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形成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列宁曾说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而中国共产党要做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的需要坚持这一原则，而毛泽东思想正是这一原则得到贯彻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代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特有的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如今的毛泽东的思想，因此毛泽东思想从头到脚都带着浓厚的中国气息，而我想论述的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这几个方面带有的中国特质以及其与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融合。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这不正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中国化吗？一个政党的思想路线是指这个政党确定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支配自己行动的认识路线。毛泽东在革命的实践中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贯彻着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它为统一全党思想并未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奠定思想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实事求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由此可以看出实事求是是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

实事求是一词，最初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讲的是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朝王阳明在宋代朱熹“格物便是致知”、“理在事中”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

乾嘉学派考据学集大成者阮元也自称“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并在(《研经室集》《自序》)中系统地阐发了“实事求是”之学。由此可见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借用中国古典提出的。并且毛泽东认为，“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他还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由此可见“实事求是”是带有中国古典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而形成的具有独创性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的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在它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建立了中国人民共和国。

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各不相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取得了巨大胜利，而我国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大国更是具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因此我们不能一味盲从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如“左”倾教条主义)，而要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是这样的理论体系。他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不拘泥于已有的现成的结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的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科学地回答了近代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宝库。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体。

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具有很大的探索性和先导性。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中提出了过渡理论——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通过创造性地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两类矛盾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未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由于我国拥有几千年封建历史、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等特殊国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非常之困难，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不可能做到。但最终在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里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不仅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且以其独创性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建立在中国国情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关于党的建设理论，从思想上建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创造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等这些关于党的群众路线、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关于集体主义精神和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等建设理论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并同时蕴含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如党的干部路线则是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墨家有 “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再比如 党的群众路线则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中的建设理论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

总而言之，毛泽东思想并非是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结合中国特色，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