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的责任

从《大公报》、王韬和梁启超的办报思想看媒体的责任与素质

编辑1111 郭结雯 201112121109

摘要：早期《大公报》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铸就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营报业的辉煌，

开辟了我国新闻界对自由探索的道路。梁启超、王韬是近代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积极办报，他们的办报思想影响了很多人。登载确凿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用舆论的力量指道社会的黑暗纠正时代的错误，这是王韬、梁启超等文人办报的传统，也是《大公报》的传统，更是新闻媒体的责任。

关键词：《大公报》 梁启超 王韬 办报思想 媒体责任 从《大公报》的办报思想看媒体的“大公”

《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和“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它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创刊至今已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在1949年以前，它是一份具有相当影响力且受人尊敬的报纸。

《大公报》以主张“敢言”，这种舆论态度是建立在新闻自由主义编辑理的基础上的。《大公报》对时政批评与事实判断，大抵上坚守不抹杀、不歪曲、不捏造、不偏袒、不感情用事的立场。

新记公司时期的《大公报》主张“四不主义”，即“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不党”是中国自由主义报业所标榜的最重要信条，对其真义，张季鸾做如下解释：“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所谓“不卖”是指“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所谓“不私”，是指“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之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是指不“随声附和”、不“评诋激烈，眛于事实”。[1]可以简单理解为：媒体独立于任何党派与利益团体；媒体代表的是大多数普通公众的利益，是社会公器，为人民说话；媒体的新闻报道必须客观中立，少发表意见，多报道事实；媒体言论的唯一禁限是法律，除此之外不受任何制约。这“四不主义”使得《大公报》成为一份自由主义报纸。

凡是有影响力的媒体，都有着自己的风骨，有对底线的坚守。媒体的责任是要报道和追寻社会真相，报道准确的事实。而今天的很多报刊都是站在党或者是政府一方的，就像现在的《大公报》明显支持中国共产党，因此被认为是有官方背景，由于该报拥有支持中国共产

党的悠久历史背景，在报道国际及两岸事务时，往往站在中共立场，政治色彩浓厚，这也导致了它在香港的公信力中一直落后。媒体应该是“忘我”的，“无私”的。

从王韬的办报思想看媒体的责任

王韬办报思想的第一个主旨是：通外情，广见闻；下情上闻，仁意下达。他认为报纸能使上下情通,下情达于君上,君惠得以下逮；建议译外报并办西文报纸,使内之情通于外,外情达于内。他还主张慎选“通材”作报纸主笔,能为百姓得论；持论要公平,居心纯正,不得挟私攻订。王韬对民间新闻赋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言论。这类言大至水灾、火灾、饥荒，小之赌博、偷盗、行乞，只要是当时社会生活中较为突出的问题，王韬都能做出反应，并成为《循环日报》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

第二个主旨是：启民智，辅教化。媒介有开启民智，辅助教化的作用。媒体应该报道事实，报道尽可能做到全面，开启民众的智慧，让他们知道更多的事实。

第三个主旨是：立言求变。王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多，但内心深处崇尚的仍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境界，而“立言”就是王韬认为的国人办报的目的之所在。他在《循环日报》明确宣布要借“日报立言”，也就是说，借报刊这个舆论阵地来宣传变法自强主张。[2]他代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发言,畅谈洋务,反映民情,抨击时政,举其利弊。同时，王韬又是最早在国内提出言论自由要求的报人。

从梁启超的办报思想看媒体的责任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最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报人。他主编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十余种报刊,，并发表了大量文章，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在新闻界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 明确提出:“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 一曰, 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 二曰, 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3]政府有很大的权力，如果没有监督，政府官员难免会滥用职权或者是无所作为，因此监督是必须的，媒体作为代表公民发言的监督最为有效。现在越来越多的事件都是媒体曝光以后才得以解决的。例如很多的官员贪污的案件，湖北学生自备桌椅上课的事情等等。媒体监督越是深入，舆论传播速度越快，范围越广，影响越大，社会的呼声越强烈，某些公职人员就越害怕。媒体的监督，迫使政府或者是相关的机构不得不面对问题。作为大众传播媒工具的媒体，担负着舆论监督的重大任务。实践也证明，公共服务与管理，需要媒体的监督与支持，有舆论监督与没有舆论监督效果大不相同，媒体监督作用不容忽视。

梁启超提出“去塞求通”的办报主张，概括出报纸是国家耳目喉舌之用的新闻观点。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写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4]强调报纸在封建君王的统治下消除上下内外之隔。报纸是民众的喉舌，代表民众提出建议和要求。梁启超所说的 “耳目喉舌”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耳目喉舌”有所不同：一是打探传递消息的“耳目”功能，二是反映一定立场和作为特定的代言人的“喉舌”功能。

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归纳出“五本”、“八德”思想。“五本”，指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八德”指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5]针对新闻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如道德品格、知识水平和业务技能等方面提出了明确、全面的要求。这套比较完整的新闻职业观，对我们当今的新闻工作者加强自身素质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也昭示了当今媒体人的责任。

媒体的作用不可小觑媒体人的社会责任不能放弃也不可推卸。向受众提供真实有益丰富的信息是媒体的责任，媒体人就是应当自觉地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抑恶扬善传正声。

参考文献:

[1] 《大公报》编辑理念与“文人论证” [2] 《循环日报》及王韬报刊思想评析 [3]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

[4] 梁启超的舆论监督观及其对当代媒体的启示 [5]梁启超的“五本”“八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