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的崛起

网络社会的崛起

[西]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王志弘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

然而，当前技术的特性，并不是以知识与信息为核心，而是如何将这些知识与信息应用在知识生产与信息处理及沟通的设施上，这是创新与创新的运用之间的一种累积性反馈回路。有个实例可以理清这个分析。近20年来，新的电信技术经历了3个不同阶段：工作自动化、使用上的实验，以及应用上的重新配置。在前两个阶段里，用罗森伯格(Rosenberg)的术语来说，技术性创新乃是通过在使用中学习而进展。而在第三个阶段，使用者则是通过操作来学习技术，最终重构了网络，找出新的应用方式。这个在引介新技术、使用新技术与发展新领域之间的反馈回路，在新的技术范式下变得更为快速了。如此一来，当使用者使用与再定义这种技术时，技术的扩散便无止境地扩充了技术的力量。新信息技术不仅是个单纯的应用工具，而是有待发展的过程，使用者与操作者变成同一群人。因此，使用者能够控制技术，就像在互联网上一样(见本章后文及第五章)。因而创造与操纵符号(社会的文化)的社会过程，和生产与分配财富及服务的能力(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之间，便有了紧密的联系。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人类的心智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不仅是生产体系中的决定性元素。

因此，电脑、通信系统、基因的解码与程式化，都可说是人类心智的扩大与延伸。我们思考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思考，都表现为财富、服务、物质与知识产出，不论是食物、居所、运输与通信系统、电脑、导弹、医疗、教育或是影像。心智与机器——包括脱氧核糖核酸(DNA)——之间的日益整合，消除了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所说的(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第四次断裂”(the fourth discontinuity)，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出生、生活、学习、工作、生产、消费、梦想、奋斗或是死亡的方式。当然，文化制度脉络与有意图的社会行动和新

技术体系之间会有决定性的互动，但这个体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可以将所有的输入转译成共同的信息体系，并且以更快速、有力、省钱且无所不在的检索和分配网络来处理这些信息。

和历史的前例相比，信息技术还有另外一种特性。莫基尔(Mokyr)已经指出，技术只发生在少数几个社会里，并且在相当有限的地理区域里扩散，相对于地球上其他地区来说，它通常是在相当孤立的空间与时间里发生。因此，虽然欧洲借用了一些中国的发现，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和日本却仅仅在相当薄弱的基础上采纳了欧洲技术，而且主要局限于军事上的应用。不同技术水平文明之间的接触，通常会摧毁发展程度较低的一方，或者破坏将知识应用于非军事用途技术的一方，例如美洲文明遭到西班牙征服者毁灭，有时候则是通过无意间造成的生物战而毁灭对方。工业确实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从起源的西欧扩展到世界几乎每个角落。但是，它的扩展相当具有选择性，和当前技术扩散的

标准相比较，脚步也慢了许多。即使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使用多数劳动力的部门，以及半数以上的国民生产份额，都没有受到新工业技术的影响。此外，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新工业技术在全球的足迹常常以殖民支配的形式出现，例如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依赖英国与美国商业和工业的拉丁美洲；被柏林条约分割的非洲；或在西方船坚炮利威胁下打开外贸市场的日本与中国。相对来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到20年的时间里，新信息技术则以闪电般的速度席卷全球，展现了这场技术的特性：以信息技术所产生的技术立即运用在技术本身的发展上，通过信息技术连接整个世界。当然，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区段和相当部分的人群被这个新技术体系脱落(swtched off)：这正是本书的中心论题之一。再者，技术扩散的速度也具有选择性，同时是社会层面与功能层面的选择。不同人群、国家与地区接触到技术力量的不同时间，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来源。这些断了线的地区(switch—off areas)在文化与空间上都是断裂的(disontinuous)：这种地方位于非洲的破落城镇，或是中国及印度贫困的农村，但也包括美国内地城市，或法国的“城

郊”(banlieues)。然而，在21世纪曙光初现之际，新信息体系已将全球的支配性机能、不同的社会群体与领域连接起来，而这个体系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成型。（36—37）

传奇人物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是位摇滚歌手，还是自由派的电子边疆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共同创办人、网络预言家，以及人道主义斗士，他真诚希望“我们目前正在创造一个空间，让全球民众可以有一种‘新的’沟通关系：我希望能够与试图和我沟通的心灵完全互动”。威廉·米歇尔(William Mitchell)采取比较具有学术味的方式，很有说服力地主张新的社会交往形式，以及新的都市生活形式会与我们的新技术环境相适应，从而出现于在线上。谢里·特可尔(Sherry Turkle)有关互联网使用者(其实是“多人城楼”[Multi Users Dungeons]，即“泥巴”[MUDs]团体的成员)的研究是最初采取精神分析方法的研究之一，她指出使用者确实会在线上扮演角色与建构身份。但是这确实会创造出社群感，即使是稍纵即逝，而且很可能给需要沟通和自我表现的人带来安慰。然而，她的结论是“真实的观念会反击。在屏幕上过着另一种生活的人，还是会受到他们实质自我的欲望、痛苦和必死命运的。虚拟社群提供了戏剧性的新脉络，让人可以在互联网的年代里思索人类认同。

另一方面，像马克·斯卢卡(Mark Slouka)这样的社会批评家，则严厉指控电脑带来了社会关系的非人性化，因为线上的人生似乎是逃离现实生活的捷径。在法国，广受尊祟的社会学家多米尼克·沃尔顿(Dominique Wolton)则呼吁知识分子抵抗互联网所体现的支配性技术官僚意识形态。再者，严谨的学术研究似乎指出在某些状况下，互联网的使用者加剧了孤独、疏离感，甚至是沮丧的感觉。在一项广为宣扬的研究里，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研究群考察了互联网对于社会联系与心灵福祉的社会和心理冲击，测量使用者第一年至第二年(1995一1996年)在线上期间的行为和态度。在这组样本里，较常使用互联网者与家庭成员的参与式沟通下降，社交圈缩小，而沮丧和孤独则有所增加。

为了弄清楚这些有所出人而令人迷惑的记载，互联网社会学最杰

出的经验研究者巴里·威尔曼(BarryWellman)和他的同事在1996一1999年的一系列论文里，根据相当广泛的资料来源分析了有关互联网上虚拟社群之出现的主要发现。威尔曼的主要论点在于提醒我们，“虚拟社群”不见得一定会和“实质社群”相对立，

两者乃是社群的不同形式，具有特殊的法则和动态，和其他形式的社群互动。此外，社会评论家暗中指涉的经常是某种田园牧歌式的社群观念，也就是某种边界严密、在空间层面界定的支持与归属之文化，但实际上却不存在于乡村社会之中，而且在先进的工业国度里无疑已经消失无踪。（442—443）

文化由沟通过程所组成。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多年前告诉我们的，一切沟通形式都奠基于符号的生产和消费。因此，在“现实”与象征再现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生存在象征环境之中，并通过象征环境来行动。所以，目前以一切沟通模式(从印刷到、多媒体)之电子整合为核心的新沟通系统，其历史特殊性并非是诱发出虚拟实境(virtualreality)，反而是建构了“真实虚拟”(realvirtudity)。我借助字典来解释这个词，根据字典的解释，“virtu小严格而论或就名义上而言虽然不是，但实际上是”，“real：确实存在”。如此说来，一如我们的经验，现实(reality)总是虚拟的，因为现实总是通过象征而被感知的，而这些象征以其逃离严格语意定义的某种意义而架构了实践。正是因为一切语言都有这种暖昧的编码，并开启多样诠释的能力，方使得文化表现不同于形式一逻辑一数学的推理。正是由于我们论述的多重语意(polisonic)特性，人类心灵信息的复杂甚至矛盾特征方得以彰显。信息意义的文化变异如此广袤，让我们能够以多重的向度彼此互动，有些向度非常明显，有些则隐晦不清。因此，当电子媒介的批评者声称新的象征环境并未再现“现实”时，他们暗中指涉了一种从来就不存在的，“未经编码”之真实经验的荒谬原始观念。一切现实都通过象征来沟通，对人类而言，不论媒介如何，在从事互动沟通时，一切象征对照于其派定的语意意义，多多少少都有所偏移。就此而论，一切现实在感知上都是虚拟的。

那么，相对于早期的历史经验，产生真实虚拟的沟通系统是什么?在这个系统里，现实本身(亦即人们的物质与象征存在)完全陷入且浸淫于虚拟意象的情境之中，那是个“假装”(nmkebelieve)的世界，在其中表象不仅出现于屏幕中以便沟通经验，表象本身便成为经验。所有种类的信息全都包藏于媒介之中，因为媒介变得十分全面、多样、富于延展性，使得媒介在同一个多媒体文本里吸纳了所有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验，就好像位于波杰斯(Jorge Luis Borges)称为“Aleph”的宇宙之中的独特一点上。（462—463）

空间的社会理论与流动空间的理论

空间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既然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种结构性的转化，那么，认定有新的空间形式与过程正在浮现，应该是个合理的假设。这里所提出来的分析，目的是要辨认这种形式与过程背后的新逻辑。

这不是件简单的工作，因为过于轻易地承认社会与空间之间具有意义的关系，反而会遮掩了这种关系里根本的复杂性。这是因为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 且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换言之，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空间就是社会。空间的形式与过程是由整体社会结构的动态所塑造，这其中包括了依据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享有其利益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冲突的价值与策略所导致的矛盾趋势。再者，通过作用于承继自先前社会一空间结构的营造环境，社会过程也影响了空间。事实上，空间是结晶化的时间(crystallized time)。为了以尽可能简单的

方式来分析这种复杂性，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什么是空间?在物理学里，空间无法脱离物质的动态而予以界定。在社会理论里，空间不能不参照社会实践而加以定义。这个理论化领域是我的旧行当，我依然用下面的假设来处理这个议题：‘‘空间是一个物质产物，相关于其他物质产物——包括人类——而牵涉于‘历史地’决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而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在一段类似且较为清晰的陈述里，大卫·哈维在他的近作《后现代性状况》里写道：“从唯物论的角度，我们可以主张时间与

空间的客观概念必然通过物质实践与过程而创造出来，而这些实践与过程再生产了社会生活……我的研究的一项基本原理是，时间与空间不能脱离社会行动来理解。”因此，在一般层次上，我们必须从社会实践的观点来界定空间是什么。于是，我们必须说明社会实践的历史特殊性，例如新空间形式与过程之浮现与巩固背后的信息社会的特殊性。

依据社会理论的观点，空间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space is the material support of time-sharing social practices)。我要立刻附加指出，任何物质支持都有其象征意义。所谓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我指的是空间把在同一时间里并存的实践聚拢起来。正是这种同时性的物质接合(articulation)，使得空间相对于社会有其意义。传统上，这个观念被类同于邻近(contiguity)。然而，将同时并存之实践的物质支持这个基本概念和邻近观念区分开来非常重要，这才能够解释不依靠物理上邻近的那种同时性之物质支持也有其存在的可能，而这正是信息社会的支配性活动的情形。

我在前面的章节里曾经提到，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社会里的支配性过程的物质支持应该是支撑这种流动，并且使这些流动在同时性的时间中接合，在物质上成为可能的各种要素的整体。流动空间乃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所谓的流动，我指的是在社会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结构中，社会行动者所占有的物理上分离的位置之间那些有所企图的、重复的、可程式化的交换与互动序列。支配性的社会实践是那些嵌入支配性社会结构里的实践。所谓的支配性结构，我指的是那些其内部逻辑在塑造广大社会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意识上扮演了策略性角色的组织与制度安排。

流动空间概念的抽象化，如果具体说明其内容则比较容易理解。流动的空间作为信息社会中支配性过程与功能之支持的物质形式，可以用至少3个层次的物质支持的结合来加以描述(而非定义)，这3个层次共同构成了流动空间。第一个层次，流动空间的第一个物质支持，

其实是由电子交换的回路所构成(以微电子为基础的设计、电子通信、电脑处理、广播系统，以及高速运输[也是奠基于信息技术])，它们共同形成了我们认为是信息社会之策略性关键过程的物质基础。这确实是同时并存之实践的物质支持。因此，这是一种空间形式，就好像它可以是商业社会或工业社会之组织里的“城市”或“区域”一样。当今支配性功能的空间接合的确发生在由信息技术设施所导致的互动网络里。在这种网络里，没有任何地方是自在自存的，因为位置是由网络中的流动交换界定的。因此，通信网络是基本的空间样貌：地方并未消失，但是地方的逻辑与意义己被吸纳进网络。建构网络的技术性基础设施界定了新空间，就如同在工业经济里铁路界定了“经济区域”和“国内市场”，或是在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商业起源里市民(citizenry)

有特定边界的、机构及制度性的统治(及其技术先进的)界定了“城市”一样。这种技术性的基础设施本身，是我们的世界里由权力决定其构造与内容的流动网络之表现。

流动空间的第二个层次，由其节点(node)与核心（hub)所构成。流动空间并非没有地方，虽然其结构性逻辑确实没有地方。流动空间奠基于电子网络，但这个网络连接了特定的地方，后者具有完整界定的社会、文化、实质环境与功能特性。有些地方是交换者、通信中心，扮演了协调的角色，使整合进入网络的一切元素顺利地互动。其他地方则是网络的节点，亦即具有策略性重要功能的区位，围绕着网络中的一项关键功能建立起一系列以地域性(locality)为基础的活动和组织。节点的区位将地域性与整个网络连接起来。节点和核心都根据它们在网络中的相对重要性而形成有层级的组织。但是，这种层级会随着通过网络来处理的活动之演变而有所改变。事实上，在某些状况里，有些地方会被隔断网络，而这种隔断导致了急速的衰落以及经济、社会与实质环境方面的衰颓。节点的特性随着既定的网络所执行的功能类型而定。

举一些网络及其相应节点的例子会有助于了解这个概念；作为流动空间的代表，最简单的网络类型乃是由全球经济的决策功能所构成

的网络，尤其是那些金融系统的网络。这里指涉了本章关于全球化城市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地方的分析。“全球化城市”作为信息化的全球经济之生产基地的分析，说明了这种全球化城市在我们社会里的重要角色，以及地域社会和经济依赖坐落于全球化城市里的指导性功能的情况。但是，在主要的全球化城市之外，其他的、全国的以及区域的经济体也有它们的节点，以便连接上全球网络。每个这种节点都需要适当的技术性基础设施、提供支持性服务的辅助性公司系统、专门化的劳动市场，以及专业劳动力所需服务的系统。

如前所述，对顶端的管理功能和金融市场而言真实不虚的现象，也可以适用于高科技制造业(生产高科技的产业与利用高科技的产业都适用，这些都是先进的制造业)。高科技制造业的空间分工之特性转而成为创新氛围、有技术的制造基地、装配线，以及市场导向工厂的全球联系，加以沿着生产线在不同区位的不同操作间有；系列的公司内部连接；而另一系列的公司间连接则是在坐落于特殊基地的类似生产功能之间，这些特殊基地则成为生产复合体。指导性的节点、生产基地以及通信中心都沿着网络来界定，并且通过通信技术和可程式化的、以微电子为基础的弹性整合制造之共同逻辑来接合。

每个网络所满足的功能界定了成为网络里优越节点的地方的特性。在某些情况里，最不可能的地方变成了中心节点，由于历史的特殊性，最后导致以某个特殊地域性为中心构成特定的网络。例如，明尼苏达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或是巴黎郊区的维勒瑞夫(VilleJuif)，乍看之下似乎不会成为先进医疗与卫生研究的世界网络里彼此有紧密互动的中心节点。但是马耀诊所(MayoClinic)之所以位于罗彻斯特，与法国主要的癌症治疗中心之一位于维勒瑞夫，两个例子都是由于偶然的历史原因，从而围绕着这两个奇特的地域性接合而形成了知识生产与先进医疗的复合体。一旦建立，它们便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医生和患者：它们成为世界医疗网络里的节点。

每个网络根据每个基地的功能与层级，以及网络中所处理的产品或服务的特性而界定了这些基地。据此，我们社会中最强大的网络之一，品的生产与分配(包括洗钱的部门)建构了一种特殊的地理形

势，重新界定了连接在网络中的社会、区域与城市的意义、结构和文化。因此，在古柯硷的生产与贸易中，波利

维亚的恰帕雷(Chapare)或班尼高地(A1toBeni)，或秘鲁的华兰加高地(AltoHuallanga)的古柯硷生产基地，连接了哥伦比亚的提炼与管理中心，直到1995年为止，都依赖麦德林(Medellin)集团或卡利(Cali)集团的总部，而这些总部本身连接上诸如迈阿密、巴拿马、开曼群岛(Cayman lslands)与卢森堡等金融中心以及运输中心，诸如墨西哥塔马利帕斯(Tamatllipas)或蒂华纳(Tijuana)的毒品交通网络，最后连接上美国与西欧主要都会区的大型分销点。这些地域性没有一个能够独存于网络之中。麦德林和卡利集团以及它们的美国与意大利亲密盟友，如果没有波利维亚或秘鲁生产的原料，没有瑞士和德’国实验室提供的化学物质(前驱[precursors])，没有自由银行天堂的半合法金融网络，以及迈阿密、洛杉矾、纽约、阿姆斯特丹或拉科鲁纳(La Coruna)起始的分销网络，那么在它们遭到压制而解体之前早就得退出这一行了。

因此，虽然关于全球化城市的分析针对流动空间坐落于节点与核心中而以地方为基础的导向，提供了最直接的描述，这种逻辑却绝对不局限于资本流动。我们社会中的主要支配性过程都接合在网络里，这些网络连接了不同的地方，并且在生产财富、处理信息以及制造权力的层级里，分配每个地方特定角色与权力，而这最终决定了每个地域的命运。

流动空间的第三个重要层次，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而非阶级)的空间组织。他们操纵了使这些空间得以接合的指导性功能。流动空间的理论潜藏的起始假设是，社会乃是围绕着每个社会结构所特有的支配性利益而不均衡地组织起来的。流动空间不是我们社会中惟一的空间逻辑。然而，流动空间依然是支配性的空间逻辑，因为它是我们社会里支配性的利益一功能的空间逻辑。但是，这种支配不是纯粹结构性的，它由社会行动者所发动、构想、决定与执行。因此，占有我们社会领导位置的技术官僚一金融一管理精英，就他们的利益与实践之物质一空间的支持而论，也会有特殊的空间要求。信息精英的空间展现构成了另一个流动空间的基本向度。这种空间展现是什么呢?

我们社会里的基本支配形式奠基于支配精英的组织能力，而这伴随了精英解除其他群体之组织的能力；这些其他群体在社会中虽然构成数量上的多数，但在满足支配利益的框架里，其利益仅部分地(如果有的话)呈现出来。精英之间的接合与大众之间的区隔化和解体，似乎是我们社会中社会支配的孪生机制。空间在这种机制里扮演了基本的角色。简言之，精英是寰宇主义的(cosmopolitan)，而人民是地域性的(local)。权力与财富的空间投射到全世界，民众的生活和经验则根植于地方，根植于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之中。因此，社会组织越是奠基于非历史性的流动而超越任何特定地方的逻辑，那么全球权力的逻辑就越能够脱离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地域一国家社会的社会一政治控制。

另一方面，如果精英要保持他们的社会凝聚，发展一组他们可以相互理解并且支配他人的规则与文化符码以建立区分其文化一政治社群“内”与“外”的边界，那么，精英本身就不希望，也不能变成流动。一个社会的制度越民主，精英就越需要和群众有清楚的区别，避免政治代表性过度贯穿了策略性决策的内部世界。然而，我的分析和怀特·米尔斯(Wright Mills)之“权力精英”不必然存在的假设不同。相反，真正的社会支配源自下列事实：即文化符码已嵌入社会结构里的方式，使得持有这些符码便形同开启了通往权力结构的道路，而无需精英共谋阻拦通往其网络的大道。

这种支配逻辑的空间展现在流动空间里采取了两种主要形式。一方面，精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构成了象征隔绝的社区，躲藏在地产价格的物质障碍之

后。他们将社区界定为有空间界限的、人际网络的次文化。我提出一个假设，认为这种流动空间是由个人微观网络所组成，将他们的利益投射在流动空间之全球互动的功能性网络里。在金融网络里，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主要的策略性决策是在会员制餐厅里的商业午宴上决定的，或是像美好的旧时光一样，在乡村小屋度周末打高尔夫球时决定。但是这些决定还是要在电子通信联通的电脑上以立即的决策过程执行，而这些电脑可以作出它们自己的决策，以便对市场趋势作出反应。因此，流动空间的节点包括了居住与休闲导向的空间，配合

了总部与其辅助设施的区位，倾向于在谨慎隔离的空间里聚集支配性的功能，而且便于接近艺术、文化和娱乐的都会复合体。隔离的情形包括了位居不同地方的区位，以及某些只开放给精英的空间之安全控制。从权力的顶峰与其文化中心起始，组织了一系列的象征性社会一空间层级，而在一个层级性隔离的转移过程里，低层的管理者可以构成次级的空间社区，也将他们与社会其他人隔绝开来，以便模仿权力的象征并且挪用这些象征，而这一切共同造成了社会一空间的片断化。在极限处，当社会紧张加剧而城市衰败之际，精英便躲在“有警卫的社区”内避难，这是90年代晚期遍及全球的现象，从南加州到开罗，以及从圣保罗到波哥大都见得到。

信息化社会里精英之文化独特性的第二个主要趋势，是企图营造一种生活方式与空间形式的设计，以便统合全世界精英的象征环境，超越每个地域的历史特殊性。因此，沿着流动空间的连接线横跨全世界而建构起一个(相对)隔绝的空间：从房间设计到毛巾的颜色，全世界国际旅馆的装饰都很类似，以便创造一种内部世界的熟悉感，让人容易抽身离开周边的世界；机场贵宾室的设计要与流动空间中高速公路上的社会保持距离；动态、个人、即时的使用电子通信网络，让旅客永远不会迷失；一个安排旅行、秘书服务的系统，还有互相作东款待，通过在所有国家里崇拜相同的仪式维持一个企业精英的紧密圈子。再者，信息精英之间日趋均质化的生活方式超越了一切社会的文化边界：经常使用温泉健身设施(即使是旅行时也使用)和慢跑；烤鲑鱼和蔬菜沙拉的强迫节食餐，而乌龙面和生鱼片则提供了日本式的功能性对等物；采用“苍白的小羚羊”的墙壁颜色，以便创造内部空间的温暖舒适的气氛；无所不在的膝上型电脑以及互联网连线；正式服装和运动体闲服的结合；单一性别的装扮风格等等。这一切都是一种国际文化的象征，而其认同并未连接于任何特定社会，而是与横跨全球光谱的信息经济里中高管理阶层的成员资格有关。（504—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