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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领导智慧和决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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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领导智慧和决策风格

王巍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博士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毛泽东的领导智慧和决策风格。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是我们的开国领袖。他一生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在他晚年的时候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今天我们在毛主席逝世将近40年的时候来看毛泽东同志的一生,他的一生正如邓小平所说,他取得的成绩要远远大于他犯过的错误,他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政治遗产,还将影响中国很长的历史时期。

那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所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他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学者、哲学家,又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军事家。那今天我们主要是从毛泽东一生中身上所体现出的领导智慧以及决策风格来了解毛泽东,来走进毛泽东,来认识毛泽东。

那今天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领导智慧和决策风格;第二,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智慧和决策风格在实际中的具体运用。

一、毛泽东的领导智慧和决策风格

首先,毛泽东的领导智慧和决策风格。那要了解毛泽东的领导智慧,首先要从毛泽东的人生经历开始,毛泽东一生经历了非常多的领导岗位,从“秋收起义”开始一直到建国以后成为我们党的主席一直到达去世,他的一生中,他经历了这样多个领导岗位,在不同的岗位上,毛泽东都体现出他的这样一种领导智慧。

(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内涵

那么,首先我们看,毛泽东他作为这样一个领导,他最重要的标签应该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那“核心”这个词是毛主席自己没有说过自己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核心”这个词是邓小平的概括,邓小平说毛泽东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我们对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毛、刘、周、朱、邓、陈,这六个人的评价中,有五个都是他们共有的。哪五个?第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是革命家,第三是政治家,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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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军事家,第五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但五个是共有的,但毛泽东作为核心,那作为核心就和其他一定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就体现在我们党对毛泽东特有的特殊的评价上。

那这个特殊的评价主要有四点。第一点,无产阶级战略家,“战略家”这个词意义深远,这只用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因为战略是体现他深邃的领导智慧、战略思维和决策判断的能力。所以这是毛泽东独有的,是无产阶级战略家。

第二个评价是近代以来伟大的民族英雄。民族英雄是指涉及到中国和其他民族,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关系。那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起到了领导核心的作用,所以我们称他为近代以来伟大的民族英雄。

第三个,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思想是以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共同凝结而成的,党的历史决议将它称作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我的思想,你的思想,他的思想,这是某一个人思想,但是毛泽东思想,这不等于毛泽东的思想,因为毛泽东的思想里包含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也是毛泽东本身的思想,但它不属于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只是以毛泽东这样一个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和概括的。所以,它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当然,在这样一个全党智慧的结晶的过程中,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当时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创造的创始人,这是第三个定位。

第四个,党、群众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这个评价也是其他领导人所没有的,他是主要缔造者,而其他领导人是主要领导人,他是主要缔造者和领袖。领袖这个概念只用在毛主席一个人身上,他是我们最高的统帅,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最高领导人,所以这四个评价是毛泽东所独有的。

那关于领导核心的问题,邓小平说:“毛泽东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句话是1989年6月16号,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所提出来的,当时,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江泽民同志任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和他们的谈话过程中就提出,他说:“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这明确,提出了领导核心这个问题,他接着说:“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邓小平本身是第二代的核心,因为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他又说:“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这样子才有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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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集体,这样一个关于领导核心的概念是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毛泽东的领导智慧的时候也要从毛泽东他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这样一个领导的地位出发去研究他的智慧和抉择。

(二)重视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

再看毛泽东的领导智慧。他是一位战略家,所谓战略家,战略和策略不一样,策略是针对某一件事,具体的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人,我们讲究策略,策略是属于比较低一级的,那比策略更高一级的是战略,战略是宏观的,是管长远的,是管全局的,所以,毛泽东的领导智慧,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重视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的这样一个重要意义。

如在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有一个讲话,谈到当时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搞的“三线建设”,“大三线”、“小三线”,他说:“打军事仗、政治仗、经济仗要抓大局,搞经济工作也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所以,战略和战术,毛泽东更看重的是战略,战略是统领战术的,战略的方向一旦确定,那才有具体的战术部署。所以他说了,不管是搞军事、政治还是经济,都要具有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

邓小平也曾说过,他说:“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了,问题就好办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战略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他把战略放到这么高的这样一个地位,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深邃的辩证思维、全局思维、长远思维。

那究竟何为战略思维?我们经常讲战略家,那战略和策略到底有哪些本质区别?战略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空间上讲,战略思维是要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个方面的关系,在实践活动中有很多事情是零碎和碎片化的,它是不成体系的,是局部的,我们就要在各种零碎的、细微的、微小的这样一些零碎事件中找到他们的联系和普遍规律,从而形成一种全局性思维。这种全局性的思维用通俗易懂的话说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是讲战略思维,从小处着手讲的是具体的策略和战术,就像打仗一样,要打赢一个敌人,肯定要经历很多次战役,但很多次战役之间一定有其普遍联系的方面,我们要找到它的规律,建立全局性的思维,这是战略思维。在战略思维的指导之下,我们去各个击破每一次不同的战役,这是每一次的策略,把战略和策略结合起来,把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结合起来,这是空间上理解的战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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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时间上讲,要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个阶段的关系。从空间上是各个零碎的整体,从时间上,它也一个前后顺序、先后顺序。那一旦把事物发展的开始和结束构成一个封闭的回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就找到事物的萌芽、事物的发展、事物的兴盛、事物的衰败、事物的灭亡,将它看作整个阶段性的思维。那从阶段上来看,战略思维就体现为发展性的思维,前瞻性思维,要对未来作出预判,作出判断,这是从长远着眼,从眼前的事着手,这讲的是一个时间段,想的是长远的事,那着手的是眼前的事,这是长远和眼前的辩证法,这是战略思维在时间上的体现。

第三个方面,从内容上看,要正确处理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关系。毛主席曾说过,他说:“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这是矛盾的普遍性。那找准了矛盾才能够有效地解决和消除矛盾,所以,在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下,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对抗性思维,即矛盾思维,强调问题,因为有矛盾就有问题,我们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以化解矛盾,以推进矛盾的的解决,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就要在实践中从解决矛盾着眼,从化解矛盾着眼,在化解矛盾中推进事物向更高层次、更高层级去发展,这是从内容上讲。所以,我们从时间、空间、内容,战略思维分别体现为全局性的思维,即宏观思维;长远性思维,即前瞻性思维;对抗性的矛盾思维,即问题意识。所以将它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战略思维。下面来具体看一看毛泽东是怎么样来运用和发展其战略思维的。

首先,战略预见,是一种前瞻思维。这个战略预见主要是着眼于事物和时局的发展前景来决策的,它是一种预测性、预判性的政策,这种判断力一定是见微知著,通过一些细小的,不易为人所发现各察觉的一些动向去判断事物发展未来的一个规律,在风起于青苹之末的时候就预测到其发展趋势,尽早地采取措施。这体现了一个人的预见性。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告诫,“两个未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和不骄不躁的作风。那建国以后,毛主席说,骄傲自满的情绪滋长了,能不能经得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被查处,当时党的意见不统一,有人认为要给予枪毙,有人觉得这两个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了很多功劳,应该保他们一命,毛泽东为这个问题也曾犹豫过,但他最终决定,按照法律,判处两人死刑。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刚刚取得政权,就出现了这样严重的贪污事件,如果不加以惩治,蔓延开,它一定会危急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形象。所以毛泽东是从这样一个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把恶的要素掐死在萌芽的这样一种思维战略来考虑的,所以对刘青山和张子善做了从严治理,从那以后,我们的政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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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维持了好多年的相对比较清廉和清明的这样一种状态。

又如建国以后,因为我们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我们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但我们没有经验,没有先例,怎么办?当时最方便、最便捷的渠道是向苏联学习。向苏联 学习,我们在政治制度,在经济发展模式,在文化、教育等很多方面的制度,我们主要是学习和移植了苏联。

但苏共二十大召开了,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预见到苏联模式不行了,它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和矛盾,所以他当时说:“我们学苏联学了很久,但是我总是感觉心情不舒畅,不愉快。”所以他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再次结合起来。我们在解放前实现了第一次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现在我们要实现第二次结合,要创立中国特色的建设理论,不要去模仿苏联,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当然了,毛泽东这种战略意识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在后边的实践中因为“左”的错误的蔓延,毛泽东这样一种战略的预见没有在实践中得到推行和推广,最终我们走向了“文革”的这样一种历史悲剧。这是战略预见。

再看战略目标。有了战略预见之后,还要制定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是指通过制定目标来凝聚人心,实现领导。没有目标,大家心不知道怎么样凝聚在一块儿,力也不知道往哪儿使。所以必须要站在视野的前头,为未来描绘出一幅大致的轮廓,要告诉大家未来是怎么样的,我们通过努力和奋斗就能够达到那样的标准,这个是战略目标。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如1940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写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革命进行了一个总体的设计,认为中国首先要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就为未来描绘了“两步走”的一个蓝图,一个规划,制定了一个目标。又如在1945年,他在七大上做的《论联合政府》的工作报告,他就规划了抗争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有一个规划,让大家都按照这个规划去实践、去努力、去奋斗。那1949年毛泽东写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就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实行什么样的国体、政体、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描绘了一幅蓝图,这是制定了战略目标。

那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建国以后,毛泽东所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到今天依然有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我们说实现“两个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最核心的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所以大家看毛泽东从这样看,他是跨越历史时空制定了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在今天仍有意义证明他的战略思维的远见性和长远性。刚才讲的是战略预见和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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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战略实施过程之中,出现了问题和矛盾怎么办?那就涉及到战略转变。战略转变主要是思考主要矛盾的变化,在时局转变来临前和出现的时候,从复杂的局面中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那么,在主要矛盾清晰以后提出具体的目标和思路。这是矛盾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在毛泽东的一生之中又多次提出了战略目标的转移。

如在1949年河北西北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解放战争很快要取得胜利了,我们很快要夺取全国政权了,我们的工作重心应当从农村转向城市,所以西北坡是我们党在农村最后的一个农村根据地,西北坡之后就到了北京了,工作重心就由农村转向了城市,这是一个战略转移,他是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我们原来的主要矛盾是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搞游击战、地雷战、地道战,我们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广大的农村,但现在不一样了,主要矛盾变化了,我们要夺取全国政权了,主要力量是要放在工业建设上,这就是要抓住城市,这就实现了一个战略转移。

又如1953年,我们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过程之中,建国已经四年了,毛泽东提出我们应该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所以我们提出了“一化三改造”,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处理好和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我们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转变到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又如1956年党的八大,党的八大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大会提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因为随着“一化三改造”,国内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已经基本被消灭了。我们的工作重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八大的决议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只不过在后来很短的时间内因为党内外的一些事情,指导思想发生了偏差,最终脱离了实际。

有战略的预判、战略的目标、战略的转移,那就要看战略的步骤,第四个是战略的步骤。战略的步骤如果不重视或缺少,就容易出三个问题,第一是走一步看一步,胸中没有章法,走一步看一步,对于个人、小单位而言是可以的,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一定是不会取得太大的成绩的,因为走一步看一步容易变成随波逐流,不能够凝聚人心,容易使革命队伍涣散。

第二是容易超越阶段,总是超越阶段,我们提出超英赶美,中国甚至有人提出中国的一个省要超过欧洲的一个国家,所以这样一些过激、过热、头脑发热的状况,是我们目标超越的阶段,所以不可能实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样一些话语都是一个超越阶段的,过去我们在这个方面吃了很多的亏。

第三个方面,无从下手。找不到实施战略的抓手,不知道工作从哪里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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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步骤之后是找到抓手,用小步推动大战略,用一步一步的小步骤来推动整个的大战略,如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有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事情,是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乒乓球是一个非常小的东西,但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实现小球推动大球,这是毛主席一个非常高超的战略智慧,所以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说,中国提出乒乓球队到美国访问的这样一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所以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4月14日,他说,我宣布结束已经存在20年的中美两国间的贸易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所以从小球这样一个小步骤推动了大战略,中美逐步地建立这样一个外交关系。

又如关于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那个时代虽然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但是第一是他没有抓手,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破解,工业和农业,国防和科技,到底是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从哪里破解,没有抓到。还有一个是没有步骤,没有清晰的战略步骤,我们放哪一年,不像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写的《论持久战》,我们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但建国以后我们发展了现代化,没有清晰的步骤,没有抓手,这个战略目标就推进不快,没有步骤就没有章法,这个目标就容易变大,就变成了一种口号,没有落到具体的工作规划和工作实际中,容易淡化和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纠正了这样一种在战略问题上存在的失误,第一个,我们确立了三个抓手。第一是从科技教育,拨乱反正,开始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恢复高考,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很多高素质的人才,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科技和教育开始,这是邓小平当时任分管科技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从他那时候开始的。第二个是农村改革,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先农村再逐步推广到城市。第三个抓手是我们在沿海地区设立了经济特区,从这几个抓手开始,从小步骤开始来推动大战略,推动整个改革开放,所以,这是三个抓手。在步骤上我们又提出首先从实现温饱,然后实现小康,再到下个世纪,邓小平说下个世纪(21世纪),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有一个步骤,我们就能够按照很清晰的阶段去完成阶段性的任务,这样就由小阶段、小步骤,最终成就整个大的战略,这是大和小的辩证法。

(三)从战略高度作决策的高度自觉

毛泽东除了前述的,他重视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的一些情况之外,他还善于从战略的高度作出决策和自觉。那从战略的高度作出决策这样一种高度自觉就体现在,第一是站在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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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实践的历史自觉,这涉及到历史、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用三个字概括是“见事早”,善于发现事物的萌芽状态,发现事物在刚刚出生的状态,这是历史知觉,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历史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第二个自觉是思想自觉,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做经验,做了很多零碎的工作,很多人可以,但很少有人能够把经验中普遍性的东西,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抽象出来,上升为理论,成为指导我们党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经验和认识的辩证法,所以,通过这样一个思想自觉,我们要找到说服自己,但更要说服别人。第三个自觉是行动自觉,这个行动自觉是把认识落实到实践,有了经验提升出来的理论,也有了历史得来的规律,那把这些东西都落实到行动中,把决策力转化为执行力,首先作出决策,其次落实,关键在落实,落到实处。

我们来看毛泽东具体在实践中是怎么样来落实他从战略高度作出的决策的,我们来看大革命失败,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使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内革命的气息,共产党这样一个力量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和损害。

这时候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应做一些什么,应该抓一点什么,这时候就要找到事物的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党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决定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建议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要有自己的武装,为什么我们在大革命中失败了,受到蒋介石的屠杀?就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武装,没有自己的武装,我们就不能够和他们相抗衡,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武装,所以武装起义,那1927年相继爆发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所以南昌起义是我们党独立拥有武装力量的开始,所以在南昌幼一个八一广场,上面写着“军旗升起的地方”,但是这三次起义都失败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也失败了,怎么办?

到哪儿去?因为这三次起义都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攻打中心城市,攻打特大型城市,要学习苏联的“十月革命”,但中国的国情不同,我们的力量悬殊,敌人的辎重部队,敌人的重兵都放在大城市,那这时候应该到哪儿去?我们失败以后的部队,这时候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到农村去,我们的目标是罗霄山脉中断的井冈山,所以到了井冈山。

到了井冈山以后干的是工农武装格局,干的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到底行不行?毛主席回答得非常干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整个以后,这就是一个战略目标、战略抉择、战略决断、战略转移的一次非常经典的描述,首先抓武装起义,其次到哪儿去,到农村去,第三个根什么,建立农村根据地,搞工农武装割据,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到底行不行?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通过这样一个理论研究,得出了中国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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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这是在危急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用他的战略思维、战略判断挽救了人民军队、挽救了党。这是第三个方面,从战略高度作出决策的这样一种战略自觉。

(四)战略权威演变成为超凡的魅力影响

第四个方面,战略权威演变位超凡魅力的影响。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权威,他推动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这种战略决策反过来又强化了他的领导权威,那领导权威的出现,又增加了他的领袖的魅力,使毛泽东个人成为全党全国所崇拜、所追崇的这样一种对象,那领袖魅力的运用又推动了战略的实施,所以我们中国,毛主席在建国以后,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有最高指示,他能够推动他所想象和设想的一些目标,当然这个目标里面有对有错,所以这样一个战略权威演变为战略的领袖的魅力,最终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导致党内存在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给我们党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后来邓小平曾经这么评价,他说,毛泽东犯过的错误,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所犯下的错误。为什么说毛泽东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的错误?就在于伟大的革命家是一种战略家拥有的战略思维,战略家又强化了他的领导权威,他的领导权威又树立了他的个人魅力,他的个人魅力又导致了个人崇拜,他的个人崇拜又导致个人崇拜在全国的这样一种泛滥,所以这是毛泽东在战略决策,在领导智慧,他所给我们展示的一些基本目标、决断、转移和判断,还有他的影响。

二、毛泽东领导智慧和决策风格的实际运用

第二个部分,毛泽东领导智慧在实际决策中的运用,这个运用我讲一点,毛泽东强调的思想建党和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思想建党的,强调用理论的素养,强调理想信念,这和其他的很多政党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也是毛泽东做思想政治工作,做宣传工作,做统一思想的工作,他给我们带来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前不久**总书记率领军队的高层将领在福建的古田会议的旧址上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那这个古田会议是我们党提出了思想建党原则的一个最初的地方。那当时古田会议召开的背景是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之中,有一部分的红军因为他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有一些不良习惯。他们这些人更愿意游街串巷,走洲过府去打游击,而不愿意留在山里边建设根据地,因为那样子,后者更加辛苦,他厌恶党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不喜欢这些,更愿意接受军官个人的领导和权威,他们愿意回自己的老家,思乡情切,不愿意待在井冈山上,愿意去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而不愿意从更大的战略的高度和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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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去开拓全国性的红色根据地,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单纯的军事观点,就只接受军事长官的领导,也不接受的政治领导,就产生了流寇主义,喜欢游街串巷,产生了极端的民主化,军队不服从党的领导,要强调多数人说了算,要个人的意志凌驾于组织意志之上。

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次惨痛的教训,发展到了极端,红军的红29团,其主体是湖南宜章县的农民,这个29团不愿意回井冈山,而要去赣南,他要求回到家乡宜章县,而另外一个红28团,他不愿意回到井岗山,而要到赣南地区去打游击,这两个团的红军在1928年7月18日擅自离开主力,向湖南南部冒进,结果在这个过程之中遭到敌人的围剿,几乎是全军覆没,这一次我们党史上称之为“八月失败”。那“八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思想上、组织上没有和党保持一致,没有按照党的要求去贯彻党的纪律,而要搞自己的极端民主化,搞单纯的军事管理。

所以在此背景之下,1929年12月28日到29日,红四军的第九次党代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这一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在思想上使党和部队更加统一,也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党不搞成分建党,不搞拉帮结派,不搞同学、老乡这样一些关系,我们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强调思想建党有其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1942年,他提出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所以这一点是很多西方人都非常配合的,所以我们讲掌握一个人,掌握一个群体,掌握一个阶层,最重要的是掌握其理念和思想,思想上能够认同,那就能够跟随。那毛泽东思想建党的原则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

如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们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地推进和发展,就使得社会阶层多元化,思想观念多元化,利益诉求多元化,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党就面临一个问题,面对着一大批涌现出来的私营企业主或民营企业主,我们党究竟和他什么关系?有人说,他们就是资本家,就是以剥削工人为生的,所以我们要消灭他们,我们要防止资产阶级复辟,我们要防止和平演变,要防止我们党的公有制基础的瓦解,他们当然不能加入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你是有产者,而且你是大资产者,还有一些人认为党是否要吸收他们入党,主要要看他是否认同我们党的主张、纲领、路线和理论,如果他们都认同,那我们党就可以吸收他们入党,那这个问题在当时争论得很激烈,当时有一些专家学者就从党的历史上找到了很多思想资源,从而佐证了,为我们现实的一些问题提供一些思想的这样一种论证。

那这个思想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当时毛泽东面临的问题是在那样一种民主革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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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农村的环境下把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因为苏联的党员主要是大城市的工人,而我们有很多绝大多数,因为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水平很低,没有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中国占绝的多数是农民,所以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就提出来,我们主要是从思想上,而不是从成分上建党,如果从成分上,这些农民都不够格,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不是农民阶级,因为农民阶级,我们一般认为他们一般具有软弱性、落后性和妥协性。所以,毛泽东这样一个战略的决策是要转换一个方向,不看其成分,要看其思想,认识是否和我们党一致,所以借助于这样一个思想,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市场经济以来,我们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优秀分子认同党的纲领和主张,愿意加入党的这样一个问题。

毛泽东当年是这样说的,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的决定中,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它应该大量地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我们现在说中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个两个先锋队最早是在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来的,瓦窑堡会议明确说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无论他的阶级出身如何,只要他为党的主张而奋斗,我们都可以同意他加入。

又如这个决议又进一步解释了,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应该使党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具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思想建党的原则,是我们党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最根本、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的提出体现了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战略思维和决策能力,因为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党的党员领导都只能从工人阶级中选拔,那我们党会遭受巨大的损失,甚至我们党早就被敌人所消灭了。

如我们党的六大选举出的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党的政治局委员顾顺章,他们都是纯粹的工人阶级出身,但是后来在革命中堕落腐化,被敌人抓捕以后就成为了叛徒。周恩来甚至说:“向忠发这个党的总书记,他的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这说明如果我们纯粹地搞成分建党,这不利于党的长远发展,思想建党的提出,它是从战略的高度解决了我们党自身的建设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力量来源问题,解决了我们党所代表的群体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要多吸收和学习毛泽东的这样一个领导智慧和决策风格,虽然时代条件不一样,但凝结在他的很多战略抉择过程之中的智慧确是跨越时空,却是永恒的,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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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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