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作品苦难内容主题概述
摘要 伤痕文学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之后出现的第一个文学思潮，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内心压抑已久的愤懑终于有机会倾吐。作品的主题几乎都是梦魇般经历的回忆和关于苦难耻辱的痛述。而苦难的讲述并不是目的，人们经历了苦难的洗礼后变得更加忠诚，维护了政治理想的崇高和纯洁，也使得苦难更有价值。
关键词：伤痕文学 苦难内容 主题讲述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伤痕文学”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之后出现的第一个文学思潮。1977年，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于《人民文学》上，人们麻木的心灵还没有完全清醒。而小说中“救救孩子”的呼声却引起了全社会的轰动，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从而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1978年，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小说《伤痕》，突破了以往文学创作的规则，对人性、人道主义进行了描写，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在历经了种种坎坷之后，最终得以发表，也最终得到了肯定。在作品中，人们内心压抑已久的愤懑终于有机会倾吐，当这种倾吐形成文字的时候，就形成了“伤痕文学”。当时相继出现了一批伤痕文学作品，作者大多是被那个特殊时代洗礼的知识青年，他们以真实、无雕饰甚至有些粗糙的文学形式，描述了特殊时代的苦难生活。本文主要从伤痕文学作品中苦难内容的主题入手，来探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学作品的主题讲述。
一 新历史时期沿着新文学叙事模式完成的文学创作 伤痕文学作品其价值不在于对伤痕本身的描述，而在于这种叙事模式反映出的历史事件以及通过这种模式反映的历史创伤。苦难内容讲述的目的在于让人们的思想得到升华，让人们的心灵得到洗礼；让历史的遭遇得以再现。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家通过这样的主题讲述，完成了历史创作。
苦难既是人们经验存在的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观念存在和价值存在的方式，包含着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和命运等诸多不同的理解。之所以同样的人面对同样的苦难会有不同的苦难感受，对于苦难也有着不同的理解、阐释和接受方式等，这里面除了个体性因素和经验性成分以外，它和人们不同的文化出身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环境中，苦难自然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叙述话语，但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文本中，其功能也不相同。生活于动乱年代的人们，受到的伤害不仅是肉体上的，在精神上的伤害也是长期的。当十年噩梦骤然停止的时候，人们满身的伤痕和满腹的冤屈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奔涌而来，这种充满控诉欲望的社会心理倾注到文学上就成为了诉说历史之痛、声讨罪魁祸首的“伤痕文学”，对于梦魇般经历的回忆和关于苦难耻辱的痛述几乎成为了“伤痕”小说的唯一内容。这种苦难体现在两代人的身上，一代是父辈，一代是年轻人。几乎所有的伤痕文学文本都是对一个或几个苦难故事的叙述，而在当时的评论中，创伤、内伤和外伤也是评论中运用较多的词语。从作品的内容和主题上来看，可以说苦难的内
容是伤痕文学的主要叙述内容。
从《伤痕》、《枫》、《重逢》……到《小镇上的将军》、《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种苦难叙事也是有很大的受众空间的，不仅迎合了大众情感宣泄的需要，同时也具备了心理疗伤的功能，但在这些作品中，苦难的描述并不是目的。我们发现，几乎在所有的文本中，苦难都会在党的英明领导下被克服，而经历了苦难洗礼后的人民更加忠诚，维护了政治理想的崇高和纯洁，也使得苦难更有价值。 二 以比较简单的故事情节渲染苦难的生活内容
《伤痕》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故事的主要人物是王晓华母女二人，故事从母亲被打成反革命成为“叛徒”开始，王晓华为了自己的前途和母亲划清界限后到东北插队。但是，王晓华并没因为离开母亲而免于受到伤害，她还是要面对入团受阻、恋爱受挫等一系列不公平的对待，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王晓华拒绝了来自母亲的任何的温暖和呵护。九年之后，国家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粉碎了“四人帮”，母亲的“叛徒”身份也被改正，冤案得到平反，王晓华被允许去看她的母亲。而此时的晓华也想得到母亲的原谅，可是当晓华匆匆赶回认母之时，母亲却已经离开了人世，最终母亲也没能见上女儿最后一面。我们不难看出，是“四人帮”让晓华两次失去了母亲，也是“四人帮”一手制造了让晓华无法愈合的内心伤痛。而晓华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的那一刻把故事推向了高潮。 骨肉离散，亲人反目，家庭破碎，这些都是70年代末具有代表
性的一种伤痛。王晓华因为母亲的问题不能正常的入团、入党、生活、恋爱，而王晓华对于母亲的拒绝同样也在伤害着母亲，母女身处两地共同经受的生活和情感上的双重煎熬因妈妈的平反而被化解了。此时，身为母亲，终于有机会向女儿说出自己的心声。她告诉女儿，自己的冤案已经昭雪。当女儿得知这一切真相时，他们的恩怨到此化解，给了母亲最大的宽慰。晓华也和恋人一起朝着美好的未来出发。
小说尽力描写人物经历的种种不幸，但最终烟消云散，一片艳阳天。这些小说里的苦难叙事极尽渲染铺陈，从中也是为了衬托伟大的党和革命事业的光芒。
在《伤痕》中，经历了丧母之痛的王晓华在悲伤之后更加坚强，“苦痛的面庞”变得“激愤”起来，化悲痛为力量，当女儿知道真相时，心中升起的是对妈妈无限的愧疚。并立志不忘血的历史，也不忘记党的恩情，要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至此，一个历尽磨难、坚强不屈的女战士的形象如在眼前，她仿佛双拳紧握于胸前，目光炯炯有神，经历过的苦难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沧桑，但目光却依然纯净坚定，苦难仿佛就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它把一个单纯的、不谙世事的小女孩锤炼成了一名坚强的、合格的战士。人民群众在苦难的生活中依然坚守对党的忠诚和信赖，维护党的光辉形象，虽然自己心灵和肉体上受尽折磨，但内心的信念却未曾改变，而维护革命事业的忠诚信念也使得他们经历的苦难更加有价值。经过苦难的磨砺，他们或者获得了合法的政治身份，得到了主流话语的信任，
或者得到了精神的锤炼，拥有了思想上的升华，在《伤痕》中，经历了九年生活上的折磨和丧母之痛的晓华终于获得了合法的政治身份，名正言顺地加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中，原来不敢拥有的爱情现在也如愿以偿了。这些似乎是想要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维护了政治理想的崇高和纯洁的苦难是宝贵的，是一种精神财富，主人公重回政治中心就是苦难洗礼的价值所在。 三 特定历史时期的苦难在人道伦理层面的体现
在伤痕文学作品中，苦难叙述的一个基本结构性的冲突，就是至高无上的社会权威同人的对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正常的现实压抑着正常人的自然本性、扭曲着正常人的生活状态，在这种苦难的生活环境中人们苦难地生活着。在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精神与物质上陷入双重贫困的“天堂公社”的人们，不仅不容于小豹子与存妮的青春冲动，还将正常的性爱看作是“人世间最丑最丑的丑事”，甚至在青年们的心目中，爱情也成了羞于启齿的神秘字眼。年轻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感到的不是幸福，而是莫大的可耻，她怨恨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这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啊。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非常态的父母包办、买卖婚姻就具有堂而皇之的合法性。极“左”政治在这里侵犯的是人的生命权，通过对性爱、爱情、婚姻等价值上的颠倒，取消了人的历史主体资格，把人变成了可以交换的物。在这种社会现实中，人们的生活是苦难的，精神是苦难的。
伤痕文学作品中还体现着从人的自然本性、人的天道伦理出发，
对历史的背约行为进行控诉，对在这种行为所造成的人与人分裂、人与社会分裂、人性的颠倒加以同情和理解。正是因为价值意义被颠倒，正常的被视为不正常的；对的被视为错的；善的被视为恶的，人才会走向非我并遭受非我的奴役，人才会生活在苦难之中。《记忆》可以说是这种“颠倒”的最好图解。18岁的电影放映员方丽茹，因不小心把伟大领袖接见外宾的纪录片倒装放映几秒钟，便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送回农村劳动改造。但是，小说中非常具有戏剧性和讽刺性的是，当年给方丽茹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市委宣传部长，无意中用了一张印有领袖画像的报纸包鞋，招来了灾难。这种偶然性，终于使人们认识到：一个人只不过是无意中颠倒了影片，而我们，却在有意的颠倒了一个人。作品中这两个命运相似的人的悲剧同样来自于“颠倒”，一个是放映行为上的颠倒，一个是日常行为上的颠倒，但结果都是一样的，都偏离了原来的位置和人的正常生活，都因为行为上的失误开始了苦难的生活。在这些小说中，极“左”的政治对人性都具有巨大的摧毁性和广泛的伤害性，这种特殊的历史是故事发生的背景。
四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伤痕文学苦难内容的叙事方式 文学都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主题内容都是来源于社会生活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文学样式，也会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滋养。纵观历史，我们知道，旧社会也有悲剧发生，很多好人被社会所毁灭，究其原因，是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引起的。探究悲剧的制造者，我们会发现是社会的维护者或社会的宠儿。这
种悲剧，会使人感到十分沉重的压抑，但通常是无可奈何的，甚至宣扬命运的不可战胜，有的也能激起人们对旧社会的不满和抗议。但伤痕文学中的社会悲剧则不然，它不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引发苦维生活的，是暂时得逞的恶势力。所以，伤痕文学作品中的悲剧，会使人产生对于受害者的同情，也会让受害者团结起来跟恶势力抗争；人们不会对社会制度产生怀疑，人们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自己的祖国。
作家也是由此去理解对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苦难回忆与写作的，卢新华在《谈谈我的习作〈伤痕〉》中就有体现，他在作品中塑造王晓华这个典型人物，目的不是让我们为她流泪，同情她，而是让人们对她产生同情时也有对她的批评，让人们在她的人生经历中醒悟，明白造成王晓华母女苦难生活的，不是当时的社会，而是“四人帮”的精神毒手才使王晓华和母亲有了如此的痛苦生活和经历。我们在正视作品中人物苦难生活的同时，应尽快地抹去心灵和思想上的伤痕，并找到今后人生中为之奋斗的目标。卢新华这种苦难叙述的“功用论”，既可以看作是对上述号召的响应，也体现了作者创作的出发点。动乱结束，光明的前景在向人们招手，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和集体心理下回望过去的苦难经历，悲伤痛苦感大大减轻，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回望过去的苦难，伤痛感是大打折扣的。《记忆》中的描写可以说明当时人们的这种心态。
从作品内容上来看，早期作品中表现的是往昔岁月中的苦难、悲惨的人生经历。反映的是一种愤懑不平的心理宣泄，表现了祖国
在当时动乱中的灾难，表现了生命在特定时期所遭受到的侮辱，也表现了人有特定时期的非人遭遇，这也体现了伤痕文学的历史意义。
在“伤痕”小说的文本中，通过对数年的恩怨是非，人物悲喜命运的讲述，最终印证的就是“革命事业的必然胜利”和“党领导人民在同困难作斗争中的无往不胜”的历史结论。从社会角度来看，伤痕文学是党在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必然产物，它逐步实现了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型，逐步完成了跟文革文学叙事风格的历史性断裂，从而拥有了自我当代文学史的特质及意义。 参考文献：
[1] 周保欣：《沉默的风暴——后当代中国小说苦难叙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 王琼：《“伤痕文学”：作为话语的权力书写》，《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5期。
[3] 张业松：《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
[4] 邓利：《再论伤痕文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
作者简介：于艳华，女，1969—，黑龙江五常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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