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育的亮点

近代中国教育的亮点

在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竞争与合作已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引导着世界各国。然而，教育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部分在此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事业不仅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密切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与社会心态。以世界各国的教育史为鉴，结合本国具体国情，建立科学的教育系统无疑已成为当务之急。回顾中国教育事业历程，近代教育可算作中国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原因便在于中国处在社会变革、思想与国家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对中国近代教育进行全面的、客观的评价，我们发现问题与成就是并存的，它区分于历史与当前，特色鲜明并且影响深刻。教育作为意识层面上的产物，在反应社会形态的同时也极大推动着国家的不断进步、不断革新。

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一言以蔽之，即继承、借鉴、变革、自由发展。近代教育为中华民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唤醒国识、重塑民族灵魂、推动社会转型。迫于深刻的民族危机，持续了百年的思想大与教育发展相互推动着。首先，近代教育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本质，儒家思想的精华部分不仅被传承其中，而且在诸多方面始终是整个民族的最优导向与价值观念。其次，西学东渐与西式先进的教育系统是同步进行地，西学及其教育的传入是主要的外部因素。第三，变革封建式教学的落后观念，一改历史上以四书五经为纲的填鸭灌输教育模式，在注重个性发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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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培养既全能型又专业型的人才。第四从制度层面上彻底突破束缚与。最后，由于特定的历史因素，放松对教育的高度管制，为其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使教育事业达到了顶峰。总之，教育大业当是社会、国家、民族的灵魂，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近代教育成就的取得是以保留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优秀成分为前提并进行发展和创新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教育发展的指导性原则，它一方面塑造着中国特有的教育精神，另一方面，促使中国人“和而不同”、“仁义礼智”等优秀思想在教育中得以彻底的贯彻。从必要性上讲，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引领着社会生活的方向，更是个人乃至民族行为方式的价值衡量准则。章太炎、陈独秀均视文化为至关重要的精神世界和立国根基。“国家之所以能立于世界，不仅武力，有立国之元气也。元气为何：曰文化”、“文化对军事、政治、产业而言……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这是二人在不同的时期对于文化的判断。儒家思想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糅合了中国各阶层、各时期的共同处世准则，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这就是中国近代乃至现代教育都必将继承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原因。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体系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儒学不仅以三纲五常为伦理道德规范，而且主张仁政、德治，提倡经世致用，当然，儒家还与佛道二派相互吸收、融合，它根植于中国本土，适应历史的脉动规律，不断更新其内容，所以我们说，中华文化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新陈代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仁”“智”“自由”作为精华部分被近代教育者批判性的加以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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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和利用，这体现在不同方面。以“仁”为例，从“孔子贵仁”到孟子的“仁政”思想，再发展成朱子的“仁统四端”，可见，中华仁学在维护国家统治与社会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但也绝非唯人即仁，历史表明，中华仁学强调的是在其民族自尊的基础上以仁还仁，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它的民族发展、国家完整的权利，在必要之时他会还暴以暴，而非一味地、被动的接受或强行吸收外来事物。儒家思想是为以仁主、以智为辅，智并非单纯的指智慧、智识，孔子有过“知者不惑”之说也就是个人或社会对一切事物的态度选择问题。近代教育重视幼儿的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无疑是从不同水平上提升整个国家的“智”力水平与认知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对教育的高度管制与产业化阻碍了教育发展，这是以近代教育的“自由”为借鉴的，孔子思想教育体系中的“中庸道并行而不相悖，本于春秋之世并立”，“自由是文明之所以进步的总因，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

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系统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可谓功不可没，尤以戊戌变法中维新人士在教育领域掀起的西方式改革最为突出。鸦片战争以后，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到洋务运动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再到维新一派的“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以及后来清末新政中的《教育章程》系列，这一切探索与借鉴都极大的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与斗争。从整体上看，清末新政时期所颁布的《钦定蒙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初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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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完善的教育系统。以部分观之，京师大学堂的创设开创了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先河，随后又提出的幼儿教育、女子教育、职业教育在较为广泛的普及国民的同时又从另一方面对整个做了补充。维新派在上海、汉口等大型城市开办商学，在教育课程中又开设经济特科，一方面倡导国人接受近代西方经济知识的熏陶，另一方面又为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起到了铺垫作用。一批维新人士于天津、湖南等地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并派人出国留学开创了西方新型理念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的先风。从向西方社会文化的吸收来看，西学输入的目的由“欲明制造”转向“输入文化挽救危亡”，而内容则从教会、基本制度转向社会科学文化知识与思想。光绪二十一年（18）出版的《西学大成》分别介绍并引入了十二类社会科学，后又增译六类，前后共收录西学书籍78种，是对西方数学、化学、物理学、军事知识最全面的一次翻译，丰富了近代教育的多样性，也为我国社科发展垫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光绪丁酉慎记书局刊发的《西政丛书》分为史志、官制、学制、公法、农政、工政、商政、兵政、杂著 共九种，收录已译西书三十二种，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西方各种在中国的传播，当然，这又是对近代教育内容的补充与完善。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后时期，根据国情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经济与教育上的改革成果是势在必行的。我们强调学习先进，更加重视自身创新能力的培养，寻找这二者之间的有效平衡点，融合中西方不同的教育理念，为培养能够迎接国际化挑战的新型人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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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教育史上，不存在任何全盘西化的主张和措施，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组织行为取向。制定者、教育家、力主变革者都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陈疴痼疾进行了批判与否定，洋务派一改传统的教育模式以及后来清废除科举制度在变革传统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在19世纪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进程中，出现了传统教育理念与新兴教学体系并存的局面，地区间取向程度差异大，初步估算，中式课程与西式课程的比例三七开，旧式教育机构以国文类、八旗特招类等为主，而新式教学中外文翻译、社会类学科、工科、职业类则占主要地位。在新时局、新思潮的驱策下清最终对科举制度及旧式书院、私人学塾进行了局部改良，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形式都间接接近新。尤其是到1905年新政时期，清即宣布“停科举以广学校”，在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都引起了极大反响，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宣告中国人打破了以儒学为宗的教育模式，从制度层面上腐朽教条的禁锢，第一次从祖宗的思想桎梏中冲了出来。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在正常的社会发展时期，还是在历次改革的大背景下，没有人敢将儒家理论从教育领域剔除，清末新政敢为天下先，开创了中国历史教育的先河。我们认为，当一种制度与社会现实相脱轨的时侯，就已经萌生了变革的必要，否则，它不仅难以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而且还会阻滞其正常发展，由于四书五经这种教学内容主要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思想体系中的绝大部分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一味地强调顺从，忽视民主、，任何组织形式的运转都应当是以人为核心因素，而不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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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制度作为既定公式维护特权阶层的恒久利益的。中国教育改革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从纵向上看，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不良垄断局面，适应了社会文化要求发展的大势，初唐科举制度的确立又适应了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历次教改的困难在于并不是每个阶层都能够收益或均等受益，其阻力主要归因于文化障碍、社会障碍、组织障碍和心理障碍。历史或者当前，打破僵化的存在机制，开创能够引领社会文化，塑造良好的社会心态的新型教育是必然的。

的自由教育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可谓熠熠生辉，尽管只有短暂的37年，可他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在今天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强调市场的自由成长与发展，只是充当了监督者与引导者角色，如此，教育领域也不能例外，以往的教育、美国的自由教育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佐证。鉴于史，其成功之处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放松管制，真正把教育当做推动国家进步的千秋大业，而不是为统治服务的思想机器。由于时期所强调的自由、民主和社会需求的刺激，较少的干预教育事业，为其营造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发展环境。其次，近代思想为教育平台的搭建鉴定了理论基础，不仅对时期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引导着近代百年的社会文化趋势。时期出现的一大批教育改革家，他们的思想自由与开放对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譬如，新文化运动中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他所提倡的兼容并包使得北大聚集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为社会理念的传播和培养新式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则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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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能允能，日新月异”、“惟其允公，才能远瞩，正己求人” ，学生“不但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的多”。在张伯苓的大力倡导下，南开中学各种社团纷纷成立，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之路的。在教育法规方面，1912年中华教育部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使得教育公开化公平化。1946年国民《教育》规定“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名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国民之文化水平”。教育法规的全面、客观、系统性是不言而喻的。当我们今天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二十时，《教育》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起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其依法设置智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与保障。”正应当引起今天的制定者的反思和社会民众的重视。“边缘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产业，得由办理或补助之”。国民一九三七年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等地先后成立二十二所国立中学，并培育十万“战区学生”。中国党大多杰出人才接受的都是教育：前国务、“两弹元勋”邓稼先、经济学家董辅礽等。而八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五位接受的也都是教育。

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始终围绕着社会变革，但是，也正是近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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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这股力量支撑着社会变革与转型。传统文化和西学分别作为推动教育的内外因素形成了一个全新局面，而变革陈腐的制度与自由环境则推动了其发展。诚如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一样，历史不仅是用来批判和评价的，而是用来借鉴以指导现实社会的。总结中国近代教育的重大成就，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引导下，振兴我国教育事业，增强国家软实力，迎接国际化挑战。我们的教育需要改革，任何一种制度、都应随着时代背景和社会显示更新，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教育系统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小修小补以外再无较大的变化，教育已不再起到引领社会思潮、时代文化的作用，改革是所向，也是必然的。在此，谈几点关于中国当代教育改革的建议。一、在制度方面，引入激励机制与竞争机制，借鉴绩效系统。但我们也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利益取向，也就是说，寻找教育与商业模式之间的有效平衡。二、从权力角度讲，应当充分放权，取消行政对教育的高度管制与规范化操作，提高监督效率。三、应当扩大教育支出，这不仅指教育经费支出，还涉及到关注度等无形投入。纵观世界各国教育史，全民教育、综合教育是最终的发展趋势。四、建立并健全教育文化形态，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教育文化不仅指引着教育方向，也塑造着社会心态，所谓教育文化形态，是指整个教育学界现存的文化、意识力量，包括师资力量的强弱、教育事业人员素质高低、学生自身文化观念等。五、将教育与政治、商业区分开来，突出教育的社会文化领导地位。区分教育与商政，是因为近年来商业利益需求的刺激已经使教育产业化，误导了教育方向，而非适应经济需要培养适销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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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证族、就业族，行政干预又迫使教育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这都需要以为主导进行全面改革。教育的社会文化领导地位是什么？如前文所说，教育必先于社会发展，塑造良好的社会心态，即他起到了判断与指导行为的双重作用。

“古人牧豕都养，尚可听讲通经，岂必横舍千间，载书兼而后为学哉？始则二三，渐至什伯，精诚所改，必有应之于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鲁以不悦学而亡，越勾践以十年教训而兴，国家之兴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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