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

北京：三联书店，2008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一 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

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力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并指出从变法（维新运动）到（推翻清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其他一切，包括启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顾及。2-3

（陈独秀）主张彻底扔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便成为新文化运动基本特征之一。有的研究者因而称之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所以，与上一阶段谭、严、梁相比较，不但其反传统文化的彻底性大不相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时先进的知识者整个兴奋的焦点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了。5

这批旧学深厚、饱读诗书的知识者之所以能如此彻底否定传统，接受西方文化，又仍然与自己文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束缚，积极追求改善自己（“自强”“日新”）、一切以理性的考虑作为标准和依归有关。即不管传统的、外来的，都要由人们的理智来裁定、判决、选择、使用，这种实用理性正是中国人数千年来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的基本精

神。7

以上种种，使得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8

以专注文化批判始，仍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一次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不同于以前的是，这次既同步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复杂关系。10

首先启蒙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湮灭；相反，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涨，不胫而走。救亡把启蒙带到了各处，由北京、上海而中小城镇。其次，启蒙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从北京到各地，那些在爱国反帝运动中打前锋作贡献的，大都正是接受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青年学生。这两个运动的结合，使它们相得益彰，大大突破了原来的影响范围，终于造成了对整个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大震撼。10

而由观念变迁、宣扬西华，到开始从实践中改变行为、创造模式，正是新一代青年的特征之一。16

二 救亡压倒启蒙

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29

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到了知识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29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利的注视和尊重。

国家富强，人民吃饱穿暖，不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压侮辱，这个头号主旋律总是那样地刺激人心，萦绕人耳，使前后所谓“从宇宙观到人生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未来”这种种启蒙所特有的思索、困惑、烦恼，使所谓“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改造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都很快地被搁置在一旁，已经没有闲暇没有功夫来仔细思考、研究、探讨它们了。30

中国近代却没有这个资本主义历史前提，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紧接着便是社会主义。无论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上还是人们的文化心理机构上，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也就是说，长久的封建社会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并未遭受资本社会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毁，旧的习惯势力和观念思想仍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渗透了人们意识和无意识的深处。这就难怪它们可以接着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衣装，在反对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旗帜下，在“”中甚至以前，轻车熟路地进行各种复辟了。于是，“”之后人们便空前地怀念起，纪念起来。35

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不可能给自由主义以平和渐进的稳步发展，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战争。战争却又积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趁机复活，这使许多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却笼盖在“根本解决”了的帷幕下被视而不见。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以后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39

三 转换性的创造

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

传统既然是活的现实存在，而不只是某种表层的思想衣装，它便不是你想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所以只有从传统中去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该换自己。……传统常常集好坏于一身，优劣点很难截然分割。……只有将集优劣于一身、和强弱为一体的传统本身加以多方面的剖析和了解，取得一种“清醒的自我觉识”，以图进行某种转换性的思考，才真正是当务之急。40

至少有两个层面的转换的创造。一个层面是社会结构方面的。42

中国的传统民主，是“为民做主”，而不是人民做主；是清官、好皇帝去“贵民”，而不是民本身自贵。43

就自由说，中国传统中有无严格规定的、宽泛烦人无的自由，缺乏法律有的自由，，所以常常是强43凌弱、众欺寡、上压下，同时又是“一盘散沙”或“一袋马铃薯”式的互不相干的“自由”。这不是真正的自由，它只能导致少数人转制和无状态。只有建立严格的法制，明确分散各种权利，使之相互牵制，彼此监督，以彻底结束“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或高于、党纪代替国法之类，才能实现近代的具体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44

第二个层面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方面。……以人性本善的理论为基础的儒家孔孟的伦理主义，已完全不能适应以期约为特征的近代社会的。它曲高和寡造成的虚伪，变成了历史前进的阻力。现代社会不能靠道德而只有靠法律来要求和规范个体的行为。因此真正吸收和消化西方现代某些东西，来进一步改造学校教育、社会观念和民俗风尚，以使传统的文化44心理结构也进行转换性的创造，便是一个巨大课题。之所以巨大，正是因为这种创造既必须与传统相冲突（如历史主义与伦理注意的矛盾），又必须与传统相承接（吸收伦理主义中的优良东西）。45

总的看来，历史的解释者自身应站在现时代的基地上意识到自身的历史性，突破陈旧传统的束缚，搬进来或创造出新的语言、词汇、概念、思维模式、表达方法、怀疑精神、批判态度，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去继承、解释、批判和发展传统。45

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

一 二十年代科玄论战

二 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很明显，这场论战具有尖锐的政治性质和政治内容，并直接为各自的政治纲领政治斗争服务，显示着极其强烈的党性，然而又仍然能够保持了一定高度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论战各方对中国经济的许多方面、因素、成分作了相当具体的解释和描述，并把这些材料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来讨论。69

如果说，科玄论战是号召人们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以指导生活和有益于社会，那么这次论战却把这“人生观”更加具体化化，即人们应为土地、为反帝反封建而生活和斗争了。“救亡”、“”的主题的音响在这里是更加急切加大了。72

三 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战

向林冰等人强调：流行于民间的传统形式，如章回体小说、旧戏、民歌等等不但可以“旧瓶装新酒”，77成为新文艺的民族形式，而且它们本身还正是中国新文学一脉相承的民族传统。78

胡风强调的是，“使国际的东西变成民族的东西，后者被贯穿在前者里面”。“国际文艺形式之应该被接受，民间形式之不能被机械地搬用”，成为他的主要论点。79

总的来说，胡风认为应该内容（现阶段的现实斗争和性质）决定形式，而这内容，以来，却是现代的、“国际的”。因此，文艺形式便不能是简单搬用和强调传统的或民间的“民族形式”79

要领导、提高他们，就首先有如何适应他们（包括适应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欣赏习惯）的巨大问题。从民歌、快报、说书到旧戏、章回小说， “民间形式”本身在这里有了某种远非文艺本身（特别是非审美本身）所必然要求的社会功能、文化效应和政治价值。从当时的政治角度看，要进行的宣传和鼓励，“旧瓶装新酒”和通俗化、大众化便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问题。84

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总要以牺牲来换取前进。中国革87命的道路既然是农民为主体的土地，一切就得服从于它，并为此服从付出代价。值得注意的倒是，传统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构架使广大知识群安然地接受了和付出了这一代价。88

胡适 陈独秀 鲁迅

一 提倡白话文和新范式

当时整个新文化启蒙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携手同行的时代新内容，需要白话文作为它的必要形式。白话文作为工具和武器，极大加速了启蒙新文化运动的宣传鼓动力量和社会影响局面，也极大的帮助了学生爱国救亡运动和民众的大联合。……中国近现代历史以政治为核心和车轮的特征，即使在文学形式的变迁上也起了主宰作用。93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哲学史是民族的魂灵。94

二 战士

三 提倡启蒙 超越启蒙

他（鲁迅）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程度上，几乎前无古人，后少来者。114

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现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115

漫说“西体中用”

一 “中体西用”的由来和演化

“礼”本来就是为制定一定的规矩秩序即所谓“度量分界”来分配食物，制止争斗，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340

个体的存在、行为，是被规定在、束缚在纲常秩序的社会之中。341

个体不能突出，这种种谦逊无非是有意识地去压抑、贬低、掩盖个341性主体，以尊重、护卫、高扬群体结构的伦理纲常。342

作为早熟型的系统论，中国文化善于用清醒的理智态度去对付环境，吸取一切于自己现实有利有用的事物或因素，舍弃一切已经于实际中证明无用的和过时的东西，而较少受情感因素的纠缠干预。343

正因为此，中国文化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倒是最能迅速地接受、吸取外来文化以丰富、充实和改造自己的。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衣食住行到思想意识都如此。343

但是，也正是因为以早熟型的系统论为具体框架，中国实用理性不仅善于接收、吸收外来事物，而且同时乐于和易于该换、变易、同化它们，让一切外来的事物、思想逐渐变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把它们安放在自己原有的体系的特定部位上，模糊和侵蚀掉那些与本系统绝对不能相容的部分、成分、因素，从而使之丧失原意。总之，实习去接受之后加一番改造，使之同化于本系统。就近现代中西文化说，这倒是最值得注意的“中体西用”的演化，即“西学”被吸收进来，加以同化，成为“中学”的从345属部分，结果“中学”的核心和系统倒并无根本改变。346

二 历史经验和“西体中用”新释

首先，应该重新探讨和明确“体”、“用”范畴的含义。355

我讲的“体”与张之洞的“体”正好对立。一个（张）是以观念形态、政治、三纲五伦为“体”，一个（我）首先是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体”。356

总之，“学”——不管是“中学”“西学”，不管是恐孔夫子的“中学”还是马克思的“西学”，如果追根究底，便都不是“体”，都不能作为最后的“体”。它们只是“心理本体”或“本体意识”，即一种理论形态和思想体系。严格说来，“体”应该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现实的日常生活。这才是根本、基础、出发点。忽视或脱离开这个根本来谈体用、中西，都是危险的。就中国来说，如果不改变这个社会存在的本体，则一切“学”，不管是何等先进的“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有被中国原有的社会存在的“体”——即封建小生产经济基础及其文化心理结构即种种“中学”所吞食掉的可能。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