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濒危语言问题的研究进展

JOURNAL OF WENSHAN UNIVERSITY

Vol. 33 No. 2Apr. 2020

国内濒危语言问题的研究进展

杜 浩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我国有120多种语言，其中大部分语言在国家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逐渐衰退甚至消失。自“濒危语言”概念提出以来，语言濒危问题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国内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阶段特征明显；当前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仍然存在如濒危语言概念不清、研究成果利用率不高、缺乏针对性的保护措施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濒危语言；保存；保护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4 - 9200（2020）02 - 0090 - 04

Research Progress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in China

DU H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ore than 120 languages in China, most of which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or even disappearing under the impact of nationwide economic integration. Since the concept of “endangered language” was put forward, linguistic field has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 issue. This paper summarizes researches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briefly reviews their origin and the research process in China, and concludes the problem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as such.

Key words: endangered languages; preservation; protection; measures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语言资源大国，我国有56 个民族，使用着100多种语言和60多种文字，多语言、多文种是我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基本面貌。然而，随着社会现代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正在被排挤，正在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使用，有的甚至已经濒危或临近濒危，使用情况堪忧[1]。据估计，我国的濒危语言大概有30多种，其中就包括畲语、满语、赫哲语、阿侬语、京语等。国内语言濒危问题的出现和扩大化引发国家和社会各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国家于2015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为国内濒危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契机。此外，一些专家学者也逐渐关注和重视国内语言濒危现象及相关问题，加入到对濒危语言的记录存档等工作中。

国内《民族语文》杂志对本次会议作了报道，濒危语言作为一个术语和观念首次进入中国语言学界[2]。2000年10月16日，“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对我国濒危语言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讨论，提出了保存保护我国濒危语言的相关建议，意义重大。这次会议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如濒危语言的定义、划分暂不明确等。实际上，无论国内国外，对濒危语言这一概念的解释始终存在两个大问题：一是濒危语言的标准，二是语言濒危程度的鉴定。

关于如何确定濒危语言标准是濒危语言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大问题[3]。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仍争议不断。戴庆厦（2015）曾提出以“量化的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为依据来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是濒危语言”，还提出构建衡量濒危语言的核心指标和参考指标，把民族感情也作为衡量濒危语言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3-4]这些提法对濒危语言的判定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我国对濒危语言的界定并没

一、国内濒危语言研究概况

（一）濒危语言概念

在1992年第15届国际语言学家代表大会上，中国语言学家首次接触到濒危语言这一概念。会后

收稿日期： 2019 - 09 - 07

作者简介：杜浩，男，四川巴中人，广西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资源与语言产业经济研究。

90

杜 浩：国内濒危语言问题的研究进展

有明确的标准，且不说语言学界外，学界内甚至都有一部分人士以为语言是否濒危主要看它的使用人口的多少，使用人口越少，语言越濒危。以使用人数的多少为标准。然而我们应该明白，在不同的国家，对不同的语言，其濒危语言的标准需以具体情况判定。

语言濒危也有程度之分，或面临濒危威胁，或已极度濒危，但是对于语言濒危的程度，目前也同样没有形成统一的鉴定方法，不同国家或研究者可能有不同的判断的标准。2000年，德国科隆召开的濒危语言大会提出了划分濒危语言的七个等级（De Graaf，2003）[5]这为我国学者识别、判断语言濒危程度提供了理论参考。

（二）我国濒危语言的研究历程

关于濒危语言研究历程，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划分为不同阶段。吴铮、闻静（2006）把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史分为了两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至2006年。[6]徐世璇把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开拓阶段（1992—2003年）、开展阶段（2004—2008年）和深入阶段（2009—至今），认为这是一个逐步兴起到深入的过程。[7]范俊军（2018）认为，我国的濒危语言研究经历了由少数民族语言学家率先开展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并宣传呼吁，逐渐影响语言文化学术界，并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而开展保护行动这样一个渐进过程。他把我国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发展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92 年至 2003 年，是濒危语言研究的启蒙和探索阶段。第二阶段从 2004 年至 2014 年，是繁荣和转向阶段。第三阶段从 2015 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至今，以政府为主导，实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2]邓文彬、王秀英（2017）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出发，把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2000.9）、发展阶段（2000.10—2015.4）、提高阶段（2015.5—），并分别梳理和归纳了各个阶段研究的主要情况和特点。”[8]

以上学者从不同出发点和角度对我国濒危语言研究阶段进行了划分，依据不同，道理各异，却都是对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历程的详细描述。综合前面学者的研究，我们大致可以划分出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92年、2000年、2004年、2015年。在这几个时间节点中，都有我国的濒危语言研究的重大甚至是历史性的标志事件，可看作是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转折点。本文认为，1992年和2015年这两

个时间点十分重要。1992年是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开始，这一年我国语言学家才真正接触到濒危语言概念，在此之后，对濒危语言的研究才受到广泛关注。同时，2015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立。这一工程是政府主导的对我国濒危语言进行的有组织、有系统的语言调查与保护工程，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也参与到各地方言和民族语言使用的调查与研究中，使我国的濒危语言保护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二、濒危语言的研究成果

尽管我国的濒危语言研究存在一些问题，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不乏丰富的期刊论文、优秀的“博论”以及专著等。在此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如戴庆厦、丁石庆、范俊军、李兵、李锦芳、孙宏开、王远新、韦茂繁、徐世璇、赵阿平等等，主持了一系列关于濒危语言研究的课题项目，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文章，完成了濒危语言描写的系列专著。重要专著如《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濒危语言》《西南地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等；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代表成果有两大系列，一是孙宏开主编的《新发现语言丛书》，二是戴庆厦主编的《濒危语言个案研究》及参考语法丛书。这些学者及其研究为我国濒危语言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除此之外，新的学者的加入，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也推动了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相关研究我们可以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总结。

（一）针对具体濒危语言的研究

这类研究涉及到我国少部分濒危语言，其内容大多是通过对某一语言的相关资料的搜集或进行深入调查，对该语言的使用情况进行描述，分析濒危的原因，从而提出保护该濒危语言的一些方法和建议。如濒危语言语料库的研究与构建（王轲、王轩，2018；操镭、尹蔚彬，2018；高欢，2015等），濒危语言的使用现状研究（蔡贺、任雪菲，2018；乌日乌特，何其迪2017；龙海燕，2013等），濒危语言活力研究（丁沾沾，2017；李汶璟，2016；孙宏开，2006等），濒危语言的保护策略研究（段泗英、施璐，2016；申丽娜，2016；李强，2015）。还有一些具体濒危语言的研究，如赵辑以满语保护为例，分析濒危语言保护的政策及其实践过程中不同语言观的表现与作用 [9]；尹蔚彬以拉坞戎语为例，分析其语言系统表现出语音系统变异、词汇系统变异和语法系统简化等特点 [10]；康忠德关于仡佬语“同音借译”式汉借词的研究[11]等等。这些文章探讨了

91

（1992—“硕论”《濒危语言研究》第 33 卷文山学院学报2020年 第 2 期

（2017）通过梳理欧美濒危语言的研究背景、现状及我国濒危语言中存在的问题，丰富了我国关于濒危语言的研究。除了上述文章，石林[12]、寸红彬、汪榕[13]等人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

（二）保护我国濒危语言的举措

关于我国濒危语言的保护问题，学者们给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并且主要从政府角度提出意见。孙宏开（2006）认为国家相关部门，包括民委、语委要对抢救保护濒危语言给予支持。作者提出一些设想，比如通过为弱势语言制订拼音符号、扩大境外母语使用的范围、提倡双语和多语教育、加强母语在各个领域的使用和推广等等方式，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14]肖荣钦（2013）认为在“多元一体”①格局下，我国濒危语言保护应注意扩大其使用场所、注重媒介的推广与宣传、适当的商业化、加强学校教育、建立语言博物馆、设立语言保护基金和颁布语言保护有关的条例等等举措的实行。在“多元一体”格局下，保护濒危语言，关注民族问题。[1]刘祥友（2017）认为，可以将“互联网+”引入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与保护。[15]总体来看，学者们认为加强濒危语言保护的推广与宣传、加强学校教育和相关部门的支持是保护我国濒危语言的有效途径。

（三）濒危语言研究记录与保护的相关建议还有一些学者针对我国濒危语言研究提出重要建议。许鲜明、白碧波（2015）提出，研究我国濒危语言应该注意研究要与社会、人才需求紧密结合；濒危语言的研究记录以及振兴应该由政府、高校、少数民族社区、语言学者甚至语文工作者等各方投入；要积极展开培训教育；加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调查等。[16]蔡贺、任雪菲（2018）认为，面对多数语言逐步消亡这一情况，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资源和技术优势，通过建立多层次语言培训社区、传播多样化的民族文化、提高语言记录的数量与质量、建立区域性语言项目平衡双语教学等方法推动濒危民族语言的培育和保护。[17]这些学者的建议，直指我国当前濒危语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濒危语言的研究与保护有重要启示作用。

（四）国外濒危语言研究给我国语保工程的启示一些学者通过分析国外濒危语言的相关研究，对我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如袁丹、詹芳琼（2017）结合国外濒危语言保护项目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我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应注意加快相关语言资源网站建设，推进我国境内语言（方言）的语言活力评估，发动群众开展保护工作，注重规范，严控质量等。[18]许鲜明、陈勰、白碧波92

特点提出我国语言资源保护过程中的精准识别、确认、记录和建立濒危语言档案十分重要；提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要与语保人才需要紧密结合；提出语言保护的内容应包括语言、语言使用的习惯、特点、场景等等。[19]这些论述有利于我们反思我国当前语言保护工程工作中的不足，相关经验和建议对我国的语言保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

三、讨论

我们很荣幸地看到，在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濒危语言研究及相关语料的保存工作有了重大进展，不少濒危语言还留下了影像记录，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但是，我们仍不能忽视在濒危语言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厘清濒危语言概念，确定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濒危语言划分标准。当前学者对濒危语言的概念仍有争议，划分标准不明确，这可能导致部分濒危语言被“忽略”，错过调查研究及保存保护该语言的最佳时机。因此厘清概念、确定标准有助于进行更加精准、有针对性的研究与保护。

2.提高对研究成果的利用率。对濒危语言的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保存研究成果上，更应该注重对成果的利用。当前对濒危语言研究的成果利用率很低，没有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濒危语言作为一种语言资源，有其独特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等。我们应该在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价值加以开发，如开发濒危语言中的语音、文字资源，濒危语言中的神话故事、小说、历史故事等文化资源。

3.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如前所述，当前我国濒危语言数量众多，各语言的濒危情况也极为复杂，可能表现在使用人口上、使用活力上，也可能表现在其他方面，但目前对这些语言所做的努力只是保存语料和制定一些政策性的保护措施，很少能结合语言实际情况做出保护，造成的后果是，大部分濒危语言的最终保护成效微乎其微。因此，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根据每种濒危语言的实际制定保护措施，针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当然，以上只是当前濒危语言保护过程中的几点思考，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语言保护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位语言使用者的责任。

杜 浩：国内濒危语言问题的研究进展

四、结语

学者道布有言：“濒危语言的消亡，对人类语言使用格局来说，影响微乎其微”“濒危语言走向消亡，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不可逆转的。”[20]濒危语言的消亡对人类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最终能否摆脱消亡的命运，我们不得而知，也暂不去作讨论。但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每一种语言都有记录、研究的学术价值，我们有责任对濒危语言进行调查、记录、描写、分析、研究；对于我们每位语言使用者来说，也有责任去保护、传承这些濒临灭绝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它和博物馆一样具有存储和传承人类文化知识的功能。[21]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濒危语言研究的阵列中来，为我国濒危语言的保存与研究进言献策。近年来，随着濒危语言的研究不断加强，人们对濒危语言的认识逐渐加深，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现象。但是，正如戴庆厦先生所言，伴随着濒危语言研究逐渐深入，濒危语言的复杂性也不断显现，“科学、理智”四个字我们必须要强调。[22]因此，濒危语言的研究还需广大研究者立足于我国实际，去深入、去细化。注释：

① “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在 1988年提出的关于中

华民族大家庭内部56个民族之间关系的民族理论。

参考文献：

[1] 肖荣钦.“多元一体”格局下我国濒危语言的保护与对

策[J].广西民族研究，2013（1）：132-137.

[2] 范俊军.中国的濒危语言保存与保护[J].暨南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8（10）：1-18.

[3] 戴庆厦.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四个认识问题[J].玉溪师范

学院学报，2015（1）：1-4.

[4] 戴庆厦，邓佑玲.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

思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2）：120-125.[5] De Graaf，T. 2003.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UNRSCO AD Hoc Expert Group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on the UNESCO Programme Aimed at the Safeguarding of Endangered Languages，10-12 March，2003，Paris.[6] 吴铮，闻静.近二十年我国濒危语言研究述评[J].长江

学术，2006（3）：52-59.

[7] 徐世璇.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程和前景[J].西北民族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83-90.[8] 邓文彬，王秀英.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史分期及其特

点[J].民族学刊，2017（6）：66-70，119-120.

[9] 赵辑.濒危语言保护政策与实践中的语言观——以“满

语保护”为例的分析[J].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2016（2）：78-91，122-123.

[10]尹蔚彬.从拉坞戎语看濒危语言的特点[J].西北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14-118.[11]康忠德.濒危语言仡佬语“同音借译”式汉借词探

讨[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14-121.

[12]石林.濒临消亡的佯语——贵州毛南族（佯偟人）语言

濒危度调查报告[J].民族论坛，2014（11）：42-46.[13]寸红彬，汪榕.仙岛语——云南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调查

[J].贵州民族研究，2014（6）：162-165.

[14]孙宏开.中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抢救与保护[J].暨南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126-129.[15]刘祥友.“互联网+”背景下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

与传承[J].贵州民族研究，2017（12）：217-220.[16]许鲜明，白碧波.美国语言协作研究研习会及其对我国

濒危语言研究的启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91-94.

[17]蔡贺，任雪菲.从东乡语使用现状看如何利用新媒体优

势保护民族濒危语言[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8（1）：85-87.

[18]袁丹，詹芳琼.国外八大濒危语言保护项目成效、特点

与启示[J].语言战略研究，2017（4）：50-60.

[19]许鲜明，陈勰，白碧波.欧美濒危语言研究及其对中国

语保工作的启示[J].语言学研究，2017（1）：25-33.[20]道布.“抢救（或保护）濒危语言”之我见[J].语言战

略研究，2018（4）：1.

[21]徐世璇.语言中的博物馆和语言博物馆——论濒危语言

典藏和语言博物馆建设[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5（5）：1-6.

[22]戴庆厦.科学理智地深入开展濒危语言保护的研究[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57-60.

（责任编辑 田景春）

93