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唐宋鱼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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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politeness;socialreality;academicresearch;philosophizing浅论唐宋鱼袋制度王雪莉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我国古代官僚体制等级森严,品秩荣辱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俸禄、官品上,而且还在各个方面得以强化、

彰显,官员章服即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唐宋时期的章服,除服色、腰带外,最重要的等级标志就是鱼袋。

鱼袋之制始于唐,盛于中唐至宋,宋以后渐衰。“鱼袋”之名起自唐代,五品以上官员用以盛放随身鱼符。鱼符并非唐人创造,早在隋代就有木鱼符。《隋书》卷二《髙祖本纪下》载开皇九年(589)闰四月丁丑:“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而唐有鱼袋之名和唐初普遍改符契为鱼符有关。唐鱼符有三种:一为铜鱼符;二为随身鱼符;另外还有交鱼符、巡鱼符、开门鱼、闭门鱼等。鱼袋中盛放的即为随身鱼符。

唐高宗初始定随身鱼符并鱼袋之制,主要为这些高级官员应征召出入宫门时验明身份所用,以“防诈伪”,因此具有实用功能。起初,随身鱼符只有五品以上京官才佩,武则天时外郡都督刺史也赐随身鱼。此后,鱼袋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唐会要》卷三一《鱼袋》条记:“神龙元年(705)九月十七日敕嗣王、郡王有阶卑者,许佩金鱼袋。”自此鱼袋之制延及诸王,但到了玄宗时又有了变化,《唐会要》卷三一《鱼袋》条引苏氏记:“开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书令张嘉贞奏曰:‘致仕官及内外官以上检校、试、判及内供奉官见占阙者听准正员例,许终身佩鱼。’”这样,鱼袋的使用范围被明显扩大了,其象征化的特点也随之加强。

宋太祖时并无佩鱼制度,赐鱼袋事最早见于宋太宗初年。《宋史》卷一四九《舆服志五》载:“(太宗雍　元年南郊后)大赦,内出鱼袋以赐近臣,自是内外升朝文武皆佩鱼。凡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廷赐紫,则给金涂银者;赐绯亦有特给者。京朝官、幕职州县官赐绯紫者亦佩,亲王、武官、内职将校皆不带。”同卷载熙宁(1075)八年,神宗命工匠琢玉带赐岐、嘉二王,并赐以玉鱼,鱼袋制度延及亲王。同卷还记载了借服佩鱼制度。尚书兵部侍郎王诏政和元年(1111)奏:“今监司、守、倅等并许借服色而不许佩鱼,即是有服而无章,殆与吏无别,乞今后应借绯紫臣僚并许随服色佩鱼,仍各许入衔,候回日依旧服色。”上许之。

综上所述,自唐以来作为官员服章之一的鱼袋,本为盛放随身鱼符的袋子,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至宋时,鱼袋较唐不仅形制不同,作用亦异。但唐宋鱼袋制度演变过程中呈现了共同的规律性,即使用范围日益扩大,如由品官延及皇子郡王;由京官扩至外官;由“身没、去任、致仕即去”,到佩带终身;由近臣高官渐及位卑者,并进入对致仕官员的优抚政策。至此,鱼袋由有实际使用功能的物品变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物,并因此得到极度尊崇,遍布朝堂,最后也由于赐发过滥,终被弃于章服荣宠的制度之外。

综观中国古代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演化过程,皇权与官僚集团始终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在两者的不断磨合中,控制机制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中。对于官员来说,最好的恩赐便是加官晋爵,但毕竟官职有限,为此皇帝不得不启用各种刺激手段以示恩宠,加强对官员的控制。官僚体制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行政机构的不断膨胀,而行政效率却呈下降趋势。当某种介质被成功地赋予荣宠意义后,也就成了官僚孜孜以求的对象,于是,在施恩于上、恩请于下的较量中,恩宠手段施用范围扩大也就呈现必然之势。而当这种形式的介质不足以显示皇恩浩荡,刺激功效减弱时,就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新的手段所替代。本文讨论的鱼袋问题便是明证。在它的施用范围不断扩大情况下,原本作为服章的激励功能不断弱化,出现了“宠章尤滥,当时不以服章为贵”的现象,最终退出章服制度的范畴,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