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无罪辩护词是怎样的
刑法必须以犯罪事实的真实性质为依据;
集资诈骗辩护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如下; 1、侵犯的对象不同。本罪的对象是他人用于集资获利所交付的集资款，既可以表现为资金，又可以表现为财物；后罪的对象则是公众的存款，它只能表现为金钱的形式，并且只能以存款人用于存款而获取一定利息的形式出现。
2、犯罪客观行为的表现方式不同。本罪是以诈骗的方法高利放贷等生产或服务的经营活。
3.侵犯的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双重客体，其既侵犯了国家有关集资的金融管理制度、而且亦会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可后罪侵犯的客体却是单一的，即为国家有关集资主要是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信贷管理制度。行为人出于营利之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了经营，但由于经营不善或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了经营的亏损，即使无法给存款人还本付息，亦不能认定为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构成犯罪的，也只能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因此无法支付存款人的本息而造成存款人的经济损失，则作为一个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2、最新寻衅滋事罪辩护词，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哪
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
根据刑法的规定，寻衅滋事罪，必须是行为情节恶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才构成犯罪。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寻衅滋事行为，只能以一般违法行为论处。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七条[寻衅滋事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他人身体伤害、持械随意殴打他人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严重影响他人正常工作、生产、生活，或者造成他人精神失常、自杀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三次以上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寻衅滋事罪辩护词需要结合具体案情，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辩护，不可随意套用不恰当的内容。
3、按照规定受贿罪二审辩护词有哪些内容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指派徐晋红律师担任被告人赵某涉嫌受贿罪一案的二审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进行了阅卷、会见等一系列工作。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赵某构成受贿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告人无罪。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杨某委托被告人赵安锋事项属于转代理的行为，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并非法律禁止的事项，不属于刑法管辖的范围。
本案中，杨某接受华润电力湖北公司的委托签订有代理协议，其转代理给被告人，被告人又转代理给王兴旺或高某；被告人属于其中的一个转托人。这是一个民事的多次转代理行为，不属于刑法的调整范围。
（一）杨某与华润电力湖北公司签有代理协议，其作为乙方负责协调矿方和铁路的关系，做好华润电力湖北公司提高煤炭发运的兑现率，华润电力湖北分公司根据潞安煤炭的兑现率提高到80%以每吨40元支付杨某业务协调费。
杨某委托被告人赵安锋代办，口头约定以每吨12元支付其费用，这一行为属于民事的转委托。辩护人认为不能说杨某得到的费用就是业务协调费，而被告人得到的就是好处费，属于受贿；同样的事，法律上的定性应当具有统一性、一致性。 一审庭审查明：杨某代理华润电力湖北公司的业务总共收取500万元的代理费；赵安锋接受杨某的转委托，以每吨12元收取代理费，此行为并非法律禁止的事项；赵安锋又以11.5元/吨的条件将此代理转给王兴旺，从中收取0.5元/吨的差价；以9.5元/吨的价格将此代理转委托给高某，从中收取2.5元/吨的差价。被告人赵安锋应当与高某的行为一样都属于中介行为。
（二）从收取的费用看，被告人赵某的行为也属于中介行为。 本案已经查明并认可的事实是：杨某以每吨40元收取业务协调费；赵某接受杨某的转委托，以每吨12元收取代理费；赵某又以9.5元/吨的价格将此代理转委托给高某（见高某在其 2012年12月4日的询问笔录中：赵某按照9.5元/吨的比例付给我发煤劳务费），从中收取2.5元/吨的差价。
赵某转让代理给王兴旺获得的差价0.5元/吨，王兴旺以11.5元/吨的价格接受代理。
以上基本案情可以看出：赵安锋没有任何理由自己运作，而将大部分收入拱手让给他人；从而也得出结论：赵安锋作用仅限于中介人。
从起诉书对赵某的起诉数额以及一审法院的认定来推断，公诉机关与一审法院虽然没有明确表明赵某收取杨某钱的性质，但事实上都认可赵某收取杨某钱中的绝大部分不属于受贿，属于中介的性质。
但是，公诉机关与一审法院同样都认为赵某收取杨某钱的另一部分属于受贿。
辩护人认为，同样一笔钱，将其中的一部分认定为中介费，将另一部分认定为受贿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
二、赵安锋转代理给王兴旺的行为应当与高某同样属于民事转代理
一审法院判定赵某收取杨某钱的另一部分属于受贿的主要依据是否认王兴旺的证言，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不认可王兴旺的证词，采信被告人庭前的供述，认定被告人利用职权，受贿70多万元，理由不充分，没有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衡量。 （一）、对赵某的庭前讯问笔录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辩护人认为，2012年12月5日23时55分至6日1时00分在太原市检察院讯问室对赵某的讯问笔录以及2012年12月6日1时20分至6日1时40分在太原市检察院讯问室对赵某的讯问笔录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理由如下：2013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供述应当排除》中第八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
办案机关从郑州把赵某带到长治，又从长治带到太原，长途跋涉，被告人已经处于相当疲劳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又对其讯问，时间是在半夜、凌晨时间，而这一时间是正常人睡眠
的时间，属于疲劳讯问，应当予以排除。 法院应当采信赵某的庭审供述。 （二）王兴旺证词的可采性
1.由于被告人赵某在王兴旺处有股份，双方也比较信任，所以转代理采用现金方式。一审法院对于杨某给赵某的18万现金，同样没有其他物证，但是杨某与赵某都认可，一审法院就予以确认。
而相同的情况，一审法院否认赵某与王兴旺都认可的现金往来没有依据。
2.从逻辑情理讲，如果赵某有职权可以自己利用，则完全没有必要在2008年将130多万给高某。这也说明整个过程，赵某只是中介人，赵某给王兴旺钱找第三方代理，符合逻辑与情理。
辩护人认为：赵某将代理转让王兴旺的行为应当与高某的行为一致定性。
三、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赵某构成受贿罪证据不足 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赵某利用其担任国有山西潞安集团煤炭运销总公司驻办事处办事员的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好处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证据不足。 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受贿罪，不仅仅要证明赵某收取了钱，还必须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赵某利用了职权或者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点，理由如下： （一）关于被告人赵某的身份
被告人不具有受贿罪主体要件---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构成受贿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但赵安锋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依据公诉方提供的2009年9月10日《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登记表》，本案中的被告人就职的单位是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运销总公司，调入公司的时间是2009年9月，其与单位签署的是劳动合同关系，其保险编号为：1523000076。显然，在2007至2008年之间，赵安锋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属于临时工。
（二）关于被告人的职责：被告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没有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 1.被告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赵安锋的工作职责：赵安锋是运销总公司驻郑州办事处的办事员，其职责是及时掌握运输信息，按照公司的指示，向铁路部门反映运输信息，向铁路部门反映运输需求；为空车合理运用提供准确信息。
依据一审查明的基本情况表明：提高煤炭兑现率，不仅要协调郑州铁路局还要协调长治北车站，而被告人赵某作为运销总公司驻郑州办事处的办事员显然不具备职务上的便利。 首先，证人高某的证言也充分说明被告人没有职权可以利用。 长治北站属于郑州铁路局长治机务段管辖，该站主要是负责潞安矿务局外运煤的装车编排发运工作，所有从潞安外运的煤都必须从长治北站装车编排后才能发运到各个用户。所以要想提高煤炭兑现率，长治北站的协调工作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我通过卢某协调长治北站。我给卢某的费用大概有90多万元，按照8元/吨的比例支付，我自己按1.5元/吨留下，我自己大概留了227114元左右。（见对高某询问笔录）
2013年1月5日对高某的询问笔录证明：电厂的潞安电煤兑现率的高低，是多方面的而原因，除了潞安矿务局运销处向郑州铁路局请车，郑州铁路局承认车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长治北车站，即使有了郑州铁路局的承认车，长治北站也不一定能给你准时发车，容易被别的用户个给顶替，另外关系不好发的煤质也不好。
其次，郑州铁路局的两名证人证言也充分证明被告人没有利用职权。
依据2012年12月25日证人卜潇敏（郑州铁路运输处货工科科长）的证言证明：依据铁道部的有关要求，对日常计划由计算机自动审批。大客户运量按计划分月组织，日常生产由生产企业提报请求车，通过铁道部大客户系统下发给铁路局，路局由运输，调度部门组织，再下发给各车站，要求矿物局均衡提报。
依据2012年12月25日证人许培英的证言：关于山西晋城，潞安煤业的装车组织过程，由矿方每天向路局提报请求车，路局按照国家有关确保重点物资及重点企业运输的有关规定和铁道部的相关要求，确定各局的装车去向，然后由计算机审批。
很明显，提高煤炭兑现率，是郑州铁路局以及长治北车站的职权范围，并且由计算机审批，被告人根本不是郑州铁路局以及长治北车站的人员，也就没有任何职权可以利用。 2. 被告人也没有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关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中的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
辩护人认为，理解这一条必须符合下列要件，不能任意扩大解释。“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
首先，要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赵某在郑州办事处就是一个普通的，最低一级的工作人员，从我国目前的现状看，任何一个有普通常识的人都可以认定其影响不到其他人。
其次，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有一定的工作联系。在这里，赵某如果要利用工作关系，本案中必须有一个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和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共同构成受贿行为。
本案中，无论的公诉机关还是一审法院始终没有发现赵某找过哪一个“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
比如，法院的书记员，其虽然在法院工作，会有与法官工作上的联系，但其没有裁决案件的权利，其如果接受钱财为当事人谋取案件上的非法利益构成受贿罪，前提必须是与法官一起才能构成共同受贿。其如果接受案件将案件转让给律师代理，自己收取了中介费，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因此，在赵某没有职务便利，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赵某利用过他人的职务，就主观推断赵某利用职权，完全的主观归罪。
这也说明赵某在2007年7月，将杨某委托的事项转委托于王兴旺，王兴旺又将此事转委托给专门从事代理发运煤炭的襄垣县国新能源公司的总经理控孔繁伟一事是符合情理与逻辑的，被告人是中介人。 （三）、依据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取合理报酬的，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是合法行为而不是犯罪。如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在业余时间为其他单位提供劳务、技术服务，收取报酬的，不视为犯罪。
2013年10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强调：严格执行法定证明标准，强化证据审查机制，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辩护人认为，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权钱交易的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如果行为人没有相应职务，或者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收受财物的，则不构成受贿罪。被告人赵安锋为杨某找到合格的代理人，并使其顺利完成代理任务，收取中介费，并非法律禁止事项，是符合刑法立法本意与宗旨的。被告人以中介的人的身份转代理给他人，收取的中介费不应当被视为受贿。
四、一审法院采信证据不符合刑事证据规则
2013年5月3日清徐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表明：2007年7月到2008年10月，被告人赵某先后收取杨某所谓好处费2077204元；将1175700元交给其同学高某协调长治北车站的关系，将901504元据为己有。
清徐检察院首先认定赵某先后收取杨某的2077204元定义为好处费；但是又将其中给高某的1175700元否认为好处费，将其中的将901504元以好处费界定的理由是什么？同样是杨某的2077204元人民币，给高某的1175700元就不是好处费，其余钱是好处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一审法院在没有对案件查清的情况下，配合检察院办案，完全违背的了2013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供述应当排除》第23.条的规定：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的规定。采信的证据不符合刑事证据规则，主观推定被告人赵某收钱就是好处费。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杨某的证言不能采信
杨某的证言：…我找赵某协调的，他有这个能力办这个事（提高煤炭发运的兑现率）…。 辩护人认为：杨某的证言不能采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之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另外，杨某的证言也与高某等其他证人的证言相矛盾，不能采信。 本案中，杨某委托被告人的事项并非被告人自己有能力完成。 （二）、关于2012年12月25日证人卜潇敏（郑州铁路运输处货工科科长）的证言以及2012年12月25日证人许培英的证言中，赵某代表潞安集团来我局（郑州铁路局）办理相关业务，协调相关事宜的能证明内容。
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采信证言断章取义，完全忽略被被告人有利的证词，截取对其不利。且该证言并不能证明赵某与他们沟通过承认车的事宜。
1.郑州铁路局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权力对赵某的工作职责定性，这属于越权。
2.这两个证言中对证人重点强调的“路局（郑州铁路局）按照国家有关确保重点物资及重点企业运输的有关规定和铁道部的相关要求，确定各局的装车去向，然后由计算机审批”的等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忽略，而这恰恰证明装车去向是由计算机审批，任何人无法代替。 3.这两个证人证言证明：赵某没有因此事找过他们，也就是说，赵某没有利用过工作关系，由于计算机审批，也没有工作关系可以利用。
一审法院如果要将其作为认定赵某构成受贿罪的证据之一，必须能够证明赵某因杨某之事找过他们，赵某如果只是因其他工作与他们有联系，则与本案无关。 （三）、关于赵某的庭前供述
一审法院采信赵某庭前供述作为认定其受贿的依据，不符合逻辑，属于有罪推定。
1.关于赵某录音录像显示其工作职责，向铁路相关部门反映潞安运输需求，协调承认车总数等的…。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有上述工作职责，并不等于被告人就杨某之事与有关部门协调过，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有职权就一定利用完全违背逻辑，难道法院的法官，有判案的权力就一定要利用吗？完全是有罪推定！
2.赵某在供述中也强调：我说给你问问，于是就打电话问高某能否办成此事，高某说行，但
也得求别人。
这充分说明，被告人在最初就是给杨某找第三方代理，自己做中介人。
辩护人认为：赵某无权决定郑州铁路局承认车、长治北站的发车事宜，其无职务可以利用；一审法院只有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赵某因杨某之事，利用工作关系找过有职权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而不是仅仅只证明了赵某的工作范围。如果不能证明，就不能定罪。 （四）关于一审法院采信的控方提供的其他证言证明被告人赵某的工作范围的证据 辩护人认为，即使赵某在工作上与郑州铁路局有联系，并不必然等于赵某利用此为杨某谋取利益，法院混淆这两者的概念；只有赵某向郑州铁路局特别提出要为华润电力湖北分公司配车，郑州铁路局利用自己的权力承认，赵某才有可能与郑州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共同构成受贿。 但是本案中，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个人证明、或承认或知晓赵某为华润电力湖北分公司的事找过哪个国家工作人员。
综上，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判案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片面认为被告人赵某收钱，赵某即使本人没有工作上的职务，一定是利用了他人的职务便利；但本案中又没有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一审法院没有排除合理怀疑，但是，本案中，恰恰被告人是找了第三方，自己是中间人。
五、一审判决认定赵安锋构成受贿罪不符合逻辑
被告人将绝大部分业务费约定并实际归属他人也充分说明赵安锋没有职务便利可以利用。 假如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给他人钱；利用自己的职权，让与他人收益，这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逻辑。 被告人给付高某130多万元，给付王兴旺70多万元，充分说明，被告人没有职权可以利用。 一审法院的逻辑推理是，赵安锋收取了钱，赵安锋是山西潞安集团煤炭运销总公司的运销公司驻郑州办事处的职员，因此赵安锋就是利用的职权构成受贿罪。辩护人认为这属于主观归罪。 （一）、赵安锋收取钱的定性应当是中介费，不论数额大小。
即使法院否认赵某将70多万元给了王兴旺，相对于杨某的业务协调费500万元的收入，赵某收钱的定性不应当取决于钱的数额。
首先杨某收取的是业务协调费，高某收取的是中介费，同样一笔费用，赵安锋就定性为好处费，没有法律依据。 （二）、从逻辑情理上讲，如果赵某有职权可以利用，完全没有任何必要将130多万元给高某。
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赵某在2007年利用职权已经帮杨某提高了煤炭运输的兑现率，却在2008年还要找高某协调，并将130多万元给其，这是不符合逻辑推理。 从而也就得出结论，赵某在2007年也是通过他人协调的，并非利用职权。 综上，辩护人认为，现有证据已经表明被告人赵某不属于潞安集团运销处；其没有签订合同、安排运输计划、安排请求车、安排承认车、安排发运的职权。被告人不是郑州铁路局的人员，其工作上也没有任何主管、负责、承办承认车的职权；其单位或本人与郑州铁路局都没有任何隶属、制约关系，被告人也就没有任何职权可以利用；被告人也没有与潞安集团、郑州铁路局中任何一个有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就华润电力湖北分公司的兑现率协商过。
且郑州铁路局的证人卜潇敏，许培英证言明确表明：承认车是郑州铁路局的工作，计算机审批，不是个人可以随便操作的。
被告人确实收取了杨某的钱，但其只是中间人，其通过高某，王兴旺将杨某的代理转托。 现有证据尚不能完全证明赵安锋利用职权，如果法院不能排除赵安锋的中介人身份，就不能得出赵安锋利用职权的唯一结论，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就不能认定其行为必然属于受贿。
综上，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构成受贿罪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从罪刑法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告人无罪。
4、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制造、销售假药罪一案被告人宫××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席法庭履行辩护职责，现根据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注意到，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宫××犯制造、销售假药罪，原在案件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对宫××采取强制措施时，宫××涉嫌的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辩护人还注意到，在昨天的庭审调查当中，包括庭审调查以前，审判长征求宫××对起诉书的意见时，宫××认罪，承认自己知道或应当知道受委托代为加工的是药品。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宫××的行为确实是应当受到否定性评价的行为，但是，其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刑法上的否定性评价，还需要结合宫××所涉嫌的罪名的法定构成要件来进行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讲，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宫××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也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一、被告人宫××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 (一)被告人宫××不具有生产、销售假药的主观故意 1、对被告人宫××不利的几份言辞证据
尽管宫××自己承认接受委托加工的是药品，但是，对刑事案件事实的认定不能仅听取被告人的供述，应当结合全案的证据来进行分析。从本案的证据来看，对被告人宫××不利的证据，一是被告人于金勇的供述，二是被告人王晓春的供述，三是郭焕洲的证言，但是，于金勇的供述和王晓春的供述之间，以及于金勇的供述和郭焕洲的证言之间均存在许多矛盾，互相不能印证，无法证明他们当时已经告诉过宫××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药片。具体而言：
(1)证人郭焕洲称他一个人去淄博找宫××联系加工心可舒药片时，宫××问他提供的药品配方是不是治疗心血管病的，但这些都只是郭焕洲单方面的说法，宫××未供述，因此不能证实。 (2)郭焕洲称他和于金勇一起去淄博找宫××时，宫××问他们是不是要生产心可舒颗粒，于金勇也曾告诉宫×ד我们想自己生产心可舒”，但对此于金勇未予证实，宫××未供述，因此不能证实。
(3)被告人于金勇当庭供述郭焕洲自己一个人去淄博找宫××联系加工药片回来后，郭焕洲曾告诉过自己他已经明确告知宫××要求加工的是心可舒药片，但辩护人认为，即使于金勇的供述属实，也只是一份传来证据，证明力有限，况且郭焕洲本人并未证实他从淄博回来后曾这样告诉过于金勇。
(4)被告人于金勇供述他和郭焕洲去淄博与宫××商谈，提及加工价格时于金勇曾告诉宫××中药厂的生产成本不到2元钱一盒带包装，以及宫××曾答应连包装一块给弄着，郭焕洲未证实，宫××未供述。
(5)被告人于金勇供述他们提供给宫××的产品配方、工艺上写有“心可舒”字样，经审理查证不属实。
(6)被告人于金勇供述他和王晓春去淄博××找宫××交定金和拉药片时，宫××曾拿出一些他们厂生产的心可舒胶囊和心可舒片给他们看，但是，第一，淄博××从未生产过这些产品。第二，王晓春未证实上述事实，宫××也未供述。
(7)于金勇供称他和王晓春曾经给宫××传真过沃华心可舒片的药品检验报告，侦查阶段于金勇供述药品检验报告是王晓春通过伟力药业原同事搞到的，被告人王晓春否认，称自己不清楚检验报告的来源，法庭审理阶段被告人于金勇不能说清检验报告的来源，而王晓春供述自己并没有见到于金勇给宫××传真过检验报告，也没有同于金勇一起传真过检验报告。同时，
结合××制药质检科科长李俊田的证言，证实产品检验是依据片剂通用标准进行的，这与宫××的供述相符，因此，于金勇等人给宫××传真过沃华心可舒检验报告的事实不能认定。 2、关于宫××在受委托加工过程中的违规行为
关于宫××在组织加工过程中收取加工费没有为于金勇打收条，或打了收条未签名，没有办理委托加工审批手续、没有保存检验记录、工序传递卡等事实，仅能证明业务操作上的不规范，有违规行为，由此不能必然得出宫××明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或其他药品的结论。 3、关于宫××能否通过郭焕洲、于金勇提供的配方工艺得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 辩护人认为，基于以下事实和理由，宫××未必能得知受委托加工的是心可舒药品： (1)配方工艺上未写明产品名称。
(2)郭焕洲、于金勇联系加工时声称要求加工的是保健品。
(3)根据卫生部规定，配方当中的五种中药材均为“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或“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事实上，保健食品当中是可以含有中药材的，而且绝大多数保健食品当中都含有中药材，这些中药材限于无毒副作用的中药材，也就是卫生部规定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和“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是有所了解的。也就是说，中药材不仅可以用来制药，也可以用来制造保健食品，叫做“含药保健食品”。因此从配方原料本身不能区分委托加工品种是药品还是保健品。
(4)虽然他人曾借用××制药名义和资质向国家药审部门上报过心可舒浓缩丸、心可舒分散片两个品种，但不能因此就认定宫××能够判断受委托加工的产品配方工艺属于心可舒，理由是，一、以××制药名义申报的心可舒浓缩丸、心可舒分散片在山楂的提取工艺上都和卫生部、山东省药品标准规定一致，即将山楂用乙醇浸泡后全部提取其有效成份入药，而于金勇、郭焕洲等人提供给宫××的产品制作工艺，在山楂提取工艺上是三分之一的山楂粉碎后直接入药，未经乙醇浸泡和提取。熟悉中药制作的人都知道，制作工艺常常是决定药品实质区别的一个因素。同样的原料和配方，在不同的制作工艺条件下，可以造出不同的两种药品，也可以造出保健品。前者如药典中记载的以穿心莲为唯一配方原料，在三种不同的制作工艺下，可以分别生产出“穿心莲片”、“炎得平片”、“穿心莲内酯片”三个不同的中药品种，后者如以螺旋藻为唯一配方原料，在不同的生产工艺下，可以生产出作为药品的“螺旋藻胶囊”，也可以生产出作为保健食品的“螺旋藻片”，因此，在制作工艺不同的情况下，单纯配方相同不是区分药品品种，也不是区分药品和保健品的可靠依据，宫××尽管是工作了近二十年的制药工程师，从这个对山楂不是提取而是粉碎的工艺当中无法识别这就是心可舒药片的制作工艺。二、虽然这两个品种的配方与心可舒片大体相同，但毕竟这两个上报品种××和宫××并未参与研制，只是在产品研制成功后，宫××作为××的总工程师在有关申报材料上签字，而且这是2005年上半年的事，在此前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药业以同样方式上报的品种达40多个，在这种情况下，事隔一年多之后，在郭焕洲、于金勇等人来联系加工时，要求宫××还能记住其中某个曾经上报品种的配方，确系强人所难，也是不合情理的。
(5)配方工艺上虽写有“主治”、“处方”等字样，但如此表述并不必然证明委托加工的是药品。因为在2001年《药品管理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的保健品市场管理相当混乱，许多保健品，比如曾名动一时的“三株口服液”、“三株赋新康”等，虽然都是食品卫生批号，但都在其产品包装、广告媒体上公然进行治疗功效宣传，“三株口服液”宣称其对肠胃疾病有治疗效果，“三株赋新康”宣称其对各种癌症有辅助治疗作用。这种混乱情况一直延续到《药品管理法》颁布实施后一段时间才得到有效遏制，随着国家对保健品市场整治力度的加大，到2006年至2007年本案发生时，保健食品在其产品包装上公然宣传疗效的情况已经基本消失了，但不能排除此前的一些有疗效描述的保健品配方工艺资料流传下来。因此，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委托方声称要求加工的是保健品的情况下，存在于配方工艺资料上的“主治”、“处方”等字眼不足以使宫××作出委托加工产品系药品的判断。
4、××制药张惠玲、黄丽、李俊田等证人证言，以及辩护人从淄博××药业财务部调取的现金收入帐，均可证明被告人宫××接受的是一笔保健品外加工业务。
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不能应当认定被告人宫××具有生产、销售假药的犯罪故意。 (二)涉案产品不符合“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是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生产、销售假药罪是危险犯，生产、销售的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是构成该罪的必要条件。“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是一个客观标准，如何掌握该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有明确规定，即：“生产、销售的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一)含有超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二)不含所标明的有效成份，可能贻误治疗的;(三)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可能造成贻误治疗的;(四)缺乏所标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份的。从《解释》的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对“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界定采用的是实质危害标准。被告人宫××受委托加工的这些药品，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拟制的“假药”，即“以假药论”的药品，这种药不一定能危害人体健康，更不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相反，根据国家认可的药品检验机构检验，宫××受委托加工的这批药品是合格的，各项检验指标都符合国家药品检验标准的规定，不存在危及人体健康的因素。同时，根据《解释》的规定，生产、销售的假药是否“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应当经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鉴定，出具鉴定结论，本案当中，侦查和公诉机关都没有委托法律规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无法做出被告人宫××受委托加工的药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结论。至于公诉人在法庭辩论当中所强调的心可舒是在狐狸场包装的事实，因为宫××并未参与包装，对产品其他被告人如何包装、在何处包装宫××无法预见也无法决定，当然不能由宫××承担责任。因此，不能认定被告人宫××受委托组织加工的这批药品符合刑法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犯罪构成客观要件。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宫××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 二、被告人宫××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一)被告人宫××不具备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犯罪故意
这一部分的事实和理由在第一部分已经论述，基本一致，不再重复。 (二)被告人宫××的行为不符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辩护人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就是要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决定对被告人处以何种刑罚。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四种行为方式，分别是“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好”、“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根据《解释》的明确界定，所谓“在产品中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所谓“以假充好”，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所谓“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所谓“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产品质量要求为：(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二)具备产品应当
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三)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从“两高”的《解释》结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这里规定的四种行为方式所生产的产品都是实质上的假、劣产品，而不是法律拟制的假、劣产品，被告人宫××受委托组织加工的心可舒药经检验，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检验标准，不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的四种行为方式当中的任何一种。
(三)被告人宫××的“销售金额”难以计算 被告人宫××在本案生产假药的过程当中，只是参与了一部分行为，也就是把中药材按照配方工艺制成了药片。当宫××的行为结束的时候，这个药是什么药，将流向何处，宫××都是不知道的。而且，宫××是接受委托加工心可舒片，而不是自己生产出心可舒片后销售给其他被告人，只有当本案的其他被告人将宫××加工的产品特定化，即进行包装，标明了品名、商标、功能主治、生产日期、批准文号、用法用量这些内容之后，它才是作为商品的心可舒片，扰乱药品市场，损害山东沃华医药的商业信誉和商业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环节在什么地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如此，本案当中就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宫××只是接受委托加工产品，赚取的是加工费，加工完后按照双方的口头约定，将产品交给本案的其他被告人，所以，如果要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宫××的刑事责任，宫××的销售金额是难以计算的，这也是对其行为不能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一个理由。
总之，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宫××的行为既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也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请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
5、故意伤害罪辩护词
优秀故意伤害罪辩护词 （二审）
辩护词
安徽徽达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苏顺平的委托，指派胡瑾律师担任 苏顺平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二审的辩护人，现在根据事实与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判决苏顺平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证据不足。 （一）关于苏顺平使用凶器的长度与特征问题
1、苏顺平交代自己使用的刀具为“黑色的刀柄，是折叠的水果刀，长有15厘米。刀尖比较锋利。”（公安卷2008年10月11日苏顺平第一次询问笔录第5页）
2、韩索来么乃证实，“是一把弹簧刀，刀刃长约10公分，刀柄好像是木头的。”（见公安卷第103页，2008年10月11日韩索来么乃证词）
3、苏顺清证实：“问：是什么样的刀？答：一把水果刀，黑色的，10公分长左右，折叠的那种，我看见是单刃的。” 公安卷2008年10月11日苏顺清第一次询问笔录）
4、2008年11月18日苏顺清证实：“问：刀的形状特征？答：刀是折叠的，当时我捡起刀的时候刀是合着的，刀身长约10来公分，刀柄颜色我没有在意。”（公安卷2008年11月18日苏顺清第四次询问笔录）
辩护人认为证人与被告关于凶器长度、种类的描述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 （二）关于凶器的宽度问题
安徽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法医学文证审查意见书（公物鉴法字[2008]第047号）关于凶器的宽度鉴定为2.5CM。但是苏顺平与苏顺清都在刚才的庭审中明确肯定，刀刃的宽度不足
2.5CM。与司法鉴定明显不同。 （三）关于凶器的去向
苏顺清交代：“我看刀掉在地上了，就捡了起来，喊他们一块跑了。跑到上海华联超市和回民拉面馆那条线西侧的红旗小区时我听见好像有警车的声音。我害怕就把水果刀扔到小区里的一个垃圾箱了。” 这里，如果苏顺清的关于刀具的交代如果是真实的话，苏顺清在公安机关作上述交代的时间为2008年10月11日14时15分至10月11日15时45分，他们打架的的时间在11日的凌晨。即使凶器找不到，扔刀现场也会留下血迹。相隔半天的时间，马鞍山本来就是小城市，即便是刀被垃圾车运走，垃圾车肯定有固定的倾倒地点，作为本案的重要的证据，怎会找不到呢！！！公安机关最起码应该提供到垃圾倾倒地寻找。 （四）关于受害人的伤口
1、苏顺平第一次交代，其在受害人的肚子上“总共捅了受害人三下。” （公安卷2008年10月11日苏顺平第一次询问笔录第4页）
2、苏顺平第二次交代：“这时个子稍高的男子当时面对我，我就朝他肚子上捅了三下。”（公安卷2008年10月12日苏顺平第二次询问笔录第2页）
3、苏顺平第三次交代：“这时我放开那名被我勒住脖子，个子中等的男子，用刀朝他肚子上捅了三、两下。”（公安卷2008年11月5日苏顺平第三次询问笔录第4页）
但是，安徽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法医学文证审查意见书（公物鉴法字[2008]第047号）对伤口坚定地结果为：“上述创口符合系锐器在创道内连续二次刺击所致。” 上述证据之间明显存在矛盾。 （五）关于受害人受伤后的去向
相关证据证实，受害人受伤后自行乘坐出租车离开打架现场。110接警记录证实，12分钟后被一出租车司机在红旗路北湖公园发现。12分钟在深夜人员稀少的情况下，出租车可以行驶几十公里。为什么受害人不去医院救治。司机在发现受害人时，受害人还能说话！
基于死刑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07年3月9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指出：“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对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定罪的证据确实，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有疑点，处刑时应当留有余地。”可见，在死刑案件证明上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死刑案件的定罪和量刑的统一标准，也是最高标准。
辩护人认为，死刑案件要求比一般案件更高的证据要求，证据必须“确实充分”！一审判决依据的证据疑点重重，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关键证据缺乏，认定苏顺平犯故意伤害致死罪证据不足！
二、即便本案一审证据确实充分，辩护人也认为一审判决量刑畸重，严重违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一致等刑法的基本原则，二审法院应该予以纠正。
《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 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特别严重；罪行是否极其严重，不仅要考察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还要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苏顺平的行为不论客观危害性还是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都不符合刑法对死刑设定的条件。
1、从客观危害方面讲，苏顺平用刀伤害受害人，造成了受害人死亡的后果，但是受害人的死亡的原因是“外伤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也就是说，受害人死亡的原因是： 外伤＝＞失血性休克＝＞死亡。
外伤是苏顺平用刀捅伤受害人造成的，但是受害人死亡形成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是包括了
捅伤和没有及时治疗等综合原因造成的。仅仅是苏顺平的用刀捅伤，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造成受害人死亡的结果的。在捅伤受害人时，苏顺平的力度和激烈度都是有节制的。刀数是三刀，深度都有限！
2、从主观恶性方面讲，苏顺清属于激情犯罪。苏顺平是酒后在朋友的受到伤害时应朋友的邀请才参加斗殴的，没有犯罪预谋；其随身携带刀具的目的不是打架斗殴而是吃水果；其是在面对两个人的围攻不能自救时才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刺伤受害人的；拿刀的目的也是准备“吓唬吓唬对方。”（见苏顺平《亲笔供词》）
3、受害人自己对其死亡结果的产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一、受害人受伤后自行乘出租车离开打架现场，其他人无从救助，延误了治疗，这是受害人死亡的重要原因。因为根据法医鉴定，受害人死亡的原因是“失血性休克。”其二、与王新年打架的原因是受害人的挑衅行为：当别人多看他几眼后，其责骂他人，无端挑起争斗。其三、在打架现场，苏顺平面对两人的攻击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警告受害人后，受害人仍然仗着人多势众上前进攻苏顺平。由此可见，受害人自身也有过错。
4、苏顺平主动交代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其致人死亡的关键情节应该视为自首，并对其从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为自首。
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抓获经过》，“我局民警通过走访在马鞍山市中心医院骨科病房将犯罪嫌疑人带回公安机关接受审查。”公安机关在抓获苏顺平并不知道苏顺平就是刺死本案受害人的凶手，更不知道苏顺平用水果刀两刀刺死受害人等本案的关键证据。苏顺平归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应该视为自首。 5、苏顺平有立功表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 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第六条规定： “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根据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抓获经过》，“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苏顺平的审查，我局民警确定了同案犯苏顺清、王新年的身份。”由此可见苏顺平有立功情节，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本案事实不清。被告人苏顺平并非罪大恶极，本案属于激情犯罪，苏顺平具有立功和自首情节，二审法院应该减轻对其处罚。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苏顺平为有期徒刑。
辩护人：安徽徽达律师事务所
2009年12月22日
6、开设赌场罪的辩护词
开设赌场罪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有关规定，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顾某某近亲
属委托，并征得被告人顾某某本人同意，指派王舒琪律师担任被告人顾某某的辩护人。 辩护人接手案件后，到公诉机关查阅了案件的有关材料，多次到看守所会见了被告人顾某某，又参与了本案的庭审，对整个案件事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首先，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顾某某犯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不表示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顾某某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顾某某在公诉机关指控的在海宁市寻根访茶室开设的赌场中所起的作用较小，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根据法庭调查的情况，在本节犯罪过程中的主要被告人汪某某、胡某某在回答本辩护人的提问时都回答该赌场是由三人合开的，这与被告人顾某某的陈述一致。在该节事实中，赌场开设在海宁市寻根访茶室，该茶室是曹某开的，赌场的场地是由曹某提供，而赌场的工作人员则都是被告人汪某某手下。当时，被告人汪某某在海宁和嘉兴王店很有势力，经常强占别人的场子(在本案的第二项罪名寻衅滋事罪中，就有多起被告人汪某某强占别人场子的情况)，被告人汪某某要求被告人顾某某加入合伙开赌场，被告人顾某某是是不敢不听从的，被告人顾某某加入该赌场主要是惧怕被告人汪某某的势力。根据被告人孙某某2009年7月30日笔录第8-9页、2009年9月7日笔录中第7-8页的供述：当时柴菩头即被告人顾某某答应合开场子是因为惧怕得罪占峰，怕被打。孙某某的笔录也反映了这一情况，其他各被告人的供述也佐证了被告人顾某某惧怕被告人汪某某而与其合开场子这一事实。
而且，该赌场在开设过程中，基本上顾某某是没有什么权力的，赌场中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汪某某委派，管理和分成也是由汪某某的人负责。被告人顾某某在公安阶段的笔录以及本案的庭审过程中叶对此做了如实的陈述。被告人胡某某在公安侦查卷12页、170页中，被告人胡某红在公安侦查卷130页、141页中，被告人孙某某在公安侦查卷16页、62-63页中，被告人胡某平在公安侦查卷14、35页中，以及上述各被告人在本庭庭审过程中都对此做了如实的陈述，证人谢某某、杨某某、富某某、陈某某、金某某、宋某某、褚某、金某某、徐某某、楼某某、盛某某等人的证人证言也予以证实。根据以上各被告人的供述及证人证言，在寻根访赌场的开设中，赌场中抽庄丰、洗牌、维持秩序、插脚等都是由汪某某委派手下掌控的，被告人顾某某在赌场中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事实上他的存在是可有可无的，有没有被告人他都不影响该赌场的开设和经营。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顾某某在该赌场的开设和经营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为次要和辅助的作用，应为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被告人还具有以下减轻、从轻处罚的情节： 1、被告人顾某某社会危害性较小。海宁市寻根访茶室开设的赌场总共就开了不到一个星期，期间共开了五场，这一事实已经在法庭调查中，由各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予以证实，公诉机关对这一事实也是予以认可的。相对于一般的开设赌场罪的情况以及与本案其他赌场的开设情况相比，寻根访赌场的开设时间较短、场次较少，影响较小，对社会的危害性也相对较小，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2、被告人顾某某认罪态度好。早在2009年4月24日，侦查机关对被告人顾某某的第一次询问中，被告人顾某某就对于自己在寻根访开设赌场的事实供认不讳。在公安机关的整个侦查过程中，被告人顾某某始终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供述前后一致。在本案的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顾某某认罪态度好，能如实回答公诉机关和审判人员的提问，自愿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3、被告人顾某某配合公安机关其他犯罪事实的侦查工作，有悔罪表现。侦查机关对被告人顾某某的第一次询问中，被告人顾某某就对被告人汪某某等人的犯罪事实做了如实的供述，对公安机关侦查本案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而且在整个侦查阶段，被告人顾某某都积极配合公
安机关的侦查，对本案涉黑案件及聚众斗殴等节的犯罪事实提供了证人证言。辩护人热内被告人顾某某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对公安机关侦查其他案件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顾某某在寻根访赌场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为从犯，而且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具有法定的和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请法庭本着刑法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辩护人的意见予以考虑，对被告人顾某某减轻处罚，给被告人顾某某一个从新做人的机会。谢谢! 辩护人：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 王舒琪律师
2010年4月10日
7、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辩护词怎么写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同意，特指派××律师担任其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的二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进行了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并参加了庭审，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参考： 关于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辩护意见
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理由如下：
1、关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既然没有法律对此作出明文规定，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被告人×××的行为就不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个人身份信息的安全。因此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尤其是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款中的范围，是适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款的前提。然而，截至目前，不仅我国尚无哪部法律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作出过明确规定，就连学术界也是众说风云，尚无定论。
另外，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极其广泛，利用民法、行政法及刑法手段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实属必要。但刑罚手段有其特殊的适用范围，并非一切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均应受到刑罚处罚。因此，在法律没有对《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款中的公民个人信息范围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被告人的行为不应由《刑法》来调整。
2、关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情节严重的界定标准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既然没有法律对此作出明文规定，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被告人×××的行为就不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由于“情节严重”是本条的客观成罪条件，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所以必须要有法律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然而，截至目前，我国尚无哪部法律对《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款中的“情节严重”作出过具体界定标准。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被告人×××的行为就不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3、被告人×××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的非法获取信息的方式。因此，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该法律条文对非法获取的方式作出了例示性规定——窃取，也就是说，其他非法获取上述信息的方法应当与窃取具有大致相同的社会危害性，适用同一刑法评价标准。比如通过骗取、利诱、胁迫、抢夺、抢劫、恐吓、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等法律明文禁止的且与窃取具有大致相同社会危害性的手段。但是从本案证据材料来看，被告人×××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时并没有采用法律明文禁止的且与窃取具有大致相同社会危害性的手段，因此，其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的非法获取信息的方式。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客体要件和客观要件，其行为不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关于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
据2012年05月27日17时00分至2012年05月28日01时00分在十堰市公安局茅箭区分局人民路派出所作的第一次《询问笔录》第2页、第3页和2013年5月14日第一次《法庭审理笔录》第10页等案卷材料显示：被告人×××于案发后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主动上缴个人非法所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八条之规定，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的，一般应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本案一审判决书中虽然认定被告人×××具有自首和赃款全部退还情节，但在量刑时只是“可从轻处罚”，而不是 “应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况且本案中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故可以免除处罚。
因此，一审判决书中量刑过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八条之规定。
综上所述，本案虽然有过媒体报道，但是人民法院仍然应当严格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坚持以事实和法律作为裁判的唯一标准，克服媒体、公众的不当舆论压力。真正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的指示精神。使案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以上意见，敬请采纳! ×××律师事务所 律师：×× ×××年×月×日
8、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有那些辩护词
1. 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司法解释（2004年）：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销售金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数额巨大”，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9、刑事案件无罪辩护的4步骤 （附几种常见的无罪辩
1.如何在法庭中询问被告人（目的、内容、注意事项）
2.对公诉方一些主要形式的证据的质证 3.提出辩护方证据 4.法庭辩论
（1）识别庭辩焦点：对公诉意见的反驳。辩护律师通常只需要通过证明（或论证）公诉方指控中的一个犯罪构成要件不成立（或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地成立）即可取得无罪辩护的成功。 （2）建立辩论主题：辩护律师要主动地将辩论焦点转换成辩论主题，让法庭的审理纳入到辩护律师最有把握的轨道。
（3）组织庭辩内容：无罪辩护的律师在法庭辩论中的发言首先要阐明被告人无罪的结论，辩论的重点是论述无罪的事实和法律理由，最后是重申被告人无罪的结论。
（4）庭辩发言技巧：庭辩中，律师要说服的是裁判者，律师要以毋庸置疑的语气将被告人无罪的事实理由和法律理由清晰地阐述给裁判者。 抗辩方法：
针对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辩护律师可以选择的基本抗辩方法是：案件事实辩护、证据不足辩护和法律适用辩护。 1、案件事实辩护
（1）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辩护 （2）阻却违法性事由辩护 2、证据不足辩护 （1）“孤证”不能定案
（2）排除不合法、不真实、与案件无关联的证据 （3）证据不能构成证据链不能定案 （4）证据不充分不能定案。 3、法律适用辩护
辩护律师对控方提出的事实认定不持异议，但辩护律师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被告人的行为并不符合公诉机关指控罪名的具体法律规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辩护词相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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