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茅庐

苏轼这辈子，实际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叫什么呀，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点长。大理评事是个什么官，就是负责审理案件的京官。这个官不是苏轼实际担任的官职，这是个虚衔，挂名的，表面身份的，他实际的官职是签书凤翔府判官。凤翔府，就是现在陕西省的凤翔市，他这个官的意思就是协助凤翔府的知府，也就是凤翔市的处理公务，大体相当于凤翔市主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主任这个职务不是随随便便给的，那得有相当的资历才能担任，苏轼能够在20多岁的时候，第一次走入仕途就得到这个官职，原因大家都知道，因为他的礼部考试和制科考试成绩太优秀了所以当这个官。是啊，成绩优异给了个重要的官职，接下来就看你在做了。 苏轼是打定主义决定打响人生的这第三炮，也得来个一举成功。可这个时候有一件事让他吃不下饭，怎么回事，他跟他这个顶头上司不对付，关系处理得很紧张，他的顶头上司是谁？凤翔府的知府，凤翔市的陈公弼。你想苏轼是干什么的，他是主任，他天天都跟着打交道，跟他的关系处不好那不是添堵吗？陈公弼是个什么人，又黑又瘦的小老头，面若冰霜，不苟言笑，铁面无私，那些王公大人见了他都顺着墙边走，年轻人看见他就害怕，苏轼是什么性格，性格本来就很开朗，豪放、外向，想到什么我就说出来，可是这个陈公弼才不管你是什么第一名第二名，你到了我这凤翔府你就好好地做你的主任科员，做你的科长，别一天到晚在我这跟前摆你这点小小的资格。老陈一上来就给这小苏几个下马威，第一，苏轼当年考制科的时候他有个名头，我们知道你考这个制科的时候它分了很多种的科目类型，他这个类型叫什么呢，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是说他这文章写的好，品格很端正，能言极谏意思是说他善于写策论文章，敢于向皇帝提意见，这就是个科目名字。有的同时很尊重苏轼，就尊称他为苏贤良，这没什么啊，一见面，苏贤良好。让老陈听见了，老陈说，你多大个人你就贤良开了，我这还没弄上一陈贤良你就苏贤良了，把称他苏贤良那位拖出去，拿板子打屁股。那你想苏轼这脸上真是挂不住，挺尴尬的；第二，北宋它有一个规定，每年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叫做中元节，官府按照惯例、副、其他的一些，到了这一天大家来一个聚餐会，谈谈体会，谈谈感想，放松一下。前面不是刚把那位拖出去打了板子了吗，苏轼心里就不高兴，赌气，我不去。你不来是不是，不来好啊，不来交钱，我罚你的款，按规定你不来我就可以罚你的款罚了苏轼整整八斤铜。大家听了很奇怪，怎么罚铜啊，北宋的时候，一千文铜钱合五斤，八斤铜，算盘一打，一千六百文铜钱。这钱其实也不多，但是让人弄得又没面子，还没怎么工作呢就被罚款了；第三，苏轼是因为什么出的名，写文章，可他的这个工作老要写一些公文，这公文苏轼也很擅长写，可是有一样，他每次把这个公文写上去交给陈的时候，这位陈拿着这个公文，上面改一下，底下改一下，左边改一下，右边改一下，总得改你个七八不离，然后才定稿。这苏轼就觉得纳了闷，我的文章皇上都说好，当今文坛大腕欧阳修都说好，你个五品的知府，又不是什么大文人，在我的文章上改来改去，这不是倚老卖老吗，心里头很不痛快。 此时此刻的苏轼只有二十多岁，年轻气盛，由于才华出众，科场成名，就连仁宗皇帝都对他倍加赏识，这更加使得苏轼对前程充满了自信，可是初涉官场苏轼偏偏遇上了陈公弼这样严厉的上司，陈大人的百般挑剔让他难以忍受，那么，面对苛刻严厉的上司，他是逆来顺受还是针锋相对？ 你想苏轼这个人是爱憎分明全都在脸上写着呢，找个机会把这个干瘦老头报复一下以泄我心中之气。机会来了，陈公弼虽然对下属非常的严厉，可他也懂得一张一驰的道理，有一次，他就在官府的后花园修了一座亭台，亭台修起来挺漂亮，平时同事们没事，喝点酒啊，品品茶啊，彼此交流交流工作经验啊，这不挺好吗。台子盖好以后起了个名叫凌虚台。苏贤良不是会写文章吗，您给咱写篇作文吧，就写一篇《凌虚台记》，把这个凌虚台怎么盖起来的，有什么功能，将要发挥什么作用，表现咱们官府里头团结奋进的精神状态写出来。让我写凌虚台记啊，好，没问题，我肯定写，你看我怎么写。他这个凌虚台记怎么写的，给大家翻译一段大家听一下，他说，这个万事万物，包括人生，都是变化无常的。你听他这个开头，说凌虚台建造的地方当年可是一片废墟啊，反过来说，这个凌虚台将来总有一天也会变成一片废墟，你看看凌虚台周围，历朝历代的宫殿的遗址哪一个不比凌虚台大一百倍大一千倍呢，现在不都是残垣断壁吗？苏轼说建筑尚且如此何况人世的变化呢？现在有些人仗着自己有权有势自鸣得意，殊不知，这样的想法是很错误的，我要告诉你，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句号，写完了。他当然不可能直接跟他的顶头上司叫板，但是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一看这篇文章就知道，这是小苏压抑了很长时间的怒气通过这篇文章，像一支小小的讽刺的箭射向了老陈，这个老陈看到这篇文章什么反应，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平时不苟言笑的老陈，看到了这篇文章，笑了，他说，哎，苏轼这个人啊，这个小伙子少年成名啊，出名很早啊，我平时对他要求严格不给他好脸色看，就是担心这样的年青人成长的太顺利了，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挫折，有曲折，长此以往下去，太过顺利，迟早有一天把握不住自己，会做出一些不合适的事情。我就是敲打敲打他，没想到这小家伙还挺在乎，对我挺有意见，瞧这小文章写的，还社会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陈公弼是个严厉的上司，但他的心胸非常的开阔，他告诉下级，这篇文章一个字都不要动，原模原样地刻在凌虚台旁边的石碑上，我就要让它流传下去，所以我们现在才有可能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多年以后，苏轼回忆起这段往事，非常地后悔，他为了表达对陈公弼的敬意专门为陈公弼写了一篇传记，在传记中他写到，想我年青的时候，在凤翔府做官，少不更事，经常跟我的上司陈大人发生冲突，有时候甚至怒形于色，脸上就不好看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后悔，苏轼这一辈子写了十篇传记，其中只有两篇涉及到他当代的人物，陈公弼就是一个，而且陈公弼的这篇传记在这十篇传记里边篇幅最长，记述得也最为详尽。

苏轼写《陈公弼传》的时候已经四十六岁了，历经波折的他自然也就理解了当年陈大人对自己的一番苦心，而写凌虚台记的时候苏轼只有二十八岁，他对世事对官场的认识应该是十分感性的。在凤翔工作了三年之后，三十岁的苏轼被调往朝廷任职，但意想不到的是他竟与当朝宰相王安石在政见上发生了冲突，苏轼身为一个年青的小，胆敢得罪当朝宰相，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初出茅庐的苏轼为什么非要与宰相针锋相对呢？

他在凤翔府做了三年的签判之后，任期就到了，被调回担任了一个官职，叫判官诰院。这是个什么官呢，就是负责给颁发他的任职凭证资质的这么一个机构，苏轼调回到做了那个官。这一年，宋神宗就正式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什么叫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具体负责主持改革变法的事宜。 王安石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可能大家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些背景并不一定了解，我很简略的谈谈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开国皇帝赵匡胤吸取了唐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集权，比如说他不重用军人，由他自己直接控制，他大批地重用文职。你重用文职你就得投入，提高工资待遇。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当时的北宋王朝财政负担之重，因为北宋，包括南宋，可能是中国封建历史上俸禄最高的王朝了，当时一个宰相一个月的俸禄有多少呢？杂七杂八的算下来一个月50多万文，大家说50多万文没概念啊，在北宋，一斗米50文，这算是高价米，这50万文能买多少高价米呢？我们能算出来，一万斗，也就是12万斤。我们算算看自己的工资能不能一个月买12万斤米，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上面顶层的设计就很高，你想想再往下排的话也会很高。这还不包括每年要向他的邻国西夏国和辽国进奉几十万两白银、几十万匹绢帛，来换取边境暂时的和平。所以这个负担加到谁身上呢？加到老百姓身上。当时的北宋的王朝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得不改革了。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继位，决心要励精图治，改革变法。改革变法得需要一个主持大计的人，宋神宗的研究就锁定在了王安石的身上。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屡任地方，了解民生疾苦，多次上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兴利除弊减轻百姓负担，他的想法与宋神宗不谋而合。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主持改革变法事宜，改革的大幕刚刚拉开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朝廷之上，主张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展开政见之争，刚刚踏上仕途的苏轼不可避免的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那么苏轼的立场究竟站在哪一边，他对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说苏轼对改革变法是反对的，他是一个反对派，为什么他反对改革变法呢？我们用简略概括的语言来讲应该主要有三点：第一，苏轼向来认为朝政改革的关键在于用人制度，而不在于变革制度本身，本身；第二，苏轼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反对狂风暴雨式的改革，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变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休克疗法，他坚决不赞成；第三，苏轼跟许多反对改革变法的元老大臣有着特别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反对派的人物对于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苏轼是什么呢，是属于反对改革变法。那么对王安石呢，苏轼什么态度呢，王安石当时为了积极地推进改革变法，他要在思想上统一大家的思想，王安石带了一批年青人对古代的传统的典籍进行重新的阐释，而且他规定，我阐释的结果就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苏轼对这个东西非常反感，非常讨厌，当时流传着很多苏轼嘲笑王安石学术观点的这些笑话，有真有假，但是很能说明问题。王安石发明了一种文字学，对于一些中国的汉字进行重新的阐释，有些可能有道理，有些就未必有道理。有一次苏轼就问王安石说波涛的“波”怎么解释，王安石说“水之皮”，那不就是水的皮吗，三点水过来一个皮，水之皮。苏轼接着就说那滑冰的“滑”不就是水的骨头吗，说得也很有道理啊，你药这么解释下去都可以一直这么解释下去，但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滑还是波它本意并非如此，他们都是形声字。苏轼就是用这种办法涮王安石的，实际上就是对他的这套所谓文字学嗤之以鼻。当然了，这只是流传在民间的一些笑话，但是这些笑话背后都有影子啊。王安石可能并不在乎这些笑话对他学术声誉的损伤，可是他真正不能容忍的是苏轼反对变法的言论。因为苏轼在当时文人的学术影响力很大，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苏轼的影响力降低到最低点。

根据史料记载，苏轼并非是彻底的保守派，其实他也积极主张改革，可以说，在豪门权贵实行富国强兵等政治大方向上苏轼与王安石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不主张王安石采用强硬的政治手段进行改革，此外，以大文人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人物，也影响着苏轼的政治立场。那么对苏轼来说，他与王安石政见的对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苏轼的仕途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宋神宗曾经有两次要提拔苏轼在朝廷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官职，王安石是宰相，坚决地拒绝。在王安石看来，你要是提拔他做了官，特别是在宋神宗身边做官，那还不等于在我眼皮子底下安排个捣乱分子，那我这个改革变法还弄不弄了。他跟宋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学问是有的，可是这个人路子不正，皇上对这种人不必过分地在意，不用搭理他，这一来二去话说得多了，宋神宗对苏轼的印象就不太好了。我们都知道当时反对变法里头有一个领袖人物，司马光，宋神宗对司马光非常的敬重也非常的信任，他就对司马光说你说苏轼这个人，人品不好，皇帝说这个话那就是很重的，皇帝尚且如此，那些革新派更是不遗余力的打击攻击苏轼。时间长了，苏轼觉得自己在这个是非之地再呆下去麻烦就大了，弄不好就会引火上身，他主动提出离开朝廷，我不在这儿干了，我到地方上去，我与其整天在这朝廷里头钩心斗角、口舌大战，我不如在地方上做点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有用的工作。神宗皇帝说实在的是非常欣赏苏轼，但是你欣赏他没用啊，他不能为改革变法所用，只好批准他的请求，神宗写的批示是派苏轼去咱们现在安徽的颖州这个地方做知州，也就是做。可是这个批件到了宰相那里给变了，变成在颖州做通判，就是副。我不说大家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它还奇怪，等这批件又回到皇帝这儿来，宋神宗一看怎么改成通判了，既然改成通判我也不改了，把地方改了吧，到杭州做通判。那这个值啊，你到杭州做一个副也比到颖州做要划算，这是一大美差，为什么呀，杭州那是当时北宋王朝的一个重镇，就是做通判也是很重要的位置。皇帝对苏轼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很欣赏他，想用他，可是苏轼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个刺头，不服软，他反对改革变法，没法用，没法用那就放到地方上用他，就想给他安排一个妥当的位置。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道不同不相为谋，苏王之间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面对着这种态势，尽管神宗皇帝爱惜苏轼的才学，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主张也只能忍痛割爱，让苏轼去地方为官。那么对于政治斗争力不从心的苏轼来到地方会有所作为吗？这次，他经得起去地方当父母官的考验吗？ 我们说，在八年的地方工作中，前后八年的时间，苏轼这位科举考场上的成功者他要接受这个考验，他是考成功了还是考糊了？我们以前讲的李白杜甫都是大诗文人，但是一到具体的行政工作岗位上就不灵了，苏轼呢？他在杭州任期满了之后，按照朝廷规矩三年任期一满一调任，他先后又在密州，在徐州，后来又到湖州担任知州，后来担任的都是正职。我们只来看一个典型的事例，他在八年的地方工作当中，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在徐州做知州的时候，徐州这个地方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黄河水患，苏轼刚一到徐州正碰上发大水，把徐州城给围了，围到什么程度呢，水位高达两丈八尺，比城里面的平地要高一丈零九寸。一张零九寸，民信能承受这一丈零九寸的差距吗？特别是那些有钱人，一听说一丈零九寸了，纷纷的要出城去避难，那苏轼是坚决不允。他提出的口号是，只要我苏轼不走水就冲不垮徐州城，你们都回去。给这些人都劝回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这些富户、商户一旦全部迁移走，整个城里面民心全乱了。这是第一步，抓住了民心。第二，紧急调动了五千民夫，抢修城墙，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步。可是你知道，这个洪水围住之后你老这么堵他，这不是根本之道，你得怎么样呢，你得把它疏导出去，怎么疏导啊，他招集水利专家把徐州城北有个地方角清冷口，把那儿给凿开了以后，把水想办法逐步的引到黄河的故道上去，引到黄河故道，然后再流到海里去，这就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否则你调十万人来堵，越堵水越高。你要知道这是徐州知州，他是第一把手，他要决策要具体组织实施，这是对苏轼一个很大的考验，而且这不是一般的事情，人命关天。大水围困了七十多天，最后终于被疏导到黄河故道上。苏轼这个时候一直都是七十多天里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拄着木杖，屉拉着木板鞋很辛苦。这是在徐州城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其实我们讲徐州他的抗洪抢险工作，这只不过是苏轼在八年的地方行政工作当中一个很小的侧面。你比方说在杭州的时候，当地有六口水井全部因为年久失修坍塌了，用不成了，吃水成了大问题，苏轼和其他的一起商量修复了这个水井，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可以说，这八年的实践证明苏轼不但是一个好官，处处为民着想的好官，这是首先的前提，而且他还是一个有能力的好官。大家也许要问这八年行政工作这么繁重，苏轼还写诗吗，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他写诗的事，抗洪抢险我们没听过，写诗我们听得多了。应该说正是由于走出了京城到了地方，开阔了眼界，锻炼了他的思想情感，所以他的诗写得更好了。 我们知道有一句俗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城太美了，苏轼到杭州做通判有足够的时间来领略杭州的美景，特别是杭州城的美丽的眼睛－西湖，他在诗中写道：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饮湖上初晴后雨 这个诗写得太好了，为什么呢，我们一想到西湖就本能地会想到这首诗，这首诗已经变成我们对西湖想象当中的一个本能的反映。在天气非常晴朗的时候，西湖是这么样的明媚明丽，就好像一个美丽的女子装扮了浓妆一样；在下雨天的时候，她依然是那么空灵那么缥缈，就好像一个女子化了淡妆一样，不管西湖是浓妆还是淡妆，在诗人的心中永远都是像西施一样无比的完美。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西湖还有一个名字叫西子湖，就是从苏轼这诗里来得，所以你说大诗人写诗他一不留神就会缔造一个新的风景名胜的这样一个名字。 我们可以说，初出茅庐的苏轼不仅是一个得民心的官，而且是一个得民心的有能力的好官。即便是在工作之余，他依然能够非常潇洒而自如地展开自己的文学的情思，他惹人喜爱，他很幽默，又很超脱，这是苏轼的迷人之处。现在苏轼又要去他的另一个新的任所，这就是宋神宗元封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44岁的苏轼将要调任湖州知州，当他带着老婆孩子去湖州的时候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一个巨大的恶梦也将伴随着他到达湖州。那么苏轼到底得罪了何方神圣？又遭遇了怎样的灭顶之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