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诗派指出，创造社受到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显示出西欧“白银时代”文学的特征。他们把写实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创作方法。新月派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它将文学与生活、社会、政治密切结合，强调诗歌的战斗性、政治性和进步性，诗歌内容注重描写工农兵的生活、斗争和理想，形式上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追求“含蓄而不晦涩，精炼而不纤巧，通俗而不浅露”的艺术效果。
汪静之(1904—— 1942)，湖南人。出版了《血与土》《湖畔》《江上》等诗集。汪静之主张诗歌要表现现实的真实，并把这一点放在首位，认为这是诗歌和散文取得平衡的最可靠的保证。汪静之还提出：诗人应该“用全副精力来做一个大事业家，而不是哲学家或美学家”，指出诗歌所负有的“教育民众”的使命。与汪静之同时，穆木天(1903—— 1982)，广东番禺人，也发表了《呐喊》《为奴隶的母亲》《花儿与少女》等诗集。穆木天的诗歌以揭露社会黑暗、控诉社会罪恶为主题。
穆木天(1903—— 1982)，浙江杭州人。出版了《饿》《北极星》 《未名集》等诗集。穆木天是一位富于幻想的诗人。他曾说：“我是大自然的儿子，从石缝里蹦出来的；山，是我的兄弟。海是我的母亲……”(《饿》)从幻想中萌发出了激情。穆木天的创作思想带有空想的色彩。
新月派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鲜明的艺术主张。早期新月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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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诗歌创作“不仅是宣传的武器，并且是鼓动的号角”，“要写大众的心声”。代表诗人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等。闻一多在《死水》序言中提出“诗人的天职是要他的作品给人家看”。在《我的诗生活》中，闻一多说:“诗就是抗战，就是打倒恶魔，就是打倒新旧势力，就是要替青年呐喊，就是使人家精神上起变化，起共鸣，就是叫大家看了诗觉得好像打了一针兴奋剂。”徐志摩在《诗刊》上发表《诗刊》一个紧急通信，指出：“我们在大时代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我的态度是——永远地做一个战士。”( 《再别康桥》 )“
新月派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虽历经风雨，但大批年轻的新月派诗人投身革命洪流，走向救亡图存的战场，成为“八·一三”以后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可贵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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