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属高校为例
陶元磊;李强
【摘 要】利用2006-2012年中国6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面板数据,在考虑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差异的情况下,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对高校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之间会因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区间效应,表现为投入强度较低时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投入强度中等和较高时两者显著正相关.最后从整体与个体、纵向与横向、监管与激励3个关系层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期刊名称】《技术经济》 【年(卷),期】2016(035)002 【总页数】7页(P42-48)
【关键词】科研经费;投入强度;配置结构;科研绩效;门槛面板模型 【作 者】陶元磊;李强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221116;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安徽淮北,235000;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644
目前中国高校科研拨款属于政府部门分散主导下的竞争性科研经费投入模式。一方面，目前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财政投入主要集中于国计民生，对高校的财政拨款主要用于保教学和保运转，对科研的经常性财政拨款较少，只是通过竞争性经费来体现对部分高校的科研倾向，而这种配置模式可能会拉大强势高校与弱势高校之间的科研差距；另一方面，虽然财政拨款一直是高校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但是近年来政府投入的研发费并未向高校倾斜，大部分经费被分配给中国科学院等政府科研机构[1]。以2013年为例，高校R&D投入为856.7亿元，仅占全国科技总投入的7.2%①数据来源于“201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加上各高校每年的科研经费投入在规模、结构和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2]，以致部分基础较弱的高校获得的经费支持更加不足[3]。为了弥补科研经费不足，高校积极拓展筹资渠道，逐渐形成由以财政投入为代表的科研经费拨款和以社会资金为代表的科研事业收入两部分构成的科研经费配置结构。其中，科研经费拨款是高校从有关主管部门取得的科学研究经费，即纵向科研经费；科研事业收入是高校通过开展科研及其辅助活动而取得的收入，包括通过承接科技项目、开展科研协作、转化科技成果、提供科技咨询而取得的收入和其他科研收入，即横向科研经费②根据《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教[2012]488号)对科研经费的定义，经整理而成。。现阶段，既然短期内在宏观政策层面上无法大幅增加对高校的科研经费拨款，那么若要提高科研绩效，就需要在微观层面上建立财政投入与社会资金搭配机制，引导高校优化科研经费配置结构，激活高校的创新潜力[3]。综上，研究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高校的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也由来自政府的拨款和来自社会的私人部门投入两部分组成。Muscio、Quaglione和Vallanti探讨了两者间的关系，证明了政府对高校的科研经费拨款能够补偿高校科研经费的不足，且对加强高校与企业间联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重要作用[4]。可见，合理配置科研经费能够提高科研绩效，科
研经费配置与科研绩效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5]。但是，两者之间却并不是稳定的线性关系。Bloch和Sørensen通过研究科研经费中政府拨款规模的作用发现，随着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的增大，科研经费配置结构可能对科研绩效产生消极影响[6]。但该结论来自于有限的经验证据，并没有得到系统实证分析的支持。目前鲜有国内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主流观点仍然是增加财政投入是提高经费配置结构效率的唯一途径[7]。但是，已有研究表明，政府科技投入强度与高校科研产出的关系是非线性的[8-9]，加之科研经费投入是政府科技投入体制和机制改革的重点[10]，那么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与高校科研绩效之间也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这意味着科研经费配置结构在不同的投入强度区间内对科研绩效可能产生不同影响。鉴于此，本文通过引入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研究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的关系，探讨在中国高校整体科研经费投入逐年提高的背景下是否存在科研经费配置结构对科研绩效的负面影响，若存在则临界值是多少、不同投入强度区间内两者间的关系如何、对政策制定有何影响。
本文以2006—2012年教育部直属高校为样本。为避免模型设定偏误以及结论具有局限性，本文根据Hansen提出的门槛面板模型[11-12]对样本数据进行自动识别，进而确定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的门槛值，在此基础上探讨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之间的区间效应。
目前科研绩效指标的定义和选择并没有统一标准。在纯粹的科研绩效研究中，一般情况下，有学者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建立科研绩效指标并对其进行评价[13-14]，有学者采用层次分析法评估科研绩效[15]。而围绕科研绩效展开的拓展研究中，对科研绩效指标的选择较为灵活：有学者利用其他学者建立的指标体系计算得到科研绩效值[16]；有学者则直接采用专业机构提供的权威科研绩效指标[17]。为满足本研究的实际需要，笔者参照贾明春和张鲜华[17]的做法，采用《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中“科学研究”一级指标的得分作为科研绩效值。该指标基本涵盖了高校科研
活动的全部范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且该指标在2006—2012年基本没有进行过实质性修订，其内容和权重保持了基本的一贯性，因此采用该指标描述高校的科研绩效具有可行性。吴杨、何光荣和何晋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增长率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并不大[18]。这表明，虽然科研经费投入在增加，但是其边际效用并非持续提高。本文以教育部直属高校为样本，用折线图(见图1)和散点图(见图2)分别描述高校从不同渠道获得的科研经费的变化趋势以及科研经费投入与科研绩效的分布关系。由图1可知，科研经费拨款增长速度高于科研事业收入增长速度，且科研经费拨款占比越来越大。由图2可知：科研经费投入(取对数)与科研绩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由拟合曲线可知两者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即当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小时，尽管科研经费拨款占比在提高，但是科研绩效却在下降，而当科研经费投入强度超过某一临界点后，科研绩效与科研经费拨款占比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高校的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与科研绩效的关系不是严格的线性关系，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与科研绩效之间存在多重门槛效应(H1)。
由图2可知，科研经费在某个低投入区间内并不能带来科研绩效的提升。这与现有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在当前投入水平下高校科研绩效整体水平偏低[17]。由于这种低效率不仅源于高校主体内部的硬件和软件配置，而且同与科研行为有关的其他主体(如政府、社会和企业等)有关[7，19]，因此，在整体投入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科研绩效低主要是因为各利益主体的经费配置结构不合理。首先，当前科研经费财政拨款体制存在诸多弊端、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政出多门造成资源配置重复浪费、保障性经费配置仍显不足、基础性科研经费配置比例偏低、个体经费配置相对集中等[20]。其次，政府投入比例过低导致高校科研人员纷纷通过社会渠道获取横向课题——这成为解决科研经费稳定支撑问题的次优选择，虽然有学者认为这类研发经费占比越高对高校科研和教学工作的负面影响越大[3]，但是横向
科研经费在优化科研经费配置效益方面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具体表现为：一是充分利用区域资源禀赋，在实现服务社会功能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经费边际效益，有利于建立区域与高校共生共荣的关系[21]；二是在使用上相对纵向科研经费更为灵活，对高校科研工作者具有较大吸引力；三是虽然横向课题的产出成果一般乏善可陈，但是获得者若想持续享受横向课题带来的好处，则仍必须要有具有说服力的科研成果，因此对研究者自身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科研事业收入作为科研经费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正面的激励作用却常被忽视。孙早和刘坤发现：财务性激励是改善高校科研产出效率的重要途径，高校教师收入相对较高的地区具有较高的科研产出效率[22]。当投入水平较低时，若仍奢求学术贡献而忽视对其财务动机的满足，则会扭曲科研经费的配置效率。因此，理想的配置结构应同时满足高校科研人员的学术和财务需求：科研经费不足的高校要重视横向课题经费对科研人员财务需求的激励作用，否则会影响高校的科研绩效；科研经费充裕的高校则应以满足学术需求为主，由于财政对科技领域进行投入的根本出发点是刺激学术不断创新，因此政府对高校科研的投入越多，则高校的科研绩效越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低的高校，科研经费拨款占比与科研绩效负相关；在科研经费投入强度高的高校，科研经费拨款占比与科研绩效正相关(H2)。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2006—2012年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编制的《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由于音乐、美术、戏剧和语言类高校的科研经费投入相对较少，因此从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剔除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此外，由于中国矿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分别有两个办学实体，因此
在研究时进行了数据合并。最后得到2006—2012年65所高校的455个样本。 3.2 模型设计
为了避免人为划分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区间带来的偏误，本文采用Hansen发展的门槛面板模型[11，23]，根据面板数据自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间，进而研究不同区间内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的关系。限于篇幅，在此仅介绍单一门槛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的设定，其中单一门槛模型还可扩展为更多的门槛模型。单一门槛模型的设定如下：
SPit=μi+θxit+β1SASitI(STFit≤γ)+ β2SASitI(STFit>γ)+εit。 双重门槛模型的设定如下：
SPit=μi+θxit+β1SASitI(STFit≤γ1)+ β2SASitI(γ1 式(1)和式(2)中：i表示高校；t表示年份；SP表示被解释变量“科研绩效”，如前文所述，本文选择《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中的“科学研究”指标作为科研绩效的替代变量；SAS表示解释变量“科研经费配置结构”，反映的是科研经费拨款与科研事业收入的配置关系，本文采用科研经费拨款与科研经费投入的比值表示，一来可反映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二来能体现财政对高校科研工作的支持程度；STF表示门槛变量，为高校的科研经费投入强度，鉴于各高校的科研经费存在很大差距，本文用均值来降低规模的影响。关于科研经费投入强度指标，选取标准并不统一。其中，张曾莲和毛建军用生均科研经费表示[2]，孙早和刘坤用高校教师人均科研经费表示[22]，本文采用后者，即用高校科研总投入除以高校专任教师人数衡量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在模型(1)中：γ为特定的门槛值；I(·)为指标函数，当括号内条件满足时取1，否则取0；β1和β2为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分别小于和大于门槛值时 科研经费配置结构对科研绩效影响的估计系数。模型(2)中：γ1和γ2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门槛值；β1、β2和β3分别表示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低、中、高3种情况下科研经费配置结构对科研绩效影响的估计系数；xit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拨款规模、科研硬件条件、科研信息条件和科研场所条件，分别用生均财政拨款、生均固定资产、生均图书和生均校舍面积表示；θ为相应的系数向量；μi反映高校的个体效应，代表高校的治理能力、高校的学术氛围、高校所在地的地域差异等不可观测因素；εit为随机干扰项。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为了确定模型的形式，首先需要确定门槛的数量。本文依次在存在一个门槛值、两个门槛值和三个门槛值的设定下对模型(1)及其扩展模型进行估计。为减小误差，本文采用“自抽样法”抽样1000次，最终得到F统计量和p值，如表2所示。 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结果都显著，但双重门槛的结果更为显著，相应的自抽样p值为0.000。因此，假设1通过检验，本文将基于双重门槛模型即模型(2)进行分析。两个门槛对应的估计值和95%的置信区间如表3所示。 通过绘制图3和图4所示的似然比函数图，可以清晰地理解门槛值的估计和置信区间的构造过程。门槛参数的估计值是指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ikelihood Ratio，LR)为0时γ的取值，在模型(2)中分别为7.603(如图3所示)和38.646(如图4所示)。根据这两个门槛值，可将高校按照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即低等强度 (STF≤7.603)、中等强度(7.603 分是不合理的。 利用模型(2)进行门槛效应面板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中的“双门槛模型”。从结果可以看出：当高校处于低等投入强度区间时，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而当高校处于中等和高等投入强度区间时，两者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即科研经费拨款与科研经费投入的比值每提高1%，处于低等投入强度区间的高校的科研绩效指标值只能提高0.003分，处于中等投入强度区间的高校的科研绩效指标值提高了0.14分，处于高等投入强度区间内的高校的科研绩效指标值提高了0.22分。整体而言，在考虑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的情况下，假设2的前半部分被拒绝、后半部分通过检验。控制变量的情况如下：财政拨款规模与科研绩效在5%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财政拨款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远大于对科研的投入力度，主要是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4%的红线压力是各主管部门的首要考虑，而对科技投入并没有强制性要求，因此财政拨款规模越大，保基本、偏教学的导向性越明显，科研绩效提升效果相对越小；生均固定资产、生均图书和生均校舍面积均与科研绩效在1%的水平下显著相关，表明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巩固了高校自身的硬件基础，而基础设施的完善已经成为高校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性保障。 上述“双门槛模型”中低等投入强度区间效应未通过检验，原因在于最初提出假设时并不知道门槛数量，只是根据图2主观判断存在高低分区。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无论是采用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的平均值(19.973)还是中位数(16.767)作为划分标准，两者都是较高的。这意味着，在科研经费拨款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科研事业收入会相对较高，即横向课题将占据科研人员更多的精力，由此对科研绩效的挤出效应也更加明显。但是，通过分析模型得到的低投入强度区间的上限仅为7.603万元。该数额对于理工科科研项目而言可能只是简单的咨询服务收入，无法产生较多的科研成果，对于社科类项目而言可能是一笔中等水平的经费，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各种科研绩效评价体系中的比重并不高，对科研绩效没有实质影响。为了 验证最初的假设是否成立，根据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中位数划分高低区间——将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低于16.767设定为低等投入强度，将大于或等于16.767设定为高等投入强度，然后针对这两种情况分别进行面板回归。回归前，首先进行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比随机效应更加稳健①限于篇幅，数据备索。，且固定效应可以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科研绩效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5中“低投入模型”和“高投入模型”两列。可以看出，低投入强度下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在10%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高等投入强度下两者在5%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这与门槛效应回归结论不一致，但与假设2描述的现象相同。可见，假设2的前半部分未通过门槛模型检验的重要原因是划分标准发生了变化。这也提醒我们基于中位数等简单标准划分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区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间接证明了Hansen门槛模型对数据进行内生性划分的优势。 为进一步分析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不考虑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的非线性特征，通过Hausman检验后确定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首先，直接探讨科研财政拨款投入强度与科研绩效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5中“固定效应模型1”一列。结果显示，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然后，在固定效应模型1的基础上， 加入科研经费投入强度指标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中“固定效应模型2”一列。结果显示，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与科研绩效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离开科研经费投入强度这一前提，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加入这一前提但不划分区间，两者之间同样不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这再次验证了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 综上，在考虑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的情况下，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区间效应，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基本得到验证。从回归结果可知：不考虑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的低投入模型、高投入模型及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完全不一致， 其中低、高投入模型中科研经费配置结构分别与科研绩效显著负相关和正相关，固定效应模型中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可见，采用门槛面板模型能够克服原有研究的局限性，得出显著的区间效应。 本文采用门槛面板模型对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以人均科研经费为基础的投入强度存在明显的双重门槛值，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存在3个不同的投入强度区间，因此不能根据中位数等主观判断标准对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区间进行简单划分。 第二，高校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区间效应，使得科研经费拨款表现出“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当科研经费投入强度较低时，科研经费拨款的配置比例与科研绩效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当人均科研经费投入不足时，整体科研经费拨款总额的增加并不能带来显著的科研绩效提升；当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为中等和高等时，科研经费拨款的配置比例与科研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高等投入强度区间的系数估计值远大于中等投入强度区间的系数估计值，说明增加科研经费拨款比重带来的科研绩效杠杆效用更加明显，财政拨款的引导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第三，随着科研经费拨款投入比重的增大，高校科研人员的财务动机逐渐减弱、学术动机逐渐加强，财政投入增加不仅仅满足了总量需求，更减小了横向科研经费对科研绩效的挤出效应，引导科研人员将更多精力投入于学术创新活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要加强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与科研绩效的关系应厘清3个关系，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中国整体科研经费投入水平在大幅提高，但是真正影响科研绩效的是落实到个人的科研经费收入和配置。一方面，中国整体财政投入水平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24]，短时间内很难达到既满足学术动机、又满足财务 动机的投入目标。这就需要主管部门或高校在科研经费投入方式选择上要有的放矢，尽量避免“撒胡椒面式”的投入方式，要让人均科研经费尽量超过低等投入强度的门槛值，否则不能实现科研绩效的显著变化。另一方面，经费充裕的个别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产出却随着科研经费的增加而下降[25]。这说明，超出实际科研能力的过高投入水平可能导致科研绩效下降，即对个体的支持要有上限控制，避免出现财政资金浪费。 第二，纵向课题与横向课题的关系。目前高校横向科研经费的主要作用是“满足爱好”和“薪酬补助”[26]，与科研目标已渐行渐远。对科研绩效产生挤出效应的根本原因不是横向科研经费多的规模，而是经费管理。虽然各高校都有针对横向科研经费的管理制度，但是整体而言对经费使用缺乏有效监管，导致科研人员很易从中获取私人利益，从而降低了经费效率，使得科学研究的学术性和应用性最终都无法得到充分实现。而纵向科研经费的监管比横向科研经费更加规范，科研人员的寻租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大部分申请纵向课题的科研人员是以学术创新为目标的。综上，应将横向科研经费管理纳入体制内统一管理，其经费使用可以相对灵活，但是必须有严格的预算控制和管理，逐渐抵消其对科研绩效的负面影响，形成两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 第三，监管与激励的关系。科研经费监管松懈会出现前文横向经费管理过程中的问题，鉴于高校教师的整体收入水平较低，科研经费可能成为个别人员不得已而为之的改善个人生活条件的来源，因此在现有环境下放松监管有一定风险。而监管收紧又会束缚科研人员开展研究工作、影响科研工作的效率。因此，高校管理部门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应考虑科研工作开展的实际需求，不能因为程序问题而打消科研人员的研究积极性，应实现对科研人员的正向激励效果。 【相关文献】 [1] 雷彦斌.中国科技院所的效率研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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