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探讨

人　类　学　学　报

ACTAANTHROPOLOGICASINICA

Vol118,No11

Feb.,1999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探讨

高　星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Tucson,AZ85721,USA)

摘　　要

本文探讨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包括研究历史、资料现状、年代学手段、石器技术的特点及发展变化,以及与西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历史渊源及现状比较。通过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术语的来源及其所涵盖的时限及文化内涵的演变,对这一时代界定所采取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特点的考察,作者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不是一个严格和有意义的学术概念,因而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应摒弃传统的3期断代模式,而改为早、晚两期的2分法。文章并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时间的长久和晚期出现新的文化内容的动因进行了讨论。关键词　　二分法,年代学,文化特点,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

在史学研究中,3分法似乎早已约定俗成。一个历史时代常被划分为早、中、晚3个时期。考古学研究也不例外。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分期断代研究便遵循着这样的模式。

中国乃至世界的旧石器时代多被习惯地划分为3个阶段: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分别代表着古人类文化起源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人类的体质特点不同,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亦当不同。历史的发展,人类文化的演进,总是一个不断更新替代的过程。而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分期断代的原则应是后一阶段较之前一阶段有明显的变化和区别,拥有了新的内涵。具体到考古学的文化分期,应该着眼于人类物质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体现在器物形态的改变,器物组合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变革,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人类生态适应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3分断代模式,就不难发现有些不整合之处,尤其是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界定。学术界普遍接受“旧石器时代中期是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的过渡时期”(张森水,1985)。然而“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石器类型和加工技术,如果和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比较,基本上还是早期的一些类型和一套加工技术”(邱中郎,1989)。即所谓“继承有余,发展甚微,石制品显得古朴,前期工业或组合的特点基本上被此时人类所继承”(张森水,1990)。因而“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文化之间的分界线不很清楚,目前的划分并不是根据旧石器文化本身的特征变化作出来的,而是根据地质时代或年代的早晚来安排的”(林圣龙,1996;亦见陈哲英,1993)。

收稿日期:199820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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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甚至摆脱这种传统的3期分法,忽略中国学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界定,而将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笼统地称作“早期旧石器时代(EarlierPaleolithic)”(SchickandDong,1993;Schick,1994)。

那么“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概念?这样的分期是怎样形成的?分期断代的标准是什么?这一期间内的文化内涵怎样?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分期断代到底应该怎样进行?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课题。

1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由来和演变

对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研究历史,张森水(1985)曾做过考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以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Licent)于1920年在甘肃庆阳发现3件打制石器为标志揭开了序幕。1923年桑志华和另一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eilharddeChardin)在内蒙古和宁夏地区发现了水洞沟和萨拉乌苏等旧石器地点并采集到一批石器标本。他们将这两个地点含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地层定为更新世晚期,相当于华北地区的黄土时期(TeilharddeChardinandLicent,1928)。水洞沟的石器标本经法国史前学家步日耶(H.Breuil)等研究认为其性质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向旧石器时代晚期早一阶段的奥瑞纳文化(Aurignacian)过渡时期的文化(Breuil,1928)。这是中国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的可能性首次见诸考古学文献。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随着周口店第一地点石器的发现、确认和山顶洞的发掘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之初期、中期及晚期,即各有代表者”(裴文中,1939、1987),于是中国旧石器时代3期断代的框架初具雏形。

(Pei,1937),在水洞沟和萨拉乌苏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后来被裴文中命名为“河套文化”

很长的时期内被当作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直到1954年裴文中对“河套文化”进行了反思,指出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两地的石器差异较大,不宜称为同一文化,而且其时代“不应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而应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裴文中,1954)。1963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考古工作者对河套地区重新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对几个地点做了重点发掘,进一步肯定了裴文中所作出的修正(裴文中,李有恒,1964;贾兰坡等,1964)。于是“河套文化”不再成立,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两个地点也就从中国旧石器时代3期断代框架的中间环节上消失了。

1953年,王择义发现了丁村遗址。这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乃至整个旧石器时代研究的新的曙光。1954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主持的考古田野工作在丁村地点群广泛地开展起来,系统地发掘了10个含石器的地点,采集到大量的石制品。

对丁村遗址的时代自发现之初便有不同的意见,总体上可以归结为4类:a.周口店期或华北的红色土期(裴文中,1955);b.黄土时期或更新世晚期(裴文中,贾兰坡1958);c.周口店期的晚期至黄土期的早期(周明镇,1958);d.中更新世的晚期(杨景春等,1979)。随着丁村遗址地质年代的改变,丁村文化的时代也处在变更之中。裴文中最初认为丁村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种‘河套文化’以外的文化”(裴文中,1955)。随后裴文中将其改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认为其“在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与周口店第15地点的文化,似为相当的阶段”(裴文中,1955)。1958年,丁村遗址的研究报告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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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在讨论丁村文化的时代时,认为其属于黄土时期,即更新世晚期。“就时代而论,比周

口店中国猿人的文化及第15地点的文化都较晚,而大致相当于内蒙萨拉乌苏河的河套文化,但为不同的‘相’”。因之,“丁村文化是我国新发现的一个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裴文中等,1958)。1960年,贾兰坡在讨论中国猿人的石器与华北其他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时,将丁村石器文化放到“华北旧石器时代初期较晚”的分期体系之中(贾兰坡,1960),但其前提是仍将水洞沟的石器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裴文中对丁村文化的时代亦做了更改,认为“它代表山西汾河流域广泛分布的一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稍早于河套人的文化,大体相当于黄土基底砾石层中石器的时代。”(裴文中,1959、1965)。至此以后,在大多数考古学家的心目中,丁村便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性遗址。

进入70年代,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1972年发现了陕西长武县窑头沟地点;1973年和1975年发掘了辽宁喀左鸽子洞遗址;1974年发现了山西阳高许家窑遗址,1978年发现了大荔人遗址。这些发现和研究使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内容得以充实、丰富起来。

上述的各个遗址或地点虽然都被列入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序列,但其中一些的时代经历过反复,有的仍存争议。例如长武窑头沟遗址,原研究者以出土文化遗物地层的层位(黄土底部砾石层)将其文化时代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并进而提出了以丁村为代表的汾河文化和以窑头沟为代表的泾渭文化平行发展以及从泾渭文化到水洞沟文化演化的假说(盖培等,1982)。其他学者则依据动物化石的成分提出窑头沟遗址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并对原研究者提出的“汾河文化”“泾渭文化”的概念及其文化演化模式提出质疑(刘玉林等,1984;张森水,1984)。在现今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排名表上(邱中郎,1989)名列首位的是周口店第15地点。该地点发现于1932年,于1935-1937年间进行了发掘,出土了近万件石制品。在该地点的第一篇简报中,贾兰坡认为“第15地点与第1地点无甚差异”(贾兰坡,1936)。随后裴文中根据该地点出土的动物化石将其地质时代界定为“与第一地点处于同一大的地质时代,但要偏晚一些,大体与第三地点同时”(Pei,1939),而文化时代则“代表了中国下部旧石器时代(LowerPalaeolithic,即旧石器时代早期2笔者注)的晚期”(Pei,1937)。1955年,裴文中指出周口店第15地点的石器文化较之第一地点“有显著的进步性”,并结合生物地层学资料认为第15地点的石器文化应为“连结中国猿人文化和黄土时期文化的中间类型”(裴文中,1955)。在《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中,作者提出“周口店第15地点是中国猿人最亲近的文化,是它的继承和发展”(裴文中等,1985),但没有对第15地点的时代做进一步明确的定性。1985年邱中郎在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进行综合研究时,依据生物地层资料和石器技术的进步性特征,明确提出第15地点的地质时代应为晚更新世早期,文化时代应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并将其排序在大荔地点之后(Qiu,1985)。张森水亦提出相近的观点,将第15地点和大荔地点一同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开端,并推测第15地点的时代应在距今10-20万年之间(张森水,1985、1987)。有关这一地点的时代、文化面貌及其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系统中的位置的进一步探讨,是本文作者目前正在进行的博士论文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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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资料现状

据张森水1985年的统计,分布于我国北方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地点有42处(张森水,1985);在邱中郎1989年的列表统计中,在我国全国范围内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地点则为30处(邱中郎,1989)。统计数字的不同应主要是对一些遗址不同地点的划分和统计方式不同所致。随着新的发现和研究的开展,这一名单上还可以加上河北阳原板井子(李炎贤,1991)、贵州毕节扁扁洞(蔡回阳等,1991)、福建漳州莲花池山和竹林地点(尤玉柱,1990)、四川丰都烟墩堡和高家镇(三峡工作队,1997)等。当然,新发现的地点如同老地点一样也存在着年代上的争议,例如对福建漳州两个地点的时代归属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张森水,1996)。

总体考察这些目前被划归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地点不难发现:

1)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址数目相对很少。尤其当将一些遗址的多个地点(例如丁村)合并计算时,其数量就大大缩小了。

2)遗址分布很不平衡。北方,尤其是华北地区十分集中,而华南地区则分布很少(只有7处,尚含不确定者)。

3)出土文化遗物丰富的地点不多。石制品总数上百件者17处,上千件者不足5处,大多数地点只有零散采集的数件标本。

4)经过系统发掘和整理的地点不多。

5)遗址多为旷野型,遗物多出自河流相地层,所能提供的有关古人类行为信息的埋藏学资料有限。

6)经过绝对年代测定的遗址不多。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资料不很完备,研究基础仍很薄弱。

3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年代学研究

如前所述,文化时代的划分应该以文化特点及其发展和变化为依据。然而“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界定却没有遵循这一原则。综合考察对被划归到“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中的各遗址的分期断代过程,可以看出在考古实践中,我国学者采取的标准为两个:1)遗址所处的地质时代;2)与石器文化伴生的人类化石的分类属性。前者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限定是: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更新世早期(目前对晚更新世早期普遍接受的时限是距今5-13万年)。而由后者引申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定义则是: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期智人生活的时期。在具体对遗址和文化进行分期研究中,中国考古学家运用了如下手段:

a.伴生的化石动物群的组份

周口店第15地点之所以被改为旧石器时代中期,主要原因就是在该地点的动物群中存在赤鹿和普氏羚羊,二者被认为是更新世晚期的典型种属(张森水,1987)。生物地层学方法始创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最初是靠所谓标准化石来对比和确定地层的时代。后来则更注重动物群中新老种属的对比。自从桑志华和德日进等古生物学家在20年代启动中国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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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时代考古学并将生物地层学方法引入中国,该方法便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实践中常用

不衰。但该方法的运用只能是粗线条的。例如李炎贤在采用生物地层学资料划分华南旧石器文化时代时即指出,华南大熊猫2剑齿象动物群延续的时间较长,一般情况难以细分(李炎贤,1982)。盖培等亦指出华北的萨拉乌苏动物群可能包含着很长时代的种属,因而与该动物群伴生的石器文化可能会分属不同的时代(盖培等,1982)。

b.地层关系

贾兰坡等(1961)曾将山西的旧石器地点依据地层关系归并为“红色土系统中的文

化”、“黄土底部砾石层中的文化”和“黄土系统中的文化”。丁村遗址文化时代的确定便主要是依据地层层位。早时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因其层位被定为“相当于更新世晚期的‘黄土’的堆积物”(裴文中等,1958)。而后又被改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则是因为对其层位的认识改变为“大体相当于黄土层基底砾石层中石器的时代”(裴文中,1965)。窑头沟的文化时代被当初的研究者确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也是因为其层位被定为黄土底砾层,研究者并进而对萨拉乌苏动物群的时代属性提出疑问(盖培等,1982)。而其他研究者则依据伴生的动物化石资料否认原研究者的时代定性(刘玉林等,1984)。矛盾与弊端,略见一般。

共生的人类化石

目前石制品与早期智人共生的地点已在我国发现约近10处,包括金牛山、庙后山、喀左鸽子洞、周口店第4地点、许家窑74093地点、丁村100地点、大荔和水城硝灰洞等。按照惯例,出土早期智人化石的石器地点应归属旧石器时代中期。周口店第4地点文化时代的确定便主要根据这一原则。但也有例外,如庙后山与金牛山。金牛山地点原依据地层和

c.

动物化石资料被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但以后发现了人类化石,且被鉴定为早期智人(吴汝康,1988)。于是引发了一场有关其地层、时代、人类进化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吕遵谔,1989)。而该地点的文化时代却没有因此而得以改变。

d.绝对年代的测定

绝对年代的测定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研究中后来居上,为遗址的断代提供了更客观和更精确的手段。目前应用于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年代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铀系法,电子自旋共振法和裂变径迹法等。通过这些测试手段(主要是铀系法),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几个主要地点已有了绝对年代数据。这些数据一方面基本肯定了以生物地层学方法建立起来的时代框架,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的分期模式提出了挑战。例如大荔的时代测定在距今18-23万年之间,丁村的时代则为距今16-21万年之间(陈铁梅等,1984)。这使它们的地质时代提前到更新世中期,二者的文化时代似乎也应该前移到旧石器时代早期。而旧石器时代早期在南方的代表遗址观音洞的铀系年代则为距今517-1115万年之间(原思训等,1986),照理应改划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当然,绝对年代测定也有它的局限性。考古学家对此不该迷信,也不应人为地取己所好。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应用于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的各年代学手段,既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性。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体系来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进行断代和定位,尤其是区分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便出现若干矛盾或难以调和之处。问题的症结在于它们所测定的时代为地质时代或“绝对年代”。而“旧石器时代早期向中期的过渡并不是年代学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Jelinek,1982:327),即文化时代是一种“相对时代”,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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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因而上述方法都没有也不可能采纳考古学分期研究的真正标准-人类文化的发展变化。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采用地质2古生物学方法进行分期断代,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如前所述,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由西方学者引进和启动的,其分期断代的框架也基本上是沿用西方现成的模式。所以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起始之时,所发现的遗址遗物难免要与西方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对号入座。但这样的移植式的分期方法随着周口店的发现、发掘而陷入困境,因为中国猿人的石器文化个性鲜明,难以与已知的欧洲文化进行对比。正如裴文中在三十年代所指出,探讨中国和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存在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1).欧洲旧石器文化的分期很复杂,而欧洲史前人类主要工具的型式特征及其分期,尚不见于中国;(2).文化是具有区域性的,因而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人种和差异很大的文化(裴文中,1937)。基于这种情况,裴文中认为“根据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因而“主要应该根据文化的地质时代来对比欧洲和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关系。至于工具的型式和工艺的比较也是可以考虑的,但对我们没有多少帮助。”所以生物地层学方法便取代技术与类型学的研究而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分期断代的主要标准及其与欧洲考古学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依据。于是欧洲和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都有了早、中、晚三个时期,只不过前者的划分是依据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后者则是将前者的文化时代转化为地质时代然后与其对比派生而出的,难免牵强附会,似是而非,也由此产生了误解和混乱。

4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变化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现存的早、中、晚3期的分期体系中,各个时期的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许多学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各个时期的文化特点进行过系统的归纳总结(邱中郎,1989;张森水,1985、1990、1997;李炎贤,1989、1993;林圣龙,1996;黄慰文,1989;Schicketal.,1993)。从若干总结性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中国,主要是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这样的概括:“以石片石器为主”,“使用锤击法打片和加工”,“以刮削器为主,尖状器为辅”,“形制不规则”,“刃缘不平齐”等。这些性状描述对于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绝大部分和晚期的部分遗址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一方面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具有很强的共性和继承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总结和概括过于抽象和简单。

选取哪些项目来进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会对研究结论有直接的影响。李炎贤提倡以素材、技术和类型作为文化分期和比较的重要因素,而将标本的大小和类型的组合作为次一级的分类依据(李炎贤,1993)。本文将依据这一原则选取若干能反映古代人类石器技术和文化面貌的信息单元来纵向考察中国旧石器文化从早到晚的发展变化,包括对原材料的开发利用,打片的方法,加工的技术和方式,类型的组合和演变,以及形态特征等。

a.对原材料的开发利用

对石质材料的开发利用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绝大部分时期贯穿着这样的特点:1)就地取材;2)在制造石器的过程中,对原材料缺少系统的预制加工。就地取材意味着不刻意寻找优质材料,没有对优质石场进行连续系统的开发,也缺少对石器材料的远距离的搬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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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取材的结果是原料种类的多样性和素材的劣质性,进而影响加工的质量和器物的形态。

依目前的资料看,对石器材料进行粗加工或预制石核、毛坯这一在西方许多旧石器工业中重要的石器技术因素,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绝大多数时期内没能成为制造石器的系统程序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早一阶段,虽然在一些工业中,例如周口店第15地点和丁村遗址,被认为存在修理台面的标本,但这样的标本数目很少,而且对其定性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性。缺乏这一制作程序的结果是石器个体间形态差异大,类型不规范。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北方出现了长石片和细石器工业,而长石片和石叶的产生是需要对石核进行预制修理的。相应的结果是在这些工业中,石制品的规范性大大提高了。

b.打片的方法

产生石片的方法,依据有无中介物可分为直接打片和间接打片,依据石锤种类可分为硬锤方法和软锤方法。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绝大多数时期,石片是由直接打击法产生的,虽然具体方法,包括锤击法、投击法、碰砧法、砸击法和锐棱砸击法在不同工业中偏重不同。而在锤击法中,是以硬锤方法占统治地位的。虽然在一些工业中被认为存在软锤法产生的标本,但缺乏系统的观察和实验的依据(林圣龙,1994a)。至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长石片-细石叶工业中是否应用了间接打击和软锤技术,尚需做进一步的观察和实验,因为直接

打击和硬锤技术也是可以生产长石片和细石叶的。c.毛坯的选择

总体来说,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对加工石器的素材坯逐渐增加的趋势。由于许多遗址缺乏完整的统计分析,前的资料来看,这种变化从早期到中期似乎不十分明显,

(毛坯)的选择有从早至晚片状毛

难以进行详细的对比讨论。从目而在晚期的一些工业中采用了长

石片和石叶、细石叶作为工具的毛坯,为石器的制做注入了新的血液。

d.加工方法

从石器器体的加工痕迹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从早期到中期基本上采用硬锤加工,控制程度较差,加工程度较粗浅,随意性较强。直到晚期的一些工业方应用了一些改进了的加工技术,例如压制法和软锤加工等。

加工方式

加工方式是研究旧石器文化常要涉及的观察项目,但其在古人类文化特点及其技术发展方面的意义却很不明确,也很少有所讨论。从目前我国积累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资料来看,除了向石片背面加工为主要特点以外,似乎很难看出其发展变化的趋势。

f.器物类型

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石质工具在类型方面呈现一种由少到多的发展趋势,体现出工具

e.

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中国北方的石器工业中,刮削器自始至终是主要类型且种类愈发增多;砍砸器似乎是由盛而衰;尖状器则越来越成为重要器型。器物类型的变化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愈发显著,端刮器、石锥、雕刻器和细石器等都成为器物组合中的重要类型,而且骨角器等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出现了装饰品等非生产用品。

g.器物的形态和大小石器器体的规范化和形态的规则化是石器时代人类生产技术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此而言,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的阶段性变化不十分显著,虽然周口店第15地点和丁村的石制品在此方面较之泥河湾和周口店第1地点有若干进步。这样的变化到旧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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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晚期则变得非常明显,尤其体现在长石片-细石器系列之中。有关石制品的大小,贾兰坡等(1972)以此为主要依据将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两个传统。张森水(1990)则总结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的主工业沿着长宽等比小型化方向发展的规律。至于器物大小的变化与石器技术发展与文化传统演变的关系,尚需做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旧石器时代”是一个很大的时空概念。用上述寥寥数语对其文化特点及其演变规律进行概括难免流于空泛。作者意在表明从早更新世至晚更新世早期,中国的石器文化虽然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但这种变革是缓慢和渐次的,在技术和类型方面没有出现重大突破以至于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文化时代。直至晚更新世晚期,中国的石器工业出现了新的并得以延续下去的文化因素,表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　西方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定义和研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让我们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研究纳入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体系,并与西方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定义和研究状况做一比较研究。

世界考古学的分期研究始于1836年丹麦学者汤姆森(Thomsen,1936)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划分。1865年英国自然学家卢博克(Lubbock,1865)将石器时代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随后法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拉德特(E.Lartet)将旧石器时代划分为四个阶段,并依据伴生的动物化石将其命名为洞熊时代(CaveBear)、猛犸象与披毛犀时代(MammothandWoollyRhinoceros)、驯鹿时代(Reindeer)和原始牛或野牛时代(AurochsorBison)。1872年法国地质学家和史前人类学家莫尔蒂耶(G.D.Mortillet)将Lartet的分期做了调整,并依地质学惯例用典型遗址将各个时期命名为舍利时期(ChelleanEpoch)、莫斯特时期(MousterianEpoch)、梭鲁特时期(SolutreanEpoch)和马格德林时

(Trigger,1989)。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Morgan,期(MagdalenianEpoch)

1877)在Mortillet分期的基础上将旧石器时代确定为早、中、晚3个阶段。1881年Mortillet

发表了他的5期断代模式,即舍利、阿舍利(Acheulean或Acheulian)、莫斯特、梭鲁特和

马格德林(Mortillet,1881)。1912年步日耶(Breuil,1913)修正了Mortillet的分期模式,将奥瑞纳期(Aurignacian)置于莫斯特和梭鲁特之间。实际上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归位经历过许多反复,是一个很复杂、很烦琐的过程(见Daniel,1975),在此只能理出一个大致轮廓。

自Mortillet的分期模式诞生以来,莫斯特便成为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名词。Mor2tillet将莫斯特工业概括为尖状器、刮削器、勒瓦娄哇石片(Levalloisflakes)、以及三角形手斧的复合体。1913年法国史前学家卡蒙特(Commont,1913)将莫斯特期进一步划分为

(LowerMouste2“最后间冰期时代的莫斯特(LastInterglacialMousterian)”、“早期莫斯特”

rian——高比例的勒瓦娄哇石片、三角形手斧、刮削器、尖状器和凹缺刮器)、“中期莫斯特”(MiddleMousterian——大量的刮削器)和发达的莫斯特”(EvolvedMousterian——含刮削器但无手斧)。1921年法国考古学家帕伊若尼(Peyrony)将莫斯特文化分割为“阿舍利传统的莫斯特”(MousterianofAcheulianTradition——含手斧、刮削器、凹缺刮器和锯齿状器)和“典型的莫斯特”(TypicalMousterian——含刮削器和尖状器),而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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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行发展的(Peyrony,1921)。

五六十年代,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博德兹(FrancoisBordes)为旧石器时代中期乃至整个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Sackett,1982)。他一方面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类型学体系,包括63种石制品名单(Bordes,1961、1972),而这一体系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另一方面,他依据各器类在一个组合中所占的比例将莫斯特工业划归6个文化变体(Bordes,1953),并认为这些不同的变体是由不同的文化群体所创造的(Bordes,1954)。这样,他一方面摒弃了传统的单纯依靠典型器物的有无来确定文化性质的模式,将考古学研究由定性导入定量,另一方面则摆脱了单纯地对器物进行分类和描述的做法,将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内容引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自Bordes以后对不同莫斯特文化变体的解释便成为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内容。60年代中晚期,以宾福德为代表的美国“新考古学”派开始用多变量分析的手段(MultivariateStatisticalAnalyses)从功能与行为的角度诠释这些文化变异,认为不同莫斯特类型的差异是由人类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遗址从事不同的生产生存活动而产生的(Bin2fordetal.,1966)。这样便展开了Bordes与Binford之间对旧石器研究影响深远的长久论战。80年代中期以来又有新的学派加入这场论战,对莫斯特文化的变异提出新的解释。这些学者一方面强调器物类型是动态的,而非一成不变(在石器加工、使用、再加工、再使用以致废弃的过程中,同一件石器可以经历不同的形态与类型的转换,例如边刃刮削器可以变成横刃刮削器;单刃刮削器可以变成两刃或复刃刮削器等);另一方面从埋藏学的角度强调遗址的形成过程及后天的破坏作用对一个遗址或文化面貌的制约或改变(Dibbleetal.,1992)。这样,一种器物或一个类型就不一定是人类有意识的设计与加工的最终形式,而一个所谓文化变体也不一定是人类行为的直接反映。这些探讨和争论使对莫斯特文化以至整个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研究不断向更广和更深的领域开拓,由单纯的器物形态分类描述到文化传统的更替演变、人类对不同的环境的适应改造、对原材料的开发利用、人类技术与行为的复杂多变,以及如何透过若干扭曲和表象获取人类行为的真实信息。

目前,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研究是西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最有活力的部分。资料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期在西欧、西亚和非洲始于距今20万年前左右,结束于距今315—4万年前。(当然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间隔跨度以及在各地区出现和消失的时间,不同学者尚有不同的意见,参见Ronen,1982)。这些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面貌可谓大同小异。它们都由阿舍利时期的文化发展而来,有些变体尚保留若干阿舍利的遗风,因而有的学者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与中期之间没有质的区别(Bar2Yosef,1982;Gamble,1986)。它们普遍缺失大型的手斧,而代之以用石片加工而成的各类刮削器和尖状器,以及个体较小的三角形或心形的手斧,而在制取石片的过程中普遍采用勒瓦娄哇技术,甚至在石核上预制了石器的雏形,剥片后直接使用(Clark,1982;Klein,1989)。在西欧,这样的文化遗存与尼安德特人化石共生;在非洲则与比尼人在体质上更进步的早期智人化石伴出,而在西亚这两种人类化石都曾被发掘出土。这也成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经西亚向其它地区扩散并取代其它人类群体的重要证据(String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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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讨　　论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研究始于本世纪20年代初。最初的研究工作是由法国学者启动的。当时法国是世界史前学研究的中心,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之父裴文中先生又在法国接受了系统的训练,因而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接受了法国早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模式,包括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研究。50年代以后,由于与西方学术界信息交流的减少以至中断,西方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对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没有能进一步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当西方学术界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研究不断蓬勃开展的时候,中国在这一领域却显得沉寂和停滞,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类型学和形态学的层面上。在承袭法国早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分期的模式时,碍于中西方考古学文化内涵的不同,中国学者摒弃了以文化内容作为分期标准的原则,而采用地质古生物学的手段单纯以地质时代来与西欧的分期进行类比和对应,这样便派生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不是一个严格和有意义的学术概念。对它的界定采用了偏离传统的学术准则的间接的手段,而且由于这些手段出自多门,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了对一些遗址或地点时代归属上的矛盾。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晚更新世晚期以前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在石器技术与类型方面没有质的发展与变化。既然如此,人为地将这一期间内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两个时代,一方面没有意义和没有必要,另一方面也易于产生误解,造成文化发展跃进的假象,使其它学科在使用这方面材料时误入歧途。因而作者提议应实事求是地依据考古资料的内涵,按照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原则,以旧石器文化的发展变化为依据,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实践中摒弃3期断代的传统模式,而代之以早、晚两期的2分法。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始于更新世早期,终于晚更新世早期,涵盖原来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而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则处于晚更新世晚期,与原来的定义一致。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旧石器文化之间有诸多不同之处,上述的分期调整主要适用于北方的旧石器时代工业体系。而且历史时代、文化时代的分期只能着眼于大的发展趋势和方面,无法面面俱到。于是,当距今4-5万年前在中国北方出现长石片-细石器工业(当然长石片工业目前还是孤例),发展出新的并得以延续下去的石制品类型和制作技术时,我们便认为该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做这样的分期归类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文化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应该期待进入新的时代所有的文化便应同时具备新的属性。这样,在西欧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可以有“阿舍利传统的莫斯特文化”变体,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可以存在带有早期特点的“中国北方旧石器主工业”体系。这就如同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人类群体,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将当代社会界定为“原始社会”。重要的是在于去研究新的文化因素的由来和造成文化间的不平衡发展的机制。

如果套用克拉克的五种旧石器时代技术模式(Clark,1969)来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晚两期文化进行概括,可以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处于模式I技术(ModeITechnology)或奥杜韦技术(OldowanTechnology)的范畴之中(林圣龙,1996)。其特点是石器加工比较简单随意,器物的成型形态与原坯相去不远;缺乏对石核系统的预制程序;

　1期高　星: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探讨・　　11・　

石器类型的主体为刮削器、砍砸器和尖状器;器型之间分类不特别清晰;同类器物个体间

变异较大。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存在手斧等属于模式II技术范畴的阿舍利文化系统的石器类型(黄慰文,1987),但对这些器物的时代和定性都有很大的争议(林圣龙,1994b;林圣龙等,1995;高星等,1997),而且这些器类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工业中占据主体定位。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的石器工业中出现了模式󰂬技术、模式󰂭技术和模式V技术的石制品类型,同时模式I技术继续存在,发展出多种文化系列(李炎贤,1993)。在做这样的分期调整之后,便难免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时间如此之长,达百万年之久?为什么在晚期出现新的文化因素,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其动因是什么?

对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所谓保守性和发展的缓慢性,中外学者已有所讨论。在传统研究中人们习惯于用人类种群的特点及其智力发展水平来解释类似的文化现象(Movius,1948;Colesetal.,1969)。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中国乃至东亚从猿人到智人呈现出地区性连续进化的趋势(吴新智,张银运,1978;吴新智,1989、1990;刘武,1997;Wolpoffetal.,1984)。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乃至东亚的古代人类在智力发育和文化水平上落后于西方的古代人群,因为前者毕竟成功地适应生存下来,并在以后创造出了灿烂的东方文明。他们之所以长期保留那样一套生产生活工具,可能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这些看似简单的工具为当时人类的适应生存提供了足够的功能;第二,当时的东方人群可能拥有其它质料的工具,例如竹木制品(Pope,1989),而这些工具没能作为考古资料保存下来。张森水(1990)对中国北方旧石器主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做了较全面的阐述,提出的解释包括:“继承性影响创造性”、“原料质劣影响技术的发挥”和“缺乏文化交流,有碍工业发展”。Reynolds(1991)也提出在对东西方文化进行类比研究时,应摒弃“直线进化”的思维习惯和形而上学的比较模式,具体而综合地考察各种因素对一个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的影响,包括社会组织结构、石质工具在整体技术系统中所占的份量、原料的质量和供给,以及生态环境等。对这些可能制约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的因素的进一步考察,应是今后本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古代人类体质与文化的发展变化和更新替代,学者们提出了若干理论解释.这些假说可以被归结为3个方面:1)因生态环境及资源条件的改变当地人群在体质和文化方面发生适应变化;2)人口迁移使一个地区出现新的人类群体和新的文化;3)不同区域的人群之间发生基因与信息的交流从而导致一个地区的人群体质与文化的改变(Kozlowski,1988)。对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出现新的技术与类型的因素,中国的考古学家也在上述的理论框架之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归结起来主要为两种观点:a.是本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继承、发展和创新的结果(李壮伟等,1985;李炎贤,1993);b.通过与周边地区,尤其是西、北邻地区的文化交流,旧的传统得以突破,新的文化得以创造和发展(张森水,1990)。当然,无论是继承创新还是交流突破,在环节上都有若干缺失,尚需做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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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SCUSSIONON“CHINESEMIDDLEPALEOLITHIC”

GaoXing

(DepartmentofAnthropology,UniversityofArizona,Tucson,AZ85721,USA)

Abstract

Thispaperpresentsacriticalreviewof“MiddlePaleolithic”researchinChina.

Itin2

quiresintomanyaspectsoftheacademicdevelopmentandachievementinthisfieldinChi2na,includingresearchhistory,westerninfluence,database,methodology,andthetransfor2mationofPaleolithicindustriesfromearlytolateperiods.AcomparativestudyofMiddlePaleolithicresearchintheWestisalsocarriedoutinordertoevaluatesuchapracticeinChinaonabroaderbasis.

ThecoreofthisstudyisthetransitionofPaleolithicculturesfromearlytolateperi2,fromthehisto2odsinChina.Itfocusesmainlyontheperiodso2called“MiddlePaleolithic”ryofthetermbeingappliedtoarchaeologicalmaterialinChina,tocriteriaandmethodsusedtodeterminetheageofculturesanddivision,andrelationshipsofculturesofthe

“MiddlePaleolithic”withthoseofearlierandlaterstages.Anewframeworkforarranging

culturalsequencesandstagesinChinesePaleolithicwasproposed.

DuetothefactthatChinesePaleolithicresearchwasinitiatedbyFrenchscholars,e.g.PaleobiologistsE.LicentandTeilharddeChardinintheearly1920s,andthefatherofChinesePaleolithicarchaeology,thelatePeiWenzhong,wastrainedinFrance,theChineseacademicworldlargelyadoptedtheearlyFrenchPaleolithicresearchframework,includingthedivisionofLower,MiddleandUpperPaleolithic.Thefirstsitesassignedto“MiddlePaleolithic”byFrenchscholarsinthe1920s,ShuidonggouandSalawusu,laterturnedouttobelongtothelateUpperPleistoceneandwasre2assignedtotheUpperPaleolithicbytheChinesearchaeologists.ThevacancywasthenfilledinwithindustriesofDingcun,Dali,ZhoukoudianLocality15,Xujiayaoandmorethan30othersitesandlocalitieswhichweremainlydistributedinNorthChina.

SincethediscoveryandexcavationofZhoukoudianLocality1,theapplicationofEuro2peanthree2period2divisionsystemhasrunintoproblems,asthePekingManindustrywashardlycomparabletotheEuropeanculturesinanystage.ThesolutiontakenbytheChi2nesescholarswastocomparetheChinesePaleolithicremainswiththeEuropeanstonecul2turesbasedsolelyonachronologicalbasisandthentoassignthesitetoacertainperiodac2cordingly.Insuchafashion,culturalcomponents,e.g.lithictechnologicalandtypologicalsimilarityandvariabilitywithinthesystem,arelargelyneglected.

Sofartwocriteriahavebeenusedtoassignanindustryto“MiddlePaleolithic”inChi2na.Oneisgeologicalage,thatis,MiddlePaleolithicequatestoearlyUpperPleistoc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