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校车安全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如何避免校车事故频频发生？发展校车有哪些模式？值得大家深思。
一 校车不规范是威胁学生安全的重要原因
根据有关调查，社会上对校车的需求很大，具体体现在：在农村，由于学校布局调整，大量撤并校，学生上学路途变远，家长没空接送。一些地方通过建寄宿制学校解决这个问题。但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孩子不适宜住校，而且住校的学生放假回家也需要校车，但校车的供给没有及时跟上。很多校车干脆是私人运营，没有资质，更有甚者用农用三轮车、摩托车接送孩子，很多时候，人多车少的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各种校车超载现象就非常严重。家长即担心，也很无奈，明知这样的车不安全，但是没有正规的校车，只能让孩子冒风险。正规校车缺乏，造成了“黑校车”泛滥，超载等违规行为，给孩子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二 落实政府责任是解决校车问题的核心
对于发展校车，政府责任不可缺位。校车的运营需要多方面的资源，比如通过立法保证校车的路权，还需要制定一系列国家标准等，这些资源只有政府能够提供。加之，校车运营的利润较低，责任重大，更多的是公益服务性质，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吸引力不大。所以，政府应该在校车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制定相关法规，监管日常运营，并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
对于校车的发展，政府应该承担主导责任，积极推动校车工程的实施，为普及校车提供资源，并对日常运营实施严格监管。政府还应推动相关立法，一方面让校车在行驶中享有一定“特权”，尽可能保证学生的安全，另一方面为监管校车运营提供依据。
我国没有专门的校车法，在义务教育法中也没有关于校车的规定，造成监管中无法可依。另外，一些统筹的工作也需要政府各部门互相协调来做，比如设计校车的行驶路线等，这些更加说明政府在
校车安全问题上的重要性。
三 拓展工作思路是解决校车问题的关键
关于校车的运营，目前有政府主导、企业主导、政企合作等多种模式，对于具体的运营，有些地方尝试成立专门的校车公司，或者通过招投标形式把校车运营委托给客运公司；办校车不能是单纯的“慈善工程”，在校车的运营中，政府应该以适当补贴弥补其利润的不足。激发企业办校车、办好校车的积极性，只有从根本上努力，校车的缺乏，校车服务等相关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当然，政府不一定要把购买、运营等具体事务一揽子包办，可以鼓励企业、学校来办校车。但是政府也不能完全不管，要切实做好立法、监管、统筹等工作。
四 各项配套措施跟上是解决校车问题的重点
当前校车安全该由哪个部门管，实践中，教育、公安、交通等各部门都沾边，可是责任没有明确界定，“都能管”可能就变成“都不管”。
很多学校不愿意办校车，主要是怕出了问题负不起责任。有的地方出了校车事故，就仅仅处分校长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这是没有道理的。校车不是教育部门一个部门可以管的事情。校车是政府应该配套的义务教育基础资源，教育部门在其中只能起到一个配合的作用。这个问题需要由政府牵头，由发改委、交通、教育等部门互相配合，共同解决。因此，政府应该尽快把相关立法提上日程，通过立法来明确各方面权责。有了法律依据，校车的安全监管才能在实践中有法可依，公安部门、交通部门、教育部门的职责才能明晰，这样监管才能落到实处。比如说，公安部门要负起车辆和司机资质认证的责任，交通部门要负起交通运行监督的责任，教育部门要配合，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对校车安全进行监督。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安全发展。
所以解决校车问题，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观念问题，是把校车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来考虑的问题。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各项配套措施也应跟上，如专门成立管理机构，推动立法等。如
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搞“一阵风”式的重视，校车安全问题依旧会刻不容缓，学生的生命健康更是无从保障。
最近接二连三的校车事故将人们的视线紧紧地定格在有关校车安全的问题上，已是老生常谈的教育投入和发展的问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然而，与往日不同的是，大家已不仅仅是毫无意义的批判，在悲痛与愤慨之余，人们显然对当前的教育现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在《青年时报》评论版主编翟春阳的博客中，他便开始关注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校车事故都发生在农村孩子身上？农村孩子为什么离学校越来越远？文章掷地有声，发人深省。然而以笔者看来，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校车事故与校车隐患难道只存在于贫困地区与民工子弟学校么？
其实，导致这类问题的原因无非有四。首先是因为人们安全意识的淡薄，笔者曾经到过国内不少大学，发现一到上下学时间，几乎所有学校的校车都是人满为患，乃至于夹杂其中竟喘不过气来。如此校车行驶在城市道路上，我们能说没有事故隐患吗？不仅仅是校车，试看生活中从火车到客车、从短途到公交，哪一个不存在超载现象，只要车上有空地，车下的人们自然争先恐后的上，如此这般，若是哪天真有碰巧，岂能不出事故？
其次，教育部门对校车使用情况的疏忽也是造成校车事故的背后推手，现下大多数校园里的校车数量明显不足，以至于纵使许多人冒着被挤成“鱼片”的风险也很难抢上校车，试想偌大的校园，几千号学生去挤区区一二辆校车，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登车前的拥挤，登车后又随着“大部队”转战千里，不说城市交通，单是校车本身就有安全隐患在里面。况且如今校车，许多都用了十几年甚至更长，还有些是用退役了的客车改装的，状况不容乐观。
抛却前两条显性因素，还有两条隐性因素在里面，这两个隐性因素都属于城市交通的问题。
首先是交通的不便利，这也是翟主编所思考的离学校越来越远的问题。是啊，既然拥挤的校车本身就有问题，为什么搭车的学生们不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呢？其实这是受城市交通制约的，本身没有
收入来源的学生很难选择以另外一种方式既节约又便捷的达到目的地，因此不收费或者收费少许的校车显然是学生们的最佳选择。
再者就是校车的行驶线路问题。大多数校车都和其他客车、货车一样，行驶在城区交通的干道上，这样校车事故的风险就加大了。校车毕竟与其他车辆不同，校车所承载的都是祖国的未来啊，一旦出了事故就不会是小事。有些发达城市允许校车使用公交专用通道或者开辟了专用通道，而一般城市里本来就一条干道，这就成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若想切实的处理好校车问题，学生、学校和政府应该三管齐下。
一方面加大学生的安全意识教育；一方面学校也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最大限额的满足校车的需要；至于政府在城市交通的规划上总是应该要有所表现的。
若能做到如此这般，校车安全或许还真不是个问题
各地屡屡出现校车事故、政府纷纷加大打击力度之后，我们的学生真的会更安全吗？
谁又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在未来，从统计数字上讲，校车事故肯定会减少，但实际的死亡的人数却并不一定会减少。 原因在于，当各地政府纷纷叫停校车的时候，势必逼迫学生采取更加原始的方式去学校。比如校车事故之后，政府不让校车运行，学生家长们不得不开着三轮车，骑着摩托车、自行车把学生送往学校，这样的危险性是高于校车的。 唯一的区别是，以后出现的是零星的交通事故死亡，不是大规模的校车事故死亡。但总的来说，死亡人数可能是增加的。
媒体出于正义积极调查换来的却是更高的死亡率，这看上去颇具讽刺意味，却也很无奈。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恰好反映了政府、媒体、社会三方互动模式的失败。
一方面，政府出了事立即想到的是禁止，不仅自己不做事，还要禁止社会上的力量做事。另一方面，媒体太容易上升到原则的高度，出了事立即从民族大义出发将所有的责任推到政府的身上。
对校车问题的新解读：
实际上，校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在以前没有校车的时代，父母只能自己送孩子上学，费事又不安全，学校正是看到了父母的不便，才会慢慢地提供校车。这样的校车即使有些破烂、拥挤，也比不提供好。
当然有了校车就会出事，这样的事故地方政府可能有责任，但大部分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司机的责任，或者偶发的交通事故等等。如果出了事故，最佳的选择是地方政府不要掩盖事故真相，媒体也不要迅速上升到原则高度怪罪政府工作不力，而是共同找到真正问题的所在，制定具体的措施：第一，要加强司机培训，第二，提升校车优先权，第三，增加财政补贴校车等，更重要的是解决打工者子女随父母上学问题、或者农村减缓并校。
如果有一方不配合，会立即变成对抗而失去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性。敌意会让各自退到一个更保守的立场上，采取最简单粗暴的措施。
现在，我们无奈地看到，几次校车(校船)事故下来，我们的确走向了一个令人绝望的怪圈：地方试图掩盖真相；而媒体在不了解当地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习惯性将事故的责任推向地方政府；在媒体的压力下一刀切出台更严格的校车管制措施，如果条款缺乏可执行性，为了避免麻烦，地方政府非但不解决校车安全，反而开始取缔校车。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且每一次新的校车事故中，地方政府都表现得比前一次更加保守。各地屡屡出现校车事故、政府纷纷加大打击力度之后，我们的学生真的会更安全吗？谁又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在未来，从统计数字上讲，校车事故肯定会减少，但实际的死亡的人数却并不一定会减少。 原因在于，当各地政府纷纷叫停校车的时候，势必逼迫学生采取更加原始的方式去学校。比如校车事故之后，政府不让校车运行，学生家长们不得不开着三轮车，骑着摩托车、自行车把学生送往学校，这样的危险性是高于校车的。 唯一的区别是，以后出现的是零星的交通事故死亡，不是大规模的校车事故死亡。但总的来说，死亡人数可能是增加的。媒体出于正义积极调查换来的却是更高的死亡率，这看上去颇具讽刺意味，却也很无奈。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恰好反映了政府、媒体、社会三方互动模式的失败。
一方面，政府出了事立即想到的是禁止，不仅自己不做事，还要禁止社会上的力量做事。另一方面，媒体太容易上升到原则的高度，出了事立即从民族大义出发将所有的责任推到政府的身上。
对校车问题的新解读：
实际上，校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在以前没有校车的时代，父母只能自己送孩子上学，费事又不安全，学校正是看到了父母的不便，才会慢慢地提供校车。这样的校车即使有些破烂、拥挤，也比不提供好。
当然有了校车就会出事，这样的事故地方政府可能有责任，但大部分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司机的责任，或者偶发的交通事故等等。如果出了事故，最佳的选择是地方政府不要掩盖事故真相，媒体也不要迅速上升到原则高度怪罪政府工作不力，而是共同找到真正问题的所在，制定具体的措施：第一，要加强司机培训，第二，提升校车优先权，第三，增加财政补贴校车等，更重要的是解决打工者子女随父母上学问题、或者农村减缓并校。
如果有一方不配合，会立即变成对抗而失去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性。敌意会让各自退到一个更保守的立场上，采取最简单粗暴的措施。
现在，我们无奈地看到，几次校车(校船)事故下来，我们的确走向了一个令人绝望的怪圈：地方试图掩盖真相；而媒体在不了解当地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习惯性将事故的责任推向地方政府；在媒体的压力下一刀切出台更严格的校车管制措施，如果条款缺乏可执行性，为了避免麻烦，地方政府非但不解决校车安全，反而开始取缔校车。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且每一次新的校车事故中，地方政府都表现得比前一次更加保守。 这个恶性循环使得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社会上少了校车服务，变得更加不安全；政府的信誉大受损失。如何更好的保障学生的安全才是最主要的，政府、媒体、社会三方努力，保护中华民族振兴的希
这个恶性循环使得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社会上少了校车服务，变得更加不安全；政府的信誉大
受损失。如何更好的保障学生的安全才是最主要的，政府、媒体、社会三方努力，保护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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