家太宰治的战后代表作。发表于1947年3月，作者自称它是“一部日本的樱桃园，一部没落阶级的悲剧。”

“《斜阳》以贵族家庭为中心，形象地刻画了几个典型的‘无赖派’”。无赖派一词，是战后不久由太宰治最先提出的。他在1946年致作家井伏鳟二的书简中写道，“因为我是无赖派，所以我要反抗战后的风气”。同年5月他在《东西》杂志上著文《回答的回答》再次强调：“我是自由人，我是无赖派。我要反抗束缚。我要嘲笑挂着一副得势面孔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对无赖的理解不能单从字面上简单地去理解。太宰治所说的无赖有两层意思。正如《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对无赖做的解释一样：“‘无赖’除了一般意义上无赖、无用、无奈的释义之外，还有更深邃的延伸，含有反叛的意味”。

《斜阳》中太宰治以他自己特有的经历和敏锐细腻的感受塑造了母亲、和子这两个颇具日本特色的妇女形象。以母亲之死来表现贵族主义的终结，以和子的所谓“道德革命”预示新时代即将开始。对于女性的描写可以说是太宰治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通过对母亲和和子两位女性形象的描写，对他们身上的反俗的东西，即与俗世的一般观念、伦理、道德相违背或不相容的东西进行了论述。不仅仅是反抗旧道德的和子有反俗精神，反俗精神是贯穿于《斜阳》整部作品的基调。1母亲

关于母亲这一形象，是太宰治在日本战败以及战败以后对没有任何改变的日本社会现实感到绝望和对老家日渐衰败感伤的基础上，把自己对没落的共感与契诃夫的《樱桃园》相结合，并在自己的情人太田静子的日记的基础上诞生的。

一方面，母亲是没落贵族的代表。鸟居邦郎曾说过母亲是“全面体现没落的挽歌”的人物。另一方面，从其本身的特点来看，不难发现其形象除了没落这一要素之外还可以读到太宰治反叛战后新型取巧文化人的反俗的影子，所以母亲也是精神贵族的代表，在她身上找不到世俗的虚伪、伪善、装腔作势，她仅仅是一

个生活在自己的本真世界里的纯粹的人。

2和子

1945年，日本战败，列岛一派衰败景色，政治、经济、社会等一切秩序陷入混乱，形形色色的政治、社会思潮泛滥，人们在丧失原有的价值观念下而感到困惑、不安和绝望。

面对如此混乱不堪的社会状况，昔日的贵族小姐该怎么办？是像弟弟那样痛苦地自杀？还是像母亲那样默默地等死？

“人为恋爱与革命而生”，这是主人公和子的观点。和子是《斜阳》中的革命者，她和旧贵族式的母亲不同。母亲在作品中是位高雅、纯美的贵妇人，在母亲身上体现的是太宰治对女性最高的理想。但这个人物同时又是必须毁灭的。“像母亲那样能够与世无争，美丽地结束自己一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是不存在的，死去的人才是美的”。3结语

以斜阳为代表，太宰治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他之所以钟情于女性，缘于幼小时的经历。太宰治虽然出生在贵族地主家庭，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但由于父亲工作繁忙，母亲体弱多病，他是在叔母和保姆阿竹的爱护下长大的。他生活在孤独寂寞的世界里，渴望着一种热烈的爱而又没有得到，使他感到有一种被世界抛弃了的悲哀。大家族生活的单调呆板、冷漠孤独，缺失父母关爱，使他感情变得脆弱不堪，动辄受伤，他对人和世界怀有深深的不安和恐惧。这段童年的不幸对太宰治形成敏感细密的情感有很大的影响，也使他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善于描述人世不幸的体验。与家庭的疏离使他很难与外界实现真正的沟通，他不得不沉溺于家庭内部女性柔弱的感性世界里。加之自小弱不禁风的病体使他不可能自立于外部男性原理支配的世界里。这也是太宰治认为“人间恐怖”的根源所在。因此，太宰治一直生活在对于女性、母爱的饥渴之中。成年后的太宰治不断地在女人的身上寻找慰藉。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与情死相关的自杀就有三次。女人成为太宰治作品中重要的主题。在“母亲”和“和子”这两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对母亲的依恋和对日本现代女性的欣赏。暗示着作者对当时整个日本社会状况的担忧、失望以及对新黎明的渴望。

参考文献：

[1]野原一夫.回想太宰治[M].新潮社,1980.

[2]刘研,裴丹莹.外国文学史话(东方近现代卷)[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3]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4]张嘉林译.斜阳[M].上海译林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苏伊娜，大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大庆16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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