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偉明老師
唐朝名僧玄奘到「西天」取經的故事，由於神話小說《西遊記》廣泛傳播， 已經膾炙人口很久了。其實，自佛教於兩漢時傳入中國，第一位到「西天」取經的僧人，是東晉時期的江陵辛寺高僧法顯。《續高僧傳‧玄奘傳》亦說：「前後往天竺者，首自法顯。」
天竺，是印度的古稱，為佛教始祖釋迦牟尼的故國。兩漢及魏晉時期，中國的佛經多由西域僧人轉譯過來。當時中國的佛教中心長安，還沒有專門從事佛經翻譯的大道場。為了探求佛教經義的真髓，江陵辛寺的高僧法顯，便由荊州北上，到了長安城。
東晉時期，荊州是長江中游的軍事重鎮和重要的經濟基地，最多時曾統轄31郡，號稱「割天下之半」，因此它的州治江陵，除了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外，也是宗教勝地。這裏有不少曾在歷史上揚名的佛教寺院，例如辛寺、竹林寺、琵琶寺、長沙寺等。高僧法顯，俗姓龔，平陽(今山西臨汾縣)人，20 歲時便受戒出家為僧，決心獻身佛學。東晉隆安三年(公元399 年)，他感慨於國內佛學律藏殘缺，就和慧景、道整等四名僧人結伴同行，從長安出發，前往印度取經。
□歷盡艱辛，百折不撓
他們沿著絲綢之路西行，於河西走廊的張掖，又遇上智嚴、寶雲等五個僧人，遂結為同伴，一起向西域進發。於西域國家鄯善、于闐等地停留一段時日後，他們便翻越蔥嶺。蔥嶺是中國古代對帕米爾高原、喀喇昆侖山、昆侖山的稱呼。該處終年積雪，如果遇上風暴、雪崩，以至冰山塌陷，路途便非常艱險。法顯一行人中，那時已有智嚴等三人不願再前行而轉道高昌去了，法顯卻不畏險阻，率領餘下七人走了一個月的時間，終於翻越了蔥嶺，抵達了當時的「北天竺」。
過了陀歷國，山道越走越險，懸崖絕壁，壁立千仞。據說那裏就是西漢武帝時的博望侯張騫開闢絲綢之路的最後一站。法顯等人攀著藤蔓，一步一挪，翻山越嶺，渡過了新頭河，終於到了北天竺的佛教重地那竭國。
據說那竭國曾是佛祖釋迦牟尼傳教活動的地方，有數座供奉著佛齒、佛頂
骨的舍利塔，有釋迦牟尼生前割肉飼鴿處，還有一處名為「佛影」的宗教勝地。「佛影」在那竭城南邊，那裏有一座宏大的石室。假如離開石室十多步看去，石室中就似乎出現釋迦牟尼的身影；但觀者移步前行，則身影漸漸消逝。當地國王曾用重金招募畫師，為「佛影」繪畫，但任何高明的畫師都畫不出來。法顯等在該地渡過了三個月，參拜了所有的佛教勝地，寶雲等三人認為此行的目的已達，便提議眾人同返中土。
北天竺雖然寺院林立，僧侶眾多，各寺院卻都沒有保存佛學經典；僧人傳道，只是口授言傳，法顯覺得沒有取得真正佛經就返回中土，有違自己初衷，於是執意向中天竺進發。寶雲等三人走了，一個名慧應的僧人又因病留在那竭國的寺院中，跟著法顯前行的，就只有道整和慧景了。後來慧景也不堪勞碌，倒斃旅途上。
法顯和道整渡恆河南行，輾轉到了摩揭陀國。那裏是古印度孔雀王朝國王阿育王的治城。公元前二世紀，阿育王統一了除半島南端以外的印度全境。他大興佛教，於國內廣建寺塔，留下大量的佛教文化遺址。法顯瞻仰了王宮，深為王宮的「累石起牆闕，雕文刻鏤，非世所造」的豪華壯美所折服。此時正是笈多王朝的鼎盛時期。 經過月護王、海護王等數代國王的苦心經營，笈多王朝已領有印度的大部份版圖。法顯於當地觀光遊覽期間，發現建於阿育王塔邊的摩訶衍寺「威儀庠序可觀，四方高德沙門及學問人欲求義理，皆詣此寺」，便一改以往的居無定所，雲遊四方的做法，於摩訶衍寺長住下來。自此他開始了於天竺取經的留學生涯。
□身居異域，心繫故園
摩揭陀國民風淳厚，社會安定。該國有慈善機構福德醫藥舍收養孤貧，安置殘疾，並為一切病人提供治病及飲食方面的幫助，使法顯深為感動。 摩揭陀國的國都巴連弗邑是一座文化古城。法顯特別對有關佛教的民俗活動感興趣，曾經擠在觀眾中參加了城內居民迎佛像進城供奉的「行像」活動。「行像」活動於每年12 月8 日舉行，佛像供奉在四輪車上，車上用竹篾紮製成五塔樓，上鋪白氈，用彩畫出飛天形象，佛龕綴飾著金銀琉璃，四角繒幡高懸。「行像」一次，通常有20 輛這樣的車，每輛車各不相同。人們不分僧俗，都集合於路旁狂歡通宵。城東南方的耆闍崛山，有當年釋迦牟尼說法堂的遺址。法顯於城中買了香花油燈，順著山道到了山上最高處的秀端岩淴弔佛祖的說法遺址。他於遺址中留宿一夜，再到此瞻仰釋迦牟尼於該處說法講經、面壁修煉以
及洗浴用餐所經歷過的處所，收集了許多有關釋迦牟尼的神話和傳說事蹟。 法顯以巴連弗邑為中心，依次遊覽了中天竺的迦屍國、拘睒國、達親國等處。他一路上以尋訪佛寺、探幽訪古為主要目標，間中也考察當地的風俗民情、山川勝蹟，從而給後人留下了很多寶貴的歷史研究資料。例如達親國境內風物清幽，但道路險阻，外人要進去，必須由當地人引領才行；達親國國王便訂下章程：凡進入該國地界者，須繳納一定數量的錢財或貨物，然後便安排專人相送，一站接一站的輾轉交付，指示路徑。這種做法，實際就是旅遊業的早期雛型。法顯旅居外域，身無長物，當然無法遊歷達親國，可是他記下了這種以有償方式提供旅遊服務的法度，給後人考察研究旅遊業的興起，留下寶貴的資料。
法顯於中天竺的佛教名剎摩訶衍寺一住三年，學梵語，習梵文，抄寫了大批佛學經典，如《薩婆多眾律》、《雜阿毗懸心經》、《方等般阿泥洹經》等，收獲豐富。於摩訶衍寺時，法顯和道整間發生了一場爭執。他倆離開中土時，晉室偏安江南，北方的鮮卑、羌、氐、羯、匈奴等少數民族相繼爭逐中原，建立割據政權，戰亂不息，民不聊生。道整見天竺佛教興盛，社會安定，就不想再受顛沛流離的跋涉之苦，有心留居天竺以渡餘生。而法顯卻覺得此行西來，為的是取得真經重返故國，怎可慕一時的安逸而捨棄初衷呢?他們誰也無法說服對方，只得分道揚鑣，灑淚告別。
法顯順恆河東下，相繼在南天竺瞻波國、多摩梨國住了兩年，接著便到師子國(即今斯里蘭卡)。那段時日裏，他遍訪寺院，窮搜經卷，晨抄暝寫，永不言倦，行囊中所攜佛經，已經滿滿的。一日，城中舉行盛大法會，法顯前往參觀，忽然於一尊玉雕佛像的蓮座下，他發現了一柄由當地富商供奉的白絹團扇！面對扇面上那一行漢字書寫的題款，他不覺雙眼迷濛，淚落如雨！ 扇面題款用的還是晉室年號，這令他非常感慨。他在國內時，荊州還是晉土，長安已屬後秦。現在華夏大地是否同歸一統呢?再想及一道同來的9 人，走的走了，死的死了，留的留下來了，只有他仍孑然一身，形單隻影，想到此，他更愴然涕下......
於師子國住了兩年，法顯便乘商船歸國。航行海上，水天茫茫，法顯更歸心似箭。他默默祈禱上蒼，求佛祖保祐他平安歸國。
□重返東土，名垂千古
法顯從來沒乘過那麼大的木船。船上載客二百多人，船後還拴著一艘小救
生船。不幸的是，啟航才兩天，船艙就發現滲水；隔不多久，底艙便浸滿了海水。船上乘客人人自危，有人跳上小船，砍斷纜繩，自顧逃生而去。船主吩咐拋下艙中所有貨物，指揮水手堵塞漏洞，才險象稍緩。
當時行船，全靠日月星辰標示方向，若果遇到陰雨天的晚上，便只得隨風漂泊。經歷了一百多天的航程，船駛到耶婆提其國(今印尼爪哇島)，法顯便登岸休息了五天，然後換乘另一艘前往中國廣州的商船，踏上最後一段航程。 他原計劃船到廣州，只需五十多天，誰知船遇到風暴後便迷航了，駛了七十多天仍見不到陸地。船上所帶的糧食、蔬菜和水果，以至淡水早已耗盡。最後大家只得蒸餾海水，將所得淡水分用以維持生命。正當大家幾乎絕望，水平線上出現了陸地蹤影，眾人狂歡雀躍。船靠岸後，派人上岸問路，找到了兩個獵人；經法顯上前問話，才知道已到了青州長廣郡牢山(今山東青島嶗山縣)的地界。
東晉義熙12 年(公元413 年)，法顯由青州到東晉的京師建康(今江蘇南京市)，於道場寺講經。14 年西行取經的磨難，終於給了他豐厚的報償。據梁朝僧人僧祐所撰的《出三藏記集》說：「法顯以晉義熙12 年還都，眾經多譯，唯《彌沙塞》一部未及譯而亡。」於建康居留期間，法顯致力於梵文佛經的漢譯，由他和天竺禪師佛馱跋陀羅參互辨定，同心協力譯出的《摩訶僧衹律》，是目前世界上僅存的佛教大眾部系統兩種律之一。王邦維於《跋梵文貝葉經說出世部比丘律》中提到：「法顯的漢譯和其他幾種漢譯律，在原文原本絕大部份都不復存在的今天，差不多成了開展研究的最重要出發點，在很多情況下，還是判斷殘存在印度或其他語言中的佛教律本的部派屬性的基本座標。」(見《中國文化》總第10 期)事實上，自法顯的梵經漢譯本問世後，直到唐朝時期，於中國，尤其是在關中地區，佛教僧侶大都講習他的譯經。唐朝僧人道宣撰的《續高僧傳》說：「關內素奉《僧衹》。」由此可見，法顯的漢譯經文，在中國佛教早期發展史上曾經有過巨大的影響。
法顯於建康和梵僧佛馱跋陀羅共同譯經時，當年曾和他結伴西行的智嚴、寶雲也相隨而至。他們的再度相聚，對我國的佛經翻譯事業起了積極推動的作用。據《出三藏記集》說，法顯死於南朝宋景平元年(公元423 年)，享年82 歲。依此推算，他從長安出發取西經的那年，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 法顯生前，曾於東晉義熙12 年(公元416 年)應廬山高僧慧遠的邀請，到廬山講經。慧遠的俗家弟子雷次宗聽法顯講述到天竺取經的經歷，為法顯整理了一卷《遊天竺記傳》流傳於世。
如今，《遊天竺記傳》已被翻譯為英文、法文、日文、印度文等多國語文版
本，廣泛流傳，成為當代學者研究佛教史、中印交往史、印度史等的極重要資料。本文的寫作，亦主要是參考了該資料作根據，加上其他資料鋪寫而成的。 1987 年，印度著名歷史學家阿里說：「如果沒有法顯、玄奘、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直至今天，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附近的卡魯塔，還保存著一塊「法顯石」，作為法顯曾遊歷及學習於當地的一個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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