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

殹以为医

医者，始以“醫”字，上为殹，下为酉。“殹，恶姿也。（《说文》）”“一曰殹，病声也。（《说文解字注》）”酉，酒也。此便是中华千年医人医己医万物之道。

醫之上从殹，无论“恶姿也”、“病声也”抑或现代之释“呻吟声”，皆为病患身处病态的痛苦的表现，此种外现的痛苦，自然“病诸内（《内经》）”。其“形诸外”，则医工以寓“酉”之酒，发散、疏通、协调、平衡，以调和病证，并病愈。又有殹在上，酉在下。梳理这种逻辑，则先见病患内在以显诸外在的痛苦，则后以调达、疏通医治，便是中国的医术。所以，先见病患的痛苦、后以疏通，便是中医治病的两大关键词。

所谓“医乃仁人之术，必具仁人之心”、“德不合佛者不可为医”，而“仁者爱人”、佛善慈悲。爱，始作“愛”，其中为“心”，为心性。遂无心，何以爱？《中庸》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性”则为心性。地天生，人秉承天地阴阳而生，天地在人的感应，则为心性——仁义礼智信等等初善性，又是最纯乎天理之性、最纯善之性。顺应这种天理之性而行为，则为“道”，道有所违，即是心性有所污秽，则修缮之，即为“教”——最根本、纯善的教育。医，从殹——医工见病患的痛苦，则以纯善、纯乎天理之心、性，自然而生慈悲、怜悯，则以这种慈悲与怜悯，去感受病患的疾苦，外以酒——疏通、平衡之法调节病证，则自然病愈。所以，“医乃仁人之术”——以慈悲心救度病苦，是大医的入门，亦是根本。

《大医精诚》有言，“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即是对待病患，无论“贵贱，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必先以纯乎天理之慈悲心、怜悯心，去感受病患的疾苦，方能拯救这个病患。

《大医精诚》笔者孙思邈先生，后世称以“药王”，且为当时、后世无论各行各业所称赞、诚服，皆以其医德之高，且“人所重，非貌高”。他的所求，便是“无欲无求”，对病患“皆如至尊”，“华夷愚智，普同一等”，即是心无旁骛，无所杂念，自然心地无比光明、无比纯善，即为纯乎天理之心性。其淡泊名利，对污浊纯善心之名利的避讳，可从其弃官而见：周宣帝时，其受拜为国子博士，唐太宗欲授于爵位，唐高宗欲拜谏议大夫，其皆固辞不受，一心致力医学。北周大成元年（579），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在今陕西郿县）学道，炼气、养形，究养生长寿之术。及周静帝即位，杨坚辅政时，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就。隋大业（605～618）中，游蜀中峨眉。隋亡，隐于终南山，与高僧道宣相友善。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召至京师，以其“有道”，授予爵位，固辞不受，再入峨眉炼“太一神精丹”。显庆三年（658），唐高宗又征召至京，居于鄱阳公主废府。翌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仍固辞不受。咸亨四年（673），高宗患疾，令其随御。上元元年（674），辞疾还山，高宗赐良马，假鄱阳公主邑司以属之。

统观孙思邈先生医道，则合所谓“医乃仁人之术，必具仁人之心”，以纯乎天理之性，无所世事之污浊，至于无“贵贱，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之分别心。亦合醫之以殹。

由此，可虑及上古之大医。大禹时期，文字极不成熟，医工便是以简单的言语，加以当时纯洁无杂的慈悲心来体会病患的疾苦，加以心性之疗伤。大禹治水，对于现代的技术，仍是极为困难的工程项目，而对于当时，人力资源极匮乏，生产工具极“落后”，最终的成功，只有百姓的纯洁的心性，去疏浚水道。同理，对于胡夫金字塔，何尝不是臣民们对法老的纯洁无杂心性的外现呢？

而后，心性渐为蒙蔽，出现了针刺；而后，出现了更物质化的草药。如今，中西文化

交融，出现了各种仪器，医工不必再用嘴去吸取病患的脓疮，不必再用手去给病患导尿。也许，更不必去用心来和病患沟通。

前文所谓“修道之谓教”，教，最根本、纯善的教育，构成以孝、文，而“夫孝者，教之所由生也”。又有“以纯乎天理之心，发心事父母便是孝”、“不敬，何以别乎”云云呢，皆云孝须发心事父母。心性纯善，则见纯孝，则见其如“孝”字之老在上、子在下。孝，是老与子的关系，更是天地大秩序。所以，教育，在心性的修缮、洗礼。

归结大医，为医者，在治病，更在传道，更在医人心。医道，可以医人，可以医世，可以医心。发纯乎天理之纯善慈悲心，以感病患之疾苦、病痛，便是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