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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教对唐初政治典制的影响

来源：意榕旅游网

2006年第6期(总第119期)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Qingha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

NO16,2006GeneralNo1119

论道教对唐初政治典制的影响

吴秀兰

(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青海西宁810007)

[摘要]道教对唐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君臣之道理论、道教的政治理性、御史监察制度

和道教与唐代政治的关系调适上。本文从道教与唐代政治关系的视域进行分析,它将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唐代政治清明和臣子的力谏精神。

[关键词]道教;政治;无为而治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06)06-0065-04

　　宗教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及其运行有着深刻的影响。为了统治的需要,道教在唐代被尊崇为国教,它与唐代政治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开创了道教繁盛的新局面,而且也丰富了唐代政治文化的宗教内涵,在君臣之道理论和治理国家观念上、御史监察制度设计和“道隐”与谏官角色转化上等方面均打上了道教的烙印。

一、唐代的君臣之道理论

唐代在因袭前代政治理论的基础上,渐次形成自己独特的统治思想,其核心部分就是君臣之道理论。唐代皇权与道家方士的结合最为密切,李渊集团在起兵反隋时就充分利用道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完成了李唐王朝的建立工作。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发展李渊做法,指示在重修《氏族志》时必须“崇重今朝冠冕”,追赠老子为始祖,有意崇道抑佛,在所颁《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中尊奉老子相当于上帝的地位,朝廷极力推崇《道德经》。《道德经》蕴涵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智慧,老子将“小国寡民”视为理想的社会制度,故其治理天下、论治乱世的理念主要导源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君民都要无为无欲;二是圣人应以百姓心为心。“无为”是老子的“自然

[收稿日期]2006-05-28

之道”落实到人生层面的直接表现,这里的“无为”是要去为的,是积极的、动态的、创造性的,

“无为”是为了无不为,以“无为”之形式达到“无不为”之目的是老子辩证法的核心,这包含了老子对于人生哲学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也形成了系统的君道理论。此理论成熟与完备的主要标志是:“在充分肯定君权至上的前提下,重点讨论制约乃至限制君权的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及君主应对的方略和具体措施。这就从力量上为君权的行使提出了系统的规范,并把民本论、君臣一体论、法制论、谏议论、孝制论等发展到新的高度”。唐代诸帝王均认同君臣一体论,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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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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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说:“九域之至广,岂一人之独化。”他们从君不可以独治、君臣如父子、君主臣辅、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君臣同体合道、君臣利害攸关等多角度认识君臣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君道、臣道规范,形成了系统的君主驭臣之道,并发展了韩非子的“术”学。

道家思想是道教教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确立了独特的“朴治主义”治国原则。“朴治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无为而治”,其有六大特点:“一是以宇宙中人类之最后根源‘道’为其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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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秀兰(1969-),女,汉族,江苏丹阳人,青海民族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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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二是以退隐任自然为其基本精神;三是以‘圣人’为朴治主义信徒之师表;四是尚质黜文,以朴为体;五是主弱反强,以柔为用;六是重明轻智”。这六大特点其实就是“道”的不同表现形态,“无为”政治正是立基于“道”基础之上的。道家在处理治身与治国的关系上认为身国同构,在治国方略上认为应“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要使民达到这种无欲、无争的纯真境界,先修身,“人君者,帝王必须首先修身”,“人君者,必修诸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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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四海,去偏党以平王道,谴私情以标至公”。为此唐太宗在《帝范》中对帝王的人格、气质、情趣、才能、政术等方面作了具体阐述,君王应使自己具备“圣人”的品质,“圣人”便成了“天之道”为政的最完美的典范。君圣之道是虚怀纳谏,臣贤之道是忠诚正直。《贞观政要》共十卷四十篇,最多的则是君王的纳谏和贤臣的进谏,它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无外就是谏诤是君圣臣贤的政治纽带。初唐继承了历代言谏系统并将其进一步完备化,设立专职言谏官以保证下情上达,言路畅通,对行政决策及时作出反馈与修正。唐代的谏官属于中央行政中枢机关中书省和门下省,有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缺、左右拾遗、给事中等。谏官进谏多规讽于君王错误未犯之前,凡国事则实行君臣共议,当君臣意见相左时,他们之间也会发生激烈争议,由于他们都遵循共同的准则,因此激烈而不失坦荡。正如唐太宗所云:“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隔,实国之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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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这一切与君臣的求道不无关系。

二、唐代道教的政治理性

道教中的政治理性渊于道家。道教的政治理性表现在政治统治中其目标和形式的合理性,即对各种手段进行充分的理性估计的基础上,追求一个确定的政治目标并设法预测可能的后果,这种理性立足于道家对“道”的信仰基础之上。道教的政治理性首先要解决的是道教的超越性问题,道教利用老庄哲学中的玄妙之道和神仙思想,引导人们走向超越有限生命和世俗人生之路,然而,这个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超越与约束的矛盾之中,因此道教清楚无误地告诉人们,要想做超人,首先必须做好俗人,用老庄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善人”、“至孝”、“至忠”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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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太平经》说:“男女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

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此皆本之元气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太平经》借宗教的外衣,促使人们并力同心,营建一个仁爱、公正、祥和的太平世界。葛洪的《抱朴子》更注重从思想观念上明确“道”与政治的联系,以及修道者的道德伦理,使道教的政治理性上层化,葛洪在其《抱朴子》中明确地给道教以政治定位,认为修道与修身、求道与求民、入俗与超俗,在个人的能力与人格培养上是不能截然分割的。

唐代的道教政治理性主要表现为统治者对道教的政治化要求。实际上唐代统治者崇道中的狂热亦包含极强的政治意识,道教中的“无为”不是消极地避世,而是积极地入世。我们所说的道教中的政治理性是明确的道德意识和治国思想,它不表现为狂热和感性化,而表现为理性和冷静化;不表现为超俗的神仙,而表现为世俗的完人。至玄宗时,道教的政治化进程加快,唐玄宗亲著《道德真经疏》,令颁行天下,《为玄元皇帝设像诏》曰:“道德者,百家之首,清净者,万化之源。务本者,立极之要,无为者,太和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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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所以理国理身,思至乎上行下效”。唐代君主极力倡导“无为”思想,并积极推展从自我的“无为”转化为为政之“无为”的过程。为此,杜光庭先生认为:“夫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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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理身则知理国矣。爱其民所以安国也。”在治国方面,道教把治国与修身等同为一理,把治国之术与修道之义结合起来,由修心开始推演到治国,道教便从自利上升为他利的主要手段。为适应道教政治化的需要,唐代道教理论继承了葛洪崇道贵儒的宗教精神,从理论上明确道教的政治参与性,把治国之术与修道之义结合起来,让道教担当起道德劝导的角色。唐代道教理论家们通过讲释《老子》,使道教的国教性质更加明显,把“无为”之政作为一种宗教信念,这不是政治思想家老子的初衷,但将“无为”作为一种治国信条,这确实是老子所期待的。唐代道教丰富了老子“无为之政”的理论内涵,明确了道教的政治理性,实现了老子的政治愿望。但唐代道教在政治理性方面也表现出两极:其一,因不满世俗而以救俗为目的;其二,因无法超脱而以和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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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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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教对唐代御史监察制度的影响

道教的生命逻辑在于解释现实政治中的君、臣、民三者间的密切关系,为修心、爱民、治国等基本的为政之道提供了理论基石。道教的政治理性不仅影响到唐代最高统治者及其官僚阶层,而且也影响到下层的平民百姓。首先我们来分析道教对最高统治者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唐代君主的治道精神上,从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设置上,我们可以看出,上下有序齐整严密的政府体系部类齐全,功能齐备,在这个体系中,决策是中心,执行是关键,监督是保证。从监督机关的角度看,御史台机构内部的台院、殿院、察院职掌明确且分工合理,能较好地执行对官员的监督职能。由于有了治道精神,才使得唐代御史监察制度在运作方面和前代相较更具理性化色彩。道教对君主的人格修养也不无影响,笔者认为这是御史监察制度能够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之一,御史监察的效果往往取决于君主是否有“道”,如前所述,在唐太宗的君道观念中,君王最宝贵的东西不是权欲,而是德义,君王不是拥有权力而至尊,而是因为兼合天下人之美德而令人敬仰。这种不彰显权力和欲望的君道观念与道教的“无为”思想是暗合的。正因为唐代君主有这样的认识,才赋予御史台官员极大的弹劾权,并且御史台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一般是能够得到皇帝支持的,这样就使得皇权与御史台监察权的关系处于良性互动状态之中。

道教在唐代对御史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君主到官僚都在“修身”、“修心”和“求道”,“道”的广泛性形成了唐代官僚“学”“政”一体的修养模式,注重自身的仁德修养,这为御史官员提供了评判是非的道德标准,使他们获得了弹劾违法的勇气和胆识。唐代御史弹劾往往不避权贵、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不怕打击报复,当时御史刚直不阿、大胆弹劾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如高宗时侍御史王义方以李义府奸蠹害政,将加弹奏,以问其母,他母亲回答说“昔王陵母仗剑成子之义,汝能尽忠立名,吾之愿也,虽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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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连母亲也支持儿子以法奏弹,结果王义方被贬而无悔。御史坚持法度,对皇帝的命令“不敢奉制”之事屡有发生,著名的如武则天时期,御史中丞宋　连续三次“不敢奉制”,拒绝武则天的诏命,《大唐新语》卷二载:“宋　,则天朝

频论得失,内不能容,而惮其公正,乃敕　往扬州

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宪府,按州县乃监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识其所由,请不奉制’”。可见,御史连皇帝的诏命都敢违背,这需要御史有一定的魄力和胆识,“道”对御史的心理支撑是不可或缺的。从上面的王义方之母支持王义方弹劾李义府的例子来看,道教对普通百姓的影响亦可见一斑。

四、道隐与谏官唐代“道隐”与谏官角色的互换成为唐代政治的特色。“道隐”指求道与隐逸所产生的社会角色,也指一种行为风尚。唐玄宗时专设道举,使其与进士、明经试一样来选拔官员。“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于玄元皇帝庙置崇玄学,《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待习成后,每年随举人例送名至省。准明经考试,通者及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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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博士置一元”。统治者的政治导向使得唐朝社会形成了两种与道教有关的社会风尚,一是隐逸,二是交道友。由于朝廷屡次下诏征求山野之士,又开道举广纳习道经之才,隐逸和交友便失去了宗教的特色而演绎成政治行为。

唐代的道隐与中国的士精神具有共通性。士自始自终要面对强大的政治权势,同时亦与世俗世界须臾不可剥离。人间色彩的“道”是以重建政治社会秩序为其最主要任务,但是“道”的存在并不能通过具体、客观的形式来表现,它既不化身为人格神的上帝,也不表现于教会式的组织,而是依靠“道”的载体———士来承担。这样士在“道”的实现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便异常沉重,为了保证士的个体足以挑此重担,走此远路,精神修养便成为关键性的活动。因而说,士责任重大,但供其凭藉的客观条件又相当薄弱,他们除精神修养外再没有什么力量来足以肯定他们对“道”的操持。道士习道深山固然没有政治企图,但唐代皇帝却有“招隐逸”的政治活动,士的“修身”、道隐便与政治存有难以割舍的情愫,“修身”在人君政治社会秩序中的确处于枢纽地位。

唐代道隐与政治具有微妙的关系。对《旧唐书》之《隐逸传》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史德义、王希夷、李元恺、白履忠等人被征召入仕,皆授朝散大夫表明统治者招隐逸以示政治清明的意愿。从职能上看,朝散大夫是不在编的谏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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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一种荣誉,皇帝也赋予这些散官议政的权力和义务,喜乐山林、习道之士籍此可完成其政治使命,使政治和隐逸结合起来达成政治默契。统治者绝不可能将谏政的重任真正落到山林隐士身上,作为隐士的朝散大夫也不可能在意这样的散职,但是他们都彼此需要这种“封”与“辞”的游戏,唐代统治者多用这种方法来笼络隐道之士。

敢于与奸佞斗争成就了谏官刚直的性格。唐德宗时,阳城先隐于中条山后被召为谏议大夫,道隐风范在阳城身上表现得颇为明显。当阳城“初至京,人皆想望风彩,曰:‘阳城山人能自刻苦,不乐名利,今为谏官,必能以死奉职。’人咸畏惮之。及至,诸谏官纷纭言事,细碎无不闻达,天子益厌苦之。而城方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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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能窥其际,皆以虚名讥之。”阳城的才能和[参考文献]

胆识只有在国家危难时才表现出来,这才是乐隐

山林者大智若愚的政治才华的体现。另外,由于受道隐思想的影响,道隐之士不图世俗名利,这在处理隐与仕关系上则更具灵活性。“孙处玄,长安中征为左拾遗。……神龙初,功臣桓彦范等用事,处玄遗彦范书,论时事得失,彦范竟不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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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乃去官还乡里”。去官乃是隐士在失意之时的避世行为,在“道”精神的激励下,隐士们强烈的参政意识和谏议态度是值得认肯的,由于道家的淡泊意识和自由精神使得道隐之士在失意时毅然决然地退隐山林去寻求适合于自己生存的环境。道隐者养身与济世相结合的政治需求和唐朝劝俗与任贤相结合的治国需要是契合的,正是这种契合唐代才把宗教和政治调适到较为理想的状态。[1]刘泽华,张分田.政治学简明读本[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101-102.[2]刘煦.旧唐书(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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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39-240.[12]刘煦.旧唐书(卷一八七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4856.[13]王溥.唐会要(卷七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404.

[14][15]刘煦.旧唐书(卷一九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32、5123.

OnPoliticalInfluenceofDaojiaoinTangDynasty

WUXiu2lan

(TheNationalitiesResearchInstitute,QinghaiNationalitiesCollege,Xining810007,China)

Abstract:ThepoliticsoftheTangDynastywasinfluencedbyDaojiaoprofoundly.Themainperformancewas:thetheoryofthekingandhisministers;thepoliticalreasonablenessofDaojiao;supervisoryofsystemandtherelationadjustmentofDaojiaoandpoliticsofTangDynasty.TheessayanalysestherelationbetweenDaojiaoandpoliticsofTangDynastyanditcanhelpsusunderstandtheclearlypoliticsofTangDynastyandthespiritofsupervisoryministers.Keywords:Daojiao;politics;havenoforbut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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