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故事叙事范文

陶行知教育故事叙事范文

【篇一】

陶行知先生对学生的爱还应表现在对学生学习、思想、生活上全面关心爱护。即父母想到的，教师想到了，父母未想到了，教师也想到了。由此我想我们现代教师做学生“亲人、朋友和导师”三个角色，这是陈校长教育思想的体现，也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践，我们必须认真加以贯彻。

当然，爱不是放纵，爱里有严，爱里有教育，陶行知为学生竭力改善生活条件时，又嘱之以俭朴为美德，绝不可浪费，特别是看到学生出现了不良生活和思想倾向时，就及时送上关怀与指导，这样学生在承受师爱的过程中找到前进的路。作为现代的教师更应如此。

老师们，热爱自己的学生吧!当我们对学生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思想感情而一时不理智地做出有伤学生人格的事，是否想到这学生也许是一块特殊的钢坯，需要更多的爱去熔炼锻造呢?当一些学生辍学，是否反思自己将爱洒向他的心间去了呢?有一个乡村女教师为走访学生翻山越岭，不幸摔伤，但第二天又冒雪走访了，她硬是以满腔的爱找回20多个辍学生。我们能否用自己的爱将孩子牢牢留住，不让他们流失呢?教师爱学生，就不能没有自我克制，“怒”是必须要“制”的，否则既无补于事又伤神伤身，久之反倒说明自身。要注意克服自己情感上的弱点，“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乐其所乐，忧其所忧，用师爱引导他们走向光明、走向未来。

爱的教育确是一门深而活的学问，爱的教育将是一本大书，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陶行知，用爱的实践写下自己珍贵而值得回味的一页吧。

【篇二】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前苏联教育家马可连柯这句话道出了陶行知教育的真谛。作为一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陶行知先生以睿智的目光、博大的胸怀，倡导并实践了爱的教育，他爱教育，爱学校，爱学生，称学生和学校为“爱人”，令人耳目一新，也给我很大的启示。

在育才学校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到处奔波，筹措资金，以维持学校的日常生活，当时有人嘲笑他这样做是 抱石游泳，学校如同重石，很可能将拖入水底，还是弃石为好。陶行知不予理会，他坚定而乐观地回答：“我不是抱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在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急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陶行知引学校为“爱人”，他不把学校学生当“石头”，正表明他在艰苦险恶的逆境中对学生倾注了他全部炽热的爱，竭尽奋斗之力将他们安全送达理想的彼岸。没有爱便没有教育，没有爱便不成为学校。“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办学者及教师都充满着爱，爱教育爱学生，方能奋斗办出像样的学校。

教师没有爱也就不能教育学生。对学生爱是教师高尚职业道德的自我体现。热爱学生，喜欢学生，以温存慈详的态度、和蔼的语言对待他们，使他们与自己越来越贴近，在两颗心逐渐融化为一的过程中，教师按真人的规范导之以行，或示范，或帮助，或催化，或促进，每一施教又无不浸透着期望和成功的喜悦。没有对学生爱，即使教学也没有激情。没有课堂上师生间心的相通、情的交融，也就不可能产生教学所需的智慧和吸引学生的技巧。只爱一部分学生，意味着对另一部分学生冷漠，那是偏爱，偏爱是一种非理智的情感。陶行知特别反对“纯以面貌美丑为取舍”的选拔法，他办育才学校施爱于所有难童，包括有生理缺陷或有病的难童，他做到了如谚语所说的那样：“漂亮的孩子人人都喜欢，只有爱难看的孩子才是真正的爱。”《育才学校公约草案》规定指导员(教师)有“不偏爱学生的义务”。

由此我想到，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一种理智的诚实的公正的稳定的师爱，它是高尚情感和科学的严格要求相结合的产物。师爱是 包含教育目的爱，而且通过这爱以受到教育效果。陶行知称学生为“爱人”，说明他的教育思想，是把爱和教育视作天生的结缘。教师爱学生，就有教育，学生爱教师，于是教育产生效果。民办教育更应如此。

“在我的教育里，小孩和青年是最大，比什么伟人还大。”陶行知先生这样尊重学生。作为教师，对学生的爱首先要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个性。师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而好恶之而褒贬之，绝不能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把“差生”视为“朽木”。有的教师口诛之余，施以体罚，更是辱人之举。任何一种体罚都是使学生肉体痛苦，它不仅于事无补，反教学生精神倍受刺激，以致他们会摔破罐，撑破船。陶行知最最反对体罚，他准确地说明了体罚的危害：“体罚是权威制度的残余，在时代的意义上说它已成为死去的东西，它非但不足以使儿童改善行为，相反地，它是将儿童挤下黑暗的深渊。”罚非爱，害也。作为现代学校的教师，我们要记住陶行知的话：“我们奋斗的工具是爱力不是武力。”动武，意味着教师自身的失职。

【篇三】

1932年2月，国民常特务在上海炮制了一个所谓《伍豪等脱离党启事》，并强令各报必须刊登。当时《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也收到了这份启事。他知道伍豪是周恩来先生的化名，事关重大，他一时难以决定，便立即找来陶行知先生商议。这时陶先生应史量才之聘正担任《申报》总管理处的顾问，协助《申报》实行革新计划。史量才说：‚这启事来头大，不登恐怕不行。‛

陶先生将启事反复看了几遍，发现这个启事称‚二百四十三人脱党‛，而具名只有‚伍豪‛一人，有明显的漏洞。陶先生果断地说：‚压两天再说，你看如何?‛史量才点头同意。上海

各报都被迫登了这份启事，人们争相传说，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特务见《申报》不登，气势汹汹前来责问，再三施加压力，史量才左右为难。这时陶行知先生已经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处得悉，周恩来先生其实早已离开上海到达苏区根据地瑞金，派炮制假声明，完全是为了混淆视听，扰乱人心，妄图瓦解地下党组织。

为了揭穿这个阴谋，地下党巧妙地拟了另一则启事，交陶先生送《申报》作为广告刊出。陶先生又立即与史量才商议，在登出《伍豪等脱离党启事》的同时，把地下党拟的一则启事一并刊出，这则启事的内容是：‚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启事一则，因福昌公司否认担保，致未刊出。‛细心的读者由此可以看出，所谓脱党启事中的伍豪并非伍豪本人，乃另有其人。

过了几天，地下党组织又托人请《申报》常年法律顾问法国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周恩来的别名)发表重要启事，交陶先生送《申报》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唯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党之事，实与渠无关。……至此，派阴谋遭到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