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号中旬刊夫教贯才周梅森政治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比较喻二‘门‘‘..(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要:周梅森的政治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在时代背‘黑幕小说”，。这三个档次主要以技术为衡量之准绳是很明景、内容重点、写作手法等方面存在类同之处;同时，由于时显的。代的不同，二者又呈现为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对二者的比周梅森政治小说与谴责小说的类同之处，首先是在时较研究，有助于认识以周梅森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小说在社会代背景上，即它们都产生于一个特定的社会转型期。人所共生活中的现实价值。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社关键词:周梅森政治小说晚清谴责小说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从《人间正道》到《中国制造》，从《至高利益》到《国家公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诉》，周梅森的政治小说作为中国当代小说异军突起的一个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流派，其影响已不容漠视。曾经有不少评论性的文章称周梅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选集》第二卷《中国革森的小说为反腐小说、改革文学、官场小说等，但笔者认为命和中国党》)随着这种社会历史的变化，传统的封建伦称谓都不太准确。近年来，有些文章开始称其部分作品为政理道德礼崩乐坏，逐步丧失了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主导地治小说，但是关于政治小说的定义，却还未有定论。如斯庇位;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畸形繁荣与封建士大夫的末尔教授认为，政治小说是以写观念为主的一种散文故事:比世情怀，又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导致了对声色犬马贪得如说关于立法机构，及关于经世活动的理论。其中，作者的无厌的追求，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黑暗因此而愈演愈烈。主要目的，是宣传政党、改良社会、或是暴露支持的人这就是晚清谴责小说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而我们现在正们的生活及构成的诸势力。梁启超则认为，政治小说是处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同用来开启民智、抒发个人政治见解的;而周梅森的政治小说样由于社会历史的变化，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信念发生动除了揭发社会各界丑恶之外，也不露声色地将自己的个人摇，执政党倡导多年的优良作风与道德规范受到严重破坏;见解隐含在小说之中，所以采取的方式比较含蓄。可是这与而社会生活的繁荣与相当一部分人在社会转型期滋生的失反腐小说、官场小说的不同在于，后两者过于拘束于权力与落感，也同样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导致一部分人对灯红的问题上，而周梅森小说要讨论的问题远不仅限于此，酒绿、金钱享受利令智昏的追求。这就是周梅森政治小说产还有对社会、经济、基础建设、法律制度、百姓生活等各方面生的社会背景。在这一点上，周梅森政治小说与晚清谴责小的关注。说何其相似。谈及周梅森政治小说的影响，有人说:“此事古已有之，周梅森政治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第二个类同之处，远的不说，晚清李伯元有《官场现形记》，吴跻人有《二十年是其关注点的相似性，即它们都把官场黑暗或作目睹之怪现状》，刘鹊有《老残游记》，还有曾朴的《孽海花》、为自己揭露的重点。晚清谴责小说中的《官场现形记》抨击无名氏的《官场维新记》，这类谴责小说不正是官场小说的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官僚制度，在揭露封建官僚媚外的老祖宗吗?”回顾近代小说史，翻一翻几部著名的谴责小说，丑态与残酷人民的罪行的同时，着力描写了他们的贪再来看周梅森的小说，发现在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类污。小说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官僚形象，地位有高有同之处。低，权势有大有小，都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之徒。他们卖所谓“谴责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晚清暴官寮爵，贪赃枉法，盘剥百姓，出卖民族与国家利益，直至不露性的小说分成了三个“档次”。最上乘为“讽刺小说”，以惜出卖个人的灵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反映的内容较《儒林外史》为典范;居中者为“谴责小说”，他圈定了以上四为广泛，不仅写了官场人物，而且涉及到洋场才子、医卜星部代表作;“其下者”为“黑幕小说”。这三个档次的作品的分相、三教九流;但它的重点还是暴露官场的黑暗与。作界，既有关这些作品的内容，也涉及这些作品的技巧。他认者笔下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僚，无不是贪得无厌的家伙。《老为，指摘时弊的“谴责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残游记》、《孽海花》、《官场维新记》等晚清谴责小说，也都是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把清廷官场的黑暗作为自己重点的抨击对象。而20世好，则其度量技术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至于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政治小说创作的周梅森，近十年来坚持“黑幕小说”则是“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不懈，以饱满的社会责任感先后创作出了《人间正道》、《中46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一系列政治小说，不仅对领导干部中的堕落分子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而且深人思考背后的原因是出于的不完善，这就从较高的层面发现了问题的根源。从而被誉为“弘扬主旋律文学的作家”。周梅森政治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关注点的相似，并非作家们个人喜好相同，而是相似的时代背景使然。晚清官场的黑暗，是举世闻名的。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力主改良维新的作家，必然要把它作为自己口诛笔伐的首要对象。而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转型期的新形势下，我们国家社会生活中，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现象滋长蔓延，愈演愈烈，具体表现为者的级别越来越高，其手段越来越巧妙，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曾就“广西贪官系列案”撰文指出:中国目前政界的已达到相当的深度状态，2000年8月份，太原市城调队在全市范围内随机抽取了100名市民，进行电话调查，结果表明有49%的市民认为党内问题非常严重，反斗争任重道远。所以，周梅森自己就讲:并非我喜欢揭露，而是别无选择，老百姓喜欢什么我就写什么，我要写老百姓要看的东西。因为如果要写反映当代现实的作品，就必然会遇到这个题材，无法回避。周梅森政治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第三个类同之处，是其写作手法的纪实性。《官场现形记》集中暴露晚清官场的污浊、吏治的败坏、封建官僚的腐朽，小说中有不少现实的影子。李锡奇曾披露说:“所写种种，大都实有其人，实有其事。惟都不用真名，而所用假名亦皆有寓意。”《老残游记》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有许多也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作者自言:“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孽海花》中的人物，更是无不有所影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相比之下，周梅森的政治系列小说纪实性更为显著，许多现实中的人和事，他都是稍作加工便写人书中。他的(人间正道》便因此而招致了，许多人对号人座，认为作者损害了个人名誉，联名上告，扬言要把他“扳倒”。这场闹剧最终以对周梅森的解禁而告终，由此可见其小说的纪实性何等明显。尽管有以上类同之处，周梅森的政治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在思想倾向上还是有着截然的不同。晚清谴责小说作家虽然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不满现实，抨击时政，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倾向仍未超出封建君主立宪范围，只是鼓吹政治的或社会的改良。因此他们在小说中所进行的谴责和抨击大多是就事论事，并未触及封建社会夫教喻料2006年1月号中旬刊制度本身，也未曾触动封建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李伯元将种种社会问题的症结归罪于官场，但他仍寄希望于封建官僚集团，意图“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写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吴跻人，将社会种种弊端归罪于旧道德的消灭，其写作目的，却是要说明“今日之社会，岌岌可危”的原因是“人心不古”，要求“恢复旧道德”，在思想倾向上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周梅森的政治小说系列，深刻地揭示了我国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塑造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表达了我们党反对的坚定决心，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这些小说向我们表明:我们党是反斗争的领导核心，人民群众是反斗争的中坚和主体力量。无论当前现象有多么严重，分子有多么猖狂，我们党和不仅有决心而且有能力惩治消除。我们社会的主导力量是健康的、积极的，我们的国家是有前途的。周梅森不愧为“高唱反腐倡廉战歌的作家”，他的政治小说系列堪称党风廉政建设的生动形象的教材。广大、干部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党从严治党、开展反斗争的重大意义，便是对周梅森政治小说思想倾向的充分肯定。晚清谴责小说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中的一个独特的流派，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面貌，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结尾加添了光彩的一笔。以周梅森作品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小说，关注社会热点，敢于反映尖锐复杂的社会现实，受到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与热烈欢迎，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影响也必然与日俱增。参考文献:1.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陈平原.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4，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骆宾生编.黑幕大观—旧中、政、匪、伶、m之怪状.春秋出版社，19.6.付建舟.晚清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小说.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7.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