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清道光年间的⼤盂⿍,是现存最⼤的带有铭⽂的西周青铜器,具有重要的⽂物、⽂献价值。因其流转经历曲折离奇、可歌可泣,⼜被视为⼀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
⼤盂⿍,通⾼101.9厘⽶,⼝径77.8厘⽶,重达153.5千克,为西周时期的炊器。折沿,敛⼝,双⽿⽴于⼝沿上。深腹中空,内壁有铭⽂,⾜上有扉棱。整体造型庄重⼤⽅,纹饰简洁质朴。
关于⼤盂⿍的出⼟地点,历来有两说:⼀说陕西岐⼭礼村,⼀说陕西眉县礼村。通过考察陕西青铜器出⼟分布情况,多数研究者认为后者更为可信。据记载,与⼤盂⿍同出的还有⼀⼩盂⿍,也刻有铭⽂,后来在战乱中被毁,仅有拓⽚传世,令⼈扼腕痛惜。
⼤盂⿍出⼟后,先被岐⼭宋⾦鉴收藏,后流⼊北京。宋⾦鉴进京考中进⼠,做了翰林,他在琉璃⼚德宝斋发现了⼤盂⿍,于是以⽩银3000两购得,运回岐⼭⽼家。宋⽒家道中落后,⼤盂⿍落⼊左宗棠之⼿。左宗棠⼜将其赠予⼯部尚书潘祖荫。潘祖荫没有⼦⼥,他过世后,⽣前收藏的⽂物被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家,就包括⼤盂⿍。潘祖年去世后,守护家传⽂物的重担落在了孙媳潘达于的⾝上。战争期间,潘家将⼤盂⿍重新埋⼊地下,躲过重重劫难。1951年,⼤盂⿍⼊藏上海博物馆,1959年后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盂⿍最有名的当属它的铭⽂,291字的铭⽂有证经补史的重要作⽤。内容主要分三部分。第⼀部分追溯⽂王受天命和武王灭商的功德,周康王强调⾃⼰要秉承先王美德。第⼆部分追溯盂早年学习的经历,盂深受周王恩泽,周王告诫盂要效仿他的祖⽗南公。第三部分是周王册命盂辅佐上司荣⽒,要勤于奉公、恪尽职守。命盂继承祖⽗南公的官职,掌管、负责诉讼,辅佐周王治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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