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与凯恩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
Tom
亚当·斯密是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他的代表作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富国裕民的发展生产力思想,而其经济自由主义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当时欧洲社会普遍盛行重商主义,而斯密强调经济发展的自由主义,是促使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体系重点研究了生产领域的问题,是人类对现代社会经济生活认识比较成熟的体现。但是私密关于财富性质和源泉的观点是片面和不成熟的,对国民财富或价值源泉的研究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生产商品、创造价值,是国民财富和价值的源泉;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劳动量决定的;利润和地租是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对劳动生产物的扣除(这个观点显然认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也即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在分析商品价值(即真实价格)的构成上,斯密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构成的,因此,劳动、资本、土地是价值的三个源泉,就是说,劳动、资本、土地共同创造价值。这显然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
凯恩斯是垄断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凯恩斯的重要贡献是他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在他的理论中强调了国家干预的重要作用。当时正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世界各工业国家在一百多年中积累的社会财富都在这一时刻毁掉近一半,由此引发的对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斯密的自由经济主义)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从斯密到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家,他们都认为市场机制能够保证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稳定增长,经济波动是一种自然现象不需大惊小怪,因此,在由胡佛任总统的美国也主张实行经济自
由主义和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但是经济危机的严重危害(当是美国的国民财富损失了近一半),再也不能使经济学把它看作是无足轻重的自然循环现象,不能不对危机产生关注。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了经济学史上著名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认为,均衡国民收入,即一个经济社会国民生产的总价值决定于有效需求支出总额,而不是产出总额。这与斯密的理论是全然不同的,他强调了国家对供求的有效干预。
在近现代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及对经济自由(强调经济的自由主义)的忽略,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经纪早期建设的理论学说中的普遍缺席。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曾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要求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发展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到了民国时期,尽管在政治,法制的方面多方面效法西方,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在经济上却倾向于与自由经济相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始终未能在中国实行自由主义经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中国一直沿用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片面注重政府的干预。因此,中国缺乏的并不是政府的干预,而是对经济发展的一些“放纵”,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对经济的发展置之不理,而是,在经济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国家协调的基础上,尽可能利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这一系统的调节作用。
有限的国家干预在现今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必要的。现在,国家应该着手减小干预的范围。并运用一切允许的手段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必要的条件。长时期以来,在中国,政府干预企业的现象十分严重,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没有自主权。不能自主经营,更不能自负盈亏。致使我国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现在,虽然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很长时间了,但部分国有企业,以及部分地区中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所以,我国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的领域和范围。实行政企分开,政府只应该执行裁判员的职能,而让各种类型的企业充分竞争。
在运用自由主义理论时,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在政府干预方面:可能会出现片面贬低政府的作用,把国企的问题归罪于政府。一些人主张全面市场化,全面放任经济的发展,反对政府干预。在对外开放方面:一些人主张放松金融管制,实现投资、贸易的绝对自由化。我国入世之后,不少人过分强调双赢而忽视国际经济的冲击,特别是金融崩溃式冲击。如现在美国经济下滑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在经济发展中引入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经济的绝对发展,我们应该做好应对任何可能的风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市市政府干预的优势。
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引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包括批判性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有益经验。实际上,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正是在借鉴自由主义经济所推崇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才产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想的,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式改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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