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周礼》的主要内容

1.国学经典《周礼》的主要内容

　　《周礼》是⼀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活的所有⽅⾯。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典，也有如⽤⿍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尤其宝贵。

　　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宰》谓之“六典”：“⼀⽈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万民。”《天官·⼩宰》谓之“六

属”：“⼀⽈天官，其属六⼗，掌邦治”；“⼆⽈地官，其属六⼗，掌邦教”；“三⽈春官，其属六⼗，掌邦礼”；“四⽈夏官，其属六⼗，掌邦政”；“五⽈秋官，其属六⼗，掌邦刑”；“六⽈冬官，其属六⼗，掌邦事”。其分⼯⼤致为：　　1.天官冢宰，⼤宰及以下共有63种职官，负责宫廷事务；　　2.地官司徒，⼤司徒及以下共78种职官，负责民政事务；　　3.春官宗伯，⼤宗伯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宗族事务；　　4.夏官司马，⼤司马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军事事务；　　5.秋官司寇，⼤司寇及以下共66种职官，负责刑罚事务；　　6.冬官百⼯，涉及制作⽅⾯共30种职官，负责营造事务。

　　伪《古⽂尚书·周官》有类似说法：“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慝，刑暴 乱；司空掌邦⼟，居四民，时地利。”但这种说法可能更晚出，是对传 世《周礼》的抄袭、概括⽽已。

　　《周礼》之所以由《周官》⽽更名为“周礼”，意味着在汉儒看来，社会的所有⼀切制度规范，可概名之“礼”。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话语中，“礼”乃所有⼀切制度规范的概称。汉语之“礼”，尽管最早、最狭义的⽤法指“事神致福”的祭祀礼仪（《说⽂解字》），但其最⼴义的⽤法则是指的所有⼀切制度规范。所以，贾公彦谈到为什么主礼的春官之职不能说“礼百官”、⽽应说“统百官”时，解释说：“礼，所以统叙万事，故云‘统百官’也。”（《天官·⼤宰》）所谓“统叙万事”，意味着“礼”乃统摄着所有⼀切制度规范。

　　《周礼》的制度规范并⾮以往社会的实际制度，⽽是⼀种指向未来的理想设计。如果《周礼》确实是战国时期的产物，那么，它的创作正好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必定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趋向，因此，其制度设计的⽬标应该并不是指向转型之前的社会时代，⽽是指向转型之后的社会时代。为此，有必要简要谈谈中国社会历史及学术的分期问题。中国社会历史及其学术可以分为三个时代，其间有两个转型时期，⼤致情况如下表：

　　表中的时代称谓“王权”“皇权”“民权”乃标⽰国家主权⾏使者的变动：王或天⼦→皇帝→公民。主权⾏使者的历史变动是由于⽣活⽅式、社会主体的变动：宗族→家族→市民。家族社会虽然仍讲宗法，但其宗法已不具有宗法社会“家—国—天下”同构的地位，这是本质区别。这在经济上表现为最重要的⽣产资料的所有者的变动：王⼟公有制→地主私有制→资本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基本政治制度及其主体的变动：王领导下的⾎缘贵族集体统治→皇帝的专 制→公民的民主政治。

　　就其时代背景⽽论，《周礼》应该属于“⼦学”范畴（儒家当时属于百家之⼀，故《汉书·艺⽂志·诸⼦略》也包括儒家）；其制度设计之指向，乃是社会转型的趋向。唯其如此，《周礼》的实际影响是在后来的皇权时代。例如，从隋代开始实⾏的“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仿照《周礼》“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定名为吏、户、礼、兵、刑、⼯，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直沿⽤⾄清。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明集礼》等，也都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成。所以说《周礼》并不是王权时代的经典，⽽是皇权时代的经典。今天⾯临的⼀个任务是：如何使《周礼》进⽽转化为民权时代的⼀部经典。2.《周礼》精神

　　制度规范正当性的根据，是仁爱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博爱精神。

　　儒家“仁爱”观念包括两个不可或缺的⽅⾯：差等之爱；⼀体之仁。只谈差等之爱，最终会逻辑地导向杨朱的“唯我”，即不再是儒家；只谈⼀体之仁，最终会逻辑地导向墨翟的“兼爱”，也不再是儒家。儒家的“仁爱”观念，既承认“爱有差等”的⽣活实情，⼜通过“推扩”的功夫，超越这种差等之爱，⾛向“⼀视同仁”。所谓“推扩”，就是推⼰及⼈、推⼈及物，例如：“⼰欲⽴⽽⽴⼈，⼰欲达⽽达⼈”（《雍也》）；“⽼吾⽼以及⼈之⽼，幼吾幼以及⼈之幼”（《梁惠王上》）；乃⾄“亲亲⽽仁民，仁民⽽爱物”（《尽⼼上》）。这也就是所谓“博爱”，即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原道》）。此乃制度规范之正当性的根据所在。

　　从差等之爱⽅⾯看，兄弟情谊只是儒家倡导的“五伦”情感之⼀⽽已，既不能设想对⽗母的爱等同于对兄弟的爱，也不能设想对禽兽的爱等同于对兄弟的爱；从⼀体之仁⽅⾯看，儒家的博爱不是⼀种空洞的⼝号，⽽是具有充实内容的实质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既承认差等之爱的⽣活实情，⼜强调超越了这种差等之爱的⼀视同仁。　　《周礼》的制度设计，体现着儒家的博爱精神。如：

　　保息制度：“以保息六养万民：⼀⽈慈幼，⼆⽈养⽼，三⽈振穷，四⽈恤贫，五⽈宽疾，六⽈安富。”（《地官·⼤司徒》）郑注：“保息，谓安之使蕃息也。”3.《周礼》价值影响

　　《周礼》⼀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概括为六典、⼋法、⼋则、⼋柄、⼋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 法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提升后世的⾏政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政治制度⽅⾯，从隋朝开始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直沿⽤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成。　　⽂化思想

　　从后世影响上来看，西周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的礼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正统统治思想的核⼼。当然在其后的时代，礼的适⽤范围和功能发⽣移转，从西周之时主要作为政治权⼒分配功能的原则，到汉代以后转变为社会⽣活层⾯秩序塑造和维持的机制，但礼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长长和男⼥有别，并未发⽣改变，反⽽得到巩固和强化。同时，西周意识形态奠定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　　城市建设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曾经有很多的⼤都城在城市布局上都体现了《周礼》的礼制思想，“左祖右社、⾯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

　　中国封建社会盛期，有典范代表的都城——隋唐长安城，整个城市的布局严整、统⼀，充分体现出周代王城的布局特点。　　明清北京城，在格局上恢复了传统的宗法礼制思想，使皇城在都城的中⼼。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坛、⽉坛、先农坛等，形成今⽇的布局。

　　朝鲜的汉城，同样有⾯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4.《周礼》内涵

　　西周形成，并经过后世诸⼦百家解释的礼乐⽂化有两层含义：⼀为礼化，⼆为乐化。　　所谓“礼化”，就是⼈的外在⾏为规范的建⽴；所谓“乐化”，就是⼈的内在精神秩序的培育。

　　儒家经典《礼记·乐记》《礼论·乐论》以及司马迁的《礼书·乐书》都有记载：“礼有三本：天地者，⽣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恶⽣？⽆先祖，恶出？⽆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安⼈。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乐者，⾳之所由⽣也，其本在⼈⼼之感于物也”；“凡⾳者，⽣于⼈⼼者也；乐者，通伦 理者也。是故知声⽽不知⾳者，禽兽是也，知⾳⽽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审⾳以知乐，审乐以知政，⽽治道备矣”。

　　“礼化”的作⽤在于区别次序，“乐化”的作⽤在于协调上下。因此，秩序与和谐是礼乐⽂化的主旨。礼乐⽂化经典对“礼化”和“乐化”的不同特性与功能多有论述，如：“乐由中出，礼⾃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外作，故⽂。⼤乐必易，⼤礼必简。乐⾄则⽆怨，礼⾄则不争”；再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情矣”。⼜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与天地同和，⼤礼与天地同节”；“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还如：“礼节民⼼，乐和民声，政以⾏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义⽴，则贵贱等矣；乐⽂同，则上下和矣”。

　　“礼化”和“乐化”是《易经》所揭⽰的万事万物所具有的“阴阳”⼆象特征在⼈⾝上的表现，其中“礼化”为阴，“乐化”为阳，“礼化”为实，“乐化”为虚，“礼化”的意义在于外在的社会秩序，“乐化”的意义在于内在的情感和谐；⼆者相辅相成，⼀体两⾯，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因此，“礼化”和“乐化”是⼈之所以为⼈的根本标志和本质特征，其中“乐化”这⼀特征的地位⼜⾼于“礼化”，所以，孔⼦认为，⼈成为⼈的过程是“兴于诗，⽴于礼，成于乐”。5.《周礼》成书年代

　　有关《周礼》⼀书发现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景⼗三王传》之《河间献王传》。

　　贾公彦《周礼正义序》载：“《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不传”；“既出于⼭岩屋壁，复⼊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孝成皇帝，达才通⼈刘向、⼦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篇，以《考⼯记》⾜之”。　　《周官》直到刘向、刘歆⽗⼦校理秘府⽂献才发现，并加以著录。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学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刘歆门⼈杜⼦春传授《周礼》之学，⼀时注家蜂起，郑⽞序云：“世祖以来，通⼈达⼠⼤中⼤夫郑少赣名兴，及⼦⼤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周礼注疏序》）到东汉末，经学⼤师郑⽞为之作注，《周礼》⼀跃⽽居“三礼”之⾸。

　　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年代，历代学者进⾏了长期的争论，如《四库提要》所说：“（《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古代名家⼤儒，近代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学者，都介⼊这场⼤讨论，⼤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　　⼀个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先秦⽂献都没有提到《周礼》⼀书。在先秦⽂献中，较为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的⽂献是《尚书》的《周官》篇和《荀⼦》的《王制》篇。⾃《周礼》被今⽂学派诬为伪造，曾⼀度致使治中国古史者视为禁区，莫敢援引其说，这实在是⼀⼤冤案。过⼤量⾦⽂材料的证明，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已愈益显现出来。《周礼》虽⾮西周的作品，更⾮周公所作，但其中确实保存有⼤量西周史料。

　　但《四库提要》对此种种⽭盾的解释是：“夫《周礼》作于周初，⽽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改易之⼈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者渐多，其书遂废。”并引张载《横渠语录》：“《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者。”直⾄晚清孙诒让著《周礼正义》，仍然坚持《周礼》乃是周公所作：“粤昔周公，缵⽂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代之典，炳然⼤备。”（《周礼正义序》）但这个结论遭到近代以来众多学⼈的质疑。其实，孙诒让《序》⾃⼰也说：“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其弊”，“⾮徒周⼀代之典也”，“是岂皆周公所肊定⽽⼿刱之哉！”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乃⾄于汉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