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兼论《文学大纲》的学术史意义

[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15.07.034

“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兼论《文学大纲》的学术史意义

李俊1，2

（1.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东 广州 510300）

摘要：1924年1月起由《小说月报》刊登的《文学大纲》，至1927年1月，共连载42章，出版时补全为46章，是中国人撰写“世界文学史”首次大篇幅融入中国文学内容的尝试，其处处关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定位，是力图为当时在世界文坛处于“失语”状态的中国文学争取学术地位的时代体现，也是新文化运动者借以重估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的尝试。

关键词：文学大纲；文学史书写；世界文学史；语境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5）07-0178-06

1923年，郑振铎有感于英国德林瓦特等编的《世界文学史》里中国文学内容的缺席，于1924年1月开始在《小说月报》推出他自己编撰的《文学大纲》，成就了中国第一部世界文学史——也是中国“民族性”与“世界性”第一次统一的世界文学史。它隐含着参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史书写使命，体现了“”一代学人欲借古代文学优势重塑民族自信的努力。

一、世界文学史里中国文学如何在场

《文学大纲》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囊括中西的气魄。全书共46章，《世界的古籍》即文字起源为文学的起始之篇，以《新世纪的文学》作结，叙述脉络基本上以公元纪年中的“世纪”为文学发展各阶段的分期依据，佐以地域为具体分节点。在同一个时间维度里，郑振铎为读者并行展示了来自东西方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中国、印度与希腊、罗马平分秋色，英、法、德、波兰等国文学与中国、波斯、日本的

收稿日期：2015-05-15

文学不分高低，同处一个展示平台。从篇幅上来看，他本人所最熟悉的中国文学占到了近四分之一的内容，但斯坎底那、南欧等小国家的民族文学也并未偏废。

要想在世界文学史的高度定位中国文学，就必须回答“中国文学究竟居何种地位”的价值问题。新文学创造者与提倡者尽管处处不忘口诛笔伐过去的“死文学”，但他们绝不甘心几千年文明在世界面于是，面对一部宣称前只是一个“无声的中国”[1]。欲叙述“文学的全部发展的历史”的《文学大纲》，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表达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心声，即世界文学史里中国必须“在场”。

当时国外很多学者明明知道只用短短的篇幅来讲述“那些比我们的文学更悠久古老，更有智慧的四五个民族的文学”，是一个极其“荒谬的错

[2]

，然碍于语言隔阂，他们只能固守错误。而这误”

种暂难避免的错误却正是国人脆弱的“民族”心理最受打击的地方，故郑振铎的尝试，被人赞为“何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4M562042）

作者简介：李俊（1983-），女，湖南邵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工作人员，广东第二师范学院讲师。

- 178 -

【文学研究】 “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3]

等壮勇的盛事”，正好可以弥补外国学者的缺憾。

“不是在中国文学封闭的系统中的描述，而是在平行比较中识别特点，以寻求、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

[5]。文学中的地位”

郑振铎这种将中国文学列席世界文学之林以彰显“在场”的手段，在1935年他编《世界文库》时表现得更为清楚。他以杂志连载形式出版《世界文库》，其宏愿是“从埃及、希伯莱、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到现代的欧美、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将被包罗在内”。其广告号称“是文学知识的渊源，是世

[6]。编排方式为：将各书一一拆散，界文化的总汇”

《文学大纲》出版后，关于译述德林瓦特的部分虽

[4]

，但大部分有梁实秋等人指责其“误译之处甚多”

也就是的批评还是集中于其中的中国文学部分①。说，国人对郑振铎在世界文学史中补入中国文学的尝试是持肯定态度的，所病者不过是其论述中国文学谬误太多，“难免贻误后学”罢了。

既然中国文学必须“在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在场。对于世界文学史写作时著述者本国的文学史要不要写进去，其时世界上也并无通行的惯例。比如日本木村毅的《世界文学大纲》（1929）没有包括日本文学，但德林瓦特的《文学大纲》（1923）与梅西的《世界文学史话》（1924）却明显在叙述本国文学时更为着力。

从郑著《文学大纲》的全书结构来看，郑振铎处理的方式就是按历时顺序在德林瓦特《文学大纲》的基础上直接插入中国文学。原文为42章分31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3年有余（郑氏跋语曰“四年写成”），1927年作为单行本出版时补入4个年表并增写了4章：《中世纪的波斯商人》《中世纪的印度与阿剌伯》《中世纪的日本文学》及《十九世纪的日本文学》。这种插入就篇幅而言更有“世界文学”气象，总体显得比较均衡，确实把世界各国的文学都包容在同一部著作之内，尤其是西方论著中较少探讨到的东方文学，总共占了16章。

除了数量上的均衡，郑振铎更多的“在场”提示存在于融入叙述内容的中外比较。笔者统计，《文学大纲》中的中外比较共出现17次：如将《荷马史诗》与中国六经相比；《战国策》类似中世纪的欧洲传奇；但丁在意大利文学的地位则相当于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学及李白杜甫在中国文学上地位；《镜花缘》足与《高里弗游记》比肩……这些比较我们今天看来已显得有点单薄，似乎仅仅是郑振铎个人感觉上的类比而已。但将中国文学家与世界各国文学家置于同一平台相提并论本身，就已经

按“中国之部”与“外国之部”并列，以各占一半篇幅的方式统在同一本杂志中。“各占一半”就是郑振铎用最直白的表现形式展示中国文学应该在世界上处何地位的宣告。

不过，以篇幅和数量宣示中国文学之“存在”的做法毕竟有点流于表面，其插入式的融合方式看上去也似乎“合而未融”。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的文学没有什么交集，除了“类此”式的对比，郑振铎很少在主观感觉之外挖掘二者或三者之间的可比性。分开来看，这种串珍珠式的叙述结构本来并无不可，各章之间的论述也不可谓不闪亮，然主线却一直隐而不显。总体而言，《文学大纲》只能说是各国别文学按历史时间的重新组合，看不到“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统一体”的相互影响与差异。

二、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文学史”中定位通观《文学大纲》，中国文学的地位主要是以分配篇幅的方式来实现的。就一部整体的文学史而言，篇幅与字数自然也可以是衡量某作品受重视程度最直接的指数。《大纲》全书46章近80万字，中国文学占到了12章近20万字，把中国的部分拆下来，也可以将就地当作一部中国文学史用了。从所占篇幅来说，它不仅实践了郑振铎“欣赏文学，不应该有古今中外之观念”的豁达，更充分证明了中国民族文

①当时指摘《文学大纲》的如闻国新《关于文学大纲的几点疑问——并质振铎先生》（《晨报副刊》1925年第一百零六期）、云翼《文学大纲的一叶》（《艺林旬刊》1925年第五期）、江心《文学大纲》（《星期评论》1941年第三十二期）等文，所讨论的内容均为中国文学部分。另有幽默《所望于文学大纲作者郑君？》（载《晨报副刊》1925年第一百二十到一百二十一期）、谢六逸《关于文学大纲》（《文学周报》第四辑，1929年第二百七十六到三百期）、徐调孚《文学大纲》（《文学周报》第三辑，1929年第二百五十一到二百七十五期）及《中国新书月报》（1931年第一卷第二期）等则均从“涉及范围太大，卷帙过繁”的角度为“下笔没有仔细审慎”开脱。

- 179 -

GUANGXI SOCIAL SCIENCES学足可傲然挺立于世界面前的自信。

当然，数量上的压倒优势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其“凸显”地位的方式就只能在比较中得到实现了。“比较的方法”是20世纪前期很流行的一个研究用语。1904年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红楼梦评论》开创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路，其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成为该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性杰作。1924年，吴宓开始在南京东南大学讲授欧洲文学与世界文学，后又在清华大学开设“中西诗之比较”，并在《学衡》上连载翻译了Richardson和Owen合著的《世界文学史》（Literature of the World：An Introductory Study）。从此，比较文学正式以学科的面目登上大学讲堂。在此期间，波斯赖特的《比较文学》、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及赫德生的《文学研究法》等西方比较文学论著相继被介绍到中国。闻一多、朱自清、钱锺书、李健吾、朱光潜、杨宪益、李长之等人的文艺理论著作都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基于“世界文学”表现的是人类共有的精神与情绪这个统一的基础，郑振铎认为“世界文学”可以超越民族、人种与语言文字的差异而存在。全书共计41处使用“如”、“譬如”、“远不如”、“有类于”、“同……一样”、“约当”、“较之”等词语表达郑振铎个人所感知到的“共通”。在这些“似曾相识”的类比中，郑振铎明确将两者或两者以上作家作品进行了对比：既有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类比，也有中国作家之间的对照。比如，“其实屈原的诗与荷马及瓦尔米基的诗，截然不同，荷马他们的史诗，是民间的传说的集合融冶而成者，屈原的诗则完全是抒写他自己的幽苦愁闷的情绪，带着极浓厚的个性在里面。”“正如莎士比亚之没有后来的英国诗人足与他相比，李白、杜甫之没有后来的中国诗人足与他们相比一样，但丁在意大利文学上也是如此高高

[7]

这些感悟式的对比，显示了郑振铎文的站立着。”化视野的广阔，亦很少有民族本位的先入之见，在某些方面有过于强调外来影响之嫌，可谓毫无“华夷”偏见，真正实现其“通时与地与人与种类而一以贯之”的公平态度。

不过，如果将这些感悟拔高为“比较文学”甚至称其为“比较文学史”，则难免有点过誉了。以屈原为例，郑振铎所对照的屈原与荷马、瓦尔米基之可比性，只是建立在“近来有些人怀疑屈原的存在”

- 180 -

No.7.2015（Cumulatively,No.241）

一点上，郑振铎点出的相异之点亦不过以主观感悟证明它不是虚拟的人物或“零片集合”的作品。这种证明方式本身就不带科学论证性，其结论自然不足以担负“比较文学”之责。只能说在世界视野下，郑振铎看待中国文学时获得的一种外部参照，“除了王国维与鲁迅在有关文章中显示了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早熟之外，大多数的比较多着眼于好坏、优劣、高低的价值判断，比较的方式也多是片断的、不郑振铎如此轻易地中外点系统的‘文学比较’”[8]。兵，用读者熟知的乙物来拟甲物，只能说明这是他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时的自我感悟，还没有上升到学术意义上的“比较”层面。

郑振铎的“比较”虽然流于表面，《文学大纲》亦不足以担负起“比较文学史”的重任，但他的本来目的不过是想真切地为读者展现一个世界文学史中的中国文学形象，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却又是成功的。郑振铎自己划分的每个时代断限后，都附有一个年表，简述他所认为必须记录的文学大事。事载极为简略，大多为叙某年某作家生或死。然而，这是第一次中国的文学家与世界各民族的杰出文学家站在了一起。读者第一次发现德国诗人歌德与意大利诗人阿尔菲里及中国诗人黄景仁是同年出生的，而顾炎武却与英国诗人白朗（Thomas Browne，也做“布朗”）同年去世。年表虽然简单，却一下子清楚地提供了当中国在发生文学大事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学现状，客观上也为读者指出一条新的比较研究道路，有利于触发后来者对同时代东西方作家进行横向比较的研究灵感。

所以，郑振铎在崇尚西方文学理论的时代风气下，虽也为中国文学史的源头竟没有产生伟诗而感到奇怪甚至懊恼，但他更多的是为中国文学能够“在世界的不朽的文学宝库中也能占到一个永远不朽的最高的地位”而发出赞叹，这才是他不惜篇幅插入中国文学的真正目的。他以比较手法进行的初次尝试，则以“比肩而立”的态度为中国文学争得了立足之地；他的排列和论述，尚不足以回答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应以何种方式加以体现，以及应给予它何种地位等问题，但毕竟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史开了先例。

三、如何兼顾中国文学史的个性

如何为世界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变迁理

【文学研究】 “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出一条发展脉络，并充分关注到本土文学的独特个性，这是撰著《世界文学史》者无法回避的问题。郑振铎在着手《文学大纲》写作时，市面上已有多部《中国文学史》出版，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讲义（1909）、黄人《中国文学史》讲义（1905）、曾毅《中国文学史》（1915）、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1916）、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凌独见《国语文学史纲》（1922）等，但他长达320种（次）的参考书目，除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外，没有列出一部中国文学史著，这也正应了他1921年在《我的一个要求》里对当时所见文学史的不满。既然他认为别人的文学史著俱不完备，也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与发见，那么郑振铎的实践又会如何做到完备与独见呢？

（一）就完备而言，《文学大纲》中的中国文学史部分以《诗经》与《楚辞》开篇，以新世纪白话文学的成长结束，比他后来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所述历史跨度还长

从历时上来说，应该是比较完整的。以内容篇幅而言，其侧重与主观选择意识非常明显，即戏曲与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发生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高度。除汉前所述诗歌与散文兼顾外，其他各章的偏倚都很严重：曹植与陶潜（1章）、中世纪的中国诗人（2章）、中国戏曲与小说（共4章）、十八世纪中国文学（1章）、十九世纪中国文学（1章）。从这个章节分配可以见出，古代诗歌曾是古代文学进程中的主流，尤其是唐宋时代，郑振铎分上、下两章来讲述，其中下篇其实主要论述的是五代与宋词，但他将之作为诗之新生形态而归入诗类。宋以后的诗歌与散文都被他淡化，孔尚任、洪昇、万树、卢见曾、杨潮观、桂馥、夏纶、蒋士铨、舒位、唐英、张坚等大小戏曲作家以及《红楼梦》《儒林外史》《绿野仙踪》等小说占据了头榜位置，诗歌、骈文与古文则沦为了陪衬。不仅篇幅极少，论述也颇为简略，不再如前一样如数家珍地介绍作家与作品风格。不得不说，郑振铎最为重视的还是戏曲与小说，它们各占到两章篇幅，并分别以第一期与第二期来述此二种文体在中国的孕育与发达，这延续了他重视戏曲小说以至于对其他文学体裁有所舍弃的个人喜好。

（二）就独见而论，郑振铎确实通过篇幅分配以及参考书目体现了自己鲜明的文学史观念

郑振铎曾指责中国文学之所以不能充分发达

的原因，是因为过去所崇之“文”并非现在“文学”的“文”——“吃了传袭的文学观念的亏”。其实，他根本没有说明“传袭的文学观念”是什么，我们只能从20世纪20年代前后对于“文学”二字连篇累牍的阐释中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过去本没有“文学”观念，词章之学勉强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挂钩却又非全部。那么，现在的“文学”应该是什么呢？郑振铎在《〈文学旬刊〉宣言》《文学的定义》《文学的使命》《新文学观的建设》等文章中做出过回答，尤其是在《文学的定义》里，郑振铎引用《英国百科全书》及文齐斯德（Winchester）《文学评论之原理》中的观点，将文学与科学相较，得出的结论是：“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

[9]兴趣的。”

郑振铎用这个有艺术价值的想象表现去衡量

中国古代的各种作品，并用他认为最可表现人们真实感情的文体——小说戏曲来代表“中国文学”，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古代文学“不能充分发达”。他故意撇开事实上占主流的古代诗歌与骈、古文发达的实际情况不论，斥其为喊着“主上圣明”的奴性文学，仅述这些即不是能“打动无数平民内心的”所谓“真实文学史”。

因此，德林瓦特的《文学大纲》是从欧洲（主要是英国）自身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归纳出一条文学发展的线索，郑振铎则是通过对材料的剪裁选择为自己的文学史观寻出一个中国文学发展的“进化”图景——虽然文中并没有处处强调他的进化观念，但通过考察他对中国文学有选择的书写，不难察见他欲证明本民族也有“戏曲小说”足以与西方相颉颃的主观愿望。

（三）通过对文学现象做出的判断性结论，揭示了郑振铎念念不忘的“中国”意识

名为“文学史”性质，关于文学思潮的变迁就应该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论述亮点。陈福康先生曾盛赞《文学大纲》不仅展现了中国文学的纵向发展流变，而且时有横向影响与比较的纬线，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在一起。据笔者统计，《文学大纲》给中国文学现象下判断性结论的地方共47处，囊括了原因分析、价值评价与影响综述，恰恰是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最能说明郑振铎撰著世界文学史时念念不忘的“中国”民族意识。

- 181 -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因此，以郑振铎自己定的“完备”与“自己的主张”来衡量《文学大纲》的话，《文学大纲》确实首尾相连，史观鲜明，尤其是行文中毫不掩饰的“自己的主张”，这都体现了郑振铎著世界文学史的个性。尽管其“完备”只是在传统占优势的诗文领域硬插进戏曲小说，并为抬高戏曲小说在文学史的价值地位而不惜进行材料取舍；其“中国”意识有时也表现得太过直白，看似为古人“辨诬”，实则是化解套用外国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实际不相符合时的牵强。此外，关于世界文学思潮源流与走向的分析也显得有点捉襟见肘，缺乏理论成分，与后文长篇的引用及作者介绍相比不太相称。但是，不管怎样，中国文学毕竟被推出了封闭的自我欣赏系统，在“全世界”这一更为广阔的平台上接受历史的评价，无论评价的体系如何幼稚、评价的语言如何浅显，它毕竟都已经在世界文学史上占到了一席之地，世界终究不能忽视这一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与落寞。

四、《文学大纲》的学术史价值与影响创始者难。正如当年的《中国新书月报》评价

[10]

。所言：“繁，难在考据精确；简，难在取舍适宜”

No.7.2015（Cumulatively,No.241）

半球较早出现的文学史类专著。书中一举突破了欧人撰写的当时极少的这类文学通史的严重弊病与局限，是自百年前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伟大思想之

[11]

后的一次破天荒的学术实践。”

在郑振铎之后，《世界文学史纲》《世界文学大纲》等以“世界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标目的著这些著述不仅在体例上因袭郑振铎述层出不穷②，

“概述重要书籍”之旧，连书名都不约而同地沿用了“史纲”之称。在这些著述中，《文学大纲》常被列为第一参考书，其不取朝代而以公元纪年编次的分期模式也每每能在后来者那里找到追随者。正如蔡元培所言：“郑振铎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扩而之世界，著有《文学大纲》，对于国内外各时期第一流文

[12]学家的作品，纲举目张，已为我们开示途径。”

就学术性而言，郑振铎大力鼓吹的世界文学史观仅仅体现于主线的同时代可比性上，没有更深入地挖掘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文学之间真正共通的“文学性”，与他自己曾经在理论上宣称的“人类的文学史”理想尚有一定差距。语言风格上，文字处理的瑕疵也较为明显，叙述语言亦稍显主观。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苛求古人，其内容浅显，是因为编者之目的本就不过“使一般读者能用最经济的时间，对于世界文学的思潮和变迁及其作者，知道一个大以“大概”衡量，郑著还是相当称职的。只概”[13]。

是它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在中国文学各朝代各领域的研究尚不深入的时候，强而为之撰“完备的文学史”是不太现实的。虽然学界对于文学史之与作品选集及文学批评的不同点均有共识，即它讲明的是

[14]

，但是实践起来却不那“文学的变迁和其因果”

郑振铎《文学大纲》洋洋80万字，自作的中国文学部分亦近20万字，如此篇幅全赖他用编辑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写就，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然尽管《文学大纲》错误极多，引来的批评也不少，但其开荒拓土的功绩是值得文学史界肯定的。作为国人撰著的第一部世界文学史，《文学大纲》最大限度地展示了20世纪初期中国学人所能掌握到的世界文学的面貌与发展状况，也开创了国人写作世界文学史的先河。充分证明了它长久时至今日，此书仍在不断重版①，的学术生命力，也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典范。无怪乎陈福康先生会对它极力称赞：“郑振铎此书不仅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世界文学通史，而且，也是整个东

么容易。创始期的文学史许多是兼有作品选与文学批评史之功能的，引用作品过多难免滑向“资料长编”，而述批评史太过则不免学科意识混乱。当然，其时文学界还没有真正的“批评史”观念，郑振铎

①据不完全统计，《文学大纲》自1927年出版以来，1933年收入“大学丛书”，1946年即有再版。此后，商务印书馆在1969年分上下两册重版，上海书店分别于1986年和1992年作为《丛书》两次影印出版，1998年，经郑振铎家属授权，北京商务印书馆进行了重排出版，2003年和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两次横排简体出版，2010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2014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重版。这些还不包括曾收入《郑振铎全集》与《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大师文库》《沪上初版书》等文库系列中的版次。

②如余慕陶《世界文学史》，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2年版；李菊休、赵景深合编《世界文学史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年版；啸南著《世界文学史大纲》，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7年版；胡仲持著《世界文学小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49年版，等等。

- 182 -

【文学研究】 “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著文学史里涉及具体作家评价时，除自我的带时代气息的感性判断外，更多的只能是引用《文苑传》或其他诗话之类的作家评语。故他曾嘲讽林传甲钞《四库提要》，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抄《文苑传》与各种别集呢？给材料中的已有作品按时间先后重组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据此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理出一条发展脉络，显然不仅仅是郑振铎，即便是当时的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界也还不具备这种理论储备。

如果说“世界的视野”是《文学大纲》的眼睛的话，“中国本位”就是它基本的内核。在强势的西方物质文明面前，鲁迅说“拿来”，胡适说“利用厚生”。郑振铎则用文学史书写为中国文学寻找世界定位。他用近20万字的论述，证明了中国文学可以毫无愧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学之林——世界文学史有了中国文学的加入才算完整。这部《文学大纲》，也许今天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可商榷甚至是讹误之处，然中国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曲等，却第一次被推到一个与欧洲文学等价齐观的平台上，中国历代作家第一次被赋予与世界名家一竞高下的底气。郑振铎首创的成功，也奠定了此书在学术史上的价值：“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世界文学史，虽然在体例框架上大都延用了西方学者的模式，但它近百万字的篇幅规模，它对东方文学的重视，它的比

[15]

较文学方法的运用，直到现在都难以超越。”

正如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中言：“文学史是

而为导入“新文学”扫清障碍。参考文献：

[1]甘奴.关于世界文库底翻印旧书[J].作家，1936，（1）.

[2]梅西.世界文学史话（A Story of The World Literatrue）[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4.

[3]幽默.所望于文学大纲作者郑君？[J].晨报副刊，1925，（1201）.

[4]梁实秋.旧笺拾零[G]//梁实秋文集：第三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6：505.

[5]邓乔彬.学者闻一多[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386.

[6]郑振铎.世界文库编例[J].世界知识，1935，（5）.

[7]郑振铎.文学大纲[G]//郑振铎全集：第十册.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183；358.

[8]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G]//王向远著作集：第六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1.

[9]郑振铎.文学的定义[G]//郑振铎全集：第三册.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394.

[10]无名氏.真个提纲挈领的《世界文学大纲》[J].中国新书月报，1931，（2）.

[11]陈福康.重印《文学大纲》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

[12]蔡元培.世界文库序[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2.

[13]李菊休，赵景深.世界文学史纲序[M].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

[14]胡小石.中国文学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J].国立大学半月刊，1930，（6-7）.

[15]王向远.试论文学史研究的三种类型与比较文学的关系[J].外国文学研究，2003，（3）：133-138.

[16]戴燕.文学史的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

责任编辑：邓双霜

借着科学的手段，以回溯的方式对民族精神的一种

[16]

20世塑造，目的在于激发爱国情感和民族主义。”

纪二三十年代呈现的“文学史”撰著热，从根本上说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文学界欲重建民族信心的共同焦虑——因为中国文学伴随着国家文化的沉暮以及语言文字的隔阂而为世界文学研究者所忽视，世界流行的文学创作方式与研究理论又与中国传统文学模式相距甚远。为了在世界文化领域证明中国的存在。他们选择套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与话语，试图重新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同时宣判“旧文学”走向末日，以便中国文学真正融入世界潮流，在世界文坛争取中国文学的话语权，乃至重塑国家形象，从

- 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